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文明可持续运行新思路（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新思路论文,社会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运用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推进中国整体文明发展，保持社会安定，环境优化，一个牵动全局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人的全面发展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羁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正在披荆斩棘、信心百倍地走向繁荣。无疑，这是启动当代中国跻身世界现代文明行业的最重要力量。一切理智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果断地打破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崇拜、坚决走市场经济之路而欢呼。然而在各种市场经济成份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难以完全回避社会局部地区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社会问题的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产生的各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注：夏晓阳，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203）对于我国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复杂的二元现象，原因何在？对策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从不同的价值选择出发进行着不同价值尺度的评判。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社会现实，应当成为共识的是：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探索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一 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
现代“综合发展观”和邓小平新可持续发展论，提供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思想原则。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领现代文明风骚的实践，也从一个重要层面向我们展示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致力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增长的重要性。新加坡在大量吸纳西方经济因素，实现本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失时机地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辅之现代法制，整悚社会问题，教化社会成员，调适人际关系，倡导廉洁吏治，收到了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同步增长的良好效果。许多国家类似的实践经验说明：能否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协调、和谐、稳固，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能否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是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有规律。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绝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内容和动力。经济增长特别是一种新经济体制的建构和新经济形态生成，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及意识、道德领域，要求社会机体从各方面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体从高于现实经济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健康势头和内在活力。否则，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错位，精神文明滞后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关系暂时失衡现象，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酿成某种社会危机，形成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经济体制生成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障碍，往往要比来自经济自身的障碍严重得多，也顽固得多。对待经济增长中的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有须臾忽视和懈怠。（注：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上海：三联书店，1995.100）
1.尤其重要的是，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区别，努力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化价值目标，大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精神内涵。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其主导因素是人。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一方面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通过一切有效的经济手段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确立和实现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自觉崇高境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主体的全面发展性质，决定了其内在蕴含着人文价值发展要求。
2.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文化力的生长。把提高人的现代化素质作为可持续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并放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地位。依托现代科技，加大文化投入，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经济竞争的一大总趋势。现代市场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科技文化竞争。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价值观念瞬息万变的今天，文化力已经成为现代市场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动力，如若不注重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增长，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更不会有持久的后劲。在文化基础尚还薄弱，国民文化素质尚不发达的现实国情条件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和文化生长，否则，急功近利，重利轻文，各种低层次市场经济的自发冲突必然造成相当程度的文化失落现象。甚至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衰退。显然，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性质和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3.提出研究“文化力”问题是1992年，“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等，还应包括文化力，包括精神文明在内。
(1)“文化力”首先包括科技与教育在内的智力因素。讲智力因素，需要有科技实力，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所以科教兴国战略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谈到智力因素，人们就会想到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力”与“文化力”有联系，但又不能划等号。“文化力”的概念，首先应包括智力因素。
(2)“文化力”内涵的第二个因素是指精神力量、精神动力。包括理想、道德、信念、价值观、求实创新精神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力量。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商德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只有市场机制这一只“手”还不行，因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只“手”配合。其中包括国家宏观调控、管理以及道德力量、企业精神。
(3)“文化力”的内涵还包括文化网络，这是企业文化理论最早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电影厅、俱乐部、体育馆等文化、体育活动设施。人们通过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得到富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享受。“文化化”的内涵除了上述三个要素之外，还应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因为传统文化总是要积淀、作用、渗透于现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
4.“文化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当代经济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
