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机制研究_经济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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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4-09-29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04(2015)01—0074—06

      doi：10.3969/j.issn.1672—0504.2015.01.016

      0 引言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市场进入性是决定劳动力和厂商区位选择的基本因素。在其经典模型中，Krugman[1]把经济活动的集聚力因素分为两方面：一是前向联系：厂商向某地区集中所产生的价格指数效应使得该地区的制造业商品价格指数降低，工人的真实收入增加，其对差异化制造业商品市场的进入性因此提高。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得多样化的商品消费，工人向厂商集中地区流动。二是后向联系：消费者向中心地区集中所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得该地区的市场规模扩大，厂商对消费者市场的进入性因此提高。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厂商选址于消费者集中地区。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相互强化，导致工人和厂商持续向中心地区集中。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利用1982-2010年全国4次人口普查和3次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和省际迁移数据，实证分析市场进入性对中国内地地区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本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从新的角度解读迁移的动力机制。当前关于迁移机制的研究基本上在以下理论框架展开，即Ravenstein等[2]的推—拉理论、Lewis[3]的收入差异理论、Sjaastad[4]的成本—收益理论、Todaro[5]的预期收入理论及Stard等[6]的新经济迁移理论等。尽管侧重点和切入点不同，这些研究关注的迁移原因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Lee[7]提出的4个因素：迁出地、迁入地、中间障碍和迁移者个体因素。迁入地周边地区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在这些模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与之不同的是，新经济地理模型将迁移原因归结为迁入地的市场进入性，反映了对迁入地周边地区因素的考虑。这是因为，市场进入性不仅仅决定于该地区内部商品的可获得性，也决定于其周边地区的商品供给状况。

      其次，验证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聚机制。目前，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后向联系，对前向联系的检验非常缺乏，实证对象也主要局限在欧美国家。在一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中，Crozet[8]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构建了迁移决策的结构方程，检验了市场进入性对5个欧盟国家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其后，Pons[9]和Paluzie[10]等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市场进入性对西班牙劳动力迁移的影响。Kancs[11]则构建了一个分析上可解和结构上可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模拟和预测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揭示了新经济地理模型对迁移决策的解释力。Kancs[12]利用该模型研究了欧盟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劳动力迁移，验证了迁移与市场潜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国内关于前向联系的实证检验更为缺乏，唐颂等[13]借鉴Crozet的方法，对1990-2010年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但该项研究并没有涵盖期间的所有年份。王永培等[14]则直接利用Crozet模型的简化形式，检验了新经济地理因素对2005-2010年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采用覆盖1990-2010年全时段的迁移数据，力求提高前向联系检验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1 中国工业与迁移劳动力的地区集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工业和迁移劳动力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成片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1982年，工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份额居前5位的省区分别是江苏、辽宁、浙江、四川和山东，工业份额合计为37.47%。而2010年，工业份额居前5位的全部为东部省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河北)，工业份额合计高达51.41%。广东在1982年尚未出现在前5名中，但是2010年达到了16.69%，高居榜首，并且远高于1982年排名第一的江苏省(10.13%)。

      图1反映了1982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工业从业人员份额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明显趋势，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从业人员份额超过8%的省区由1982年的1个达到了2010年的3个(广东、江苏和浙江)。福建的份额由1982年的2.48%增至2010年4.40%，山东则由6.01%增至7.72%。2)东北三省工业全面衰落，辽宁的工业份额在1982年以7.92%高居全国第二位，但2010年骤降至2.93%，黑龙江的份额由4.91%降至1.53%，吉林则由3.17%降至不足1%。3)中部六省工业地位普遍下降，1982年工业份额超过4%的省区有3个(湖北、河南和湖南)，并且尚未出现2%以下的省区，但到2010年所有省区的份额都跌至4%以下，山西更是降至不足2%。4)西部省区工业份额全部下降，四川的份额在1982年以6.15%排名全国第四，但在2010年仅以4.95%跌至第十。其他省区全部减至不足2%，而且不足1%的省区从4个增至7个。

      

      图1 中国各省区工业从业人员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份额

      Fig.1 Percentage of industrial employee of province to that of nation

      与工业地区集中同时发生的，是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地区集中趋势更为明显。1987年，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份额排名前5位的省区分别是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和四川，迁入份额合计仅为37.65%。之后迁移人口逐渐向东部省区集中。2010年迁入人口份额前5位的省区全部为东部沿海省区，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迁入份额达65.21%。广东在1987年的迁入份额仅为4.77%，在2010年则达25.23%，并且远高于1987年排名第一的河北(9.51%)。

