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中央论文,治藏方策论文,年卫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清代档案为基础，探讨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治藏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指明当地西藏内部的治乱与清一噶尔蒙古双方和战全局息息相关，雍正帝一直认为西南一隅的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妥，西方北方蒙古诸部则疑贰不附，卫藏虽远在边陲，实际上是“社稷生民忧戚所系”，因而秉承其父康熙帝的遗志，继续执行积极的治藏路线。
清初以来，清中央因忙于国家统一大业，不仅无意于改变西藏一隅和硕特蒙古与藏族的关系，而且愿意维护从青海、喀木到卫藏、阿里连成一片的藏族地区的稳定局面，使之不受西北准噶尔蒙古的侵扰。准噶尔与清经过几次战争，宿怨已深，而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却同属厄鲁特蒙古的分支，两者时或相互仇视，时或结为至亲，但都虔信黄教，与西藏地方的僧俗上层人物有密切的关系，以此准噶尔一直恃其兵力强大，想夺占卫藏以与清室抗衡。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联合青海和硕特蒙古诸部进军入藏，驱走准噶尔部盘踞拉萨的策零敦多卜，将清封为达赖喇嘛的原居青海塔尔寺的灵童安放在布达拉宫的禅榻之上，把与准部合作的傀儡政权首脑数人正法。此时受清封为亲王的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也率众与大军一起进入拉萨，企图恢复并继承其父祖的事业，独霸卫藏，但受清方的阻遏，不能如愿以偿，他在拉萨滞留了两年，才怏怏然返回青海故土。罗布藏丹津回到青海后即暴露了蓄积已久的反清的计划，他秘密纠合一些拥护他的部落会盟，公开号召废除清廷赐予他们的爵位封号，还遣使去准噶尔部及前藏，并于雍正元年（1723）夏用武力攻击几个不同他合作的部落，发展到进攻西宁周围的清军驻地，终于在雍正二年被朝廷官军击败，只身逃奔准噶尔得到收容。
雍正帝在平息青海等地的乱事，办理善后，改编青海蒙古为佐领制，进行川藏勘界的同时，于雍正三年十一月降旨：“特简授贝子康济鼐为总理，噶伦阿尔布巴为协理，着二人掌办藏事”，隆布鼐、颇罗鼐、札尔鼐三人协助。（注：《谕达赖喇嘛赏赐土地及委任噶伦》（雍正三年十一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原来西藏地方由顺治帝规定的达赖喇嘛与和硕特部固始汗协同管理的结构已经被打散；青海和硕特蒙古分崩离析，形同瓦解；现辈达赖喇嘛年幼，无法管事；唯有康济鼐、颇罗鼐二人是拉藏汗的旧臣。康济鼐一直驻守从雅鲁藏布江源经阿里到后藏的防御准噶尔侵藏的通道，即在策零敦多卜率奇兵占领拉萨时，亦能固守阵地，断其西路，直到朝廷大军抵达拉萨，迫使策零敦多卜不得不率领残部再循北路逃回伊宁。以此康济鼐在清军初抵拉萨即受重用。在清室心目中，康济鼐、颇罗鼐矢忠拉藏汗，就是矢忠固始汗，也就矢忠于清皇朝。再说，朝廷选用五人，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三人属前藏，其中阿尔布巴脱离准部扶植的傀儡政府，投诚于向拉萨行进的清军，其部下协助定西将军噶尔弼首先进入拉萨有功，所以特简授协理，说明还是信任他的。这次人事安排也还是合乎情理的。
雍正也对卫藏地方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得知对此一人事安排也有不同意见。
四川总兵官周瑛曾于康熙五十九年随噶尔弼从四川进藏，驱走准噶尔，返回内地后，又于雍正元年再次奉命入藏，防备罗布藏丹津自青海南下，因此很熟悉前藏地方情况。他在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个奏折中就上述朝廷十一月对西藏地方的决议，提出他个人的看法：
