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建设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实力论文,文化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软实力”概念辨析
“软实力”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一个概念。在其提出的语境上而言，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发展战略与策略概念、国际关系概念、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思维的定位性概念。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硬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主要属于物质层面的实力，软实力则主要指一个国家共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蕴含在其一切物质产品中，也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文化形态等而存在。软实力应同硬实力联合发生作用，二者共同构成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软实力可以“转化”为硬实力，硬实力也可以“转化”为软实力。从世界近代史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先发展其硬实力，并主要凭借其硬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实行武力征服、军事干预，实现其全球范围内经济体系的构建。当然，这其中也必然贯穿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宗教、文化、意识形态诸软实力要素的“征服”。例如英语，之所以成为世界性语言，就是靠英国资本主义殖民化运动完成的。世界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的发展因其足够的重要性而必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客体”站在“硬实力”的面前，形成与硬实力“并驾齐驱”的存在状态。软实力同硬实力一样重要，甚至在硬实力具备的前提下比硬实力更为重要。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1]
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文化意义、精神、文化内蕴、文化价值、文化理性——一切文化要素、因素、元素——哲学与观念层面上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同化力(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注意，文化软实力并不等于文化产品，而是指文化产品中蕴含着的文化理念。一切商品意义上的产品，均应当蕴含一种共同的文化体系意义上的文化理念。图书是一种商品、一种产品，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它是典型的文化商品、文化产品，自然更不例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靠其产品与商品向世界市场的输出，同时向世界各地输出其产品与商品中蕴含的文化——民主、人权、博爱、人性、自由、宗教、管理经验与理念、历史等；反过来，他们又凭借世界各地人们逐渐对其产品与商品的使用——对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认同而增加对其产品与商品的认同程度。
显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软实力，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与普及的实力，是一种他者认同的内在力量与外在张力。汉语中“文化”这个词(以文而化)，就是对“文化软实力”最简洁的概括。
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要义
华文出版是指由华人从事的任何一种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版。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是指华文出版中贯穿并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力量。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并不等于华文出版本身。国内有一些研究者论述中国出版业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时，往往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所谈仍然是中国出版业的发展问题，而不是专门谈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要义，大致应包括出版理念、出版思想、出版理想、出版文化、出版理性、出版管理之道、出版品质、出版形象、出版价值观、出版哲学等一切“精神”层面上的出版文化，当然，出版文化主要是以出版物为其物质载体与媒介物的。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意义、价值观念或文化意蕴，而不是纯粹指物质层面具体的图书产品、印刷设备、大型书城建筑、物流配送等。
从中西比较的意义上举例言之，如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在《出版实况》中说：“为社会提供它的需求，迎合各个时期最恶俗的偏见，也许是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这对出版行业来说也是一样；然而在这条狭路上行走是不光彩的。有些人欣然与先驱者一起走在新辟的大道上，为了克服冷漠、无知和偏见而热情地伸出援救之手，特别是为了真理之灯的长明不熄而呕心沥血；为了他们，出版业提供了多么激动人心的冒险活动！这条路未必会像前面那条路一样是通往支付酬金的窗口，但它能够带来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满足感。”[2]该书讲的就是出版文化——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反映了当时英国出版人的思想，以是该书被誉为西方出版界的“圣经”。德国出版研究者霍尔格·贝姆讲：“出版社总是要根据图书贸易的道德原则，并通过自己的选题计划来传播一定的内容、思想和哲学，它们与那些纯粹的经济目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这种传播的实现却又完全依赖于对市场活动的精神分析，并以此为根据采取相应的行动并作出反应。”[3]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从一开始确立的基本观念以及生存发展的模式，使出版社五百年来始终把自己的使命感和存在意义体现于学术性、专业性著作的出版方针上，从而形成了与商业出版社迥然不同的经营特点，并保持着聚人类智慧之精华，寻全球好稿源的传统”“使书业界始终高扬着一面保持淳风美俗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4]这些讲的都是出版文化，是对出版文化的表达与认可，是真正的出版文化软实力。
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至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明显形成了自己的出版文化，这是公认的。“开明精神”也是典型的出版文化。从出版人物角度言之，严复、张元济、赵家璧等人，都是具有出版理念与出版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当代出版业来看，例如《读书》与《读者》，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一直著文倡导并力行的“深度出版”等，也都属于出版文化(出版理念、出版思想、出版主张)的层次。
