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型李白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古代众星璀璨的诗人群体中，就当世知名度和后世影响度而言，就诗人本身被创造、被“演义”的程度而言，恐怕莫过于李白了。李白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存在和传奇典型，能够得到史传介体、文学载体和民间传说的格外垂青与超常钟爱，本身就是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笔者试图以“三型李白论”来求解探秘，认为实际存在着三个李白，即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指其诗文创作）和传说特型李白（包括他人诗文）。三型李白即复合型李白展示了中国古代学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李白文化现象”。从综合思维和文化学视界来阐析三型李白，探究其内在联系、整合效应和传播特点，无疑可以拓展并深化对李白的研究。
一、历史原型李白——社会角色：侧重于志士型和诗人型
所谓历史原型李白，是指历史上原本真实存在的李白其人，亦即那位生在盛唐时代以诗名赫然当世的活生生的李白实体，这是位最真实的历史人物，不过也是一位最难复原的历史活体，因为无论是从李白的诗文还是从时代人或后人的记载来看，我们已很难看到那位绝对符合历史真实的李白的原型，这是由于李白活着时声名太大了，其诗文自我塑造又呈现出太多的主观色彩，而后人又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体认和心理需要给予李白过多的装饰打扮，因而复原难度较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力图剥去一切包装，尽可能给他一个符合历史原貌的真实画像。
今存最为原始和最为直接的李白生平经历思想个性的有关材料，应是李白的诗文和李白同时或稍后的中晚唐时人所写的有关李白的序传碑铭。后者中最重要的有：李白族叔李阳冰为李白集所写的《草堂集序》，年辈稍晚而又与李白颇有交谊的魏颢所作的《李翰林集序》，与李白有通家之谊的范传正所著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这三人一是李白临终“枕上授简，俾予为序”，一是李白重寄所望“尽出其文，命颢为集”，一是亲访“公之子孙，乃获孙女二人”，因此，他们所叙的基本事实当属可信。此外尚有李华所作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所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裴敬所写《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唐以后的重要资料则有刘煦的《旧唐书·文苑列传》，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宋祁的《新唐书·文艺列传》和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均有许多与李白生平相关的材料。以上资料大致可分两个系统，即一为官方记载，一为私家撰述。这些资料均是较为正式的记载，相对说来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剔除上述诸文中明显的史实错误（如说李白为山东人）和一些夸饰过誉、虚诞不实之词，同时根据李白的诗文所述的一些基本事实及近几十年为学术界大多数李白研究专家所认可的新成果，我们庶几可得历史原型李白之仿佛。这就是：
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生长于四川。天赋才华，聪明好学，少年时便遍观百家，志向远大而性格豪放。同时喜游侠，好纵横术，亦爱神仙之说，故不屑走一般士人科举入仕之途。青年时离乡出游，遍历湖北、安徽、吴越一带，广结友人，矜尚义气。后居留安陆，蹉跎十年。开元后期曾一入长安，交谒名流，冀有所用，然无获出京。复又游历各地名胜，曾隐居南陵，以隐求仕，声名渐大。天宝初，玄宗下诏征入京，颇受礼遇，出入翰林，誉满天下。然由于李白不能收敛个性，纵放不羁，任情自适，不为当路者所容，悒郁不得志，故请求放还。出京后旋往河洛等地漫游，寓居鲁中，复又到江南一带游历，隐居庐山。值安史之乱爆发，以为此乃奋进效力之时，应永王李璘之辟从庐山至李璘军中。谁料李璘另有图谋，举兵作乱，为肃宗平息，李白因此获“从逆”罪名而身陷囹圄，后虽经人营救但终流放夜郎。乾元二年春，李白行至巫山遇赦，随即顺江而返，并在江夏、洞庭湖等处留连。不久，李光弼大军召募人士，李白欣然前往，“冀申一割之用”，但因病“半道谢还”，自叹“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后往当涂投奔族叔李阳冰，旋即卧床不起。代宗宝应元年，李白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将其平生诗文稿嘱托李阳冰，不久病重，心境悲凉，赋《临终歌》赍志而卒，时年六十二。李白一生游踪遍历当时大半中国，虽有强烈用世之志，并自定一条“功成身退”之路，但始终未曾实际为官，且一生诗酒相伴，隐居游历，豪放潇洒，在当时即负盛名，其文才神韵，尤为时人激赏推崇。李白一生凡四娶，先后有许氏、刘氏、鲁妇人、宗氏，有子伯禽，女平阳。有《李太白集》传世。
以上是历史原型李白的生平轮廓，不难看到，作为历史原型李白，其人生经历、生活情趣和思想气质、性格爱好是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但是，如果从社会角色的定位和其人的本质精神而言，我们还是能够从缤纷绚丽的诸多色彩中撷出历史原型李白的最突出特征。
