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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4-011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20
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发端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最近10年中，有3个重要的理论进展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是：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和低碳经济概念。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其实有着十分密切的理论联系。
1 地球系统观：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催生可持续性科学
1.1 从“人类圈”到“人类世”概念的演进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地球系统观源自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圈-生物圈(Geo-Biosphere)的研究。通过运用理论分析、实地测量、卫星遥感以及对生态系统、大气和海洋的模拟模型等手段，科学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由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联系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即所谓地球系统(Earth System)。地球系统中各部分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具有突出的复杂性特征。地球系统不仅是空间上有界的，而且其对人类的资源供应能力也是有限的。地球系统固然具有“大地女神假说(Gaia)”所描述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耗散性(dissipative structure)、自调节(self-regulation)和自恢复(resilience)的能力，但它终究是一个脆弱的星球，当自然或人为胁迫过于强烈之时，地球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就可能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这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比比皆是，不仅有恩格斯所谈到的古代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景观改变和文明的衰落，更有今日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森林破坏、沙漠扩张、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尽管这些变化的方向是可以预知的，但变化的方式和机制往往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等非线性特征。
早在1920年代，苏联的地球化学家韦尔纳茨基(Vernadsky)就注意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为影响地球表层地质变化的巨大力量，而自然界生物圈正逐渐变为人为作用下的人类圈(noosphere)。在韦尔纳茨基看来，人类圈正是自然生物圈演变的新阶段。韦尔纳茨基曾经激动地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光明的地质时期。通过劳动以及对生命的自觉意识，人类正在改变着地球表层的生命区间，即生物圈。人类正将地球表层推向一个新的地质阶段：由于劳动和自觉意识，生物圈进入了向人类圈过渡的过程[1-2]。”在这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活动不仅加速了地质过程，而且改变着地貌的结构。对于这个新的地质时期，韦尔纳茨基并没有给予命名，而是在其80年之后，进入新千年之际，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的大气化学家Paul Crutzen将其命名为继全新世(Holocene)之后的新世代——“人类世(Anthropocene)”[3]。
“人类世”的命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判断，标志着地球系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及人类对人地关系的新的认识。Crutzen所命名的人类世始于18世纪后期，其标志是大气中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浓度开始显著上升。由于对固定在极地冰核中的气体分析可以精确地确定不同年代大气成分及其浓度，因此，对人类世的发端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个时间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及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同时，也正是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开始。英国地质学会地层学专业委员会21位科学家根据Crutzen对人类世的划分标准，对18世纪末以来的地球表层开展了地层学研究，发现来自全球的数据表明工业革命之后地球表层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显区别于全新世时期的特征。这一研究为人类世的划分提供了地层学的数据支持[4]。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提高，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地球表层的变化，3大变化中包含了自然界的改变也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巨变，反映出的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但对这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的判断绝非易事，一直到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才基本明确地宣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很可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5]。须知，人类这个在众多生物当中的一个物种，其生物的个体最多时不过区区几十亿，却在短短200多年之间成为影响地球的地质力量，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地质现象。这种地球系统观，特别是人类圈和人类世等科学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震撼了人们对自身、对其生存环境——地球的认识。这种思维的角度所带来的震撼力，令人联想起毛主席的诗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另外，一首《念奴娇·昆仑》更是体现出人类改造自然、再造世界的遐想、雄心和壮志，请看“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6]。”然而，这毕竟只是“诗言志”，而“人类圈”和“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具有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卡尔森《寂静的春天》只是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破坏的现象，8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用模型的模拟警告人们沿袭传统的模式的增长将带来灾难，《我们共同的未来》揭示了人类活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如今地球系统观将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扩展到一个全新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因此，认识也更为深刻。
1.2 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与可持续性科学
