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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先生建议我们讨论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转向)。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近年 来当代文学的论著读过不少，但如果要对“变化”做出有根据的归纳，并无把握，只能 就有限的了解谈一点印象。
首先，当代文学的关注点好像发生了一些转移。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在大学 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上，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的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的信息可能有 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还不到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 早。另一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批评的方面。 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 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那时，没 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 因素。这几年却有些不同了。召开了专门研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 有的刊物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学校里，也纷纷作 起“历史”的题目。《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赵树理、《收获》、 《文艺报》、“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以及延安 的文学运动、秧歌剧等等，均成为“热点”。以我的经历说，在这两年，“动员”学生 写现状批评、研究的论文，和80年代“动员”学生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同样困 难的事情。粗粗一想，真会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感慨。是这些年“ 疲软”的文学，已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吗?还是在变化了的、复杂的现实面前，我 们已变得迟钝，失去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转移”的“合理性 ”有多充分?
当然，关注当代“历史”，说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所谓当代历史，通常指的是上世 纪的50至70年代，也就是“十七年”加上“文革”这30年。对待这段历史，普遍性地存 在着两种对立、有时又相混杂的立场。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说，这“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 割的前30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 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 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注：戴锦华《面对当代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今天，情况已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发现自己既能对种种“借喻”和“修辞”保持警 惕，也开始能对“沉默不屑”有所反省了，能够以较为“冷静”、“学理化”的方式来 “面对当代史”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
前30年的“当代史”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界”，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现今的“学 术”已经不是一种皓首穷经的事业，也会有某种和流行文化相类的逻辑，有一个“时尚 ”的问题。时尚意味着多变，经久已难以不衰。加上“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 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可以拓展的空间有限(也许并非如此)。这样，寻找开垦不足的 “生荒地”就理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似乎具备了“有效”谈论这个时期文 学的“知识准备”。“欧美思想界近30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 的思想成果”的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对“现代性”的矛盾、分裂和悖论的形式的论述 ，便从另一方面“开启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门的钥匙”(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 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 ”(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现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 989年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发现”了众声喧哗、充满魅力“晚 清文学”的现代性(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也“发现”了从延安到当代的“反 现代的现代性”的“文化先锋运动”(注：唐小兵《<再解读>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 史》。《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80年代所描述的中国 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 念，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由此出现了分裂。人们认识到，“我们 再也难以简单地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逆流、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结算中国 的现代文学”(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整体性”的破损和分解，不仅让“通俗文学”理直气壮 地“登堂入室”，让20世纪的“旧体诗”进入“现代”的文学范畴，而且也为“召回” 50—70年代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曾因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意识形态宣 传品”)和文学性的(非文学)理由，受到轻蔑和放逐。
今天，对于“当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对20世纪“左翼文学”(注：我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一些文章中，用“左翼文学”的概念来概括现代中国 具有某种统一特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成果。这种做法受到有的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左翼文学”的概念有特定内涵，指的是30年代前期左联时期 的革命文学，这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不应将这概念泛化。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 ，我尚未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概括方式，只好暂且这样使用。)这一流脉的重新关注，也 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80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到 90年代真诚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忧虑，就是这方面发出的最早信号。后来，又 有对作家要关怀现实的呼吁，有“无产阶级写作”(注：孟繁华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这 一观点。我们或许不应从概念的严密性，而可以从表达的情绪、意向上，来理解其具有 的积极意义。)的提出，有对具有批判活力的文学的呼唤，期待“批判的艺术会找到它 焕发活力的场所”(注：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见《知识 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批判的艺术”，也 就是质疑“合理化成为观察世界唯一角度”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 ，而是“作家变革自我和变革世界的双重实践”的艺术。