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禁论文,东南亚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初厉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禁革双桅大船”。从表面看来，似乎把一切海外贸易都给切断了，其实不然，明初的海外贸易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与东南亚的贸易还有所发展，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纂》中所描述的：“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般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注：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与东南亚的贸易是如何发展呢？它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
明初海禁，指的是禁止国内百姓到海外贸易。明朝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已。）、“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为了使海禁政策得以有效实行，明朝政府甚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注：《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并规定：“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注：朱纨《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五，＜朱中丞甓余集一＞。）与此相反，对于海外国家来华贸易，却不在禁止之列，明朝政府鼓励海外国家以“朝贡”形式来货贸易，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丁己。），甚至不惜巨大耗费，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派遣使者随船入明朝贡。
有关朝贡贸易的实行，史家认为是“赔钱的大买卖，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注：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这只是谈到朝贡贸易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清其实质。明朝政府既然为阻止国内私人出海贸易而实行海禁，那未对海外国家来货贸易，也必然要禁止私人插手，否则海禁就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明朝政府就要求海外国家以“朝贡”的形式，由官方出面组织来华进行贸易，其附载的方物由市舶司统一负责收买，以便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与垄断。这就是实行朝贡贸易的目的之所在，其实质是提倡官方贸易而打击私人贸易。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就明确指出：“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考·市舶·互市》。）正因为如此，故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朝贡的实行是一种非常基本和重要的商业基础，它为中国的国际外交关系作中介。”（注：J.K.Fairb-ank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1.6,1941,P.137.）
由于中国私人贸易船被禁止到海外贸易，东南亚国家只能通过朝贡这一渠道才能获得中国货物，故在明初实行海禁期间，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船到中国“朝贡”。就以暹罗为例来说，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明初洪武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70-1398)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暹罗派船入明朝贡达35次，平均每年一次多。而至明代后期，隆庆元年(1567)开海禁后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的78年间，因准许国内私人贸易船到东南亚各地贸易，这样一来，东南亚国家就不必为获得中国货物而频繁派船入明“朝贡”，于是朝贡的次数大大减少，暹罗仅朝贡14次，平均五年半一次（注：徐启恒：《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页。）。东南亚国家派船入明朝贡时，为方便起见，多数是启用当地华人作为使者，其中如正统元年(1436)的爪哇使臣财富八致满荣，原名洪茂仔，福建龙溪县人，以捕鱼为业。被倭冠掳去，后逃脱至爪哇，被委派为贡使（注：《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壬辰。）。正统三年(1438)的爪哇使臣亚烈马用良、通事良殷南文旦，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因捕鱼遭风飘到爪哇，今作贡使入明朝贡（注：《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戊午。）。弘治九年(1496)的暹罗通事秦罗，原籍福建清流县，因渡海飘风，流寓暹罗；暹罗通事万，原籍江西南城县，因往琼州经商遭风飘至暹罗，均作为贡使入朝（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九，弘治九年辛丑、乙已。）。明朝政府对这些华人贡使，给予热情接待，尽量满足其要求，分别提供口粮与脚力，送他们还乡祭祖、造祠堂，有不愿返回侨居国者，则授予冠带回乡闲往（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外国·华人夷官》。）。
