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美德建设——源于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品设计论文,美德论文,伦理论文,金融危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1－0115－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以来，从政界、学界到金融界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由此应当吸取的教训，各界均有不同的解读和主张。本文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其发生的根源及应当吸取的教训作一初步探讨。
一、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美德的缺失：金融危机发生的人文根源
信用是金融的生命。现代金融信用是建立在人们对金融抽象体系可靠性的确信之上的。人们把钱存放在银行，使用银行的信用卡，购买银行出售的各种债券，购买股票，等等，都是基于对金融抽象体系的信任，确信这一体系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必须进入到对金融抽象体系内部结构的深度观察与分析中。
金融危机，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金融信用危机，即金融信用状况的恶化，或者说金融信用的支撑链条出现断裂[1]。这与金融抽象体系联系起来解读，就是金融抽象体系因其某一构成要件出了问题而运转失灵。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美联储2001年以来实行不当的货币政策有关，同时也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严重失职而产生的错误导向有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则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开发并向美国及全世界发行的金融衍生品有关。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与滥用，显然又与政府有效监管的缺失以及信用评级机构所作的错误评级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技术主义者将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归之于金融信用工具的过度创新或金融产品的过度开发与滥用，而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的重大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设计和决定发行金融产品的金融专家和领导者在市场判断上出现偏差，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职业操守无关。这种纯技术性的解释，尽管揭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某些直接的和表层的原因，但并未揭示深层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从伦理角度观察，这次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金融道德危机，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者职业美德的严重缺失，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人文根源。
根据吉登斯的解释，支撑现代信任的抽象体系由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构成。象征标志是指主体间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如语言与货币就是典型的象征标志；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及其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它编织了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结构，并深入和延伸到现代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现代社会存在的广泛的非面对面的交流及其信用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体系的支撑之上的，没有抽象体系的支撑，广泛的非面对面的交流、超越时空限制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现代抽象体系有其非常丰富的内涵，金融抽象体系只是其子系统之一。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生活的“命脉”所在，因而金融抽象体系的可靠性就尤为重要。在金融抽象体系中，货币以及货币的各种替代品即金融衍生品，如证券、债券和股票等，都是财富的象征标志，也可以称之为价值符号系统，而金融专业知识及金融专家队伍，如金融学家、银行家、信用评估专家、货币政策专家以及金融监管专家等，则是金融专家系统。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的重大失误，既意味着金融象征标志出了问题，也意味着金融专家系统出了问题，而金融象征标志的问题又根源于金融专家系统的问题。金融专家系统的问题是否只是知识与智能问题呢？应当说，与这次金融危机直接相关的金融产品的错误设计与发行，与华尔街金融精英（即金融专家）的智能局限性与知识不完备性及其错误的市场判断与预测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但能说华尔街金融精英仅仅是因为智能的不足而犯错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美联储自2001年开始推行的通过房地产拉动GDP增长的货币政策，难道仅仅是因为美联储的决策者们因为认知的局限而没有看到这一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恶果？在错误的货币政策的鼓励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为什么向信用程度较差、收入不够高且不稳定的借款人大量提供贷款？难道仅仅是因为智能不足且没有看到风险而如此行事吗？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在发放次级贷款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将信誉较差的次贷进行包装而向世界各国推销？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认知判断上的误差而导致的错误行为选择吗？美国的投资银行明知次贷的信誉较差，为什么还要帮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对次贷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对MBS债券进行不适当的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这难道也只是认知上的错误吗？实际上，从美联储错误货币政策的推行到华尔街金融机构次贷的大量发放再到由次贷包装而成的MBS债券以及CDS债券的开发与发行等，都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金融机构及其代表金融资本家的贪婪攫取性，同时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金融管理体系中道德约束机制的脆弱，暴露了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职业美德或职业操守的严重缺失。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因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及其过度的贪婪攫取性而迷失了方向，导致了对金融产品的过度开发与滥用，进而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暴发。