第一，这是一位典型的志士型历史人物。毫无疑义，历史原型李白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青年时代他就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壮志以游历而求仕。以后他又两入长安，两次从军，虽屡遭挫折而毫不动摇。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李白在经历了“从璘”流放的打击后，依然保持着高昂的用世激情，在六十岁高龄时还前往李光弼的军幕，冀最后一搏。他一生都怀着“济苍生、安黎元”的宏伟理想，做着“功成身退”的美梦，这是李白为自己选定的一条特殊的理想化的人生道路。在此“功成”是先决条件，是第一位的；而“身退”是最终归属，是第二位的，没有“功成”就谈不上“身退”。在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中，前者终究是主要方面。“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就是明证。正因李白一生未曾“功成”，所以他一生也未能“身退”，才会临死时发出壮志末酬的悲慨。综观其生平经历，历史原型李白是一个鲜明的志士。此外，从李白的诗文我们也不难认识其志士的原型。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国家时局的忧念，表达了靖乱平叛的良好愿望，展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抒发了对黑暗政治地强烈不满和怀才不遇报国无路的满腔激愤。这一切不正是展示了一位志士的慷慨情怀么？同时，李白身上所体现的策士纵横家的雄辩气度和济困扶危、排难解纷的游侠精神，其本质上都显示出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热切的用世态度，这当然也是志士的风范。所有这些都说明：历史原型李白是坚定地充当着同时代社会国家人民忧戚与共的志士角色。
第二，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气质型的非凡人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其生性豪放，情感充沛，酷爱自由，蔑视礼法，这是诗人个性的最本质特征。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个性，使之在官场无立足之地。在李白身上，志向与个性存在着尖锐的不可两全（既能实现其大志又能保持其个性自由）的矛盾。这是李白终生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也是其“怀才不遇”的根本原因。李白的个性特色太鲜明了，他放纵情感，任诞自适，以一片诗人的天真去直面严峻的社会人生，而且自始至终很少改变；而其不满现实、傲视权贵、求仙隐居、寄情山水等，均可从其个性中得到解释。其次，才华横溢，名震当世，这也是作为超一流大诗人的必备条件。李白自幼才华卓著，为人赏识。出蜀以后，漫游各地，更是诗名大振，终致玄宗颁诏，饮誉长安。李白一生以诗名世，活着时便受到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庶民（如汪伦）的礼遇和爱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实事求是地说，李白活着时，其天赋才华便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作为诗人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讲，李白并非“怀才不遇”。由此可见，历史原型李白确是一位超群绝伦、文采斐然的诗人。此外，从李白身上所体现出的典型的“诗酒精神”，也说明其气质上完全是一位诗人。自古文人好酒，而李白尤然，早就有“诗仙”、“酒仙”之称。在他身上诗酒不分，饮酒成为他生命存在的重要表现形态。在他的诗中随时可见“乐饮”、“病酒”、“痛饮狂歌”、“高歌取醉”之类的歌吟。他以醉处世，在痛饮狂歌中超越羁绊舒展生命，在醺醺然飘飘然中求得情感解脱和精神自由。同时，饮酒也是李白诗歌创作的灵感之源。李白自己也声称：“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可见酒力助诗胆，酒趣引诗兴。而只有在此时，李白的浪漫气质、独立人格和不羁个性才得到最为淋漓酣畅的展现，他的艺术才能也才得以最为充分的发挥。可以这样说：酒颠诗狂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和艺术创作的方式。而这一切正说明，历史原型李白在本质上又是一位地地道道而又横放杰出的诗人。
从上可知，作为志士的李白，他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应世应物的热心角色，他的思想情感脉动与时代精神潮动有着趋同性；作为诗人的李白，则是其鲜明个性人格的生动展示，而这与其生存环境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离异性。无论是志士型李白还是诗人型李白都体现出共同的自由精神，即追求个体存在价值，向往个体自由、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特别是士文化）最可宝贵的精神。总之，历史原型李白是盛唐时代中一位颇具鲜明个性特色的士人典型，就其社会的真实性而言，他既非远离簪组的隐士，更不是超凡脱俗的神仙，他也有从时随俗之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屈己干人、歌功颂德（参看拙文《论李白对权贵态度的两重性》，见1986年第8期《江汉论坛》）。这是一个历史的“本我”，是诗艺造型李白和传说特型李白得以产生的基础，他已成为关于李白再创造的一个社会心理根源。然而就其形象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影响力来说，则分别不及后两个李白。