臣详看藏地甚是辽阔，近经议政议以贝子康济鼐为正，阿尔布巴为副。臣愚以为，既有正副之分，应请专汛之责，俾贝子等分领汛防，不时亲身巡察，庶于地方有益。如贝子康济鼐乃后藏之人，其人忠实而兼勇敢，雍正二年内同臣率领汉土官兵，前往沙拉达鲁会剿逆彝，力图报效，伏乞圣恩，量加升赏，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后藏。阿里接连阳八景（羊八景）、达木、腾革罗尔（纳木措）一带地方，防御谆噶尔（准噶尔）要隘，以扎萨克台吉叵罗奈（颇罗鼐）副之。查叵罗奈曾于旧岁带兵，招抚余树等处，复随臣往沙拉达鲁。臣见其为人慎重，亦甚勇健，堪为佐理。至贝子阿尔布巴，乃工布之人，深为谙练，甚属忠勤，各处番人最所敬服。臣前出兵时，伊在西藏筹虑驼载，运送军粮，实为出力，亦乞圣恩量加升赏，颁给印信，令其管理工布达布及巴尔喀木等处，即可与附内之巴塘、得尔革（德格）、霍耳一带互相倚重矣。公隆布奈（鼐）正系西藏之人，老成持重，深感皇恩，经臣同在藏学士臣鄂赖派往哈喇乌苏一带驻防，一载有余，实心出力，亦恳圣恩量加升赏，令其管理西藏及哈喇乌苏，并臣等新招抚之余树、纳克树等处，至木鲁乌苏止，仍以扎萨克台吉扎（札）尔奈（鼐）佐之。如此则各有地方之责任，凡遇冬春寒冷草枯之时，俱在西藏协和办理噶隆事务；至夏秋草茂之时，轮流赴汛巡查防范，则西藏自可永保无虞矣。臣更有请者，索诺木达尔扎乃达赖喇嘛之父，我皇上隆重其子，赐以册宝，加封为佛，其父则尚未蒙旷典。臣见其人甚是纯笃，实心办理黄教，且唐古特人民无不敬信，臣窃恳圣恩，于此番差遣天使之时，赐一封号，不但索诺木达尔扎感仰圣德，即达剌嘛暨唐古特僧俗人民，靡不倍增庆幸矣。（注：《周瑛奏请人赏管理西藏官员并恳随钦差入藏料理事宜折》（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68页。）
然而，雍正帝自弭平青海动乱，再次遣兵入藏协防以来，一直忧虑罗布藏丹津不甘心丢掉卫藏，准噶尔也有可能再一次伺机袭据藏地，他对罗布藏丹津与达赖喇嘛家族以及拉萨一些僧俗上层相互间复杂的姻戚关系也逐渐有所了解，对西藏某些掌权人物开始有了戒心。周瑛虽然已驻藏二载，自云“对地方事宜靡不细心体访”，所说，对拉藏汗遗留在西藏地方的蒙古兵及平罗布藏丹津之乱后来归的蒙古各部，应令其返回原牧，或移牧达木，听康济鼐调遣等，不无道理。但如对康济鼐与阿尔布巴的具体分工，对巴尔喀木地带的界址和归属问题，都已经是朝廷议妥的问题，周瑛竟然将个人不同意见以密折奏闻，且言辞中显露偏袒阿尔布巴、隆布鼐、达赖之父的倾向，所以皇帝对他的建议不予采纳。
另外，在雍正元年到三年间，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曾建议以康济鼐驻扎招地（指拉萨）。雍正虽觉有理，但指出康原驻的阿里地方，亦甚紧要，所以坚持康济鼐仍兼两处行走，并令年羹尧再妥议奏复。最后，年羹尧遵旨请求命康济鼐于招地方与阿里地方两处来往，“若康济鼐往阿里地方，其招地方事务即著贝子阿尔布巴总领办理”。（注：《清实录藏族史料》（一），雍正三年三月辛丑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说明雍正三年十一月这个总理、协理的安排是上下反复讨论后的决定，当时朝廷对阿尔布巴还是比较信任的。年羹尧在三年四月失宠，调离原职，由岳钟琪任川陕总督，同年十二月，岳提出勘查四川、云南、西藏的分界，朝廷即令副都统宗室鄂齐、学士班第、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会同已升为四川提督的周瑛，详细办理。上引周瑛的奏折即在这时上呈。鄂齐在会勘省界后即入藏宣旨。雍正五年初，议政王大臣等议复：据去过西藏的副都统鄂齐奏，“（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达赖喇嘛虽甚聪敏，但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处。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隆（伦），为众所恨”。“索诺木达尔扎（阿尔布巴之母舅）因娶隆布奈（鼐）二女（为妾），三人合为一党。若调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隆甚多，反增繁扰……应将（隆布鼐、札尔鼐）此二人以噶隆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请降训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雍正降旨：“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各赏银一千两。”（注：《清实录藏族史料》（一），雍正五年正月丁巳条。）
雍正关于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的重要消息还来源于岳钟琪。
岳钟琪自雍正三年继任川陕总督，一直被视为治理西南藏族地区的能手，他在雍正四年即派参将王刚扈卫钦差鄂齐入藏，于四月初三日由打箭炉（康定）出发，经理塘、巴塘、乍丫、昌都，六月二十二日抵前藏，王且于七月初七日到后藏，谒见班禅喇嘛。八月初三日离藏，在藏约四十六天。下面是王刚的观察和意见：