东南亚国家中有些私人海外贸易商，因无法取得对华贸易的权利，只好冒充使臣前来“朝贡”。如洪武七年(1374)，暹罗商人沙里拨，自称本国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替代入贡，去年八月到乌猪洋时，因遭风坏舟漂至海南，把收获漂余的苏木、降香、兜罗绵等物来献。朝廷认为他们无朝贡表状，既称舟覆，而方物却保存完好，一定是私商假冒无疑，故命却之不受（注：《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洪武七年三月癸己。）。为防止类似的假冒现象发生，明朝政府于洪武十六年(1383)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七，《礼部五·朝贡》。）。然而，明朝政府规定的贡期毕竟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东南亚国家对华贸易的需要，因此，冒称入贡的现象仍层出不穷。有些东南亚私商则将船只游弋于中国沿海，伺机与中国走私高人进行贸易，如成化十四年(1478)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方敏、伙同弟方祥、方洪、共凑600两白银购买到青花瓷器共2800件，用船载运至广州，遇到熟人广东揭阳县民陈佑、陈荣、海阳县民吴孟，各带青白苎麻布也到广州售卖。方敏等人探听得知，南海外洋有东南亚私人商船一只出没，因海禁严厉无法与人交易。他们即雇请广东东莞县民梁大英，以其自造的违式双桅槽船一只，装载前述瓷器与布货，于五月二十二日开船出外洋，在金门地方遇见东南亚私人商船一艘，则将船上货物与之交易，得胡椒210包、黄蜡一包、乌木6条、沉香一扁箱、锡20块。交易完毕后，这艘东南亚私船随即挂篷驶出外洋，不知去向（注：《皇明条法事类纂》上册，卷二十，《佞买番货》。）。
有的非东南亚国家，如琉球，亦利用朝贡之机，转贩中国与东南亚的货物，充当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介商”。琉球国小资源缺乏，来明朝朝贡的“贡品”多数是从东南亚各地贩来，然后又把明朝“赏赐”的货物转运到东南亚各地，他们入贡的目的是“欲贸中国之货以专外夷之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七，成化十四年四月已酉。）。在《明实录》中不乏有关于琉球到东南亚各国贩运“贡品”的记载，如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购买胡椒、苏木等物，至东影山遭风折桅，进港修理，妄称“进贡”（注：《明英宗实录》卷八十六，正统六年十一月己丑。）：景秦元年(1450)五月，琉球通事程鸿等言，朝贡回还，欲往暹罗购买苏木等物，不意中途遭风坏船（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景泰元年五月丁卯。）；弘治十七年(1504)十一月，先是琉球遣人往满刺加收买贡物，遭风未回，致失二年一贡之期，至是遣人补贡（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八，弘治十七年十一月丁未。）等等。正德年间来华的葡萄牙使者皮来资(TomePires)也说道，琉球每年有两、三艘船到马六甲，购买大量的孟加拉棉布（注：Armando Cortasaoedited:The Suma Orientalof Tome Pires,London,1944,vol.I,P.130.）。琉球贡使的中介贸易，间接促进了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
（二）
海禁期间，中国商人得以到东南亚贸易，主要是依靠册封使船。当时奉命到东南亚册封的使臣，往往乘机载运私货或挟带私商到东南亚各地贸易，这种做法在明朝政府看来，似乎是不属犯禁严惩之列。如暴泰四年(1453)七月，奉使占城的给事中潘本愚等人回还，在其船中搜出随船出去贸易的官军、镇抚罗福等242人，带回象牙梳坯、乌木、锡、蜡等货物共1933斤，按海禁律法须没收入官，但朝廷却敕命广东三司照数还给各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七月癸未。）。再如成化十年(1474)十二月，奉使占城册封国王盘罗茶悦的工科右给事中陈峻等人，随船载运大量私货和挟带私商多人，航行到占城新州港口时，发现该地已为安南所占，不准进入，后到灵山获悉，盘罗茶悦举家已为安南所虏，占城之地亦被改为交南州。似此情况突变，无法完成使命，理应及时回国禀告，但陈峻等人急于经商牟利，遂假以遭风为由，擅自将使船驶往满剌加贸易，归还后，朝廷并无追究（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三月乙未。）。
明初，类似这种借出使之名，行贸易之实的现象似乎较为普遍，故有些使臣利令智昏，肆无忌惮地大量装载货物，挟带私商，以致于造成超载触礁沉船等悲惨事故。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奉使到占城册封的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等人，随船挟带出去贸易的军民达千人以上，航程中因货物超载，加之火长昧于途径，在交趾的占笔罗附近触礁沉船，两位使臣皆溺水，军民死者十分之九（注：黄衷：《海语》卷三，＜铁板沙＞。）。有些使臣则因牟利心切，玩忽职守，辱没使命而身陷囹圄。如成人十七年(1481)，奉使占城册封国王斋亚麻勿庵的给事中冯义与行人司右司副张谨，因多挟私货以图市利，至广东时就闻知斋亚麻勿庵已死，但不愿就此罢使而失去一次贸易赢利的机会，于是匆匆忙忙地航至占城，擅将敕印授予伪王提婆苔，而后至满剌加尽货其私物以归。给事中冯义在返航途中病死，行人张瑾回国后因专擅封王被捕入狱（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十七年十月丙辰。）
由于使船兼营贸易不受海禁之限，故不少私商仿效，伪造使船，假冒朝使到东南亚各国贸易。早在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就指出：“私通外夷己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斡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冠，比者已有擒获，各重罪。”（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八年六月已未。）然而，屡禁不止，正统十年(1445)三月，又发现福建沿海百姓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更甚者是，在成化七年(1471)十月，有福建龙溪县私商丘弘敏等29人，诈称“朝使”，先到满剌加等国贸易，再到暹罗国，并谒见暹罗国王，其妻冯氏亦谒见国王夫人，接受其馈赠的珍宝，返回后被福建沿海官军捕获（注：《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七，成化七年十月乙酉。）。
