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体制的弊端与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弊端论文,体制论文,后果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6－0003－07
已经过去的20世纪，俄罗斯大地上发生过两件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剧变。这两大事件都与苏共①有着密切的关联。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是苏共创建的，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权和封闭型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是与苏共一党统领的执政体制相匹配的，而苏共的衰败则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因素。在当今世界，一个政党(包括执政党)的分裂或衰亡通常不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剧变和解体，可是，苏共不是普通的执政党，它是苏联这个联盟大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这个大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苏共所秉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制度。因此，在苏联，党、国家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就拴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中，关键在于党。
苏共的败亡、苏联的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我们党对苏共衰败的原因及后果所作的清醒而深刻的总结。科学地剖析苏共执政体制的弊端和后果，有助于加深认识和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苏共兴衰的历史进程
苏共是列宁缔造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历经百年沧桑，从一个弱小的在野党，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苏共的领导下，苏联成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成为一个能与世界头号强国争霸的超级大国。然而，苏联晚期，只短短十年左右，在没有外界巨大冲击力的情况下，这个大国从巅峰跌落：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社会制度骤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超级大国地位沦落。这一切，构成了苏联剧变的全部内容。
长期以来，苏共是苏联唯一的政党，也是唯一的执政党，它领导着国家、政府、军队各种力量，也领导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了“党国”体制，这是一党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中国有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因素。
苏共的兴衰，大体上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夺取政权时期。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后，两派虽然都以反对沙皇专制统治为革命目标，但他们在建党原则、战略策略上存在重大分歧。列宁主张党应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重视思想建设，队伍精干，组织严密，意志坚强，集中指挥，纪律严格，行动统一，奉行激进战略，与一切妥协政党划清界限。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很长时期内，始终处于沙皇政府高压下的非法状态，党的领袖人物被迫流亡国外，或者被通缉、监禁和流放。因此，革命胜利前这个党的人数一直较少，1917年初才8万名党员。二月革命爆发后结束了几百年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国内革命浪潮跌宕起伏，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此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才有较快壮大，至十月革命前夕，党员已增至35万人。即便如此，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相比较，在力量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可是，正是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利用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危机，适时提出武装起义的方针以及“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制订灵活果断的策略。列宁和托洛茨基亲自领导和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一举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使布尔什维克成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执政党，并于1918年初正式更名为俄共(布)。此时，俄共是一个朝气蓬勃、激情高昂、战斗力强的革命政党。当年亲临其境的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写道：“据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1](p7－8)
然而，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夺取政权不容易，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长期遭受战祸、内外环境十分险恶的大国，执好政、掌好权，更是一个崭新的难题。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它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曲折，经历各种苦难和辉煌。
苏共执政前期(1917－1953)：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在经历初期与各种敌对势力的生死考验后，20年代初，列宁倡导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在较短期间得以恢复，社会生活开始稳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对俄共(布)的政策表示认同和拥护。实践使列宁觉察到，应当通过新经济政策的“间接过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使俄共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因此，列宁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次“考试”，他说：“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2](p77)
遗憾的是，列宁的早逝使这一探索未能继续。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俄共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工农大众对新政权的拥戴，执政初期共产党员表现出来的勤奋、清廉以及高昂的革命激情，确立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斯大林当政后，苏共面临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工业化的又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强国。应该说，设定这样一个目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强国是世代俄罗斯人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则是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理想。可是，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既没有成功的先例可资借鉴，党内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认识各异，尤其当列宁逝世以后，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伴随着权力斗争的展开，演变成一场严酷的党内斗争。为实现这个目标，斯大林抛开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工业强国。毋庸讳言，斯大林体制在建立初期曾进发出强大的潜能，进一步提升了苏共的执政威信。然而，斯大林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工业强国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当时，工业化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信心，也掩盖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由于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使苏联带有军事强国的特征，及至苏德战争的爆发，这种体制较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发挥出强大的动员力量和高度集中的优势，成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也使苏共和斯大林的个人威望空前提高。本来，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有可能利用恢复经济的机会，调整和改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结构，但斯大林把这个体制看作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样板，不但不许改革，还把要求改革的干群视为“异端”，加以惩处，使这种体制日趋保守僵化，严重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巩固，党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党员已超过300万人，但整体素质有所下降，长期执政也使党内懈怠之风滋长，伴随着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化，特别是十分森严的国内政治生活，使举国上下潜藏着严重的危机。
