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专业的先天不足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天不足论文,对策论文,编辑出版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内许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大都面临着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不受青睐，出版社更喜欢那些具有某一学科背景的毕业生。究其原因，这既有专业定位过于宽泛、学科背景缺失等先天性因素，也有由此带来的课程设置芜杂和脱离实际等原因。因此，认真分析当前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所存在的问题，探讨建立一套符合市场需求，课程结构合理，理论与实践互为支撑的本科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
尽管我国编辑学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把编辑出版作为一门科学以及一门专业来研究却还是近50年的事情，而在高校设立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编辑出版人才，也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支，是我国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开端，随后，1983年武汉大学与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创办了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87年改为出版发行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也相继设立编辑学专业。之后，以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为标准，上述所设专业统一更名为编辑出版学专业。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要求出版人员必须受过高等教育、达到政府和行业协会所认可的《国家出版资格标准》方可进入出版界工作的影响， 1996年我国也制定了出版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此后，虽然我国的编辑出版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可直到今天，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建设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行的编辑出版专业主要有以下两种建成方式：
一种是由原有的或编辑学专业、或出版发行专业、或出版印刷专业、或出版管理专业等，按照教育部的规划，从1999年起开始整合而成的。这些整合后的专业尽管不是原专业的简单相加，但课程却不免繁冗芜杂，定位也比较宽泛。
另一种是由某一母体专业衍生而成的。照理说，一个新专业的开设，其专业课既不能因人设庙，更不能拼凑，而应以专业所需的理论修养、知识水准、技术能力为原则进行科学的安排，但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却往往只是由某一母体专业课程加上有关编辑出版课程杂糅而成的。而且，由于母体专业的不同，所设立的编辑出版专业也就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母体专业的烙印，这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如设在文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偏重于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课程；设在图书馆系的，偏重于图书学、文献学、流通学等方面的课程；设在新闻学院的，偏重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方面的课程；设在法学院的，偏重于出版政策、出版法规等；设在商学院的，则偏重于书业经济学、书业营销学等。相应地，各院系所开设的课程、每门课程课时的多寡，大多只能由院系视已有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而定，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编辑知识＋出版发行知识”或“某一学科专业＋编辑出版知识”两种模式，尚能适应当时的需求，其原因有二：一是专业侧重于编辑的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文学功底和出版知识，尚能适应一般文字加工和大众出版物的编辑要求；二是专业侧重于出版发行的学生，由于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营销知识和技能，再加修出版知识，也符合相关发行工作岗位的要求，因此在人才紧缺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上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鉴于此，有不少学界人士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目标，不仅应包括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和多媒体编辑，还应包括出版发行和出版管理人才的培养。武汉大学的罗紫初同志说： “该专业是为出版业培养应用性学科专业人才，其定位是凡出版所需专业人才，包括编辑、市场营销、出版管理、印刷管理、科研教育等专业人才，都主要由该专业培养，该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也主要是各类出版单位。”①但是，这对于工作内容学科专业性很强的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而言，上述的培养目标显然是不够适合的。学科专业编辑不仅要求宽口径，还要求学科知识渊博、专业底蕴深厚，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动向、发展趋势，制定策划出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前沿选题，并在本学科专业领域预测市场、培育市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为出版社所青睐。相对此种要求而言，那种过于宽广的人才定位，要适应出版物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化的要求，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二
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出版市场中，编辑的学科背景是极为重要的。一位编辑只有具有了厚实的学科背景，才能更好地收集各种信息，才能更好地制定选题、物色作者，也才能对装帧设计和营销策划提出真知灼见。上述种种要求，都是学科背景缺失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难以胜任的。
选题计划是编辑工作的行动向导，是信息收集和研究的结果。只有熟悉某一学科专业，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所掌握的学科知识、情况，进行论证、修改，制定出高质量的选题。如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音乐编辑孙佳就凭着深厚的学科专业功底，在我国教育界提出“素质教育”时，便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契机，于是他精心组织了一批业内作者，策划音乐图书近400种，其中的某些标志性音乐图书还抢占了该学科专业领域的制高点，反映了学科的前沿状况，成为我国音乐图书出版的“领头羊”，同时也使湘版音乐图书成为全国音乐图书的三大品牌之一。
组稿是实施选题计划的重要步骤。而组稿的关键是物色到最合适的作者，作者选准了，好的选题才有可能实现。但要选好作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临时抱佛脚是做不到的，它必须建立在编辑与业内专家相知的基础上。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黎丹是一位资深的少儿美术教育家，他从事美术教育二十多年，在进入出版社后，经常参加省内外美术教研活动，坚持每年听课 80节以上，这就为他后来组织美术大纲教材的修订，特别是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编写，积累了大量信息。凭借自己在美术教育学方面的深厚根底，黎丹与业内专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其他编辑一道，帮助他们较快地理解新的课程标准，使湘版美术教科书在理念上和实践上能走在其他出版社同类教科书的前面，从而占领市场。
