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歌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了，舒婷的出现预示着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诗歌创作更是呈现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其中尤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以其对女性深层心理的开掘及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在诗坛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诗歌给人的观感有所变化，一来是读者对某些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白色彩的作品已经适应，见怪不怪；二来是女诗人们面对世纪之交的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调整了写作策略，性别对抗的姿态有所放松，关注的疆域有所拓展，对女性自身的探寻有所深化。表现在创作上，思绪由浮泛转为深沉，情感由激烈转为平和，风格由张扬转为内敛，从而使女性诗歌写作出现了新的转型。
90年代以来，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在娱乐传媒和商业广告中，女性意象及其性征不断被转换成商品化的符码。舒婷在80年代初所描绘的惠安女子最终成为供男人欣赏的“封面和插图中”的一道“风景”的命运，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愈演愈烈。这种让女人与金钱互相转化的“性炒作”，使女性身份进一步性消费化，女性的地位在“解放”的虚名下日渐沉沦。多年来所呼唤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依然仅停留在少数女性精英之中。在这样一种新的视野下回望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我们一方面为这些诗人的艺术勇气而深深感佩，另一方面也确实感到了激烈的性别对抗、尖锐的女性意识的呼唤，在庞大的社会机器与滚滚的商潮面前是那样的苍白无力。90年代女性诗歌的转型，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展开的。
90年代女性诗歌的引人注目之处，首先在于诗人们调整了女性写作立场，与商业社会中女性身份消费化的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抗。女性诗歌是觉醒了的中国女性在艺术领域对男权传统的挑战，对自我价值的确认。90年代的女性诗人，坚持了独立的女性写作立场，却没有沿着翟永明等人的“黑色系列”路子走下去。其实后来的翟永明对她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创作路数也已作了调整，她在写于1995年的《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一文中指出：“必须承认当代‘女性诗歌’尚未完全进入成熟阶段，1986年至1988年‘女性诗歌’有过短暂的绚丽阶段，同时也充斥了喧嚣与混乱”。她提出了新的写作策略：“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进入90年代，女性诗人大多对自身进行了重新审视，淡化了前一阶段某些女诗人的“自赏”、“自炫”色彩，却以一种更坚定的姿态，对商业社会中长期来将女性置于被欣赏地位的“男权文化”予以自觉的抗拒。张烨在《坚守一种精神》中宣称：“我能够不背转身／顶着烈日一直望着你／直望得天空的嘴唇／千里光秃皴裂的黄土地／吸干我的水分／光束穿透肺腑，灵魂生痛／一生一世，永远干渴”。吕新在《独白》中坦承：“岁月的潮水把我冲刷成浑圆的石子／伏倒在命运的浅滩上／我一边完善自己一边趋于毁灭／纵然世上有无数条坦途／我的灵魂也注定在黑夜里／漂——泊——”这是女诗人用自我言说的“独白”进行的沉思，以维系女性的精神存在。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根本上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渴望交流的同时也拒绝着交流，更拒绝着外界对自我的强行介入，不论这外界来自于同性还是异性，只要自我没有因融合而丧失，它必然地要排斥异己力量的侵入。中国女性诗人不是一般的职业女性，她们的精神空间更为广阔。她们不愿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中丧失自己的个性，丧失女性丰富的感受力，不甘于按照套路、规范、旧有的模式去生活，诗便是她们构建女性的精神空间的最好形式。
走向世俗，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是90年代的女性诗歌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蓝蓝有一首诗，题为《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
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接受并爱上它肮脏的街道／它每日的平淡和争吵／让我弯腰时撞见／墙根下的几棵青草／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
生活就是生活／就是甜苹果曾是的黑色肥料／活着，哭泣和爱／就是这个——／深深弯下的身躯
比起小女子的青春浪漫，这是一种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它的特点不在于表现对现实的无奈，更在于在这种无奈中去寻找美妙的诗意。这其实也成了90年代许多女诗人的选择。像路也的《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傅天琳的《早餐》、林珂的《酒这东西》、海男的《翻开今日的报纸》等，光从题目就可看出，这些诗涉及的全是日常俗事，但诗人写来却往往俗中见雅，小中见大。