出版文化与出版历史是成正比的。这是因为二者都是时间积累的产物。出版文化绝对不可能像炒股一样偶发一夜暴富的神话。
因此，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既需要艰苦的跋涉和辛勤的耕耘，更需要对出版理念、出版文化、出版思想形成一种坚定而崇高的出版信仰，持之以恒，才能最终成就正果。华文出版不仅要面向全世界生产并输出图书产品，而且更要生产并输出出版意义、出版观念、出版文化与出版信仰。
“质量”是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基石
以大陆出版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及成就。但是，同时大陆出版业也存在一系列突出、严重的问题及隐忧，出版家巢峰先生几年前就曾撰文论述过大陆出版的“滞胀”等问题。
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把提高出版质量永远摆在首位。一言以蔽之，出版质量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则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将形同虚设，缺乏意义，大打折扣。出版质量是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基本保障。大陆出版中，图书产品年出版种数突破了20万种，但是不少图书产品的质量乃至整体图书产品质量都存在明显问题。如名目繁多的跟风书、伪书、盗版书、侵权书、拼凑书、注水书、垃圾书、低俗书占有相当比例，充斥图书市场；出版选题雷同，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所有这些，造成了出版资源的严重浪费，严重干扰了出版业科学健康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劣币驱逐良币”，挤占了真正具有文化品位的图书的生存空间，从而严重降低了大陆图书出版业的整体质量及其水平。显然，这样的图书产品，不仅不会提高华文出版的“文化软实力”，反而只会对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造成严重的败坏。再如大陆出版社的改制，单说大学社的改制，至今仍停留在政府行政主导改制的层次上，而政府部门至今又没有制定出科学的改制方案来。按照现有的改制政策，只能是按照行政命令性的传统做法，以“一刀切”为特色，重复早已有之的国营大中小企业的改制老路，使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文化组织去重蹈旧辙，其结果完全可以预知。大学社的管理层与决策层——社长、总编，其身份不是由市场产生的“企业人”，而是由党的组织部门委派的干部(一般为处级)。如此改制，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其负面效应因诸多“前车之鉴”而一望可知。结果，不少大学社以出版劣质中小学教辅读物为生，实际以金钱为导向，放弃了崇高的文化追求，沦入“风尘”，何以言“文化软实力”！
出版“文化软实力”体现在出版业的一切方面，它是一种文化意蕴，从出版企业到出版人，从编辑、设计、印制到具体的图书产品等，均应蕴含一种文化品质。
出版质量是一个全称，既包含图书产品质量，也包含其管理质量、市场质量等。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要求大陆出版必须坚持“质量至上”的出版原则。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先生近年来非常强调出版理性建设，出版理性建设就是出版“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
文化的输出需要质量做保障。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文化输出的必要保障。没有质量，就绝对不会有文化软实力。
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建设应重在学习与原创
华文出版，尤其是大陆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前不应当操之过急，而仍应以学习为主。一方面是向西方主要出版强国，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学习，学习西方主要出版国家的出版史、出版经验、出版经营与管理、出版思想、出版理念、出版品质、出版模式、出版文化等。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华文出版圈内互相学习，譬如大陆与台湾出版界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其实，中国近代出版业诞生至今的过程就是向西方出版业学习的一个过程，中国近代出版的确立正是按照西方出版的模式完成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个观点，是因为大陆出版乃至整个世界华文出版业比起西方主要国家的出版业来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仅在出版“硬实力”上差距巨大，而且在出版“文化软实力”上差距也是巨大的。尽管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但是在近现代华文出版，而尤其是在当代华文出版中，大陆出版还远远未能把这种传统文明转型为针对全球的出版“文化软实力”。例如，世界上发行量排在前三位的杂志《时代周刊》《读者文摘》《国家地理》都在美国，世界三大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威立·布莱克威尔也都在欧美。总之，无论是从图书生产的规模、种数，还是从图书营销、图书质量及其影响力方面讲，大陆出版均无法跟欧美出版强国相比。
西方出版强国不仅具备世界性的出版“硬实力”，而且同时具备世界性的出版“文化软实力”。这二者均值得华文出版业学习。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交流与发展、进步中才能增强华文出版全球意义上的出版综合实力，才会形成华文出版面向世界的“文化软实力”，那种封闭的、单向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思维与做法恐怕已经不足为取了。
华文出版之“文化软实力”，从文化层面上讲，既应以中华文化的开发与传播为主要价值取向，又要充分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世界性。开发原创、创新文化在此十分重要，缺乏原创，文化缺乏创新，就势必处于依附、被动与落后、保守的地位。
华文出版“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认为：“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不仅要有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没有软实力，就只是一个物质外壳，没有内涵，没有支撑，不能叫真正的强国。一个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只靠一个经济的躯体，还要有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1]美国战略家热津斯基讲过：“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定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影响。”[1]
总之，华文出版，特别是大陆出版“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对于整合世界华文出版资源、扩大国际文化贸易份额、促进大陆出版与海外出版之间的沟通互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相信华文出版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迎来下一个“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