有些私商则无视海禁律法，冒死下海到东南亚各国从事走私贸易。如正统九年(1444)二月，有广东潮州府民55人违禁下海，到爪哇贸易，其中有22人留在爪哇不归，余者回来后准备再次下海时被捕获（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己亥。）。成化八年(1472)四月，福建龙溪县民29人泛海到东南亚贸易，中途被官军追赶，结果遭风破舟，浮水登陆后被捕下狱（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三，成化八年四月癸酉。）。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在广东潮州府界泊有到东南亚贸易的大船37艘，遭海防官军追捕，被斩者85人，活捉30余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成化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更具典型的是，弘治十四年(1501)三月，江西信丰县民李招贴与邑人李廷方、福建人周程等违禁私往东南亚各国贸易，到爪哇时，引诱其国中头目八乌信的儿子哽亦宿载运椒木、沉香等货物来广东贸易，他们伪称“爪哇国贡使”，以窃来的“爪字三号勘合底簿”为凭，结果在广州被查出，重治以罪（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二，弘治十四年三月壬子。）。
另外，有些沿海守御官军也执法犯法，私遣人或役使军士，利用所督的海船到东南亚各国从事走私贸易，以牟私利。这种情况在明初似乎是屡见不鲜，早在洪武四年(1317)就有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到东南亚行贾（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在宣德九年(1428)，又有漳州卫指挥覃庸等私到东南亚各国贸易，甚至连巡海都指挥张翥、都司都指挥金瑛、署都指挥佥事陶旺及左布政使周光敬等人都接受其走私货物的贿赂（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在正统三年(1438)，浙江备倭都指挥朱兴亦役使军士越境到东南亚贸易（注：《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一，正统三年四月丁卯。）；正统五年(1440)，福建永宁卫指挥佥事高尝利用所督的海船出海到东南亚贸易，致使军士溺水死亡（注：《明英宗实录》卷七十四，正统五年八月癸酉。）。
上述情况说明，明初虽然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但对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并未造成多大影响，不少私商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突破海禁的限制，到东南亚各国从事走私贸易。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也是由于厉行海禁所造成，因中国国内与东南亚各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商不能互相往来贸易，双边相互需要的货物仅能通过朝贡这条渠道获得，而明朝政府对东南亚各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船数、人数和贡品数又限制得特别严，因此双边需要的货物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货价激增，双边货物的差价越来越大，给走私者有利可图，正所谓“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福建三·洋税》。）在山东沿海，据走私贸易者自述，每放一艘走私贸易船出洋，一年可得船金二、三千两，且当船舶返航进港后，船户尚可坐分船货的一半（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山东事宜》。）。在浙江以西，“造海船，市丝之利于诸岛，子母大约数倍”（注：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在广州望县，因到东南亚各地贸易，“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故本地农民为利所诱，纷纷放弃“力苦利微”的农耕，而随船出海干起走私贸易（注：史澄：《广州府志》卷十五，《舆地略七》。）。正是这巨额的十倍之利，才驱使那些私商“舍死趋之如鹜”，虽海禁律法严峻，但“小民宁杀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炽也”（注：《筹海图编》卷十二，《开互市》。）。这就是明初海禁期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有所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明初东南亚各国载运进来的朝贡物品，绝大多数是香料，其数量异常之大。如洪武十五年(1382)爪哇的贡物中，有胡椒75000斤（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乙未。）；洪武二十年(1387)真腊的贡物中，有香料60000斤；暹罗有胡椒10000斤、苏木100000斤（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己。）；洪武二十三年(1390)暹罗又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共171880斤（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甲辰。）。这些香料的输入，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明初朝廷耗用的香料数量相当大，仅太岳，太和山宫观所用的降真诸香，每三年需7000斤（注：《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乙已。）