《郎咸平说——谁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机》一书，从次贷的发放到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乃至全世界救市政策的出台，全面描述分析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过程。其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信用工具的过度创新只是表象，其深层的根源或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金融丢失了金融的灵魂——信托责任[3]。在笔者看来，这是客观公允的结论。信托责任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责任，具有强烈的信托责任感并坚守信托责任，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有的基本职业美德，尤其是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操控者应当具备的基本职业美德。具有这一基本职业美德，是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操控者避免短视的重要前提，也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避免胡作非为的内在支持力量。而缺乏这一基本职业美德则不仅会导致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目光短浅”，而且会使其为牟取暴利而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权利，过度开发与滥用金融产品，进而造成金融信用大厦的崩溃。这是对此次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美德：金融信任的基石
与传统金融信用不同，现代金融信用是非个人化的、非直接的、超越时空限制的制度化信用，这样一种超越个人原则和时空限制的普遍信用关系的建立，靠的是金融抽象体系。人们对金融抽象体系的普遍信任，是现代金融信用的基本支撑点。可以说，没有金融抽象体系以及人们对它的可靠性的确信，就不会有现代金融信用的确立。依托于人们对金融抽象体系可靠性的信赖而确立的现代金融信用，尽管排斥了道德对金融信用的直接支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在最终意义上对现代金融信用的确立不起支撑作用。事实上，现代金融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道德品质，尤其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美德以间接的方式支撑着现代金融的信用大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关节点上。
其一，体现在作为货币的替代品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对相关专家与领导者的职业美德的依赖上。种种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是由有关金融专家和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负责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金融机构所设计与发行的“货币替代品”或金融衍生品的完备性、可靠性与高信誉度，不仅依赖于有关专家与领导者的专业知识、市场判断力与风险预测能力，而且依赖于有关专家与领导者的职业美德，即他们的信托责任感或信托道德感。他们的信托责任感不仅能够使他们变得更加敏锐，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能够使他们更认真、更负责、更审慎地对待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与发行，排除种种“见利忘险”、“见利忘义”、背离信托责任的选择。由于金融衍生品作为象征标志或信用工具是金融抽象体系的构成要件，因而它的信誉度与可靠性就关系到整个金融抽象体系的可靠性与可信度。金融衍生品出现类似于MBS债券的严重失信问题，会动摇人们对整个金融抽象体系的信赖。因此，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美德或职业操守，是保障金融抽象体系的可靠性与可信度的重要支撑条件。
其二，体现于非专业性个人与团体（即社会公众）对金融抽象体系的信任源于对相关专业人员的良好品质的依赖上。根据吉登斯的分析，在多数情况下，非专业个人或团体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抽象体系之中，从而造成非专业性个人与团体在进入抽象体系的入口处与抽象体系代理人或代表者的相遇。这一相遇处是当面承诺与非当面承诺的交汇点，也是信任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关节点。在这一关节点或交汇口上，抽象体系代理人的良好品质或优异职业表现，有利于确立与增强非专业性个人与团体对抽象体系可靠性的信任，如非专业性个人坐上一辆汽车会因为汽车司机的良好职业表现而增加对汽车运输安全的信任。就金融抽象体系而言，非金融专业的个人与团体在与金融专业人员的相遇中，会因为金融专业人员的良好职业表现或表现出的良好职业素质与职业操守而增进对金融抽象体系的信任，其中包括对货币替代品（各种金融产品）之可靠性的信任。这实际上表明，非金融专业的公众对金融抽象体系的信任是通过金融专业人员在其与公众的相遇中的良好职业表现尤其是良好职业道德表现得以建立或得以增进的。因此，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良好职业操守实质上是金融抽象体系可靠性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金融抽象体系在外部获得公众信任的重要支持力量。