二、诗艺造型李白——文学形象：着重于表现型和极致型
所谓诗艺造型李白，是指李白诗文中所描绘的诗人自我形象，亦即经过李白自我包装（艺术加工）的文学形象。那么李白究竟在其诗文中如何展现并展现出一个怎样的自我呢？
第一，这是一个鲜明的富于自我表现的文学形象。阅读李白的诗文，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李白以诗文浓墨重彩地表现主体自我，细致入微地展示他的主观世界，淋漓酣畅地抒发其内在情感，并且从自我的角度，以鲜明的主观色彩来叙经历、言遭际、绘山川、谈感受。只有在诗歌的国度里，李白才能最充分、最自由、最尽情地表现自己，李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主观色彩最为浓烈的诗人。
这种表现型是建基于自我形象的全面展示上的。李白笔下的自我形象是色调斑斓的多面体：志士的热肠、诗人的气质、神仙的风采、酒徒的酩酊、侠客的肝胆、策士的雄辩、隐逸的超迈、僧人的彻悟……总之，各种思想气质，各种精神风貌，在其诗文中都得到应有尽有、穷形尽相的表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在诗文中把自我形象描绘得如此全面、如此充分、如此突出的诗人。
首先，这种表现型可通过其诗文强烈的主观色彩加以说明。正因为李白要以创作来充分表现自己，所以他总是以充满主观色彩的大笔去涂抹一切，以“我”的目光、“我”的心胸去感知一切、审视一切、再现一切。于是他的诗文就具有异常鲜明的主观性，饱含着主体的丰厚感情。据我们统计，在李白的一千余篇诗文中，直接提到“我”（包括“吾”“余”“予”“李白”等）的作品就占了半数以上，可见李白的创作就是要表现其多姿多彩的自我。在物我、人我关系中，李白“自我”非常突出，“我”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都围绕在“我”周围，一切都可为“我”所设，一切都服从于“我”，万物皆备于“我”。如“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口衔云锦书，与我忽飞去”（《以诗代书答元丹丘》）、“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秋浦歌》）。在此，“我”成了主宰和核心，天穹地府、星辰龙云、江河鸟类都能为“我”所驱，实际上都是为了展示一个超常超险的自我。李白无论写什么题材，总没有忘记表现自己，不要说那些表明志向、发泄愤懑、感叹不遇的诗作昭然鲜明，就是那些记叙游踪的诗也常常是“我”字当头：“我行巫山渚，寻古登阳台”（《古风·五十八》）、“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梁园吟》）、“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沙丘城下寄杜甫》）、“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艘”（《送当涂赵少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谓以“我”领篇，以“我”挈物。这正好说明诗艺造型李白的强烈的主观表现特征。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李白诗文的自然山水往往是其主观化拟人化的意象，奔腾喧啸的黄河、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长江、势拔五岳的天姥，都是其精神个性的展现，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正是充分自我表现的结果。
这种表现型还显示在情感的充分抒发上。在李白的诗文中，诗人的感情世界也得到了全面表达。诗艺造型李白是一位情绪心理感异常丰富而热烈的情感典型，这位抒情主体的各种感性都得到了充分坦露，而且往往抒发得淋漓尽致。既有如黄河奔腾的激越澎湃之情：“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也有在花前月下的闲适优雅之趣：“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既有心雄万夫的壮士之气：“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节士歌》），也不乏怜儿爱女的舐犊之情：“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寄东鲁二稚子》）读李白的诗，我们还可以直觉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喜怒哀乐长吁短叹，无一不可触可感。他时而昂扬振奋：“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时而意气消沉：“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身，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春日醉起言志》）；时而大笑高歌：“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献从叔当涂宰冰》）；时而呼天痛哭：“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时而心绪宁静：“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时而感慨不平：“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燕昭延郭隗》）。不仅综观如此，即使就一首诗看也不例外，如著名的《梁甫吟》，时而高昂，时而感慨，时而激愤，最后归之期待，情绪波澜起伏，变化莫测。