；太医院一次需香料5170斤（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一，景泰六年三月庚戌。）。这些香料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东南亚各国的朝贡，如果朝贡的数量充足时，就由京库直接支用，如果不足，则摊派到各地添买。如弘治十五年(1502)，内府供用库香料告匮，则下令广东添买速香45000斤，各司府添买黄蜡110000斤、顺天府添买速香3000斤、黄蜡80000斤（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弘治十五年十月辛酉。）。嘉靖二十九年(1550)，供用库移文户部要求征用沉香7000斤、大柱降真香60000斤、沉速香12000斤、速香30000斤、海漆香10000斤、黄速香30000斤，并派人到广东催解（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一，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辛酉。）。倘若奇缺时，朝廷则直接派员到沿海省份搜寻，在搜寻期间，派出官员及地方三司官员均暂时停发俸薪。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明世宗因东南亚国家已十余年未进龙涎香，则谕令户部差官到福建、广东那些有东南亚船只出入的港口，多方寻访，不惜高价收买，并将差官及地方三司掌印官停俸待罪，俟获得真香后方许开支（注：《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八，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壬子。）。由此可见，明初东南亚国家朝贡香料的数量多少，将直接影响到沿海省份的经济负担，每当朝贡的数量不足时，朝廷则要求沿海各省提供，势必加重地方的财政负担。
其次，当时民间祷祀亦多使用东南亚输入的香料，一旦缺乏时，只能以本地的松柏枫桃代替（注：《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而当输入的香料数量过剩时，按规定：“东南番夷进贡，所余之物，许市人收买”。也就是说，官府拣退的货物，允许百姓购买（注：《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二，弘治七年九月己亥。）。因此，一些贫民以贩卖拣剩的香料为主，往往可能致富。如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写道：“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顾炎武也说过：“成化、弘治之世，贡献者日盛……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海外诸番》。）
第三，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当银四两（注：顾炎武：《金》，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银币上》）。但不久之后出现贬值，即“太祖时，赐钞千贯则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千贯犹作银十二两，金止二两五钱矣。及弘治时，赐钞三千贯仅银四两余矣。”（注：傅维麟：《明书》卷八十一，《食货志·钱法》。）就以成化二年(1466)来说，当时钞法不行已久，新钞一贯时值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于“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七，成化二年三月辛亥。）。可见明初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现象是多么严重。为抑制这种现象不断恶化，明朝政府只好尽量减少宝钞的流通，以免“支出钞多，钞法愈滞”。他们首先在京官中减少以宝钞支付薪俸，而代之以当时东南亚各国贡使大量运进来的香料。早在永乐间营建北京时，就规定“每岁京官之俸，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注：黄瑜：《双槐岁钞》卷九，《京官折俸》。）至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俸米以胡椒、苏木折钞，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发给（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正统元年(1436)，再把配给范围由两京文武官员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折俸每岁半支钞，半支胡椒、苏木（注：《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戊寅。）。这种配给法大概维持到成化七年(1471)，因京库椒、木不足才告停止（注：《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七，成化十年十月丁丑。）。显然，明初东南亚各国以朝贡名义运进来的大量香料，对于抑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明初虽然为阻止私人出海贸易而实行海禁，为加强官方对海外国家来华贸易的控制而实行朝贡贸易，但是，它们却不能完全切断国内私商到海外贸易的途径，也不能阻止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国内私商为追求巨额暴利，不顾严厉的海禁律法，冒死到东南亚各地从事走私贸易。而东南亚各国私商亦不断出现在中国沿海，寻找各种贸易机会，他们终于在朝贡贸易的屏障上打开了缺口，并得到礼部官员的承认。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十八，正德四年三月乙未。）。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敕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官（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