细看藏内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至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貌似相和，然未免与隆巴奈等诸人相联一气，而康济鼐则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即指分权、勘界、分地各节），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至康济鼐进京之说，缘众议往返路远，万一谆（准）噶尔有信，一时照应不及，故不敢擅离。
参将王刚是没有资格给皇帝上密折的，由岳钟琪转呈他口谈的这些情况基本符合钦差副都统宗室鄂奇的奏报，引起雍正极大的不安，从而在岳钟琪这件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折上加了大段朱批，全部说出了他对西藏局势的看法。朱批说：
朕想西藏事只觉不甚妥协。索诺木达尔扎，此人不好，况是剌嘛（喇嘛）之父，他不肯闲享福，便难错（措）置矣。彼唐屋特人（唐古特人，即藏人）皆一气，而皆贪婪，信不得。康济鼐虽一片公忠，未免是外人孤立，今朕信用荣任，伊等未免心寒。……若令人监住西藏，非善策，亦不能得其人，据情理亦当不得人，所以为西藏一事，朕甚忧之。西藏甚要紧。想策妄（指准噶尔首领策妄阿喇布坦）若不肯歇，仍在西藏着意，其他不能动。况又有罗卜（布）藏丹尽（津）在彼，阿尔布巴等若少有或畏或疑，或不遂意处，自然亦投寻此一着。此事当预为留心。（注：以上均见《岳钟琪奏差员自藏返抵西安禀报西藏详情折》（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74页。）
在这段之后，雍正还要岳钟琪预为筹划，详悉熟思，“徐徐随便奏来”。看来，清政府对西藏事变即将爆发这一点，还是估计得很不够的。
于是鄂、岳的奏折，经中枢研究后才决定再次派出僧格、马喇两名官员到达赖喇嘛身边，这就迫使拉萨几个主谋不得不赶紧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应付这一被动局面了。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5日）康济鼐被阿尔布巴等人谋害，颇罗鼐当时不在拉萨，幸免。
关于康济鼐被害和卫、藏交战，这本来就是一事。国内外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伯戴克（L.Petech）先生在他书中对当时的情景，叙述得尤为生动具体。（注：参见L.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Revised Edition，Leiden，1982。）这里无需重复。
马喇、僧格是清政府中最早得知这次案件全部经过的大员，唯有他们才是从达赖喇嘛亲口了解情况的。
大约在雍正五年七月中旬，马喇、僧格沿川藏大道西行，走到沙拉梗拉岭（这条大道即从昌都西行至前藏、后藏的官道，藏语雄郎，民间称之为嘉郎，意为运茶之路。清代沿途设有塘讯，即驿站。沙拉梗拉岭，藏语音译，东雪山之意），正遇上达赖喇嘛派遣的阿兰占巴（官名，即办事员）阿旺罗卜藏，送呈清政府有关康济鼐被杀一案的报告。因阿旺罗卜藏还要东行往打箭炉，呈送此一文件给四川总督，马喇、僧格则急于去拉萨，双方即时分手，一东一西，急于赶路，二大臣并未聆取更多情况。
据马喇、僧格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奏：八月初一日始抵拉萨，次日至哲蚌寺面见达赖喇嘛，宣敕颁赏，达赖喇嘛谢称：
蒙满珠舍利皇上之恩，我同土白特（与唐、宋以降，汉语文的吐蕃同源）众生俱行安逸度日，屡叨隆恩，不计其数。今又准我所请，遣大人前来照管，降旨教诲年幼之人，恩泽叠沛。因我授戒，又蒙加恩，实不敢当，将何报答？唯有率众喇嘛诵经，祝我皇上万万岁，并将恩降谕旨谨刻肺腑，竭力勤诵经典，图报而已。（注：《马腊等奏进藏颁发敕书及赏赐七世达赖喇嘛情形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87页。）
这篇简短的典型的宗教徒言词，无一字涉及案情，所云“今又准我所请，遣大人前来照管”的话，指雍正三年七月下旬周瑛自藏撤兵时达赖曾向随周返回的官员说过“奏请派一名大臣前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一个同一编号的同日的马喇、僧格的密奏，那上面将这次案情叙述得相当全面。摘要如下：
