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

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

李成[1]2003年在《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探讨——以“石家庄化医进出口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赋予机遇的同时,入世也给我国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股份制改革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是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迎接入世挑战的必要之举。本文对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进行了背景分析,回顾了有关股份制的一些基础理论及国企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并且在此基础上,以颇具代表性的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石家庄市化工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的“改制”作为案例,深入探讨了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中的策略性和方法论的问题,文中根据该公司的实践经验提出的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建议对于其他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的“改制”工作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王惠敏[2]2000年在《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文中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在讨论国有企业遇到的困境时,多数人将其归结为产权问题或所有制问题,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或者产权界定不清。而在这个说法的背后,人们实际所关心的问题又不尽相同。有人提倡产权改革是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有人希望通过以产权为中心的改革实现政企分离。另有一部分人看到的则是国有资产不能保值和增值,甚至严重流失,从而寄希望于产权明晰化,以加强国家对资产的控制。实际上,后一种看法逐渐被人们接受,问题在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如何设计和建立一种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权的有效监督。迄今为止在国有外经贸行业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包括外贸企业和政府、部委脱钩组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外贸企业组建上市公司以及成立内部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是以产权为中心的改革。诚然,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而且也确实有不少企业通过改制获得了新生。但改制的成本也是很明显的。单靠股票上市筹措资金并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发展,而很多实行内部职工持股的企业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转换机制,效果并不明显。从公司治理结构看,目前多数国有外贸企业的治理是低效率的。首先,外贸企业政企不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政企分离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控制权的削弱,但是由于外贸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渐进是改革。为维护政府对外贸控制权,在外经贸企业的股权设置上,目前的法规强调国有股(国有法人股)的绝对控股。过高的股权比例为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提供了便利,同时限制了企业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其次,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对股份有限公司),在很多改制企业中,股东会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董事会的产生和运作不规范,监事会职权未落实,作用未发挥。再次,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的选聘和奖惩带有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在约束机制方面,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缺乏良好的制衡关系使内部监控失效,而通过竞争的市场实现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从而对经营者实行事后监督的机制也远未形成。本文旨在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探讨国有外贸企业在股份制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在本文的第一章,“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作者回顾了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是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推进的。从1979至1987年,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在此期间,外贸经营权由中央向地方下放,外贸企业内部初步引入利益机制,获得了初步的自主权。1988年到1993年,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改革的目的是使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在此期间,大多数外贸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1994年以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进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的深化阶段。在本文的第二章,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国有外贸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深入讨论。作者首先分析了外贸公司的经营特点和风险特点,专业外贸公司要实现稳定经营并追求长期发展,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1)适度的经营规模;(2)灵活的经营方式;(3)充足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作者考察了国际贸易环境、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贸公司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对国有外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严峻挑战,使得外贸公司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再次,对于外经贸企业的改革,由于政企没有真正分开,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缓慢;最后,我国国有外贸企业长期以来工贸分离、内外贸脱节,而且重创汇、轻创利。正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有外贸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加快国有外贸企业的制度创新已成为当务之急。<WP=4>在第三章,作者运用现代公司理论,论证了按照《公司法》进行股份制改革,是进一步深化国有外经贸企业改革必然结果。企业组织形式分为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公司制则产生在16、17世纪之交,迄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公司制度与传统企业制度相比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公司是一个法人组织体,第二、公司是由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来统治和管理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通过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相互制衡。我国国有国贸企业的改革,其实质是利用现代公司制度的形式,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建立起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第四章,作者用实证的方法,总结了国有外贸企业组建上市股份公司以及进行内部职工持股试点的经验教训。从1996年6月6日,中国外经贸第一股“中大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登场亮相以来,目前共有23只外经贸类股票上市交易。大体上,外经贸类股票的市场表现好与证券市场总体水平。其中有一些外经贸公司抓住上市的机会,使企业取得了高速发展,然而,也有很多企业并没有通过上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获得新生。在内部职工持股方面,在1994年6月国务院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和停止发行内部

杨志平[3]2012年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我国的经济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过程,关注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历史经验、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对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论文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主要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基础。第三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历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章至第九章,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章,系统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时代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其经济学方面的时代价值,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论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创新之处:第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选题的新意在于论文作者并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思想单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而是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为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对某一位领导人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分析、概括,或是侧重对某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多,种类丰富。而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三,从作者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在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报告、讲话精神,而本论文作者则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

