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公正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拉美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的变革，增强了其经济的总体实力，在一定范围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某些领域推进了社会公正的实现。然而，拉美社会固有的社会不公并没有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完全消失，相反，某些领域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80年代经济危机及拉美国家为摆脱危机而进行的调整加深了社会不公的程度和范围，各国为促进社会公正所作的各种努力也遇到重重阻力。
现代化进程推进了社会公正
鉴于30年代大危机期间的惨痛经历，拉美国家开始致力于改革单一生产和出口的畸形经济结构，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自30年代开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率先以“进口替代”的模式发展本国工业，战后拉美经委会所提出的发展主义经济思想，进一步推进了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到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除一般消费品能基本自给外，部分生产资料也自给有余。尽管“进口替代”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拉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却是不容忽视的。
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之一，是增强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创造了物质条件。
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拉美经济结构的变革。50～70年代，拉美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5%，在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中，1960年制造业比重为21.2%，开始超过农业(17.1%)，而且其中非耐用消费品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间产品、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所占比重不断上升。随着重工业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到70年代末约为60%。在现代化进程推动下，拉美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950～1980年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倍；本世纪中叶拉美人均收入还不足400美元，1980年达1844美元；拉美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5%上升到1980年的7.1%。虽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等于社会公正的实现，但有利于该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
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之二，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公正意识。
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结果，拉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民主思潮崛起并日益深入人心，拉美人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人民公正意识的增强。
(1)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公众公正意识增强的关键因素。
二战后拉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60～1975年间4级教育（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学生人数由3110万增到7650万，年均增长6.2%，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5～24岁人口年均增长率(4.8%)。教育的发展降低了拉美地区的文盲率，1950年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约40%，到80年代初降至20%，有不少国家低于10%。随着初级教育的日益普及和各种非正规职业教育的兴起，拉美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眼界日益开阔，并开始用全新的观点观察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问题，对一些社会弊病和不公正现象及其根源的认识日益深刻，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除这些弊病的重要性，并开始探索消除的途径。
(2)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直接加强了整个社会的公正意识。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工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开始组织起来。1950～1980年拉美工资劳动者由2690万增加到5666万，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美洲国家，雇佣工人在经济自立人口中的比重也达60%。工人阶级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逐渐成为拉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一些国家，工会组织不仅在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有较大实力，而且对政局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力量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不断以和平请愿、罢工和示威等手段，在要求实行“工人参与”、保障工会的民主权利、保障就业、增加工资等方面维护自身的权益。除产业工人外，广大农民对自己的处境日益不满。一些国家的农民公开反对政府的农业政策（如巴拉圭），一些国家出现了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的其他形式的斗争。这表明广大农民的社会公正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增强，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取代封建寡头、相继在拉美国家执政。这些政党执政后，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实行发展民族经济、推进社会经济改革、促进社会正义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自然资源和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在政治上给予民众较多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土改、改善农村贫困农民的处境；从“社会救助”、“公平分配”这类观念出发，推行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提高职工待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各阶层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改善贫困地区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等。尽管这些措施有很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根除拉美严重的社会不公，然而这些改良措施毕竟对改善某些地区、某些阶层中一部分人的处境具有积极作用。即使这些改良计划和措施未能完全实施，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公正意识。