据达赖喇嘛口称：蒙圣祖皇帝怜念爱养我所幼之人，遣派大兵送我进藏时，康济鼐原系管阿里地方四五户之小头目。大兵进藏，有将军大人（指1720年入藏清军主力的平逆将军延信）寻及康济鼐，始从后藏而来……。将军大人将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奈俱放为噶隆（伦），又将坡罗奈（颇罗鼐）、扎尔奈（鼐）亦放为噶隆。复蒙圣主格外施恩，特放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去岁，康济鼐要照旧谍（第）巴之例，求放他为谍巴，向阿尔布巴等说，再三来求。我说，从前蒙皇上谕旨，土白特（主要指以前、后藏为中心的藏族居住地区）曾经放过汗（如固始汗）并谍巴（按：谍巴或第巴，是达赖喇嘛属下的高级地方官。固始汗是和第五辈达赖喇嘛同年受清朝加封的蒙古汗王，只能与达赖喇嘛平行，自来如此。康济鼐又岂能托人求情，要达赖喇嘛放他为谍巴？）毫无益处。若不启奏圣主，我不便擅自放他为谍巴。康济鼐又向我说，将十三万土白特（按：指元代明代，卫藏号称有十三个万户分辖地方，关于这十三万户虽有不同说法，但大致没有越出前、后藏的范围之外），你我二人占了，其余噶隆（伦）们要他做什么？我令康济鼐总理，给他印号办事，晓谕阿尔布巴等，并传知众人，凡事要依康济鼐行。不料噶隆（伦）等以我为喇嘛，一切所办之事，不甚令我听见。后来我闻得噶隆等将康济鼐杀了……。
在问了达赖喇嘛之后，马喇、僧格又问了拉萨的几名噶隆。
噶隆等回称，欲将众生苦乐情由奏陈皇上，奈路途遥远；欲要通知达赖喇嘛，必有阻挠，事反不成。窃思康济鼐系背皇上洪恩，与谆（准）噶尔罗卜藏丹津等勾通书信往来……立意将我们噶隆（伦）并达赖喇嘛亲近人等俱要杀害……。问阿尔布巴……据供：康济鼐蒙皇上施恩，封为贝子。达赖喇嘛又怜念给他名号，照旧谍（第）巴之例，将凌地方之人给他千户。尚不知足，自庚子年（康熙五十九年）至乙巳年（雍正三年），任意侵占给他兄弟亲戚人等城堡房屋共十二处，人二千七百五十一户。一年应缴库内贡物，折算银一万四千八百余两。……第五辈达赖喇嘛的时节，达赖汗并其妻、三子、办事斋桑（有时译作宰桑，蒙古官职名）、兵役以及家口共有一千五百人，每年应给五千三百余两，康济鼐管理以来，每年要银二万五千三百余两，因而库内银两不数，将达赖喇嘛使用的银器皿从库内取出销毁用了。
此外，还有一个“出首之人”，是原驻阿里的一名头目阿旺云敦，说：
听见将军大人们统领大兵送达赖喇嘛来藏，我带信给康济鼐，叫他一同到藏。康济鼐得了品级，甚是疼我，我也尽力图报。因而达赖喇嘛给我厄尔克台吉名号，又赏人几户。康济鼐原系好人，自见坡罗奈（颇罗鼐）以来，凡事俱听坡罗奈之言，混行办理。……后来他把白赖邦庙（哲蚌寺）里的喇嘛阿克巴、吉克巴（似指密宗喇嘛）等叫来，告诉如今噶隆等甚是可恶，就是达赖喇嘛也不好。我要做一件损阴骘的事情，要你们做证见。……我向康济鼐说，你有此意……反把喇嘛们叫来告诉，这就不是了。……康济鼐说，无妨。我同坡罗奈商量，七月初四日起至初八日止，预备大筵席，把他们叫来，借此尽行杀害，已经定了。等情。我想噶隆等系白人（指俗人，在家人），要杀随他杀去；达赖喇嘛系众生供养之佛喇嘛，兼有大恩于我……因而思念皇上之事并达赖喇嘛之恩，就死也要将此事出首了是实。等语。（注：以上均见《马腊等密奏询问七世达赖喇嘛康济鼐被杀情形并诘阿尔巴布等口供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88-390页。）
接着还审问了喇嘛阿克巴、吉克巴等，供称这些都是事实，康济鼐还给他们饭吃，“缎子四尺，茶各一包，手帕（哈达）各一个”，又对他们说：“我虽系现在之人，到死后魂灵也是甚不好的，因而索性要行一件损阴骘的事”等等。
在这篇奏折的结尾，马喇、僧格还说明将康济鼐与准噶尔和罗布藏丹津等往返“带有印号字七张，并八月二十七日阿尔布巴领兵攻破坡罗奈营盘送来所得汤古特（藏文）字两张”，等翻译后，另行缮折恭进御览。
雍正五年八月，正是前藏积极备兵进取后藏，欲将颇罗鼐等一网打尽，以消灭康济鼐残留的势力时，马喇、僧格提出差人去“招安”颇罗鼐则可避免战争，但阿尔布巴称：“倘有疏虞，实不敢当”，“不过数日可以成事”，对胜利是十分有把握的。
马喇、僧格又和达赖喇嘛商议，为了避免战争，需要朝廷发兵多少足用？达赖喇嘛称：“从前……蒙皇上（指康熙帝）以我们土白特地方偏小，产粮无多，若存许多之兵，恐致苦累民人，将兵撤回。……今康济鼐已经殒灭，想已无事了。我们地方所有十三万土白特（指土白特的十三个“万户”，元明以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俱系圣主子民，兼有大人们在此居住，断可无虑。然圣主怜我，欲要遣兵，我何敢有劳圣主之兵，总在圣主之隆恩。等语。”（注：《马腊等奏内地之兵明春再令起程折》（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92页。）喇嘛的意见显然是不愿清军前来。
大概与此同时，岳钟琪等的奏折也到达京师。前文提到马喇、僧格入藏，在沙拉梗拉岭遇上达赖喇嘛的官员阿旺罗卜藏送呈康济鼐被杀的奏报去打箭炉，交当地税官转呈朝廷。阿旺罗卜藏到后复驰驿成都。陕西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宪德、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面询阿旺罗卜藏，阿旺罗卜藏所述内容与上相同，但有几点可以互相参证：