忻华强[4]2003年在《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国有外贸企业制度创新》文中指出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因为曾经风光一时的国 有外贸企业逐步步入困境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较多的关注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 看 无论是国有外贸企业的集团化改革 综合商社化 规模经营 资本经营 还 是国有外贸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与股份制改革 都没有取得实效 这就要 求从理论和实 践的角度作出创新 寻找新的切入点 以推动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 帮助其走出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国有外贸企业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竞争 尤其是在经 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 WTO 的背景下 发展对外经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 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因此 本文的选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除导论之外 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归纳了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 国有外贸企业问题及改革对策的分析 并说明了从人力资本产权角度研究国有外 贸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的必然性 第二章对人力资本理论及其思想渊源进行回顾 第三章分析了人 力资本产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对中国国有外贸 企业的制度创新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 指出了国有外贸企业的人力资本属性特 点 以及改革的切入点应该是人力资本产权 第五章对国有外贸企业的人力资本 产权制度创新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文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 文章从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来研究国有外贸企业 的制度创新问题 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 文章对国有外贸企业的人力 资本层次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另外 针对目前存在的国有外贸企业应该从竞争性 领域退出这一观点 本文提出 我们可以结合国有股减持来推进人力资本产权制 度创新 但同时 国有外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从人力资本产权角度对国有外贸企业制度创新问题展开研究的尝试性 以及作者能力方面的局限 文章仍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的内容