审读稿件、加工整理是出版物质量的根本保证。审读和加工，主要包括书稿的思想内容、史实数据、语言文字、引文核对、标点符号、全书体例等，更重要的是对书稿的思想倾向、学术观点、学科水平、框架结构的考查，调整一切不当之处，消灭一切差错。当然这些加工修改，一般应请作者处理，但修改意见的提出却往往能表现出编辑的水平。比如一位文学出版物的编辑就应对文学学科专业有较深的研究，一位化工出版物的编辑就应对化学学科专业有较深的根底。惟其如此，编辑才能站在本学科阵地的制高点，把握本学科发展的动向，抓住前沿性选题，组织业内胜任的作者写作，才能在审读、加工中提出真知灼见。所以，针对出版社学科专业性较强的编辑的业务要求，有人提出了“编辑学者化”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编辑学者化”的强调会弱化编辑的整体素质。对于如何解决“学者化”和“非学者化”这一相关连、又相对立的矛盾？田胜立同志认为：“对专业出版（或称学术出版）所需的编辑人才，不宜在本科阶段培养，应在研究生层次上培养。在本科学习阶段打造好某一专业背景，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编辑理论和实务的培养，才能造就该专业方向的专业出版编辑，……教育出版物的编辑，笔者将其归入专业出版编辑，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应有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培养层次构成，一层是专业背景，一层是编辑类专业背景。”②这才是解决既不“缺失学科背景”又不“弱化整体素质”的惟一办法。
从出版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似乎应该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各有侧重地进行培养，本科阶段侧重于培养一般大众读物的编辑和发行人才，研究生阶段则侧重于培养具有较强学科专业基础的高级编辑和出版管理人才。但在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编辑出版学，只是在新闻传播学这一级学科下设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编辑出版学还只是一个方向。笔者认为，为了适应学科专业性较强的编辑工作要求，应该与新闻学相并列增加研究生编辑出版学专业。这是因为学科专业出版社的学科专业编辑必须具备相应的学科背景，这样方能适应该层次知识结构的编辑的要求，而本科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三
为了适应当今出版物编印发一体化的宽口径要求，对于编辑出版专业本科层次来说，不管是设在人文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还是商学院，其培养目标都应该是培育既有文字写作和编辑功底，又有选题策划和发行能力的“应用型复合人才”，其培养模式必须课程设置结构合理，理论与实践互为支撑。
首先，合理构建学科课程，应既注重核心课程的建设，又注重多学科的融合和渗透。
按照出版行业对出版人才素质的要求，编辑出版人员要有广泛的人文视野和经营意识，因此其基础课程应该是传播学、出版学、市场经济学、计算机等课程。专业课程则可体现自己学校的特点和优势，在编辑实务、出版法规、出版社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等核心专业课之上，偏新闻方向的可开设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课程，偏文学方向的可开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偏发行方面的可开设书业财务管理、对外图书贸易、图书储运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辑出版专业的设置正是这种主张的体现，其专业定位既不是单纯以经营策划为主，也不是单纯以文字编辑为主，而是以出版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宗旨。他们以“大出版”理念和高新技术教学手段，培养具有编辑策划、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版权贸易、出版评论等方面的人才。
其次，加大实践教学、个案教学的比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出版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在培养方案中让学生通过“做出版”来“学出版”，意义重大。目前普通高校的编辑出版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实习课三大板块，第三大板块仅占总课时5%左右，而仅 5%的课时还包括毕业论文写作以及生产劳动课程，这是与实践性极强的编辑出版专业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在课程安排中，除必需的理论讲授之外，调查研究、实际操作和模拟训练的时间应占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在教学方式上，则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典型案例的评析和充分的讨论研究。
对于那些综合性课程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分的比例，如报刊书籍编辑学、书业营销等实践性教学的课程比例应稍高。而出版概论、出版法规等理论性较强的科目，也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据北京印刷学院张晓新同志对国外18所设有出版学专业的大学的调研发现，他们普遍开设了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如美国纽约大学有图书宣传以及促销和公共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有邮购市场、网络售书、发行量控制和非盈利性出版等，这些生动而具体的课程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加大实习基地建设也是强化实践教学的另一重要环节。实习基地是学生的“练兵场”、“习武场”，不仅要充分利用学校校报、编辑出版实验室等校内实习基地，还要联系一批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与这些企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与出版产业和出版管理部门紧密配合，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
最后，培养高素质编辑出版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编辑出版学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教师的素质和学术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一个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最好有一定的编辑出版经历和体悟，并尽可能地对国内外出版界有着宽广的了解和认识，并能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教室等先进设备来开展实践性教学。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多数是从学院或研究室走出来，少有接触出版实际的机会，更谈不上深刻的体验，学院式的讲授和毫无感性体验的学习就很容易形成“空对空”。因此，学校要创造条件让教师到出版单位进行实践，鼓励出版专业的教师研究出版动态，总结典型案例，积累信息资料，努力成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专家。
与我国情况不同的是，国外的大学教师大多有实际的工作经验，有很强的行业背景。院校也很重视与出版界的合作，他们往往邀请著名出版商进入校顾问委员会，并聘请出版专家担任客座教授。这些经历背景和行业交流对教学和科研以及合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上海理工大学的出版印刷学院在已经引进多名知名出版社社长担任教师的基础上，正计划在编辑出版学的各个学科专业引进学科带头人，还聘请了一大批行业知名专家为兼职教授，并积极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加强实验室和科研所的建设。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处于出版的中心地位，它不仅是出版工作的起点，而且影响着出版的全过程。而编辑人才的培养除了让其在出版实践中锻炼以外，通过规范化的高校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进行系统的培养也是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如何完善多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出既有学科背景，又熟悉出版各个环节的复合型人才，是当前各个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建设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