关于杀害康济鼐的理由，阿旺罗卜藏说：藏人谓康济鼐原系“微末小人”，受宠于拉藏汗，任阿里头目，准噶尔侵藏，杀死拉藏汗，康济鼐抗击准噶尔占领军有功，皇上施恩封之为贝子。“达赖喇嘛又令康济鼐在灵地方为头目，给与房产、人口……。去年给康济鼐大小图书二颗，又赏给坐床、靠背、帽靴、衣服等物，令达赖喇嘛属下之人，一应事件，俱听受康济鼐指使行走。如此种种加恩，而康济鼐不感皇上封赏大恩，不念达赖喇嘛亲爱，悖乱横行，将达赖喇嘛纳粮之阿里、豪尔（霍尔）擦瓦达上、下阿木道（上、下安多，藏称安多、安麦）、余树（玉树）、克尔且等处应交差使，俱任意窃取；又收留青海罗卜（布）藏丹尽（津）之逃人，又与拉藏罕（汗）之蒙古八百人口给与口粮，凡仓内之物，不论数目，尽行给予。况康济鼐不是迭（第）巴，又不是罕（汗），他家喂马、造饭、挑水、烧火一日用至三百人，土伯忒人等甚被苦累。”
又说，今年（指雍正五年）六月内康济鼐与其手下人商议，拟于七月四日宴会上将阿尔布巴、隆布鼐、台吉扎尔鼐等杀害，“达赖喇嘛徒弟内，除衮都阿拉木巴外，余人尽欲杀害。康济鼐属下之人，将此商议的言语告诉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众人各欲惜命，先行动手。因不杀康济鼐不可，故此将康济鼐杀了。……并康济鼐之妇人同时杀死。因台吉坡洛鼐（颇罗鼐）系康济鼐同心合意之人，他告假往后藏去了；并康济鼐兄弟，原在后藏居住，俱于六月十三日一同遣发多人前去擒杀”。
此外，岳钟琪等还问了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
问：康济鼐被杀，在你们听见钦差进藏之先杀的，还是得信后杀的？
答：先得了大人进藏信，过后数日才杀的。因知道钦差来了，所以差我送书。又有达赖喇嘛启奏的折子，教我送到打箭炉交与驻炉税官转进，没有教我进京。（注：以上均见《岳钟琪等奏报询据达赖喇嘛听差阿旺罗卜藏关于康济鼐被杀情由并请示准否允其进京折》（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85页。）
事变来得如此之快，出人意外，但雍正对此似乎亦早已做了思想准备。历史档案馆有一件上谕，是雍正给怡亲王的，内称，他得知康济鼐已被西藏噶隆（伦）等“诱擒”，“彼地局面虽未得其详，然西藏事情从前料理甚不妥协处，朕曾屡谕”。先发了一通脾气，接下去是他个人决定对策的要点：
康济鼐系敕封贝子之人，若果被擒害，国体所在，自应商量办理。但不知西藏此番之事，与策妄阿喇布坦有通信处否？倘与策妄阿喇布坦相关，则当将（西藏、准噶尔）两处之事一并计议。若只西藏自生事端，朕意亦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方久远之计。当发兵之时，别立名色，出其不意，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若果策妄有瞻顾西藏之意，遣人帮助，已抵西藏地，则我兵或者先直捣其巢穴，以剿灭之。策妄既灭，则西藏料理易易耳。（注：《谕怡亲王传知岳钟琪据报康济鼐被擒当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雍正五年七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80页。）
最后云此事关系重大，已召岳钟琪亲身来京，面同计议，现在先将此意密行寄知，将来可能要派陕西兵、四川兵、云南兵，亦著岳钟琪自行定夺，分别知会等等。
紧接着，各方奏报陆续到达，以当时交通不便言，都是一二个月后的事情了。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前藏的阿尔布巴或后藏的颇罗鼐都控诉对方，表示效忠朝廷，并指控对方私通准噶尔，有书信为凭等等。
到案情进一步明朗，前、后藏火并已经展开，朝廷应当迅速决策的时候，岳钟琪有一个处理西藏事态的上、中、下三策的密折上奏，大概不外于前面所说的雍正召岳钟琪来京面议的内容。
首先，岳钟琪认为前藏阿尔布巴等仇杀康济鼐，如果仅仅是出于猜疑不睦，似不应要将后藏颇罗鼐等俱行残害。他认为这明明是阿尔布巴等想一举杀尽异己的“悖逆”行为。又说，据闻唐古特（西藏地方）往往发生蛊惑害人的事，但这次是“彰明较著而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事”，（指杀害康济鼐于大昭寺前议事室及抄康济鼐家，杀其妻及亲信多人事），“若非受人指示，意有所恃，亦断不敢狂悖如此”。（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257-258页。）
根据他对这次事变的初步认识，和朝廷尚未搞清全部案情的困境，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选择。