可见诗艺造型李白是典型的情感型人物，或者说本身就是诗情的化身。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这种情感表现是一种最直接的坦陈，常常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率真性表达，因而，诗艺造型李白总能给人以纯真的感觉。如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真切地展现出一个得到征诏而畅饮高歌、大笑狂舞、得意非凡的诗人形象。又如《山中与幽人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活脱脱地呈现了一位率性而行、纯真自然的雅士形象。清人叶燮说：“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其中有全见者，有半见者，如陶潜李白之诗，皆全见面目。”（《原诗·外篇》）“全见面目”，也正是表现型的最好注脚。
第二，诗艺造型李白是一个带有极致特色的文学形象。这里所说的“极致”，是指诗人表现自我而采用的超常艺术手段，甚至有意打破艺术分寸感，描绘出超乎寻常——甚至是推向极致的自我形象。比如，我们曾说历史原型李白是一位志士人物，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诗艺造型李白则把这一位志士典型推向极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是《行路难》前二首，从眼前非同寻常的事物生发，思绪一直追溯到古代，价值千金的美酒佳肴、冰塞雪暗的黄河太行、遭饥受忌的韩信贾谊，以及燕昭已去、黄金台空的深深感慨，这样分别从不同维面将一位心怀壮志而不用于时的志士形象推向极致，大大增强了自我表现的艺术效果，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相较，显然更为直观真切，更为激荡澎湃，也更富感染力。读罢这两首诗，我们不是看到一位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感到无路可走，内心极力苦闷而又保持着昂扬意气的超常的志士极化形象么？表达相同情绪的作品，在李白诗中俯拾即是，最有名者如《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古风·燕臣昔恸哭》、《古风·倚剑登高台》、《鞠歌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雪谗诗赠友人》、《梁甫吟》、《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所反复展示的就是一位有志难酬愤愤不平的志士典型，可以说李白是有意的在诗文中将自己的这方面突现出来，推向极致，或者说是以非常的艺术手段加以典型化，成为其艺术个性中最浓烈的一笔。
前面我们论述过，诗艺造型李白的情感世界是异常丰富热烈的，在此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其情感抒发往往也是极度的，或者说其情感传达方式和程度常常是极化的。诗中李白的歌是声振林木的高歌、浩歌、长歌，笑是响如雷霆的大笑，哭是呼天抢地的痛哭，叹是悒郁迸发的浩叹、长叹，吁是难以遣散的长吁，恨是无法消释的万古恨、无穷恨，愁是异乎寻常的尽年愁、万古愁……总之，均是极度的宣泄，没有这种极化方式便不足以淋漓尽致地抒情。所以诗中的李白，确是一位情感极致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较之历史原型李白更符合人性的真实。
这种极致型更表现在艺术表现方法的高度自我夸张上。读李白的诗文，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诗中李白是一个高度夸张了的文学形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其才能的自信上。现实中的李白当然是才华卓著的，然而在其诗文中则可说是卓荦特出并世无匹的了。在李白的诗文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志向远大（帝王之师、辅弼之志）、才华横溢（文变风俗、学究天人）的超众脱凡的形象。他的才志和才能被极度夸张和渲染，建功立业被看得轻而易举，“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谈笑廓妖氛”（《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之类大言不胜枚举，“谈笑”似乎成为诗中李白施展才志的一种轻松方式。然而历史上的李白是否真有如此大才，令人颇感怀疑。但李白自认才志非凡，又在诗中加以极度表现，这就塑造了震憾人心的艺术形象。这种高度的自我夸张不仅表现在志向才华上，而且表现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他写其品性：“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写其饮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写其供奉翰林的情形：“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写其狂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即使是写其赌博也描状得神采飞扬：“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猛虎吟》）总之，在李白的作品中，无论是哪种自我形象，都是高度夸张的特写形象，这在中国古代诗作（即使是那些高度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显然，历史原型李白的精神通过这种极化描写而被大大突出了，其本质真实被高度典型化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诗艺造型李白，既是一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典型，又是一位超常的极致型艺术形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正是这种表现型和极致型素质才构成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最重要内核。