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之三，是在许多方面提高了社会公正的程度。
首先，劳动大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劳工的权利也相继得到确认。自30年代起，拉美各国的当权者为避免因贫富悬殊、阶级严重对立造成社会动荡，在制定政策时通常兼顾工人阶级的利益。拉美国家在法律上相继承认了劳工有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诉讼的权利。许多国家规定保障就业，雇主不得无故任意解雇工人，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劳动安全与健康保护，对女工及残疾工人实行特殊保护等。到60年代，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建立了以养老、疾病和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覆盖了拉美2/3的人口，巴西等几个国家还为失业者提供补助。除此以外，工人还在参与企业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各国工会参加了诸如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劳动安全与卫生委员会、社会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直接对政府和资方的某些决策施加影响。
其次，民族关系有所缓和，印第安人的地位有所改善。美洲印第安人曾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即使在拉美民族国家形成后，印第安人士土地被掠夺，人口遭杀戮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广大印第安人长期居住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当前印第安人尽管仍处于极其贫困状态，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民族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进入本世纪以来，许多拉美国家采取措施，改善印第安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先后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局及类似机构；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印第安人较多的国家，印第安人公社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目前拉美印第安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在政治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印第安人已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获得了选举权，有的国家的印第安人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在经济上，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可从政府得到特殊资助；在文化上，印第安人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国，印第安人可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进行初等教育。随着印第安人文化水平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政党，提出自己的纲领，步入国家的政治生活。
第三，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程度提高。在传统社会制度下，妇女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经过长期斗争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拉美妇女在以下几方面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是拉美早期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目标。经过长期斗争，拉美国家的妇女在30年代后终于逐渐获得了选举权。1929年厄瓜多尔规定男子必须参加选举投票，妇女是否参加可由本人决定。随后，巴西(1932)、委内瑞拉和阿根廷(1947)、智利(1949)、墨西哥(1953)、哥伦比亚(1954)的妇女均获得选举权。到60年代中期，拉美所有国家的妇女均获得该项权利。在一些拉美国家，妇女还进入政府或立法、司法机关，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等国还一度出现女总统。
平等的工作机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加入劳动大军。1970～1980年，拉美妇女社会劳动力年均增长4.7%，而男性社会劳动力只增长2.8%。1980～1990年，妇女在全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由32%上升到38%①。
第四，卫生状况大为改善。许多国家对卫生部门的投资增加，新建医院和诊所增多，各类儿童免疫计划普遍推行，人民的健康状况也大有改善。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及其表现
在看到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拉美社会公正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拉美社会固有的众多不公正现象并没有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完全消失，个别领域的不公正还有所发展。
(1)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不合理，大量贫困阶层没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出现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者集中的趋势，贫困阶层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而富有阶层所占比重增加。1960～1970年，70%的贫困阶层只得到社会总收入的1/4，到70年代末，40%的最贫困阶层只得到社会总收入的8%，而10%的最富有家庭却占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1960～1970年间，拉美最贫困阶层人均收入仅增加2美元，而特权阶层增加了292美元，占人口2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仅增长3.8%，而占人口5%的特权阶层的收入增加了14.1%；两个阶层间的收入差距由1:31变为1:35。在墨西哥，1963～1975年，占人口一半的穷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5%降为13%，而占人口20%的富人所占比重由39.6%增加到60.4%。80年代经济危机后，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在贫困阶层的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占人口5%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和获得的收入却明显增加。
第二，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各职业阶层的平均收入，在大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数，更高于农村地区，这既是拉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也是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60年代中期，在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数高0.3～1.5倍。这几个国家当时人均收入（按1960年价格计算）为300～730美元，而在大城市地区人均收入达600～1375美元。在巴西和墨西哥，当时的人均收入分别为300和570美元，而其主要城市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00和1385美元。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1965年的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数高60%。据拉美经委会的估计，60年代中期，拉美城市自立人口中最贫穷的20%得到社会总收入的5%，而全国自立人口中最贫穷的20%只获得总收入的3.1%。这表明，拉美农村地区劳动者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地区劳动者的收入。