（1）先指出阿尔布巴等人背后有人“指示”，这人指谁？他指的就是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他说：索诺木达尔扎是阿尔布巴的母舅，到拉萨后又纳前藏贵族隆布鼐之二女为妾，成为亲家，同时与被官军击败投奔准噶尔的罗布藏丹津也有翁婿之谊。此人以达赖喇嘛之父的地位，乘达赖年幼，同这些握权的政要互相接纳，内外勾连，来“指示”这场事变，是不问可知的了。如果朝廷不加惩创，恐怕与准噶尔勾结日深，大为边患。莫如仍遵前旨，将陕西、川、滇满汉兵马，于明年（雍正六年）青草生时两路并进，将达赖喇嘛移往内地。西藏地方另行料理，以一劳永逸。
不过朝中有人惟恐阿尔布巴等会挟持达赖喇嘛逃奔准噶尔。他指出到当时为止，还看不出准噶尔有明显帮助阿尔布巴等的迹象，纵使阿尔布巴等有此意，但达赖喇嘛及属下喇嘛头人番众未必肯抛弃故土。即使阿尔布巴等果将达赖喇嘛挟逃，可先安定西藏，分兵驻扎；再选官兵由噶斯、阿尔泰、巴里坤三路正面并攻准噶尔；再分驻藏之兵，由逆众等挟逃之路，暗袭其后。此为上策。
（2）如这次乱事，只是几个西藏噶伦之间的一场仇杀，应该等准噶尔有明显挑拨帮凶情形，然后再大彰讨伐。惟恐他们“暗相交接，使西藏之地，名为归附天朝，反为他人心腹，与我沿边地方，大有关系”。如若这次“颇罗鼐果被杀害，则事权皆归阿尔布巴等管理，西藏尚数安静。若颇罗鼐未被杀害，自必以报仇为名，召集后藏阿里之兵，互相仇杀，残害藏地人民，更属紧要”。所以一定要等到准噶尔露有形迹，然后进剿。这是中策。
（3）西藏虽已附内地，但究属番人番地，这次噶伦彼此仇杀，可以“番例”论之，亦无甚关系。“且达赖喇嘛将康济鼐被杀情由，已曾恳切具奏。”（注：当指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马喇、僧格密折，后详。）即可明白敕谕达赖喇嘛，令其另选噶伦，将阿尔布巴、隆布鼐革去职衔，姑念藏地，不知国法，免其治罪，似亦无伤国体。但恐索诺木达尔扎、阿尔布巴等不知感恩，益逞骄狂之气；更恐与准噶尔及青海人等固结日深，滋患愈大。所以若不加惩创，而就番例完结，实为下策。
当然这些都是供清政府在案情尚未全盘查明时可选择的措施。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准噶尔是否曾在这里插手。这是问题的关键。前藏的阿尔布巴和后藏的颇罗鼐虽互相指责对方，然而蒙藏两族的政教关系，可以一直上溯到13世纪（元代），碍难一时断绝，不能轻信其必无。如果这只是前、后藏噶伦之争，清政府认为就无关大局，等明年进兵亦不为晚了。
关于雍正决意派兵进藏，他自己承认有过几次反复。在他给亲信云南总督鄂尔泰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折上的大段朱批，说得相当透彻。下面只选一节：
……凡天下事不可预料，只可随时相机办理耳。西藏、谆（准）噶儿（尔）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俄罗斯）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哈儿喀（喀尔喀）等众蒙古人心系焉，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腋之患。谆（准）噶儿（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优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減取谆（准）噶儿（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前西藏事一出，朕即欲述先志（述先父圣祖之志），乃初次之谕也。及后虑及挟喇嘛奔往谆（准）噶儿（尔），恐不万全，故有暂安谆（准）噶儿（尔）、唐古忒（藏族人）之心，以图他日机宜，有二次止兵之谕。不料后藏婆（颇）罗鼐者为康济鼐复仇，一面整兵讨阿布巴（阿尔布巴），一面密遣人奏闻请兵问逆，目下两人相拒矣。若如此，则挟喇嘛之生路已阻，而师出有名（指朝廷出师有名），乃上苍所赐之机宜也，所以有三次复备兵之旨。策妄阿拉布坦（准噶尔首领）已故，其子噶尔丹策凌使人来奏闻，来意虽恭顺，而辞气甚傲慢无理。……朕意已定，前者令岳钟琪来详悉面商，借此上天所赐机会明岁定藏。唐古忒既势分为二，人情不划一，而谆（准）噶儿（尔）又现使人在此，未有一面构衅助西藏之理，亦赶不及，而藏事料易清楚矣。今拟向噶尔丹策凌索取罗卜（布）藏丹尽（津），料必不与。己酉年（雍正七年）命两路整大兵勒取，相机声罪致讨，必灭此而后朝食，则我国家内外可望永远安静矣。此一大事，已备细筹划，唯怡亲王、岳钟琪、张廷玉等数人知焉，其他廷臣皆未觉也，卿可密之。一切兵马粮饷屯守进取之策，已筹划万全，总仰赖上苍照鉴、圣祖慈佑。此举虽不敢言操必胜，大概可保万全无虞。……总言，此一部落（指准噶尔），所关甚巨。若言不能取，因循时日，再令伊从容将伊后边一带敌国哈斯哈克（哈萨克）、图儿虎尔诸国渐次收服，再添羽翼，若一向我，恐众蒙古情形未必能如今日矣。……朕元、二年撤兵之意，令彼（准噶尔）疑畏，必不敢动。待休养士卒、训练精锐、钱粮充裕时，务此大举也。今幸上天慈恩，海内粗安，朕元年户部只存一千七百余万钱粮，近五年冬至五千万矣。皆上苍赐佑、圣主垂恩所致。定意动千万钱粮料理此事，务令士将饱腾，欢欣踊跃，有机进取，否则平安旋凯。（注：《鄂尔泰奏遵旨停止进军西藏并复陈安藏之策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95-396页。）