诗艺造型李白是经过其自我加工、创化、升华，并寄寓着其美学理想的艺术形象，正由于他具有这种鲜明的表现型和极致型特点，所以他才能如此光彩夺目、高大壮伟，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无与伦比的自我表现典型。
三、传说特型李白——文化符号：偏重于傲岸型和自由型
所谓传说特型李白，是指传说故事中的李白以及与李白同代或后代文人诗文中所描绘的李白，简单地说，即他人笔下的李白。深层次地说，这是社会文化心理塑造成的李白。
就对象的可塑性而言，李白在世时“升天入地”（供奉翰林和下狱浔阳）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惊世骇俗事迹，自然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他的漫游隐居的传奇性经历、多重社会角色的异相精神面貌和放浪不羁的性格与浪漫主义情怀，都使其成为可供“演义”和进行再创造的绝妙采选对象。尤其是其自由型特异个性和卓绝不群的艺术才情，则成为他人再创造的极好生发点。总之，历史原型和诗艺造型的李白作为特异的个体存在具有极大的再创造的优势和条件。正因如此，在我国历代文人中，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像李白那样留下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而且这些传说故事在他活着时便广为流布，这其中自然蕴藏着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综观历代的这些传说故事，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丰富性。这不仅表现在他人描绘李白的材料数量之多，也体现在内容情节涉及到李白其人的方方面面。如以身世为例，从出生、读书、游历、入京直到去世，均有传说故事索绕。第二，传奇性，即既有现实可能性又带有奇情壮采，往往耸人听闻甚至骇人听闻。如李白入京受到玄宗礼遇，由此演绎出“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力士脱靴”诸情节，甚至演义出“醉草吓蛮书”、“解救郭子仪”等故事。第三，浪漫性，即故事本身带有理想化浪漫化色彩，具有超现实特点。如母梦长庚而生李白，少年李白梦笔下生花，以及李白醉酒下水捉月、骑鲸仙去的传说，从溢美视角出发，美事美谈，褒扬有加。此外李白传说故事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传言既多，遂习以为常；或虽有事实，但加以重构敷衍，遂成大观。这些记载不仅见于野史稗闻、笔记杂说，也常载于正史书传或文坛名家手笔，也就是说有关李白传说故事的流播也存在着两个系统，即官方记载与民间杂说。
他人笔下的李白是一个重塑再造的李白，通过他展示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共同心理趋向，代表着具有历时性的特定文化内涵，因之我们可以称为传说特型李白。这个李白，从创造特点来看，是历史人物“演义”化，艺术形象理想化；从社会文化心理取向来看，它是根据特定心理期待和精神需要定向塑造而成的，因此，传说特型李白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载体。
第一，这是一个傲岸型的李白。他人笔下的李白最为突出最为光辉的特征是其强烈的反权贵的傲岸精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傲视权贵的响彻千古的心声，对历史原型李白而言，终究只是美好的愿望与理想（因为现实李白有时不得不违心地向权贵低首求援）；对于诗艺造型李白来说，也只能部分地在诗中得以实现（因为诗中李白有时也难免有屈己干人的表现）。但是在传说特型李白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具有鲜明傲岸品格的李白。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人笔下，李白的心声才得以完全实现，李白才真正成为反权贵典型，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唯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傲视权贵的意象符号！
最能体现李白傲视权贵精神的佳话莫过于人们常常乐道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等传说。这种传说往往是以求善代替求真，代表了历代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寄托着人们强烈的蔑视权贵的共同愿望。高力士与杨贵妃是唐玄宗身边最为宠信嬖爱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两位令天下万众仰视的贵幸人物，在诗人李白面前不仅尊贵尽失，而且落到了脱靴捧砚的地步，对于李白来说，这是何等的气象！诚如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所云：“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下面再看两则极为精彩的记载：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时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 （《侯鲭录》）