      图2反映了1987年和2010年省际迁入人口在各省区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省际迁移人口主要向东部沿海省区集中，表现出成片集中的态势。具体而言：1)东部沿海地区迁入人口份额超过8%的省区由1987年的2个(河北和山东)增至2010年的4个(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北京的份额由1987年的5.14%增至2010年的6.96%，福建由1.41%增至4.45%，天津则由2.10%增至2.72%。2)东北三省迁入人口份额显著减少，辽宁的迁入份额由1987年的5%减至2010年的2.13%，吉林和黑龙江则分别由2.71%和3.07%降至不足1%。3)中部地区1987年的迁入人口份额超过2%的尚有5个省区，但是2010年所有省区的份额都减至2%以下，其中山西和河南降至不足1%。4)西部地区1987年尚有4个省区(四川、陕西、新疆和内蒙古)的迁入人口份额超过2%，但2010年所有省区的份额都减至2%以下，甘肃、青海、宁夏和西藏4省区则降至不足0.5%。

      2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劳动力迁移机制

      关于劳动力迁移决定机制的理论分析借鉴Crozet[8]的模型。假设地区i的劳动力η在R个地区(包括地区i)中做区位选择，其迁移决策是比较各区位的预期收益。迁移决策被设计为最大化如下的目标方程：

      

      可以看出，迁移份额方程(3)中的关键变量是迁入地的真实工资

。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给出了价格指数效应下地区真实工资的决定机制。

      

      图2 中国各省区迁入人口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份额

      Fig.2 Percentage of provincial immigrants to national migrants

      借鉴Krugman[15]的模型，假设经济体包括R个地区和两个产业(农业和工业)部门。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柯布—道格拉斯偏好。其中，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为μ，对任何两种工业品选择的不变替代弹性为σ。由于消费者热衷于扩大消费商品的品种数，随着σ提高，工业品之间的替代性增加，扩大某一特定商品消费数量的意愿下降。

      所有地区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其中，农业部门完全竞争，雇佣不可流动的农民，在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生产同质商品。假设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零，那么农产品价格及农业工资在每个地区都是相同的，这使得可以将农产品价格或农业工资作为计价标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雇佣可流动的工人，在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生产差异化商品，因此，每个地区都生产不同的工业品，每种工业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工业品在地区之间贸易，要承担“冰山”运输成本

。在均衡状态下，地区r的真实工资

决定于以农业工资为计价标准的流动性工人的工资(

)和工业品的价格指数(

)，即：

      

      其中，地区r的工业品价格指数

为：

      

      其中，λ表示地区j的工业劳动力占全部工业劳动力的份额。显然，地区r的工业品价格指数决定于3个因素，即工业份额λ、名义工资w及距离τ。即使名义工资相同，地区r的工业份额越高，其周边地区j的工业份额越高并且对地区r的通达性越强，地区r的工业品价格指数越低，其真实工资也就越高。综合式(3)-式(5)，劳动力迁移的决策模型为：

      

      其中，

代表时期t地区i的迁出者总量中迁入地区r的份额。模型右边的第二项是滞后期地区r的预期工资，它决定于地区r的名义工资和就业机会。第三项反映了迁出地i和迁入地r之间的距离对迁移的影响。第四项反映了边界效应对迁移的影响，共享边界会对迁移产生促进作用。第一项反映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或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价格指数效应使得市场进入性高的地区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多样化的工业商品，从而提高劳动力的预期收益，成为流动性劳动力青睐的迁入地。

      3 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机制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式(6)表示市场进入性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引入市场潜力函数替代右边的价格指数项，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市场进入性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市场潜力函数是以距离为权数，所有地区市场规模的加权总和。除了市场潜力和预期工资、迁移距离因素外，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防止模型估计偏误，向模型中引入区位控制变量。一是迁入地的国土面积对数，以控制迁入地之间巨大的国土面积差异可能给模型估计带来的偏误。另一个是区域哑变量。迁入地生活的舒适性，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府政策、社会保障等也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区域哑变量的引入正是为了控制那些未观测到的、随空间变化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影响。这样，本文得到新经济地理的简化实证模型：

      

      其中：

是迁入地r的市场潜力函数，

代表地区的工业从业人员(万人)；正如新经济地理模型推断的，市场进入性越好的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强，因此，预期