(1)现代商品中文化含量与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中的重要内容是指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和文化特色，其中包括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等。这就是说商品本身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展示着一定的文明水平。因此才能使商品在一定的消费区域和消费层次中走俏、增值。（注：候剑。当代企业的名牌战略与文化力，经济师，1997.(11)）
(2)文化科技在投入方式、生产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都需要两种投入：一是硬投入，如能源、资源、人力、财力等；另一种叫软投入，如科技文化。现代市场竞争与发展推动着企业不断增大无形的投入，以缩小有形的投入，降低成本，使企业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误区。
(3)智力优势正在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优势。国际经济学术界讨论21世纪经济走势时指出：拥有自然资源并不一定能致富，自然资源的匮乏也未必是致富障碍。一场电信、电脑、运输后勤保障体系的革命，使全球资源网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发展出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这就是说电脑和电信手段使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一种优势，今后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
(4)生产工艺流程对员工整体素质越来越高。在今天市场竞争中，新产品的发明者若不是成本最低的产品制造者，则发明的收益就微乎其微。而要成为成本最低的制造者，保持生产工艺流程的最佳状态，职工的整体素质就很重要。
(5)在国际营销中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障碍”指在国际营销中产品的外观、包装、服务、广告、推销手段上，同营销地人们的文化素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特定的审美需求不一致，从而导致产品卖不出去，这即是所谓营销中的“文化障碍”。
(6)形象力在市场开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发展中提出了形象营销、形象制胜、形象力这样的概念，日本的CI专家在二战后曾提出过企业力等于商品力的理论，因为当时商品匮乏，是商品力单轴指向的时期。而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认为光有商品力不行，还必须有营销手段、媒体广告手段等。这就是说企业力等于商品力加销售力，称为商品力加销售力指向的时期。到了现在，光有商品力、销售力还不行，还要有形象力，所以企业力就等于商品力、销售力加形象力。
(7)信誉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就讲过“信誉高于一切”。这应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守法和守信应该是经济行为的两个基本规范，谈信誉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它本身还关系到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
(8)文化纽带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内在要求。在现代企业发展中，文化纽带、精神纽带和道德纽带是不可缺少的，这与产权纽带和利益纽带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我们讲“连锁店”，其中就有一个“连”、一个“锁”。怎么“连”起来？又怎么能够“锁”得住？应该说连锁店之间靠的是利益与精神的纽带相“连”。在今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绝不可能轻视文化建设、企业精神的培育和理想道德德的建设。
5.加大我国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投入，关键在于加强教育，发展科技，包括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现代文化素质。邓小平反复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些论断，深刻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生长的科学思想。
6.必须注重市场经济过程中人文价值的追求。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价值取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价值规律原则很容易导致崇拜金钱，淡化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很容易“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很容易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对于人的本质来说，这是一种异化。异化是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种种人被异化的现象。回归人的本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即完全自主的人、自觉的人和自由的人。这就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人们从事一切商品经济活动中，都必须自觉地灌注人文社会价值，用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根本价值尺度来支配、规范经济活动。具体来说，各种利益实体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在遵循价值规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权益，而绝不能为追逐最大利润损害社会效益和人的价值。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党和国家机构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等非生产性社会系统，更不能把追求经济利益当成发展动力和最高目标，而应该以追求人文社会价值作为终极目标，为提高国民素质、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提供积极服务。（注：叶蓬。关于经济伦理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研究，1997.(11)）
7.总之，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且内涵对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重铸；发展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能仅凭物质利益动机来启动，而且需要有高尚的精神动力来推动。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新趋势。
(1)从社会关系深刻变革角度把握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行机制，是遵循现代发展规律推动中国整体文明发展的一大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注重从社会关系角度揭示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探索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象，一个根本性的思维原则和研究方法，就是从最本质的社会关系角度，深入透视深藏在商品经济现象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条理化、抽象化了，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必将最终敲响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这种科学方法论，比之他运用这种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象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探索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现象，尤其是探索我国现阶段尚不发达且成份繁多的市场经济现象，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的这种科学方法论，透过纷纭繁杂的经济现象，有力揭示和把握深藏在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革和调适，理顺经济关系，促进现实经济向着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全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的方向健康发展。
(2)运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从社会关系角度剖析现实经济生活，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精神、社会文明之间诸多二元现象，基本上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这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深化，内在地具有社会转型性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启动的社会转型，大体上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由自给半自给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
(3)社会转型过程，实质上也就是社会自我渐变和自我孕育过程：在传统社会母胎中，孕育、生产出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从而使原有社会制度更加完善，经济、政治体制更能发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既要孕育，必有“阵痛”，我国当前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社会问题，绝大部分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传统社会主义要通过自我改革而求得谋生，“阵痛”不可避免，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稳定地推进改革，缩短“阵痛”期，将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的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