俞冬来[5]2009年在《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我国政府对金融风险问题提高警觉性,并采取了积极的救助措施,使金融领域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通过降低金融业营业税率、加大呆账核销力度、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等措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从2006年底起我国的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了尽快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政府通过汇金公司于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实施股份制试点改革,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全面加速。2005年4月,政府动用150亿美元对工商银行进行注资,2008年政府再次动用190亿美元对中国农业银行进行注资。因此由政府救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本论文从银行脆弱性理论和问题银行外部性理论入手,分析了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一般理论,为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原因,分析了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手段及其有效性,对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救助金融机构的过程及其启示进行研究,并对今后我国政府完善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除导论外,本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理论基础。银行业的高风险性和存款人的挤兑行为决定了银行的脆弱性,而传染性则使得脆弱性进一步加剧。问题银行具有负外部性,表现为问题银行的存在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造成财政政策扭曲、加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本、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引起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转化,市场出现失灵,这说明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必要性。政府救助问题银行较为普遍的做法包括剥离不良资产、注资、注入流动性和税制改革等。政府救助问题银行应当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如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原则、根据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相机抉择的原则、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公共资金滥用的原则。政府救助问题银行需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救助收益大于救助成本,救助行为才是有效的,在收益确定的前提下,政府应尽可能降低救助成本。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原因。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大一统”银行体系、国有专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行有效的金融支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体制转轨;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也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和发展,在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中发挥了主体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为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其自身面临的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也越发突出。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成因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特殊原因:救助行为是政府作为所有者的义务、是政府归还历史欠账的需要、是政府隐性担保显性化的需要、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第三部分,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及其效应分析。主要介绍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政府对其进行的救助,其一是政府注入资本金,具体包括19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注资、2004年以来数次外汇储备注资和通过税制方面的改革间接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其二是处置不良资产,包括利用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冲销不良资产、增加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拨备核销不良贷款以及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不良资产。本部分对各种救助行为从微观和宏观方面进行了效应分析。总体而言,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救助成效显著,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资产下降、盈利能力提升,不仅经受住2007年以来金融危机的考验,还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政府救助行为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救助成本过高、市场化手段运用不够、道德风险较为严重等。第四部分,美国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过程及启示。主要研究从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对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如何进行救助,并从中得出相应的启示,包括坚持“大而不倒”救助原则、体现有所取舍的原则、救助政策要适时改变、股权注资要优于其他救助方式和政府救助要把握时机并要有针对性等。第五部分,完善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构想。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要理顺关系、深化改革、加强监管,防范和控制风险;二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救助问题银行机制,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政府救助主体、建立和完善问题银行救助机制以及建立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机制等。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专门研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或金融风险的文献很多,也有不少研究财政风险的文章涉及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但这些研究或者偏重金融领域,或者偏重财政领域,本论文则将财政和金融问题有机结合,对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研究,从选题到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均具有创新意义。2.本文对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集中回答了政府为什么要救助问题银行、政府如何救助问题银行、如何评价政府救助问题银行效果等问题。3.本论文对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风险成因作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大特殊原因:政府作为所有者的义务、政府归还历史欠账的需要、政府隐性担保显性化的需要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4.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救助行为,但现有的研究多数只针对单一救助政策进行探讨,本论文则对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正、负效应从微观和宏观不同层面进行了全面分析。5.在分析了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经验和不足基础上,借鉴美国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做法,论文提出了完善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构想,既要从国有商业银行方面理顺关系、深化改革、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也要在风险既成时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政府救助主体、建立和完善问题银行救助机制以及建立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机制等途径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救助问题银行机制。但是,由于本人的知识局限性和所掌握的研究资料的有限性,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1.我国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效应分析中由于无法判断国有商业银行综合评价中各种指标的改善有多少是由于政府救助所导致的,有多少是由于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因此对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的正面效应缺乏足够的、深入的分析,进而会影响对政府救助机制的完善和改进。2.在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创新的研究中,作为市场化的主要举措是国有资本的退出,但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纷纷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因而在本文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国有资本退出的问题,但产权清晰的资本结构是建立市场化救助机制的重要前提。总之,本文对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提出的政府救助机制及其相关措施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完善和丰富。本人希望以此为起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孔伟艳[6]2010年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现象。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反其道而行之,以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为标志,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金融危机带来的银行国有化,是不是对过去非国有化改革的否定?股份制改革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对策是什么?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深化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国内背景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国际背景下,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在实践上有利于推动我国四大银行深化产权改革,提高我国银行的微观经济绩效,进而提高金融业整体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本文遵循“问题→原因→对策”的研究思路,正文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问题部分(第1、2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包括大一统阶段、专业化阶段、商业化阶段和股份化阶段。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股份制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但同时也遗留和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差距,以及股改上市、金融创新、混业经营等导致金融监管困难增加的问题。2.原因部分(第3章)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后股改时期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改革不够彻底,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中国有股份(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所占比例在70%以上(新建行为57.02%),政策制定主体和市场主体混淆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真正的公司治理制度就难以建立,高成本低效益的经营现状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因此,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接下来从理论综述与实践经验两个方面探索了深化产权改革的方向。首先,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其次,世界主要国家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基本规律也表明:产权多元化是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趋势,也必然是中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最后,金融危机引起的银行国有化,只是产权多元化这一主旋律中的插曲。3.对策部分(第4、5章)我国要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产权制度。首先,在股份制改革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产权多元化具有必要性、必然性与可行性,建立以产权多元化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深化产权改革的必然方向。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首要步骤是优化产权结构,其目标模式应当是有一定集中度又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产权结构,其实现途径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已经股改上市的三大银行中,随着国有股减持,全要素生产率(TFP)、股本净回报率(ROE)和总资产净回报率(ROA)呈现上升趋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建议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优化产权结构实行“三步走”战略:中国农业银行加快引资上市,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继续优化产权结构,构造股权适度集中、国家相对控股的产权结构。在坚持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取向的同时,还要进行与产权改革相关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使之与产权改革互相促进;稳步推进混业经营,扩大银行利润来源,分散银行经营风险;积极探索政治民主化改革,切断政企不分的根源;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相关法律,保障产权交易自由。论文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国有股减持的贡献时,主要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创新。(1)论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 = f ( K , L )= AKαLβ,以已经股改上市的三大银行为案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减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国有股减持对股本净回报率和总资产净回报率的贡献,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结果表明:①无论是以净资产为投入,以税前利润为产出,还是以总资产为投入,以税前利润加利息支出为产出,无论改革前后劳动力弹性系数β的值是否改变,三大银行股份制改革后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比改革前明显增加;②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下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和总资产净回报率都明显提高。(2)研究结论的创新包括:①分析了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认为产权多元化配合风险管理和有效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②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其基本内涵为主体明确、约束严格、产权多元、交易自由,核心是产权多元化,目标模式为有一定集中度又存在相对控股股东的产权结构,具体到我国就是股权适度集中、国家相对控股的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有效途径是国有股减持。