的估计值显著为正；Ew=w·E代表预期工资，其中w代表名义工资(元)，E代表就业率；d为距离(km)；FR为边界哑变量，若地区i和地区r共享边界，则FR=1，否则FR=0；S为国土面积(万

)；East为东部地区哑变量，如果迁入地位于东部地区，则East=1，否则East=0。

      3.2 数据处理

      劳动力迁移数据取自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以就业为目的[16]，因此直接以人口迁移衡量劳动力迁移。另外，虽然自1987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系统已提供人口迁移方面的信息，但是考虑到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把分析时段确定在1990-2010年。迁移数据取自“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另外，迁出地和迁入地相匹配的劳动力迁移数据只能从“按现住地和5年前常住地分的人口”的调查项目下获取。因此，可获取的迁移量实际上是5年的累积量。与之相匹配，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数据全部采用初始年的数据，亦即模型中的滞后期v=5。

      各省区总人口、工业从业人员以及工资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土面积主要从2011年各省区统计年鉴中获取。省区间距离以省会城市间的距离衡量，省区内部的距离采用比较通行的方法，即取其地理半径的2/3，

其中

表示以

为单位的省区的面积。另外，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实证分析没有包括西藏。实证模型由迁出地和迁入地构成的面板数据拟合。按照劳动力迁移数据的时段划分为5个观测时点分别估计模型，即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

      3.3 结果分析

      表1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1可知，5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都非常好，判决系数都在0.5以上，说明可以解释劳动力省际迁移原因的50%以上。大部分回归系数的估计值都与预期方向一致。

      

      首先，预期收入对迁移决策影响显著。尽管1990年模型中，预期工资系数估计值小于0，与预期不完全一致，但是1995年以来的其他4个模型的估计值均显著大于0，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逐利目的趋于明显，直接导致迁移劳动力向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省区流动。

      其次，迁移成本对迁移决策影响显著。反映迁移成本的变量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距离以及它们是否共享边界。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

估计值在5个模型都显著地小于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省际迁移一直是以近距离迁移为主。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

估计值在5个模型中都显著地大于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往邻省是一个更为常见的选择。但也可以发现，边界效应在持续减弱，而距离弹性的绝对值在1995年以后也呈稳定减小的趋势。这说明，尽管距离和边界等迁移成本因素对中国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但随着我国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化，距离对迁移的阻碍力在逐渐下降。

      第三，区位因素对省际迁移影响显著。作为反映区位条件的国土面积，该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在5个模型中均显著大于0，这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更愿意迁往国土面积大的省区。其原因大概在于，国土面积较大省区的拥挤程度较国土面积较小的省区要小，生活的舒适性较高，更易成为迁移劳动力青睐的目的地。东部地区哑变量系数

的估计值一直显著大于0，这与前文关于中国的迁移劳动力持续向东部地区集中的事实一致。

      最后，重点关注市场进入性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市场潜力系数

的估计值在5个模型中均显著大于0，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工业品的市场潜力越大，劳动力的迁入份额越高。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潜力对迁入份额的弹性系数都在0.5以上。地区市场潜力每提高10%，迁往该省区的劳动力份额则将提高至少5%。这个结果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中的前向联系的存在性，劳动力会向市场进入性强的地区流动，引发产业集聚累积循环过程。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地区一体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进入性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度提升。迁移劳动力对迁入地的选择不仅考虑迁入地工业品的可获得性，而且还受到周边地区工业品供给规模的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迁移劳动力为什么会在东部沿海地区连片集中。

      4 结论与建议

      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厂商和劳动力的区位选择都与市场进入性高度相关。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市场进入性引导下，劳动力持续向产业集聚地迁移，是产业集聚累积循环过程的基本推动因素。研究还发现，随着中国地区一体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进入性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度逐渐提升。迁入地工业品的可获得性及其周边地区工业品的供给规模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日益提高，由此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和迁移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连片集中。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地区生产专业化、提高市场进入性，是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措施。第一，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在产业集聚累积循环过程中的动力作用。一方面改善硬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降低劳动力流动的转移成本。另一方面改善软环境，加大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卫生医疗、子女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力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甚至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第二，建立一体化的商品市场，拆除地区间贸易壁垒，提高地区市场潜力。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可进入性，吸引劳动力迁入，发挥前向联系机制，促进地区产业集聚。第三，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大力改善就业环境和人居环境，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迁入，提升产业集聚的质量水平。第四，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应培育和扶持地区增长极，使其成为区域性的专业化生产中心和劳动力集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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