苏共执政后期(1953－1991)：改革的始起和曲折。斯大林晚年，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显现，经济、政治、社会已经是矛盾重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顶点，民主法制横遭践踏，整个国家和社会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换句话说，不论从世界潮流看，还是从国家的发展进步看，改革已成为苏联的时代主题。然而，斯大林在世时，是不能进行任何改革的。斯大林一旦离开人世，不管什么人上台，都会进行某种变革。据有关史料记载，斯大林去世不久，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即作出部署，制止报刊对斯大林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随后，“医生间谍案”、“列宁格勒案”等几起重大冤假错案接连平反，贝利亚被翦除后，反对个人崇拜、平反历史上各种冤假错案的问题更直接提上日程，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中央成立专门委员会受理各种案件的调查和处理。由此为切入点，苏共20大揭开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盖子，也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然而，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有很大的波折和局限性。一方面，改革在党内外受到许多阻力。几十年间，人们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过着“不富裕但还过得去”的生活，各级干部也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一套规则办事，尽管反对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但固有的传统观念仍束缚广大干群的头脑，党的高层不少人思想僵化保守，反对各种改革，全党也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和相应措施形成共识，加上赫鲁晓夫对改革缺乏理论自觉，又没有全面的谋划，所以他的改革常表现为零打碎敲，随心所欲，它只是革除斯大林模式最残暴、最丑陋的东西，却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和变革这种体制。但总的说来，赫鲁晓夫改革使国内外环境变化很大，国民经济得到平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生活开始趋于正常，苏共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党员也增加到近1000万人。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很快放弃了改革，特别是1968年出兵扑灭“布拉格之春”后，更是忌讳改革，使原先的体制更趋保守和僵化。勃氏前期，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却又走上一条军备竞赛、大国争霸的道路，加剧了苏联的内在危机。由于勃列日涅夫追求“超稳定”的统治，进入当政晚期，病夫治国，领袖集团和各级干部严重老化，安于现状，脱离群众，腐败丛生，社会生活陷于停滞状态。苏共威信急剧下降，体制弊端又积重难返，这一切，埋下了苏联剧变的祸根。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又看到改革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已在改革道路上迈进，所以，一开始，戈尔巴乔夫是壮志满怀，要干一番改革大业。他最初的改革决心和言行，使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可是，他低估了原有体制的顽固性，执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已极度衰竭，尽管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但党心民心涣散，加上改革的方略和措施失当，使改革屡遭挫折，造成政治失控，社会失序，经济、政治、民族危机并发的严重局面。
在深重的危机面前，陷入困境的戈尔巴乔夫乱了方寸，企图借助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来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则主动放弃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企图仿效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和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消解危机的灵丹妙药，并纵容各种政派公开活动，各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最终酿成“8·19”事件的发生，使苏共和苏联走上绝路。
苏共执政模式的重大弊端
苏联是一党制的国家，党国一体，高度集权，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苏共执政模式。人们通常认为，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高度统制的思想文化体制。然而，苏联模式恰恰是由苏共模式的母体里带来的，并在苏共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执政者和领导者，因此，在苏共执政的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组织制度、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就往往与国家的体制结构、发展战略、运作机制、干部制度、施政方式等融为一体，其制度设计也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主导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内政外交问题进行决策。表面上看，苏共中央是集体领导，但事实上，权力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集中在领袖一个人手里，因此，当这种原则和方法固化为体制以后，就以其惯性和刚性牵引着庞大的国家机器蹒跚前行。
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领域，有关经济发展的体制、格局和大政方针都是由党的最高层决定的。如果决策者能够科学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深入研究时代主题和本国国情，遵循客观规律，倾听民众呼声，来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那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斯大林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建造一个工业强国的。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被认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于是斯大林便公然废弃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加速铲除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惜使用暴力对付那些依靠这个政策发家的“富裕农民”，从而营造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所有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行“贡税制”以榨取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和资金，导致30年代前期乌克兰等地出现大饥荒。