第三，男女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如前所述，现代化进程提高了拉美国家妇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但真正的男女平等并未完全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妇女的工资普遍低于男子，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一些国家的一些部门和地区，女工工资只相当于男工工资的一半，在哥斯达黎加的某些工业部门，女工工资只及男工的1/4。在哥伦比亚，女性自由职业者的工资只及男性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工资的1/5。在墨西哥联邦区，工薪阶层中最低收入者的83%是妇女。除工资低于男性外，妇女也没有获得与她们人数相当的经营管理职位。例如，在阿根廷，70年代初，每百名女劳动者中只有1名担任行政或管理工作。在大部分城市，妇女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部门。
第四，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还表现为不同劳动者集团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具体来说，职员与工人之间，农业工人与工业工人之间，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存在巨大差异。
(2)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失业现象既与拉美工业化现代化的特点有关，也与拉美国家人口增长有关，还与农村贫民向城市地区的无序流动，女工、童工占据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等因素密切相关。
1950年拉美的公开失业率为3.4%，1970年为3.8%，1980年约为4%。拉美地区失业人数由1960年的1800万增到70年代初的2300万②，据工会提供的资料，1980年拉美共有1800多万失业者，另有1600万处于半失业状态。以1980年为例，阿根廷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2.3%，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超过7%；按委内瑞拉官方统计，在420万经济自立人口中，失业者超过60万，而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则宣布有150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智利1980年有经济自立人口370万，工会认为失业波及20%以上的经济自立人口；巴西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7%。
拉美的失业问题更多的表现为就业不足，或曰半失业、隐性失业。这些半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和农业的传统部门。1950年拉美就业不足人口占全部经济自立人口的46.1%，1980约为42%。
此外，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没有解决贫困人口增加这一难题。无论在经济上升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拉美的贫困问题都十分严重，即使在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出现“奇迹”的时候，也没遏制住贫困人口增多的势头。据有关机构的统计，1960～1990年，拉美地区的穷人增加了近1倍。拉美经委会认为，1970年生活贫困的城市居民占拉美城市人口的42%，1980年上升到49%。根据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调查，拉美农村贫困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重居全球之冠。80年代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拉美贫困人口增加问题更加突出③。
(3)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国家，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已在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80年代经济危机与调整对社会公正的冲击
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危机不仅表现为各项经济指标的恶化，而且还表现为对社会公正造成重大冲击。在危机和为克服危机所进行的调整政策的冲击下，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更加严重。
其一，8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受到直接冲击，贫困阶层所受的冲击尤为剧烈。危机加剧了社会不公。
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第1个冲击表现为工资收入降低。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表明，1980～1985年，拉美地区的实际平均工资下降16%，工业部门下降12%，建筑业下降18%，公共部门下降17%。在墨西哥，在社会保障局登记的工人中，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线以下的1982年为13%，1985年上升至38%④。巴西劳工部估计，到1987年6月，巴西的最低工资实际值比1947年下降37%。
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第2个冲击是就业机会明显减少。1980年，拉美城市部门的公开失业率为6.9%，1983年为10.2%，1985年为11.1%。8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的短暂复苏，拉美一些国家的公开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异常缓慢。此外，在危机的冲击下，半失业人口增加，不充分就业现象更为普遍，1980～1989年，拉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年均增长6.7%。由于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没有失业保险，失业半失业劳动者的生活非常困难。
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构成的第3个冲击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战后，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一直居世界之首，80年代这一痼疾更加不可遏制。1985年整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达610%，个别国家达5位数。1990年，该地区通货膨胀率突破4位数。通货膨胀率过高是民众实际工资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第4个冲击是贫困阶层卫生和教育条件恶化。80年代危机爆发后，拉美的教育发展受到限制，教育质量下降。不少国家减少了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1980～1985年，哥斯达黎加平均每年的教育支出比1980年低30%，阿根廷低14.5%，墨西哥低12%，智利低8%⑤；一些国家的失学率有所上升，例如玻利维亚小学生的失学率由1980年的2.2%上升到1983年的8.5%，这表明在经济危机压力下降，教学质量下降，教师工资低，办学条件差，教学设备不足，有的教师为了生存不得不同时兼任2～3门不同的课程。