李关政[7]2010年在《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经济波动给各国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宏观经济因子是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我国商业银行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或者简单量化的方法来估计宏观经济因子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未能进行较精确的模型化的度量。国外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也只考察经济周期因子而没有涵盖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改革因子,不适合在我国直接应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更加注重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宏观经济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然后分两步构建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进而将宏观经济分析和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有机结合,形成基于宏观经济因子预测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已有研究还未能为经济周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跨周期模型来分析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刻画出银行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顺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本文着重研究企业产权制度变革、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建立一个两部门风险生成模型来剖析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机制;指出金融体系改革对商业银行存在双重硬化效应——预算约束硬化和资本约束硬化,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建立一个对外开放三阶段模型,指出对外开放在增加企业收入的同时也会加大企业收入的波动性,因而对银行信用风险产生双向的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因子是我国商业银行当前及未来信用风险度量都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分两步来建立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第一步,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子测定模型(Macroeconomic Factor Determine模型,简称MFD模型),从经济周期和经济体制改革两方面测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宏观经济因子。实证分析确定了五个宏观经济因子: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企业产权多元化指数、金融市场化指数和外贸依存度,说明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中,经济体制改革因子和经济周期因子同样重要。第二步,运用宏观经济因子将测算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Logistic模型扩展为MF-Logistic模型(Macroeconomic Factor-Logistic Model),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分行业和分地区的MF-Logistic拟合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各个MF-Logistic拟合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个宏观经济因子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MF-Logistic模型的信用风险判别能力高于传统的Logistic模型,并能量化宏观经济变化对企业违约概率的影响,为商业银行更科学的信用风险度量提供了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宏观经济因子预测为基础,计量银行贷款组合在未来不同宏观经济情景下的非预期损失。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压力测试方法以及MFD模型预测宏观经济因子并组成未来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情景,再运用MF-Logistic模型和基于频带划分的CreditRisk+模型计量贷款组合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情景下的非预期损失。基于宏观经济因子预测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能有效量化未来的宏观经济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变遵循“摩根规则”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式,进而缓解经济资本的顺周期性,满足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因子的监测,建立经济资本的顺周期缓释机制,以及运用MF-Logistic模型开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

李雷[8]2002年在《国有外贸企业用人机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采取了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的体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出发,结合对外贸行业存在的一个典型的特殊现象--外贸业务能人现象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提出在国有外贸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上,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贸企业的用人体制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我国外贸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综合竞争能力这一基本思想。结合这一思想,论文首先从相关的管理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理论回顾和研究。结合理论分析的结果,论文进一步提出对我国国有外贸企业必须从企业的产权制度、内部治理结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三个方面对企业传统的用人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总体思路。最后,结合一个实际应用的案例--南通开发区三荣贸易有限公司的用人体制改革对文章的基本论点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的特点是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宏观总体分析和微观现象分析相结合,从而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企业实际经营管理问题中找出“瓶颈”问题,进而提出对我国国有外贸企业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并能结合一个具体的应用案例对文章的基本论点进行实证分析和论证。论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目前面临的体制改革课题,以及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企业管理理论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钟成[9]2005年在《国有资产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资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制度创新,特别是加强监管体系的构建,就可以使国有资产高效运行。也就是说,要把国有资产监管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关键是要设置一套科学的体系、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培养一支优秀的监管队伍。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国有资产监管演论,分析了国有资产的形成与发展,国有资产监管发展的历程,以及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国有资产最初萌芽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一些公营企业;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有资产初步形成;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国有资产不断发展壮大。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经历了四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有资产监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的国有资产监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有资产监管和现行国有资产监管。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既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紧迫需要,也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第二章分析了国有资产监管内容、原则和目标。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基础性监管、投融资监管、收益监管、产权交易监管等。为提高效率,国有资产监管应遵循政资分开、政企分开、 分级所有、分类监管四大基本原则。国有资产监管要实现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三重目标。经济性目标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性目标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夯实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社会性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第三章详细分析了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建设。“一套体系”是国有资产监管的基础。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在国有资产监管历程中所采取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监管模式,如“沪深”模式、“珠海”模式、“一体两翼”模式、“分权代理”模式、授权经营模式。其次,分析了我国于 2003 年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即现行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其中介绍了国资委的性质、职能及其内部机构设置;提出了国有控股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积极施展国有控股公司的资本经营功能,鼓励国有银行持股,脱离社会性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行业设立适当数量的公司、创造必要的竞争环境;指出了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加快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继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最后,提出了现行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需

江泽林[10]2015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讲座心得体会》文中指出编者按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近年来,我省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已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一批具有竞争实力的大企

参考文献:

[1]. 中小型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探讨——以“石家庄化医进出口公司”为例[D]. 李成. 南京理工大学. 2003

[2]. 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D]. 王惠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

[3].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D]. 杨志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4].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国有外贸企业制度创新[D]. 忻华强. 复旦大学. 2003

[5]. 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研究[D]. 俞冬来.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6].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问题研究[D]. 孔伟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D]. 李关政. 湖南大学. 2010

[8]. 国有外贸企业用人机制改革研究[D]. 李雷. 西北大学. 2002

[9]. 国有资产监管研究[D]. 钟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讲座心得体会[N]. 江泽林. 陕西日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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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外贸企业股份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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