雍正与鄂尔泰谈西藏的事，并不只一次，因为经营西南虽多倚仗岳钟琪，也有必要同云南时通消息，免致隔阂。但这篇朱批论事最为全面，语言亦最无掩饰。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朱批始终着重的是准噶尔问题，而对前、后藏的事情反到说得不多。这固然是当时对西藏的案情了解得尚不够，不好多谈，但主要还是因为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之事即一日不妥才是国家隐忧所在，休戚所系，亦是康熙帝“圣知灼见”所指出的问题的核心。抓住这一点，再来看雍正对西藏的一番作为，怎么能叫人同意有人提出的，他是在推行一个与康熙帝不同的“新政策”呢？（注：参见L.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pp.91-112。）
雍正六年五月初六日周瑛奉命率军自打箭炉西进。二十九日，云南开化镇总兵官南天祥率滇军到达察木多。六月十三日周瑛率陕西、四川军亦到达，与滇军会师。在周瑛抵达察木多前接到马喇的咨文说：“五月二十一日戌时，据索诺木达尔扎、隆布奈、阿尔布巴、扎纳奈等报称，颇拉奈带领各兵七千有余，由杨八景等五处前来，将到西藏等语，达赖喇嘛及阖藏人民俱各惊惧”。（注：《周瑛奏颇罗鼐收禁阿尔布巴等并减带官兵兼程进藏折》（雍正六年六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415页。）以致马喇等咨周瑛速将川滇之兵星夜兼程赴藏，以救燃眉之急。当周瑛正忙于如何分派驻防，并选多少官兵进藏时，又接到马喇等的咨文，内称：
五月二十六日婆罗鼐（颇罗鼐）统领阿里、后藏各兵进藏，甚属恭顺圣主及达赖喇嘛，丝毫不扰番民，二十八日将杀害康济鼐之阿尔布巴、隆布奈、札纳奈（扎尔鼐）悉行孥获。（注：《南天祥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2册，第700-701页。）
这是官军第一次获悉前、后藏交兵结果的正确消息。这时川、滇兵马尚距拉萨一段路程，奉旨同时自青海入藏的大员吏部尚书查郎阿也尚在途中。
周瑛与南天祥既然知道颇罗鼐统领阿里、后藏各兵，已于五月二十六日进藏，周瑛认为这就无须带重兵去拉萨，于川滇官兵六千余名内，周瑛本人挑定川军一千余名，令副将杨大力等带领，与他一同进藏，同时专差咨会左都御史查郎阿、总兵周开捷等。
关于前、后藏这次冲突的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当时对卫（前藏）、藏（后藏）尚无明确分界，习惯上只以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冈巴拉山脉为界，冈巴拉以北属卫，以南属藏。前藏军队越冈巴拉而南，分南北两路向西进攻，南路想越浪卡子宗的卡罗拉山口，直取江孜平原被阻，北路绕道攻后藏的前哨站仁布宗，几度易手后，攻克仁布，直捣江孜平原之背，取得胜利，这是第一阶段。这样，前藏军队几乎占领了江孜平原的大部地方，抄了颇罗鼐的家。颇罗鼐为了保存实力，撤退到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拉孜宗，以等待阿里一带的援军。这中间，虽有历史悠久的萨嘉派主寺和格鲁派的又一支柱扎什伦布寺调解，也没有成功。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颇罗鼐在得到阿里援兵后，分兵两路，一路在雅鲁藏布江南逐步击退前藏军队，一路渡雅鲁藏布江而北，从达木分兵南下，一举直抵拉萨，生擒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获得全胜。达木亦称当雄（即达木雄，雄是藏语政府的意思），是牧区，又是当年拉藏汗驻牧的地方，1717年准噶尔军偷越绛塘这片莽莽高原即通过这个口子击败拉藏汗而袭据拉萨，此时前藏未加严守，以致一败涂地，颇令人费解。
第三阶段已是雍正六年五月上旬，交战双方都知道清军将要前来。川滇官兵六千余人已于五、六月间到达察木多待命，前锋于七月十八日进抵墨竹工卡河口，离拉萨只三日程，暂时停驻，等候北路大军以便一齐入拉萨。由陕军护送总司一切的吏部尚书查郎阿，五月初六日与南路军同一天，自西宁出发，六月二十七日抵达木鲁乌苏江边，也挑选陕省官兵二千名，于七月初三日自木鲁乌苏兼程入藏，约定七月二十五日前，与川、滇两军共同进入拉萨。最后，查郎阿等于雍正六年八月初一到拉萨，但颇罗鼐早在五月二十六日（1728年7月3日）攻占拉萨，在这里等候清军已有六十多天了。