(4)要实现上述目标，求得经济增长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在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因素的发育，包括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整悚，对某些滋生、容忍乃至庇护消极腐败现象的带有严重弊端和惰性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改革。无论是整悚还是改革，目的都是创造既有力的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又能有效地推动精神文明、社会文明进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现阶段以市场经济为启动力量的社会转型，内涵着对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某种程度和幅面的重构。（注：李建茹，敬文，敬文。人文同纯。神州学人，1997(9)）
二 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国略的支柱
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世纪之交新旧体制转型期精神文明最深刻的社会背景，由此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同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经济完善。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氛围来克服市场弱点和消极方面，促进精神文明良性运行。
1.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其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及其对人民群体的价值，不仅体现能够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体现在能够消除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社会的和精神的腐朽现象，实现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的根本改变。所以，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
2.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保证。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艰苦奋斗精神，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通过抵制各种腐朽、错误思想的侵蚀，净化风气，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和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
3.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邓小平战略思想，党中央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一总体布局，明确规定了它与其他各项事业的关系，规定了它必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
4.科学认识精神文明建设与跨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世纪之交，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时代课题，展现了许多崭新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交织着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如何抓住跨世纪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机，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21世纪，是历史赋予的重大战略性任务。精神文明建设明确地被十五大认定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也就是说，精神文明不是派生物，也不是附属物，而是与物质文明紧紧融合在一起的。它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条件，但又不是单向的条件，而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既是条件，也是目标。忽视了这个目标，跨世纪可持续发展宏伟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失去了完整性。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统一于现代化和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奋斗目标之中，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也反映了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深化。（注：斌汇。学习党的十五大文件问答。老年人。1997.(11)。）
5.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要求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1)开创新局面，就要认真实施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加大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力度。要把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放在首位，同时抓好爱国主义、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在文化建设方面，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打好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群体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任何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和方式，只有为人民群众接受、喜爱，才能够吸引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参加，并逐渐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才能真正在人民群体中扎下根来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2)开创新局面，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课题。任何精神文明的内容和特点都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处在两个最大的历史事件中，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对外开放。为此，必须研究和解决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的结合问题。原则上，它们是能够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结论。在实际生活中，到底如何结合，需要认真地加以探索。只有真正科学地回答，探索出实际解决问题的路子，跨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才会开创出新的局面。
(3)开创新局面，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领导，一是要真正解决认识问题，二是要解决领导机制问题。两个文明应该作为统一的目标体现在发展规划和工作日程上，坚持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要把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与领导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一样，列入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考核和评价的内容，作为使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加强领导还必须改善领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不断提高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
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精神文明建设活的灵魂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已经确定。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表明，能否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已经成为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跨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或者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髓、灵魂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1.文明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的显著特点，是比前一社会形态具有更高的文明；后来的社会形态之所以而且必然取代前一社会形态，是因为它创造了高于前一社会形态的文明。这是全部文明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要创造更高的文明，必须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先进的科学理论，必须有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以及对人类思维的更高、更科学的认识。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赖于我们以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为指导。马克思曾经把真正的哲学称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认为在未来的新时代，真正的哲学将成为文明的灵魂。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开辟了新的社会时代，而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一时代精神精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活的灵魂。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明高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乃至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因，也是一个重要标志。