李白游华阴，县令人开门方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引至庭下：“汝河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曰：“无姓名，曾用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 （《合璧事类》）
前写调侃宰相，后写戏弄县令，两则故事不仅充分展现了李白吞吐天地的气魄胆量，更鲜明地表现出李白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这便是他人笔下的李白！据《鼠璞》一书所载：“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在此，民间文化将李白的傲岸精神加以生理化和象征化。
对待气焰熏天的权贵是如此，那么对待权力权威至高无上的皇帝又如何呢？杜甫《饮中八仙歌》对李白的描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见一斑。看来，他人笔下的李白连皇上也不怎么放在眼中，以至宋代李纲称李白“万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读四家诗》），苏轼也说“戏万乘若僚友，视祷列如草芥”（《李太白碑阴记》引夏侯湛赞东方朔语），明代王穉登在《李翰林分体全集序》中更是将李白这种傲视权贵的精神高张到了极点：“沉湎至尊之前，啸傲御座之侧，目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哉！”总之，封建权力的最高代表皇帝在传说特型李白的眼中也不过如此，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政体之下该是多么大胆光耀的形象！试看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权力成为社会的价值思维核心，中国士人从来只是权贵们的幕僚附庸，只能仰人鼻息看人颜色，那种平交王侯为帝王师的精神高格早已遗落了，有几人能像传说特型李白在权贵面前如此傲慢，如此放诞，如此敢于宏扬“说大人则藐之”的传统而保持独立人格！
第二，这是一个高度自由型的李白。他人笔下的李白，往往是一个高度自由无所羁绊甚至是超脱现实的人物。首先，这是一个被“仙化”了的超现实的形象。传说故事中的李白具有超凡脱俗的神仙禀赋和气质，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是被贬谪人间的神仙。母梦长庚而生李白的传闻，司马子微关于“仙风道骨”之评赞，贺知章一见而呼为“谪仙人”的叹赏，都成为将李白“仙化”的依据。有趣的是，对李白的“仙化”活动是在李白活着时便开始的，而现实中的李白对别人将他“仙化”又十分引以自豪。李白活着便有“诗仙”、“谪仙”、“酒仙”、“仙宗”之类的雅号，“仙”号展示了其高于现实超脱现实的精神特质，也可说是一个特殊的意象符号。于是，李白的归宿便是“骑鲸仙去”，“天帝迎之归位”。后世关于李白登仙的传说颇多，如《龙城录》载：
退之（韩愈）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走……
又《广列仙传》、《侯鲭录》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较之李贺死后被天帝迎于玉楼作记更多浪漫情调。由此可见，李白成仙之说颇为流行，连大文豪（如韩愈、白居易、苏东坡等）也成了此事的传播者。将李白仙化，自然是寄托了广大士人超自然、超现实、摆脱束缚的美好理想，展现出一种不为尘世所羁的绝对自由精神。
其次，这是一个蔑视礼法、倜傥不羁的自由型李白。历史原型李白和诗艺造型李白也具有这些特征，然而在传说故事中，这方面的性格特征却被进一步夸张，已经具有了强烈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浓厚色彩，成为代表着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符号。试看《天宝遗事》所载李白恃醉戏见宁王宠妓的故事：
宁王宫有乐妓宠姊，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姊客莫能见。饮故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姊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姊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这里，与其说是表现李白的爱美之心，倒不如说更能体现其不拘礼法、戏谑王侯、任诞自适的自由个性。又如关于李白之死，《唐摭言》记载：
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骑鲸仙去的神话传说，以至北宋梅尧臣有诗云：“采石月下逢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南宋尤袤也写道：“呜呼谪仙，一世之英，乘云御风，捉月骑鲸。”（《李白墓》）在他人眼中连李白的死也是如此风流自在，潇洒不羁！“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这就是他人笔下自由型李白的特征。