前面提过，钦差马喇、僧格于一年前即雍正五年八月初一日来拉萨，随行有岳钟琪派来的参将颜清如，他们到时，正好是藏内仇杀开始，不久发展为一场战争，颜清如是自始至终目睹这场战争的证人。关于这次战事的终结，他在一个报告中说：
颇拉奈（颇罗鼐）于二十六日（按：雍正六年五月）带兵突然到藏，将布达拉围住，令别蚌各寺（别蚌寺即哲蚌寺异译）喇嘛催献阿尔布巴等三人。至二十八日巳时，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等三人献出，交颇拉奈收禁。
报告还转述当事人颇罗鼐亲自向钦差马喇、僧格二人回话：
我同康金鼐（康济鼐）原是一个小人，蒙万岁恩典，放我扎萨克台吉，放康金鼐贝子，又与康金鼐赏印。他们气不忿，把康金鼐杀了，还屡屡发兵杀我。我上了四五次折子，万岁兵马总不见来，我的口子又离谆噶尔近，我若不来，他们又发兵来杀我。我没奈何，才留阿里的三千兵堵口子，只带阿里的二千，后藏各处共兵九千，顶戴万岁洪福，把仇人拿住，请大人们具奏定罪。我两三日就要回后藏去看守地方，有我带的这些兵马，求大人们启奏把他们恩赏，后来也肯出力。（注：《周瑛奏颇罗鼐收禁阿尔巴布等并减带官兵兼程进藏折》（雍正六年六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料汇编》（2），第415-416页。）
马喇、僧格当即将颇罗鼐留在拉萨，奏报朝廷。
差往西藏的吏部尚书查郎阿，于雍正六年八月初一日到拉萨，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程离藏。在这期间，他统率北南两路陕兵八千、川兵四千、滇兵三千，共一万五千余人，除去留驻沿途要地和安设台站外，入拉萨的有六千四百人，不可谓不多。到拉萨后，他即会同前此在藏的副都统马喇、学士僧格等办理了下面几件大事。
（1）从备用军饷内动支银三万两，赏与颇罗鼐，令犒赏随颇罗鼐之后藏兵丁。
（2）关于这次乱事平定后的西藏人事处置问题，查郎阿等上奏如下：“颇罗鼐原在后藏，与唐古特（泛指藏族）相居日久，众皆信服，应遵旨令颇罗鼐总管后藏事务，自后藏冈底斯、阿里等处俱令其管理。其前藏事务……据颇罗鼐保选二人……经臣等见二人诚实明白，即令管理前藏，授为噶隆（伦）。但招地（指拉萨）初定，新放二噶隆办理恐不能妥协，颇罗鼐办理噶隆事务，为人心服。查前藏、后藏相离不远，事可兼办。臣等暂令颇罗鼐统管前藏、后藏，俟达赖喇嘛迁移完毕，招地撤兵，再令颇罗鼐专管后藏。”获准。
（3）将阿尔布巴、隆布奈（鼐）、扎尔鼐等审讯。据阿尔布巴等供称谋杀康济鼐是实。认为“阿尔布巴等身受国恩，不思报效，乃心存叛逆，大干法纪”，即分别情罪，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正法。阿尔布巴之子三人，及隆布奈之子一人，一并斩决。协助阿尔布巴等之喇嘛人众，亦分别治罪。
（4）最后，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留下陕兵一千名、四川兵一千名交与驻扎西藏之大臣统帅守藏，其余官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自藏起程分作五队撤回内地。第二队查郎阿、马喇带领西安满洲兵四百名、固原兵五百名、四川兵一百名，副将周起凤带达赖喇嘛在同一队内防护，副将杨大力带领四川兵四百名前行。这是这次撤兵的一大机密，雍正在告诉几个亲信大臣时，都再三警告不许外泄。即使有人有所预料，也总以为是将达赖喇嘛迁移到西宁去以策万全，而没有想到由查郎阿率军将他送回他的家乡理塘附近的惠远庙，以静观形势。有人把这称作为流放（Exile）或充军，未免言过其实。这不过是朝廷认为达赖喇嘛年龄太轻，惟有妥加保护，以防再次落入敌手，被挟持去投奔准噶尔而已。
在此，我想加两个注释，作为本文的结束。
（1）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清兵部奉旨通知颇罗鼐等次年三、四月青草生长时护送泰宁惠远庙之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决定，并令在藏办事副都统马喇和贝勒颇罗鼐等预为备办。翌年，即雍正十三年，达赖喇嘛等分批回藏。其时达赖喇嘛已成年，前、后藏地方平静，准噶尔内乱频发，处在清政府严密监视下，已不为患了。
（2）雍正认为“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之事一日不妥”，准噶尔是他的“肘腋之患”，故必须灭此朝食，以了其父康熙帝未了的大愿，但终雍正一朝，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这一遗愿是由下一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并执获逃亡那里多年的罗布藏丹津回京教养，了结全案，才算完全实现，但这是乾隆二十年（1755）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