另一位研究地球系统科学的德国科学家Schellnhuber将人类对地球系统全新的认识称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7]。他认为，第一次哥白尼革命，是通过科学的进步获得了正确的地球观——摆正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正确位置，从而端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启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纪元。而今，将科学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人类居住的这颗太阳系中、也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地研究这个星球的结构、功能和变化，以及人与地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标志着第二次哥白尼革命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经历了30多年关注外太空的探索之后，终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启动了地球探索计划(Mission to Planet Earth)。这项计划对于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的地球系统观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第二场革命与第一场革命相辅相成，它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颗被我们称为地球系统的星球，它是一个具有唯一性、复杂性、耗散性的远离非平衡态的动态系统。自此，人类将开启另一个全新的纪元，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也将应运而生。Schellnhuber(1999)对于新的科学研究内容做了简要的阐述，但并没有为那门新的科学命名，而是他的同行们——另外一批研究地球系统和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家为此确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可持续性科学。
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中，这群从不同分支学科视角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家庄严宣告了一个崭新学科——可持续性科学的诞生[8]。他们宣称：可持续性科学作为一个旨在理解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基本特征的全新的学科领域即将出现。这种理解必须包括全球过程与特定地区和部门中的生态和社会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持续性科学试图解释区域的特征，意味着相关研究必须整合从局部到全球的各种空间尺度上的关键过程。它同时要求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能力以研究复杂的自组织系统行为和自然—社会系统应对多重交互胁迫的反应。此外，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求知和学习方式有助于社会上不同人之间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即便是在不确定和信息限制的背景下。
可持续性科学提出了6大核心问题，它们分别是：
(1)如何将自然与社会间的动态关系整合在地球系统、人类发展和持续性的整体模型和概念之中？
(2)环境与发展的宏观趋势如何改变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3)决定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因素有那些？
(4)能否定义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退化风险预警指标和标志？
(5)何种激励体系能有效促进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
(6)如何整合、发展现有的运行机制使其向着持续发展方向过渡？
自此，可持续发展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备受学术界瞩目的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
1.3 地球系统科学中的希尔伯特计划
在这篇宣言式论文发表的2001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的全球分析、整合与建模(GAIM)项目，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试图整理出地球系统研究中必须予以深入探讨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研究问题。这个灵感来自于20世纪初数学领域中哥廷根学派的领军人希尔伯特对于当时数学研究的洞察、总结和预见。当时，希尔伯特提出了数学领域中需要研究的23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几代数学家、整整1个世纪的数学研究制定了议程。1个世纪之后，在距离哥廷根300 km的波茨坦，一群地球系统科学家开始了他们称之为“希尔伯特计划”的工作。通过极具现代特征的通讯手段(电子邮件)和研究方式(团队研究)，他们同样归纳了23个问题，并且把这23个问题分为4类[9,10,11]。
第1类是分析性问题，包括8个具体问题：
(1)以运行和演变的观点来看，关键的生态圈组成部分(vital ecosphere organs)有哪些？
(2)地球系统中主要的动态格局、内在关联(teleconnections)和反馈环路有哪些？
(3)地球系统中关键的功能机关(如阈值、瓶颈和开关)有哪些？
(4)什么是地球系统自然变异的特征机制(regimes)和时间尺度？
(5)在地球系统整体层面，重要的人类活动干扰机制(disturbance regimes)和扰动类型(teleperturbations)有哪些？
(6)能够被人类活动所改变的关键的生态圈组成部分和功能机关有哪些？
(7)全球变化背景下，哪些是最为脆弱的地区？
(8)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如何处理突发和极端事件？
第2类问题是操作性问题，包括6个具体问题：
(1)根据什么原理构建“宏观视镜(macroscope)”，使其过滤掉不必要的细节，而只保留系统整体特征部分？
(2)地球系统模型应该体现何等复杂性和分辨率？
(3)是否可以将地球系统描述为不同部分和地区相互之间微弱耦合的结构，并以在这些组分的基础上真实再现地球系统的运行机制？
(4)对于产生、处理、整合地球系统数据最为有效的全球策略是什么？
(5)分析并可能预测非常事件的最佳技术有哪些？
(6)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适宜的方法有哪些？
第3类问题是规范性问题，包括5个具体问题：
(1)区分可持续与不可持续未来的普适性指标和原则是什么？
(2)地球的承载力有多大？
(3)自然与人类协同演化中可达但不可承受的范围是什么？
(4)现代社会要求什么样的“大自然”？
(5)全球环境治理应遵循何种平等原则？
第4类问题是战略性问题，包括4个具体问题：
(1)适应和减缓全球变化措施的最佳组合是什么？
(2)地球表层自然保护区与人类管理区的最优构成是什么？
(3)大地工程和基因工程的选项空间和注意事项是什么？
(4)关于全球环境与发展的高效率并高效能的制度体系的结构是什么？
这23个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伦理学等广泛领域，但其特征是强调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正如可持续性科学的倡导者们所倡议的那样，在地球系统层面上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确不能指望传统的学科分割方式。比较这23个问题，可以看到其与可持续科学的6大核心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6大问题的展开。对23个问题分为4种类型的做法，有助于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有人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在这个意义上，GAIM项目的“希尔伯特计划”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建立了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基础。
2 生态文明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伦理和战略
2.1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过去10年中，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另一重要创新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2]。”“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生态文明思想虽说是针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但文明的变迁却具有普遍意义。单纯靠技术进步、市场手段和政策措施无法改变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而需要建设一个全新形态的文明来应对面前的挑战。“十七大”报告精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最大的成果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环境的代价过高。这既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突出现象，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换言之，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于经济增长高速度和资源环境高代价。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有3个显著特征：一是高生产率，表现为单位时间内生产出较多的产品；二是工业文明的“正反馈”效应，即无休止的扩大再生产；三是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对财富占有和消费的无止境追求。人类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并不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而是随着工业文明发展逐渐被激发出来。