这里还必须看到的是：现代金融信用的确立和维系与金融抽象体系的有效运行密切相关，而高理性化、高智能化、高技术化的现代金融抽象体系的有效运行显然又依赖于金融专业人员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基于良好的职业素质而进行的负责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于种种金融风险的防范，尤其是内部与外部道德风险的防范，更是依赖于金融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与领导者良好职业操守的支撑。金融专业人员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与领导者良好的职业操守，不仅能够使其密切关注、严格防备可能会出现的金融风险，而且能够使其抵御巨大利益的诱惑，拒斥会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违规作业。华尔街“次贷”的发放以及对“次贷”所进行的“打包”处理与信用评级，实质上是一种背离信托责任的大面积违规作业，这样一种大面积的违规作业得以推进，既表明政府监管的缺失，同时也表明华尔街金融精英职业良知与职业操守的丧失。要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能够保持良好的职业良知与职业操守，即使政府监管缺位，已经发生的金融危险也许是能够避免的，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因此，金融专业人员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与领导者的良好职业操守，是保障金融抽象体系有效运作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的内部支撑力量，构成支撑现代金融信用的内在条件。
三、加强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美德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路径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和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或监督，注意加强相关制度与机制的完善化建构，而且也从反面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金融职业人员尤其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道德建设，注重从道德上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与恶化。这就是说，我们要全面有效地防止金融风险，除加强与完善制度化的监管、监督外，还必须加强金融道德建设尤其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美德建设。必须看到，即便是在金融抽象体系与相关制度安排相当完备的现代条件下，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美德建设仍然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管理主义者总是过分迷恋和推崇制度化约束，技术主义或科学主义者则总是过分注重和推崇专家的科学判断与科学预测。其实，最完备的制度约束也会有空隙与漏洞，最权威、最内行的金融专家也有认知上的局限，也无法对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作出准确无误的预测，他们设计与推出的金融产品也会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因此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防范金融道德风险，不能没有道德的屏障。金融职业人员特别是中高层人员的良好职业操守是防止内部与外部金融道德风险至关重要的内部力量。国内外的大量经验事实都证明：金融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缺失或道德的败坏是金融道德风险发生的温床。系统掌握金融专业知识的专家在金融产品的设计上会犯错误，甚至会设计与推出类似于次贷与“MBS”债券那样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产品，当然也并不表明“专家”、“专业知识”以及专家基于“专业知识”所作的科学判断与科学预测并不重要甚至是多余的，但它却证明排斥价值与价值判断的唯科学主义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金融产品的设计与推出并不像科学主义者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纯科学、纯技术的活动，它同时也是一项涉及“信托责任”和“如何实现资本增值”的价值活动。在这一活动中，道德的介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道德作为金融产品设计者与发行操控者的主体素质（即职业操守），对于保障金融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至少有这样一些作用：一是增强金融产品设计者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敏感度，甚至使其“目光远大”，易于察觉可能会有的风险；二是增强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工作责任心或职业精神，使其更加负责、更加专心致志地工作，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职业警觉性，从而能够更多地避免与排除推出高风险产品；三是增强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抗诱惑能力，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为利铤而走险”，为一己或一党的私利而设计与推出有巨大风险的产品。因此，无论是防止各种金融道德风险的发生还是防止推出祸害无穷的高风险金融产品，道德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正处于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整与转变之中。经过改革、调整与管理创新的努力，我国金融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已大为提升，但无论是管理制度的安排、管理技术条件的改进、管理专业化水准的提升还是创新能力与防风险能力的提高，都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在此条件下，为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固然要千方百计地提升管理的现代水平，从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管理机制的维度提升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必须从加强金融职业人员特别是中高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角度增强防止各种金融风险特别是金融道德风险的能力。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金融领域是道德风险的高发地带，在现代化制度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的环境条件下，加强金融职业道德建设对于防止各种金融道德风险显得更为重要与关键。必须看到，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防范金融产品风险还是防止内外金融道德风险，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金融产品设计与发行操控者的职业美德建设，都是必走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