由上可见，传说特型李白不仅是一位具有强烈傲岸精神的反权贵的典型，而且是一位充满浓烈自由精神，摆脱一切束缚的超现实形象。在这里，传说特型李白是一位被仙化了的并具有亮丽色彩的人物，历史原型和诗艺造型中的一切积极方面均被鲜明地突现出来。诗人的不羁、神仙的超迈、天赋的文才、傲岸的精神、豪侠的气概、任诞的个性、得意的际遇、畅达的心境……总之，一个被理想化、浪漫化了的形象，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简单说来，这一符号代表着中国士人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共同心态，这就是中国士人的反权贵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摆脱礼教束缚的强烈愿望！（详见拙文《李白传说故事评说》，载《天府新论》199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7期全文转载。）
四、三型李白的互动机制及文化意蕴
概括地说，呈现于今人面前的李白是一个三型李白复合体，即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和传说特型李白的整合。从内涵基质来看，历史原型李白虽然兼有异相的气质与行径，但作为社会角色定位主要是积极用世的志士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作为志士，他具有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的宏大抱负，并为自己选定了一条特殊的理想道路——功成身退。作为诗人，他具有天赋的才华和自由不羁的品格，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生命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命化。他的诗风豪迈飘逸，展现出崇高壮美和浪漫旖旎，在精神上体现了盛唐气象。而无论是作为志士还是诗人，都贯穿了一个自由的思想特质，充满着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就诗艺造型李白来看，这是一个熠熠闪光永垂不朽的文学典型。其鲜明的表现型和极致型特色是李白浪漫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诗艺造型李白展现出更为自由、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更大的艺术魅力和迷人风采，无论是李白同代或后代人更多地是在这一领域来体认李白的。作为传说特型李白，这是历代人们所共同塑造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人们的定向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尽管历代人们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在对李白这一独特人物的体认上却表现出鲜明的共同趋向，这主要是傲岸型和自由型特征，它反映了人们（特别是中国广大士人）强烈的反权贵精神和渴望独立自由人格的心态。只有在这里，中国士人才真正完全实现了个性自由、人格独立、情感解放的美好愿望。论述至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三型李白的互动机制和文化意蕴。
首先，三型李白在内在精神上有着很大的共同性。比如他们都怀着强烈的用世之志，都具有酷好自由、潇洒不羁的个性，都展示出超卓非凡的文学才华，都闪烁着反权贵的光彩。因此，可以这样说，三型李白在总体精神上是一致的，而贯穿于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独立不羁的自由浪漫精神。就三者之间的关联来看，历史原型李白是后两型李白得以产生的基础，是原型，后两型李白则是历史原型的生发、拓展和升华，是派生。显然，后两型李白的所有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均可以从历史原型李白中寻出基因，总可以或多或少找到内在渊源。可以这样说，历史原型李白，即“原我”，即原本实在的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传说特型李白，即“超我”，即经过他人理想化、浪漫化的李白，是前两个李白的醇化、升华。合而观之，三型李白整塑了一个具有特质精神的李白，即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个性意识和勇于自我表现的李白。
然而，三型李白毕竟又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产生了质的异变。尽管如前所说三型李白的内在精神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但深入分析，这“共同性”中又有很大的层度差异。比如，历史原型李白虽然也具有反权贵的一面，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有时不得不屈己干人，最明显的例证是他因“从璘”获罪身陷囹圄时四处上书乞援求助；然而在传说故事之中，李白对权贵表现得是何等的傲岸潇洒、不屑一顾。所以三型李白虽然都具有反权贵的精神，但若细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彼此确实存在着量度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自然是因为三型李白的背景条件有所不同。历史原型李白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产儿，他无论怎样浪漫豪放，总要为其所生存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伦理规范所制约拘执，而诗艺造型李白是经过本人再创造的艺术典型，是历史其人内心世界的全面扩展和情感的充分抒发，集中体现出李白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观。传说特型李白则是他人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前两型李白的体认、解读和重塑，体现了他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有着完全的自由度和传奇性特征。而诗艺造型李白和传说特型李白的耀眼光芒，早已将历史原型李白的真实面容遮蔽，事实上，后人更多地是从后两型李白来认识其人的。从发展链条看，三型李白有着这样一条衍变轨迹：历史原型的纷繁多样——艺术形象的鲜明突出——文化符号的创化升华。三型李白从社会角色到艺术形象到文化符号，有层次和境界的差别，在维度上逐渐地强化、深化和醇化；在机理上逐渐地提升、升华和超越，是一个不断趋于完善和完美的演变过程。