工业文明的这3个特征决定了人对自然的高速度、无止境的索取，其结果必然是带来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尖锐指出：“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通过工业化实现了这一控制，对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破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毁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事实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终于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集中爆发，并将影响深远。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沙漠化加剧等跨国家、跨地区的大范围生态和环境灾难正在威胁着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的生计和生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人类自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环境变化、气候变暖等本身就是地球生物圈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响应。我们现在面临的气候变暖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工业化活动所造成的。这就是工业文明对于生物圈的影响。对人类在工业文明之下对生物圈的破坏的这些认识与维尔纳茨基的人类圈的概念是相一致的。从Crutzen的人类世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的开始恰好就是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的开端，因为两者都是以工业革命的诞生为标志。但是，人类世并不会也不应随着工业文明的衰落而结束。取代工业文明的应该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式。
其实，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下探讨新的文明形式由来已久。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就曾呼吁人类文明新阶段，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著文《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理论的思考》[14]。此外，汤因比(2001)对文明的定义是基于巴格比(Bagby)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巴格比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成员的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但那些原本是明显遗传下来的规则不算文化”。汤因比认为文明(Civilization)：“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特定文化或特定文化阶段[13]。”因此，文明有产生、发展、兴盛、衰微的过程。在面临时代挑战之时，一个文明必然以不同的形式和机制应对。目前工业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到极致，并对全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前期同样面临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困扰，但凭借其经济优势、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纷纷成功地将资源和环境问题转嫁给欠发达的穷国。中国众多的人口、人均资源短缺以及后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沿袭工业文明不可持续发展的老路，也不可能靠转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危机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就是要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2.2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基础与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基础是生态学。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学习并模仿生态系统的特征和智慧。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消费和分解过程的完美结合，它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太阳的光能，从而支撑植物生长；食草动物从植物中获得能量，而食肉动物又从食草动物身上进一步获取能量，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能量转化和生物质生产和积累的链条，类似于制造业中的生产线。生态系统同时又是一种消费系统和分解系统。生物质从一个营养级到下一个营养级次第消费，最终又被微生物分解。在这种复杂的生产、消费和分解生物营养级和网络中，各种营养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物种、生态系统和基因的多样性得到充分体现，对生态系统周边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因此，在自然状态下，生态系统对资源利用效率很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物尽其用，没有多余的物质或没有我们经济系统中所谓的“废物”。资源利用效率高并不意味着生产率高，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生产并积累的物质的量。生态系统充分利用了各种资源，包括光、热、水、土壤、矿物质等等，但并不追求单位时间之内生产出的干物质的量或生物个体的数量。生态系统的第二个特征是稳定性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生态系统自己能够保持自身的自我调节功能。同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力强，即使在受到了干扰之后，也能够恢复到它原来的状况。此外，生态系统除了能够稳定自身内部的小环境之外，对外在的环境能够起到一种调节和稳定的作用[15]。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学习生态系统的智慧，建设一种具有资源利用率高、稳定性强、物种多样性丰富、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处、对自身环境和外部环境起到稳定作用的生产系统、消费系统和分解再循环系统。
生态文明主要表现在和谐共处、循环再生、物尽其用、负反馈调节和节俭知足5个方面。生态文明首先表现在和谐共处。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以及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原先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在物质上、信息上、资金上、人口上、能源上形成了紧密的集中与联系，所以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共处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之下实现和谐共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就全世界而言，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意味着人类进入城市化阶段，并要面临如此高密度的人口、资源和信息，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在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世界，如何和谐共处就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其次，生态文明表现在物质循环再生。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要求。在一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循环利用值得提倡。它实际上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节俭，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生态伦理和行为模式。在消费领域如此，在生产领域亦然。美国的工业生态学、产业生命周期设计、德国的生产过程中原料循环利用、日本的循环型社会等都是生态文明物质循环再生原则的体现。第三，生态文明强调物尽其用。在生态系统中，浪费很少出现。但是在人类的系统中，浪费比比皆是。这种情形就是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不符合生态文明的原则。第四，生态文明还强调了在经济系统中要有负反馈的调节机制。所谓负反馈调节机制实质是自我纠偏机制。经济发展过热、建设项目投资居高不下、重化工项目重复上马，各有其具体原因，但从系统控制论角度看，无非是中央-地方博弈中政治、经济、社会相互作用中反馈机制作祟。我国社会需要建立一系列可导向系统稳定的负反馈调节机制，而生态系统正是自然界中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典范，值得学习和借鉴。第五，生态文明还表现在对物质追求的自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究竟应不应该有一个度？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上往往假定所有的需求都合情合理，都应该满足。但究竟是否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什么情况下需求才是足够的？近年来兴起的需求侧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DSM)正是生态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发展首先要满足的是需要(need)，而不是欲求(want)[16]。