精神文明的思想形式并不是超历史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甚至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形式被提到首要地位。在西欧封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神学。它支配着当时的哲学、法学、道德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那里，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被统治阶级奉行为神所创造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道德。封建的等级、秩序和纲常都被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统治者通过宣扬这些规范，约束人们言行，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天赋人权理论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被提到首要地位。资产阶级标榜维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作为整个社会和国家乃至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说到底资产阶级讲的开赋人权，讲的自由、平等，其实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等各种经济权利、经济原则的政治化、法律化，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处于首要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与以往其他社会形态的更替不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他们的后继者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2.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既需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又需要思想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和法律建设等等。按现实情况来看，法治、德治和政治都不可缺少，不可偏废。而更为根本的是要以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才能在新的条件下既继承光大民族优秀文化，积极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又有效地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建立起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精神文明的建设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换句话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失去灵魂，整个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动力。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而忽视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淡化、怀疑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地位则是导致精神文明建设手软的深层次根源。
3.多年来，党中央一贯强调并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这里面凝结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共产党宣言》有一句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都说明，代表一个时代的阶级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都必须取得并保持本阶级的思想政治地位和社会领导。近现代史上社会制度的改变，尤其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充分说明，在两大敌对阶级的较量中，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的得和失，对于该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失至关重要。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所取代并不是偶然的。在十年内战的较量中，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在思想上的主动权。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讲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失败了，反而导致了全国人民的觉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抗日战争中，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武装了全国人民，连国民党的抗日将领都从中取得了信心和力量。在解放战争期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中，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胜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都流传着这样的议论。近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更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道理。前苏联演变经历了三部曲，其剧变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首先是前苏共错误的思想路线，放弃马列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前苏共丧失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然后就是政治上统治地位的丧失；最后是全国的私有化，社会主义改变了颜色。这一事实证明，在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即使是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并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一旦丧失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也会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政权地位，由统治阶级沦为被统治阶级。
四 从理想到现实：精神文明建设指针的三交飞跃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14年来的三次改动越来越全面、科学，越来越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1.第一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曾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要求比较高，一律按共产主义思想来要求人们，即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十二大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方面，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一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标准要求所有的人，显然是有缺陷的。
2.第二次，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在当时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情况，将原来的指导思想改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比提以“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使人们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指导思想有改，对人们的要求也就比较实际，区分了层次。在理想方面，不笼统地提“共产主义理想”。而是区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时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最高理想就是共产主义。《决议》说：“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在道德要求方面，也不是要求人们一律实践共产主义道德，而是把道德区分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两个层次。对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践社会道德。《决议》说：“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是“身体力行”去实践共产主义道德。当然，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也“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蓬勃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决议》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起到巨大作用。它的主要内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有现实意义的。