贫困阶层的健康状况也因经济危机而受到损害。各国政府用于卫生健康的支出在危机期间普遍下降。在拉美15个向美洲开发银行提供健康方面数据的政府中，12个在1980～1981年间削减了预算中整个社会服务的份额。1980～1984年，智利的卫生支出累计削减23.8%，危地马拉为58.3%，多米尼加共和国46.5%，萨尔瓦多32.4%，巴巴多斯21.3%，牙买加18.5%，哥斯达黎加16.5%，洪都拉斯15.2%，阿根廷13.9%，乌拉圭13.4%，玻利维亚1980～1982年累计下降77.7%，苏里南1980～1983年累计下降44.2%⑥。一些国家的某些保健指标恶化。一些国家婴儿死亡率上升，在巴西，由于政府削减卫生开支，儿童免疫计划受到冲击，婴儿死亡率由危机前的66‰增加到危机后的74%；乌拉圭1982年为28‰，1985年上升为32‰。在秘鲁，1979年人均热量摄入量为所要求水平的97‰，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为59克，1985年分别降为85%和50克。一些国家各种传染病呈上升趋势。在秘鲁，1976～1984年间各类传染病增加2倍；8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的霍乱大流行更是搞得人心惶惶，而这些传染病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贫困阶层的百姓。
其二，80年代的危机与调整，使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通过长期斗争赢得的某些权利受到损害。
首先，政府以不同形式限制工会的权利和自由。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以三方契约的形式寻求出路。契约虽然对摆脱危机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劳工的权利和自由做了较大限制。如根据墨西哥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契约》，工会承诺由劳动者作出部分牺牲，同意在一定时期内冻结工资，承诺接受因企业调整或私有化所带来的失业负担；在玻利维亚，工会接受了如下条款：取消企业不得解雇工人的制度，裁减公共部门工人，冻结工资，放开物价。在一些拉美国家，政府通过新劳工法极力限制工人及工会的权利和影响。在厄瓜多尔，新劳工法对工会组织的权利作了限制，规定30人以下的工矿企业不得组织工会（原来为15人），政府有中止罢工的权力；秘鲁的新劳工法减少了职工就业保障条款，扩大了企业主解雇工人的权力；1991年阿根廷通过的劳工法也有类似规定。
其次，工会力量下降。在与政府的较量中，工会越来越处于下风。由于危机和调整，许多国家工会会员人数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在其力量下降的同时，其传统斗争手段也失去昔日的功效。在大量失业半失业人口充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只想保住饭碗，对工会号召的抗议、罢工等表现出冷漠和消极的态度，工会组织的抗议和罢工基本上没有阻止政府有关政策的实施。这表明工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所降低。
第三，在危机过程中，企业主的权力明显增加，最突出的是企业主在解雇工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在工会运动曾十分发达的阿根廷，新劳工法规定企业主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工会已无力在增加工资方面继续施加重要影响。在许多拉美国家，企业主利用工会和劳工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所处的不利地位，利用各种手段逃避劳动法规所确定的企业主的某些责任，极力压低工人工资，劳工法所确认的劳工权利通常难以得到保障。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前景分析
笔者认为，拉美短期内实现社会公正的可能性异常渺茫。
首先，拉美国家对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尚缺乏充分认识。虽然拉美国家领导人日益认清社会不公和贫困的危害性，然而却极少有人对不公正或贫困的根源有深刻认识。在谈到社会不公和贫困问题时，许多人将其根源归于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有严重失业现象，有许多儿童营养不良，许多居民缺少住房等。其实这些都不是产生社会不公和贫困的根源，而只是其外在表现。要消除贫困现象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首先认清其产生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否则社会不公和贫困问题仍不会得到解决。
其次，拉美国家目前所采取的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措施有很大局限性。鉴于社会不公及社会贫困对拉美社会的危害日益明显，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力争缓解社会不公造成的冲击。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等国相继出台一些计划、政策或措施，尽管这些计划各有侧重，内容广泛，但归纳起来，其内容不外乎以下几点：(1)实行一些福利性措施，“加速实施社会福利投资”，“增加社会救济”，扩大各类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退体金、抚恤金等；(2)实施扶贫计划，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为贫困地区建一些基础设施（学校、医院、自来水等），为居民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3)放慢经济改革步代，缓解改革对贫困阶层的冲击。拉美许多国家促进社会公正的计划和措施是在社会局势和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出台的，多是些短期的、临时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长久坚持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多数国家的措施和计划很少涉及农业和农村问题，而拉美的贫困人口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农村，如果农村的贫困和不公正问题得不到缓解，大批农村贫民就会继续涌入城市，从而给城市的贫困和不公正问题造成巨大压力。
目前，许多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谈公正问题。然而从历史上看，拉美不少政治家通常把实现社会公正、消除贫困、扩大福利等作为稳定自己地位和争取选民支持的手段，几乎所有总统在竞选和就职时都把消除贫困、实现公正作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然而一旦其地位得到巩固，这些纲领和口号或被置于脑后，或得不到真正实施，到该领导人任职期满时，社会不公现象依然如故。
第三，要真正消除贫困现象，实现社会公正，不是几条措施、几个计划就能够奏效的，而是需要进行综合治理。需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可为社会公正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需要把公正与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公平增长；需要改革传统的分配模式，重新调整各集团的利益关系，实行对贫困阶层相对有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需要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所有这些均可谓是实现社会公正、消除贫困的前提条件。从拉美国家的现实来看，多数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具备上述条件。
注释：
①里卡多·因方特、埃米利奥·克莱因：《1950～1990上拉美的劳务市场》，载《拉美经委会评论》第45期。
②罗伯特·E·斯科特编：《拉美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③联合国拉美经委会：《90年代初拉美贫困概况》，圣地亚哥1992年12月英文版，第3页。
④⑤杰克·罗肯迪：《成百万美元的飘荡》，山西经济出版社，第104、123、119页。
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类面临的调整》第1卷，转引自《成百万美元的飘荡》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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