生态文明思想既要求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上的转变，又强调思想观念和伦理价值变革。它所呼唤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观、社会观、自然观和道德观，一句话，是一种新的、科学的发展观、生活观和世界观。在生态文明思想下，发展不再是以物为目的，而是以人为本；对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让位于对质量和需求的满足；生活的品质不再是以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以人的幸福满足与否为测定指标；世界发展的目标是和谐的社会和和谐的世界，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文明思想下这些观念的转变是与地球系统观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地球的唯一性(“只有一个地球”)、脆弱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更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之重要性。善待地球、善待环境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人类及其子孙后代。这正是生态文明思想在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贡献。
3 低碳经济概念：地球系统观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低碳经济成为可持续发展规划中一个十分热门的概念。“百度百科”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个定义尽管罗嗦，但包含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并指出了低碳经济中技术、产业、制度和观念4个层面。狭义地说，低碳经济是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所谓低碳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节能，即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节约使用能源，特别是碳基能源。节能自然涉及提高能效，但仅仅靠提高能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减少总的能源需求。二是要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的碳密度，即单位能源中碳的含量[17,18]。
低碳经济概念最初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甚至企业界的响应。200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以及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规划了美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和具体措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AB-32》法案更在州一级制定了低碳经济发展规划。迄今，已有多个国家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例如英国的《低碳增长行动计划》、墨西哥的《低碳增长规划》。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低碳绿色增长发展战略》，2009年7月初发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5年计划》，制订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成立了推进和落实绿色增长战略的组织机构，由直属于总统的“低碳绿色增长委员会”统领该项计划。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峰会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在今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更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中国清华大学成立了低碳能源实验室、低碳经济研究院和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神华集团成立了北京低碳经济研究院。目前，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低碳发展成为中美、中欧和中日合作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在各国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中包含了多重目标，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和增加就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紧缺的资源。目前，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各国共同努力避免或至少延缓人类共同的灾难；另一方面，尽量争取各自的排放空间，或曰经济发展空间。而在国内，及早动手，发展低碳经济才是从根本上切断过去200多年工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紧密关联，使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不再以化石能的燃烧来实现。可见，低碳经济战略不仅是基于以全球为思考起点的地球系统观，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的动力基础，使其转向新的、清洁、高效非碳基能源。可以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就是要在现实中以地球系统观为基础，将生态文明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努力。在中国，低碳发展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低碳发展特别关注低碳化的过程，而不是西方所强调的一个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或单位GDP碳排放量。经济的低碳化过程实质上是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减少的过程；一个国家低碳化速率越高，表明这个国家低碳发展进程越快、低碳发展政策的成效越显著。低碳发展既关注生产领域的低碳化，即单位GDP碳排放下降，同时也关注消费领域的低碳化，即人均碳排放量的降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低碳发展的潜力在生产领域，而西方努力的方向在于消费领域。实现低碳经济需要技术创新、管理运行、产业结构、制度建设和观念转变五个方面的综合努力，这一点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的内容和途径也是相一致的。
4 结语
《我们共同的未来》曾指出：世界所面临的不是彼此孤立的危机，环境、发展和能源的危机是三位一体的[19]。三者间的密切关联不仅反映在逻辑上，更是反映在历史中：3个危机都与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有着不解之缘。工业化以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为特征，自此，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逐步引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量开发利用化石能源的结果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显著提高，人类成为影响地球表层结构和功能的巨大的地质力量，并从而开启了“人类世”这个地质时期的新纪元，局部的、区域的乃至全球的环境受到威胁而严重退化。这个相互关联的危机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同时也让我们提出创建可持续性科学以更好地理解在“人类世”阶段生态圈和人类圈中的结构、功能和演化，提出建设新的文明形态以扬弃旧有的文明，以对人类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探讨解决危机的低碳发展方式，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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