3.第三次，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科学地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随后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指导思想。《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次《决议》还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中，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二是包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始至终必须坚持围绕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同时，要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富强、民主、文明是统一的目标，不能割裂开来，要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同步实现。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如何提高这些素质的内容和方法，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的指导思想就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科学全面。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的指导思想，虽然字数不多，但关系重大，内容丰富。它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比如，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性”，十二大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并没有具体展开，而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四个有利于”，内容日益丰富。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执行，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有利于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圆满实
五 在市场化大潮中拓展精神文明建设新思路
在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上，应当说党的方针是始终一贯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是抓住不放的，改革开放21年来，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有进步，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所概括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另一方面，在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上也碰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出现了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协调的复杂情况，使得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不尽如人意，人民群众的意见比较大。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在种种原因中，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建设精神文明新思路。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谈到革命和建设的保证问题，谈到了历来固有的优势问题，在实质上，谈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问题，这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说的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吻合。简言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缺少精神文明，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质特征”。这一思想与邓小平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所作的深刻概括。
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质特征”上为精神文明建设定位。唯有如此，困扰多年的思想认识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认识问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江泽民总书记所强调的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把两个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发展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2.从中心与非中心的辩证关系上建设精神文明新思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这些年理论界作了不少探讨，但仍存在一些认识问题未得以很好解决。要解决这些认识问题，也应拓展一个新思路，开阔一个新视野。
(1)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同志担心用心去抓精神文明建设，会分散精力，削弱抓经济建设的力度，妨碍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这种担心，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即没有摆正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的辩证关系。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在它们之间不是投入力量还是不投入力量的区别，而是以什么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的力度不可能一律均等，但不等于说在非中心工作上不投入力量，或只投入极少的力量，或投入力量后重视不够而使力量大大损耗以至投而无功。
(2)从认识方法上来看，应重视区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非中心工作的现实紧迫性很弱，抓或不抓对大局影响不大；而有些非中心工作只是相对于中心工作而言的，往往事关大局，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不抓不行，抓而不紧或抓而不及时也不行。二是抓中心工作，并不等于“顾头不顾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同一矛盾中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等于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弃之不管。相反，还必须投入必要的力量去抓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且也要抓紧抓好，否则，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非良性发展，必将引发新的矛盾激化，使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解决遭受到严重阻碍。三是由于非中心工作解决得不好，以致于严重影响了抓中心工作，使得不抓好非中心工作就无法继续抓好中心工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应该在非中心工作上投入更大的力量，通过抓好非中心工作来为抓好中心工作扫除障碍。
3.抓经济建设和抓精神文明建设，应当遵循这样的方法论思路，从过去那种片面性认识的循环中跳出来。
(1)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质特征，一方面，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是非中心工作，不能以抓精神文明建设为借口冲击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另一方面，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人们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那种可有可无、可急可缓的工作，而是事关全局，事关经济工作本身，事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对如此重要的工作除了抓紧抓好之外，别无选择。由此可以加深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得最多，讲两手抓、两手硬也讲得最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绝不能以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为理由，轻视甚至反对大力抓精神文明这件非中心的重要工作，绝不应把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分割开来，更不能把两个建设对立起来。
(2)投入最大的力量去抓经济建设，并不等于再没有力量去抓精神文明建设。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精力问题，不如说是态度问题。态度上重视，精力便会倍增；态度上轻视，有劲也不愿使出来。近一二年来，为什么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问题上情况有所好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实教育了人们：一些地方由于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结果导致新的矛盾突出，丑恶现象和恶性事件突发，影响甚至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所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那里，精神文明建设过去是“要我抓”，是被动的、甚至是应付差事的，现在则成了“我要抓”，是主动的、是真抓实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环境比较好，好就好在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的共识愈来愈多。
(3)在特殊情况下，精神文明建设会不会在某个地区某个时期内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谨慎立论，也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邓小平指出：搞经济建设，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还说：“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然而邓小平也讲过一段同样非常著名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风气的变质导致“整个变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突出起来，不抓住精神文明，甚至不集中地抓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就不能为经济建设扫除“风气坏下去”的障碍。总之，反腐败也好，抓精神文明建设也好，都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以利于更好地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地位。