平庸的生活，对女人来说，主要是指家庭主妇的生活。一个女人除了事业之外，刷锅洗碗，生儿育女之类的平常生活，同样有令人向往之处。理家，也需要付出心血，需要才华和能力。一个出色的家庭妇女，同样可以挺起腰板来夸耀于人，因为她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家”，一个不仅可以遮风蔽雨，充饥解乏，而且可以收容心灵的地方。王小妮有一首《白纸的内部》，便是以家庭主妇口吻的自述：“一日三餐／理着温顺的菜心／我的手／漂浮在半透明的白瓷盆里。／在我的气息悠远之际／白色的米／被煮成了白色的饭。”不过，若是以为这便是诗人生活意义的全部，那也未能真正理解我们的诗人：“不为了什么／只是活着。／像随手打开一缕自来水。／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有我试到了／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火”。诗人毕竟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在家庭生活的平庸的后面，有一颗燃烧的诗心。
9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有挑战性意义的女性诗人，在她们的作品中显示了一种新的女性理想。这些诗人的作品，和80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不同，她们展示了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姿态。这方面李小雨、张烨等都有可称道之处。90年代的李小雨保持了女性诗人温柔的基调，但在表现对现实、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上，却有着相当的深度。早些年，她的《陶罐》、《永远的鱼纹》等诗作，力图在远古文化遗迹中寻找女性之根，展示了对原始母性的礼赞。她的《关于诗》则是在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前一个诗人的抗争，它出自一个女诗人的笔下，传达的捍卫人类精神家园的理想却是整个精英文化界共有的。张烨在90年AI写作出了长诗《鬼男》，在瑰奇的、凄美的爱情历险中，诗人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超越，而《世纪之屠》、《奥斯威辛之歌》则显示了诗人的目光已投向了一个“更高更远的境界”。
说到这里，我们就自然涉及到90年代女性诗歌呈现的某些超性别特征了。应当说，新时期的女性诗歌是以女性角色意识的强化开始的，这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然而诗就是诗，它的最高层面是超越男性或女性的性别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都有着相似的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不安，相似的对求解人生之谜的渴望。男性与女性之间有其对立的一面，尤其是强调男性权威的宗法社会更加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忽视这点是不对的。但男性与女性之间向来就有互补与协调的一面，有作为人类的整体的统一的一面，忽视这点也同样不对。一般说来，男性诗人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远不如女性诗人敏感，男性诗人，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写起诗来很自然地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真正成熟的女性诗人亦应如此，她们应该有鲜明的女性角色意识，但又要超越这种意识。只有当她们也像伟大的男性诗人那样，不仅是着眼于性别，而且是着眼于全人类而讲话的时候，她们才取得了在真正意义上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资格，才在写作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换句话说，真正女性诗歌所提供的都应是女性自身的和人类的双重信息，女性诗歌既是女性的，更是全人类的。因此，过分意识到自己是女诗人未必好，不要把女性的特殊性和人的共同性对立起来。性别意识的淡化应该是女性文学的一种进步。女人和男人应去关注民族、国家、社会，关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女性诗人的写作，如果和某些男作家一样，表现出很大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都是一种写作的失败。所幸的是，90年代的女性诗歌，所关注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视野。性别对抗不再成为烛照女性命运的主要文化背景，而是更多地表现人类的生存的大背景。翟永明的《壁虎和我》，充满了对“壁虎”的深刻悲悯：“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各自的痛苦／你梦幻中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这里是在借壁虎，传达诗人对自我与世界这一普遍的哲学命题的思考。诗人孙悦则忧心忡忡地注视着现代城市的生存环境：“置身于无数的腿和浅蓝色的废气之中／一种窒息的感觉包围着你／一种放浪的笑声尾随着你”，“除非你整天呆在家里／除非你将自己变成一只古老的蜥蜴”（《遍地激流》）。诗人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喧嚣的城市生活给自己的感觉与印象，而且营建了森冷可怖的意象空间强化这种印象：“没有想到今夜会宿在这儿／宿在这四面岩石的山里／……狼的眼睛在不远处／绿成一片幽幽的梦／欲望和恐惧／从四面八方向我压来／将我压成一个肉球／巨大的黑幕阻止我呻吟”（《欲望和恐惧》）。诗人直面生存环境造成的内在生命的困顿，所展示的现代城市人的焦虑与困窘，既是女性所能感触的，也是男性所能感触的，因而是超越性别的。
以上粗略勾勒的90年代女性诗歌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面对多种选择时女性自我探寻与实现的深入，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与心灵的探险。回顾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发展，大致呈现出由女性意识的自觉，到女性意识的强化，再到女性意识的超越这样一个轨迹。这是否暗示我们，新的世纪的女性诗歌也许会沿着这条轨迹螺旋形上升？
（2000年1月24日，北京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