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斯大林推行“高速度、高积累、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固然在较短时期内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这样的工业化却是畸形的、粗放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广大民众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尤为甚者，斯大林把这样的工业化上升为理论，把它总结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造成很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把斯大林进行的国家工业化放到历史的长河考察，只能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如实承认这不过是一个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成就，既包含着违反客观规律的理论错误，也包含着严重的实践错误，如果把一时取得的成就夸大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伟大的功绩，那就极为片面了。至于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吹嘘他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3](p156)以国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渗透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渗透在工业企业的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而且集体农庄的种植和产品分配，均须列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这不仅严重束缚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整个经济生活失去活力。长期以来，苏共领导常常凭主观臆断来判断形势，制订方针，进行决策，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军事工业片面发展，农业萧条落后，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体制僵化，积重难返，发展陷入困境等一系列消极后果。
在政治生活领域，苏共领导突出表现为高度集权，民主和法制严重缺失。苏联建立的一党执政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不可否认，一党执政体制在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在经济建设及各项运动中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去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但同样不可否认，一党执政往往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民主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名义上，苏联也有一套“完备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如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等，但实际上，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使国家机构失去独立行使权力的功能，党几乎包办了一系列立法和行政职能，这样，苏共已与政府合为一体，无法发挥执政党的应有作用，成为“一部管理国家的机器”。斯大林时期提出“按照生产原则设立党的机关”，党中央设立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等专门领导管理相关的政府业务部门，使行政管理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高度集权还表现为一切权力集中于党中央、政治局，集中在领袖个人手中。在个人崇拜盛行时期，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产生了种种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事件，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给苏共执政地位留下严重隐患。例如，解密的档案资料揭露，二战初期，骇人听闻的集体枪杀二万多名被俘波兰官兵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是由苏共最高层的几个人决定后实施的。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那种明显践踏法制的事件，但强力部门的目无法纪，对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集中营的消息仍时有所闻。在对外政策方面，更是少数人说了算，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1948年苏共指使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共联盟案件，1968年扼杀“布拉格之春”，1979年决定派兵入侵阿富汗，都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高度集权使执政党严重的行政化、官僚化、特权化，显现了苏共执政模式的重大弊端。
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造成全国和全党范围“万马齐喑”的局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一向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注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并根据苏俄的现实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制订方针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展一个“造神”运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变为僵硬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使科学理论失去活力和创造精神，也逐渐失去教育和凝聚人心的功能。不仅如此，斯大林以维护列宁主义为名，将党内反对派一个个打倒，又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将学术文化界有独立见解的流派和个人加以整肃。1938年，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歪曲史实、传播不少错误理论的教科书，被誉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全党乃至共产国际各国党内被奉为经典，广为流传，禁锢了无数共产党员、干部、大学生和学者的头脑。即使到了后斯大林年代，斯大林的肖像和语录虽然销声匿迹，但思维方式依旧，在时代变迁和具体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还要到经典作家几十年、上百年前的语录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发展平稳，思想界也死水一潭，一场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大讨论，变成了引经据典、空洞抽象的概念游戏，对实际生活不起什么作用，这是进入停滞时期的标记之一。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指导思想，看似十分正统、正规、无处不在，又与外部世界隔绝，似乎筑起了一座牢固的意识形态堤坝，可是经不住风浪的冲击，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一打开“闸门”，苏共整个意识形态的堤坝就坍塌了。
苏共衰败与苏联剧变
人们在探寻苏联剧变的原因时，常常把苏共的失误和失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自然是必要的。但笔者以为，更需从体制上、从党和国家相互关系上去考察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的根本体制是“党国一体制”，或称“党国制”“党治制”，这一名称是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阿夫托尔汉诺夫概括出来的，他认为，这种体制的特征是一党执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职能，通过这种体制，党成为国家中的国家，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国家，并对政府、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4]
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并非一开始就只有俄国共产党(当时称“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苏联一党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先设定好的，列宁曾经设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政府机构内，不同党派可以组成议会党团和联合执政，苏俄初期也有过这方面尝试，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最后形成了俄共一党执政的局面。②在当代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执政模式：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无执政党制。不同执政模式的利弊是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国情各异，历史文化传统不一，选择何种制度，各有利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列宁晚年改变了早先的想法，倾向于在苏联建立一党执政的模式，这是可以肯定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局势过于严峻，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纷争又过于复杂，以致执政党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妨碍了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而一党执政比起多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模式要简约、省力、安全得多，办事效率也可能高一些，这也许是列宁改变初衷的缘由。当然，一党执政往往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民主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