(4)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这种关系解释清楚了，就可以解除一些人的思想负担。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地区或单位明明腐败问题已很严重了，但对花大力气去开展反腐败的斗争仍瞻前顾后，生怕冲击了经济建设。这样的顾虑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严重蔓延的腐败现象，必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不坚决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我们不但经济工作搞不好，而且还会面临亡党亡国的巨大危险。邓小平曾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这样说过，“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第三代领导人上任伊始，工作头绪如此繁多，邓小平还是强调应首先抓反腐败工作，可见邓小平是多么好地掌握和运用了辩证法的工作方法。因此，所谓“反腐败冲击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腐败不可避免”、“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等等，诸如此类的论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3.从实践操作上建设精神文明新思路。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除了要解决大的理论问题和认识方法问题之外，还需要认真研究具体的操作思路。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而建设首先必须有建设的思路。
(1)应下大力抓“两头”。一头是抓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精神文明的灵魂是思想道德建设，关键是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从正面讲，真正起到人生精神支柱作用的，正是这“三观”；从反面讲，真正腐蚀心灵的，还是这“三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三观”教育当然应该是针对全体公民的，但首要的还是针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他们具有无可争辩的榜样作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上梁”和“中梁”，指的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另一头是抓社会公德。中国曾经是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可现在我国社会公德水平之低，已到了难堪地步。违背起码的社会公德、不文明言行，几乎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社会公德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体系中是处于最低层次的，是道德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或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不抓好社会公德建设，简直就无法再进一步去抓更高层次的道德建设。
(2)应下大力抓“大文化”建设。“大文化”建设首先是抓意识形态这一块。主要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淡化它。讲精神文明如果不讲意识形态是没有灵魂的。强调这一点，在意识形态已大大淡化的今天，恐怕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大文化”建设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主要是指抓区域文化建设，即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农村（乡村）文化建设、军营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家庭文化建设等。区域文化建设，应当转到“大”文化建设思路上来，转到“风气”和“精神”养成的思路上来。（注：吴一坚。经历 素质 新人——谈企业文化的建构问题。中华儿女，1996.(1)）
(3)应下大力抓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道德的工作。毛泽东在谈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时，曾提出了“民族形式”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问题，长时期来未引起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时，受“左”的和右的思潮干扰，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今天不得不回头来重新认真对待传统文化，重新甄别、辨析传统文化中应当摈弃的糟粕和应当吸取的精华。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新思路问题，也就是今天必须这样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必然包含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就是今天的新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有一个面向今天和未来的问题，还有一个面向昨天和前天的问题，精神文明应当是历史文化的积淀，现实文化的总结，未来文化的起点。
(4)应下大力抓批判继承外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有面向中国的问题，还有面向世界的问题。因此，批判继承外国优秀思想道德，也应视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借鉴外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比较多。新加坡确有许多好经验值得学习。但新加坡的好经验并不全是儒家那一套。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搞了“儒家资本主义”，并由此认定我国只要也以儒家思想立国，也搞儒家资本主义，就一定能实现现代化。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新加坡的价值观有不少儒家的成分，但占主导地位的，实质上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与其说新加坡走的是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毋宁说新加坡是用儒家的一些积极思想去克服资本主义给新加坡带来的消极面。真正需要加以研究和借鉴的，恰恰是这一方面。对外开放，也有一个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问题，邓小平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鉴于此，我们也有一个要发挥各种手段的作用，以更加有效地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腐蚀问题。借鉴外国的经验还有一个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对人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此变态的人际关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付出的代价。但西方发达国家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也探索积累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其中的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例如，资本主义在建立市场制度的早期，即所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期，亚当·斯密便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命题。这个命题既是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道德命题，即合理利己主义命题。从理论上讲合理利已主义是不科学的，但在实践中，这个命题在当时极端利己主义横行的资本主义世界，多少起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功用，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依照变化了的经济体制进行新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继承的基础上，面对新情况，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
4.民魂：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近年来许多人思考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当前的症结主要有二：一是有些人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还没有真正到位，一些部门和地方依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二是在潮水般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一些同志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有效的对策。为了切实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着眼于现实。