仔细寻绎三型李白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感到在这三者之间彼此还有着不同的亲疏关系。从源流关系来看，历史原型李白和诗艺造型李白之间的关联显然更为密切，这当然是由于前二者出自同源的缘故。如果从艺术嬗变关系来看，传说特型李白则和诗艺造型李白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是因为传说故事更多取材于那位加以张扬放大了的诗人自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等高昂、高蹈的诗句，自然是传说故事的最好创作依据。由此可见，诗艺造型李白成了历史原型李白和传说特型李白之间的中介。从这个角度讲，原我——历史上的李白，可称为历史本体；自我——诗文形象的李白，可称为艺术介体；超我——传说故事中的李白，可称为意象符号。
从审美机制来看，三型李白对应于“历史原型——诗艺造型——传说特型”，可相应视为“历史既成——艺术创成——文化塑成”。就形象本身来说，历史原型是生活的真实，最具有历史真实品格，他既为社会现实所制约又与之抗争，既恃才傲物又有求于人，具有双重人格特点。而诗艺造型李白是自我艺术创成的，是从客观的历史规定衍为主观的自我塑造，是源于现实本我而又高于现实本我。当李白其人用诗文来表现自己时，则最自由最充分地展现出他精神世界的各个维面，同时又将其最本质最闪光的部分突现出来，使其艺术创成的自我写真具有夸张性和典型性。这里寄托着李白其人的理想追求和心理期待，是历史原型的艺术升华，跨越历史真实而进入艺术真实。传说特型李白的审美创造特点则是文化心理塑成，是从艺术自塑过渡于文化他塑。李白传说故事将前二者的主导精神加以高扬，蕴含着深沉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休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由此可见，李白作为历史既成是现实社会的产儿，是历史真实的本我；作为艺术创成是其审美创造的宁馨儿，是一种艺术真实的自我，体现了主观性和浪漫性；作为文化塑成是社会文化心理重构的安琪儿，是一种心理真实的超我，体现出神奇性和超越性。因此，“历史既成——诗艺创成——文化塑成”又折射出“本我——自我——超我”的层次提升。李白的本我与自我，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痕迹和心理印痕，成为人们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基本依据。李白的自我与超我同源于本我（但有层次之别），更典型更集中地突出李白形象并揭示其思想本质，是李白精神世界性格特征的最全面最生动的展示，是本我的理想化表达，有助于我们更本质地认识历史上的李白其人。
三型李白还标示出一种深刻的士文化的内涵。综而观之，三型李白展示出了李白和中国士人精神面貌的全过程：从行为到心灵、从客观到主观、从作者到文本、从自塑到地塑，这一切又无不从总体上展示出封建时代士人的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美学观。同时这一现象还说明：无论是个体本身还是作为士人整体，只有在其笔下，他们才能充分展现自己、实现自己，这大概是他们最为自由自在的领域。假如碰上了连笔也不许士人自由拥有的时代，那才是中国士人的最大悲哀！
“三型李白论”的提出，对于古代作家研究体式革新提供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呢？笔者论为，“三型李白”这是一个既十分特殊典型又带有相当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就共殊机制而言，这种研究对于一流的大家和独具个性特色的名家提供了一种深入探测的新模式，既要别共殊、辨同异，又要加以整合，作一体化把握。就美学创造特点而言，三型李白流变衍化过程，又生动地说明了艺术妙造的奥秘正在似与不似之间，文化的传播则在于传承和变异之间。从价值论来看，三型李白论的美学价值标格在于揭示了创作主体以艺术方式进行自我实现的本质意义，揭示了贯穿于三型李白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境界中所占有的层次地位。从文化观来看，三型李白论的文化思维意义，在于通过个体主体的自我实现历程，来观照和审视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规范、感性和理性、理想与现实的人类永恒性精神矛盾，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进行哲理性反思。从方法论来看，三型李白论在于超越个案研究程式，从整合思维、超常思维、比较美学、接受美学等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和动态把握。这里限于篇幅，点到即止，笔者将另文专题阐析。
最后，为简明展示本文题旨，特附“三型李白直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