在20世纪中国，这种“艺术” 在许多时候带有“左翼”的倾向和色彩。因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所作的 重新审察，就不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怀旧”，而具有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这种追索 和审察，自然包括这种文学在它的过程中曾有的失误，它的自我损害，和它在当代的“ 异化”。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变化是，为了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史”，也为了使“ 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能尽快进入“学科体制”，研究者的态度和方法出 现了明显的调整。“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兴式、 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态度保持距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乐意听到的，是“回 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是“将历史历史化”，是福柯的“还原历史语境的‘知 识考古学’”，是陈寅恪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是把对象当作客观 、独立的对象，把注意力放置在对象内部逻辑的发现；是避免强烈道德判断的加入和对 研究方向的支配；是对概念、现象作凝固化、本质化理解，转变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构 造之物……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这种方法上的变化，可以称做从“外部研究”到侧重 “内部研究”，或从“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偏斜。
有的学者指出，在从通才的时代进入专家的时代之后，文学家(包括文学研究者)仍保 持某种“特权”：他们“敢于对别人的问题乱插嘴，靠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没有方法’ ”(注：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事情确是这样。不过，在当代中国，更加普遍的现象却是，谁都可以对文学 和文学研究“乱插嘴”。有一次，作为中央电大当代文学学科“指导小组”成员，我和 谢冕先生参加教材审订会。审订的有会计学、市场营销、近代史等课程。讨论时，谢先 生和我自然只有洗耳倾听的份。最后轮到讨论当代文学史了，未等我们开口，史学家、 会计学家、市场营销学、统计学专家，便纷纷在“我们是外行，说的不一定对”的开场 白之后，对作家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发表意 见。相比之下，文学教授和研究者是最没有“学问”的了。而当代文学研究者又处于这 些混饭吃的人的最底层。他们的“没有方法”，“不严谨”，不仅受到别的学科的学者 的怀疑，而且为治古典文学、治现代文学的所轻视。这种尴尬的处境，和摆脱“没有学 问”的评价的“焦虑”，推动我们展开了让自己严谨、深刻起来的努力。
方法、态度的调整，它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文学问题和文学史研究上，出现 了若干有“新意”的成果。至少是，以“当代”为基点的视角和关注方式，与20世纪80 年代确立的以现代“经典”为基准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对比，也有可能展开对话。在
今天，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已经淡化，研究领域的上溯和延伸已成为普遍现象。 不过，这并不单纯是“拓展”的具体方法的不同，在一些情形下，它表现的是视角、“ 立场”上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文学”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经消亡，在另一 些研究者那里仍然存在。不同视角、立场的对比、交锋和可能的互相渗透，肯定会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活力。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者的心理、态度上说，在有的人那里，则好像是变得越来 越不自信，觉得矛盾重重，对事情常常犹豫不决。记得在1997年，参加谢冕先生组织的 “批评家周末”，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当时，我说到陷于“矛盾之网” 中的困惑，并用了“问题的批评”这一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后来，写当代文学史 ，对遇到的问题的感受更加尖锐。1999年春，钱理群先生给我看他的一篇文章。我便在 一个纸片上，把这些怀疑和困惑写给他。钱先生写过《丰富的痛苦》，讲述唐吉诃德和 哈姆雷特的“东移”。虽说钱理群对这两个人物都有同情，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禀性 中有更多的唐吉诃德的成份：理想主义，浪漫激情，果断，目标明确。所以，当时写这 些文字，从“潜意识”上说，大概是希望他能指点迷津。这些文字我没有留存，再见到 它们时，是被引在钱先生的文章里。其中说，“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 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 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 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 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 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 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 ?……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 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 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如此等等。(重新读这段话，那些问题依然存在，但谈论问 题的方式，包括使用一连串的排比性问句，却有些当时并未意识到的“矫情”)。待到 想听钱先生的意见时，他接着却说：“这也正是我也没有想清楚的。”在另一篇文章， 他又说，在80年代，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 疑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 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 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 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看起来，不顾一切的唐吉诃德，也变得 犹豫不决、矛盾重重了。但钱理群先生说得好，“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 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注：《矛盾与 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他把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当作一个 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来理解。
这种种困惑、矛盾，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在认识 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 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 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 ，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 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 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 凝固?
几年前，读过孙歌谈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极深的印象。她说 ，“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 “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 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 学评论》2000年第1期。)。从根本上说，我的矛盾和犹豫不决，与对这一点的体认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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