(1)失去内聚力则不打自倒。一个民族或国家处在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必须十分注意社会人文环境的净化和思想道德的建构，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必须有足以感召、支撑和凝聚全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因时，提出“新教伦理”假说，当代海外一些学者在探讨亚太地区现代化的崛起时，又提出“儒教伦理”这个新命题。撇开这些论说的偏颇虚妄之处和其他一些有争议的话题不论，他们的研究成果至少说明精神和观念是完成社会变革、走向现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前提。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目标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壮举，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更加需要崇高理想、科学理论的引导和民族精神的高扬，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驱动和支持，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这些理想、信念和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灵魂。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振兴和腾飞，意味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再造辉煌。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魂是很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正进步。”列宁在他生前最后一篇重要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深刻地指出：“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这就透彻地说明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换言之，不把经济搞上去，会受制于人，处于被动落后挨打的境地。这是千真万确的；精神支柱崩溃，失去内聚力，则不用别人来打而自倒，也是千真万确的。（注：陈志宏。企业家的新观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503）
(2)在市场经济土壤里开发多层次道德文化。在传统道德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开发社会主义新伦理，是道德文化建设的方向，但还需要把这一课题具体化。目前，人们的有关认识还很抽象，甚至有矛盾。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其中，除了习惯性思维定势的妨碍，主要归结于如何处理文化的本土化根源意识与世界现代化开放要求的矛盾。这可概括为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特殊主义”（“地域主义”或“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无论是现代化的，还是前现代化的）都有其特殊的道德文化传统。从根源意义上说，文化与道德必定带有特殊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从现代资源开发的意义上看却又不一定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每一个时代都在其特定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于传统社会形态。历史上，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文化道德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也就是说，都不得不承受某种程度的非特殊化文化阵痛。而且，这种非特殊化的过程不仅发生在道德文化“原始传统”内部，还必须进一步纳入到“普遍化”或“世界化”的过程之中。还需要开发和利用其他本位的现代道德文化资源。但是，“普遍化”并不是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或完全同化于其他民族或形态的现代化文化，而是在一种更广阔的背景中开放性地重构传统，从而实现所谓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使传统得以在现代社会延伸。（注：李国基。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制约性。社科信息。1997.(9)）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从上述成功的实例中类推中国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模式。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所特有的特别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使我们可以挖掘的传统资源以及由此所面临的“转化”任务相当繁重。传统的悠久并不意味着可供利用的资源必然丰厚，但这一事实存在的本身却构成了一大“中国特色”。第二，更主要的是我们选择的现代性社会制度不同于西方和许多东亚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特殊背景。第三，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和实践的共产主义道德或社会主义道德已经成为我们所拥有的道德资源，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资源。
由此论之，一种可行的确立和实施中国现代道德文化建设课题的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的基本现实和道德文化传统（古典的与现代的），创造性地合理地开发、利用传统道德文化和现代世界文化的资源，努力探索并构建现代中国的新型道德文化，包括理论形态的、社会实践的和日常人伦的多层次道德化。”
5.建筑在道德现实和社会现实结合的基础上。一种合理的基本思路的设想至少应该满足这样三个条件：最需要的是什么？能够做什么？希望什么？可以大致地将这三个条件概括为：基本现实、基本可能性和基本目标。这是中国现代道德文化建设所必须明白的三项基本要素。
(1)我们的基本社会现实和道德现实是：正在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途径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是在一种“双重挤压”状态下以“跳跃式”方式进行的；道德现实呈现出一种新与旧、破与立、进步与“滑坡”等矛盾状态，基本存在着某种程度、某种范围的紊乱、失序、脱节；沿袭着悠久而繁复的道德文化传统，不仅是不同类型的（儒、道、释等），而且是不同特性的（古典民族的、现代革命性的）；不仅是观念理论化的，而且是俗世文化的等等。（注：杨龙。探讨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谜。中国书评，1996.(2)）
(2)我们所能做的基本可能性是：向传统寻求开发的道德资源；向变动着的丰富的现实生活寻求具有新生力的道德资源。实践资源的寻求首先是经验合理性，但不能是唯经验主义的。经验有真实与假象之分。唯具有现代社会普遍合理性的经验才是真实的；向先行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寻求可供借鉴的现代伦理文化资源。
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我们面临的“道德事实”和可能性条件迫使我们把现实的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目标确定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长远的和崇高的道德文化建设目标是必需的，但从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基础性或基本的目标显然更迫切。建立起一种起码的社会公共道德维度或“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要求”秩序，并由此规范日常道德生活秩序，乃是当务之争和可预期目标。但是，现代社会有着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其高度理性化、秩序化和法制规范化的社会化要求与高度个性化、人格化和自由性个体要求之间，不仅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道德文化要求。这其间，理性与秩序成为最起码的社会道德要求。理性和秩序的现代道德含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行为的道德正当合理性要求；二是行为规范的公共普遍性尺度；三是对道德权力与道德义务的公正合理社会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贯通于这三方面的基本要素就是普遍合理。合理与否的基础或标准是社会的公共理性，而能否普遍化则在于道德要求是否切合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生活要求，是否广泛可接受。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首先表现为对社会公民的最起码的正当性要求。
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新课题。一般说来，人在商品经济领域中从事活动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的物质利益，人与人在这一领域的关系表现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求利盈利法则是商品经济意识的核心，是商品经济者评价其行为效果的尺度。于是，友爱、互助、同情、无私奉献等高尚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准则，就不免被一些人看成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我们既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体现竞争原则，又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特别是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具备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整体利益为行为准则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这就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如何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在地统一起来的问题；不仅提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培育健康文明的现代企业精神文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应具有超越经济领域的更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一句话，在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遇到了严峻考验，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能否探索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注：柳青，曾岸，青年文化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230）（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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