在苏联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时候，列宁已身患重病，他对苏维埃国家的政党制度，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方式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等问题，已不可能深入地考察，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没有作进一步地阐发。从理论上对苏联的一党制加以论证的是斯大林。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是对国家、社会、各群众团体唯一的领导党。斯大林公开宣称，在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的垄断”。[5](p102)党不但执掌着政权，掌控了国家的所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建立起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至此，苏联的“党国制”正式确立。
这种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在推行初期，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然而，这种体制本质上违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必然会在实践中产生许多严重的弊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要求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制定和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以使国家公共权力合理配置，权力运作能置于法律、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并使各种社会力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这也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求党的干部忠实地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苏联后来的发展，却始终未能建立起合理的、高效的、良性的党政、党群、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党执政体制的形成和固化，使其弊端不但未能克服，反而恶性膨胀，党内官僚主义、特权现象泛滥，形式主义盛行，公共权力被滥用，民主空气被窒息。特别自30年代起，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出现了“大清洗”的惨剧，给苏联与苏共的命运留下难以治愈的伤害。
“大清洗”惨剧的发生，集中反映了“党国制”的弊端。众所周知，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出现一个“空位”时期，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力，党内斗争空前激烈，斯大林在战胜托洛茨基、季诺谁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以后，登上了党内最高领袖的职位。苏共党内斗争严酷，本来并不奇怪，也不是苏共所特有的。然而，按照党章和政党政治的例行规则，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最多只应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置，但在党国体制下，党(或者说党的领袖)可以借党的名义随意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党内反对派。斯大林刚一成为党内最高领袖，就动用国家强力部门，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并宣布将其“开除国籍”，从国际法看，这样做是十分荒唐的。3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统治地位已经巩固，可是，斯大林发动一场名为肃反的大清洗运动，将早已打倒在地的党内反对派首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又以“反党叛国罪”重新“审判”，并立即处决，这些集团的所有成员几乎都不能幸免，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大清洗是苏共滥用国家机器消灭党内异见者和大批忠诚共产党员的一个例证。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大清洗一类极端事件不再重演，但领袖集权过多、终身制、党国一体的体制并未触动，使苏共日渐走上脱离民众的衰败之路。
为了从组织上掌控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从20年代后期起，苏共实行一种官职等级名录制(Номеиклатура)，这是党国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按此名录任命各级领导干部。由于可以不经过民主选举程序，执政党干部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官职，助长了一些人追求职位，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以权谋私，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赫鲁晓夫试图对干部制度进行若干改革，推行任期制和轮换制，却触犯了一批人的既得利益，遭到许多干部的反对，成为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所以当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
苏共执政之初，在当时俄国政坛上，还算不上是个大党，但这个党朝气蓬勃，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战胜了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广大共产党员表现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在世界上。1991年，苏共已拥有1900万名党员，③是一个执政74年的大党、老党，却在没有外来入侵和国内巨大灾害的情况下，一夕之间轰然垮台。苏联剧变固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长期以来的党国体制，已经严重锈蚀了苏联这座大厦，苏共执政理念陈旧僵化，执政体制弊端丛生，执政能力不断衰竭，党心民心尽失，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党和国家面临存亡的危难时刻，人们都漠然置之，苏联剧变就这样发生了。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把执政的苏共比喻为一座大厦的“承重结构”，他在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执政的苏共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垄断了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还控制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6](p278－279)
收稿日期：2012－09－18
注释：
①苏共始建于1898年，当时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党的二大上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政治分野，1912年布尔什维克独立建党，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党的七大上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党的十四大上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为便于阅读，文中统称“苏共”。
②关于苏俄一党制的形成，笔者曾有专文进行考察，参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③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称，苏共党员1960年为870.9万人，1980年为1708.2万人，1986年为1900.4万人，以此推算，1991年仍有1900万名党员。参见周尚文等著《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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