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的特点、发展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情绪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6 1 引言 个体的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包括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等多方面的能力(Denham，Bassett，& Wyatt，2007)，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并不断发展(Lau & Wu，2012)。以往研究表明，情绪能力的发展影响个体社会交往、学业成就和生活满意度等各个方面(Lau & Wu，2012；Trentacosta & Izard，2007)，是个体社会能力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关于情绪能力发展的研究一直是社会认知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本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在探索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的同时，近年来也关注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 我们对儿童情绪能力的研究涉及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多个方面，包括幼儿的情绪理解、情绪表达以及影响情绪发展的众多因素(Camras，Kolmodin，& Chen，2008；Camras，Bakeman，Chen，Norris，& Cain，2006；姚端维，陈英和，赵延芹，2004；章吉，陈英和，李雯，2012；陈英和，崔艳丽，王雨晴，2005)。本实验室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儿童基本情绪的发展上，这是由于幼儿阶段是基本情绪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情绪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逐渐增加，复杂情绪逐渐产生并发展，复杂情绪对于儿童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相应地体现出来。基于此，我们最近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了个体复杂情绪的发展，而在众多的复杂情绪当中，本实验室对道德情绪的发展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这个主题更感兴趣并已开始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本文将根据领域现状，从道德情绪的基本内容，道德情绪的发展和影响因素以及道德情绪与道德行为的关系等几方面进行综述。 2 道德情绪的基本内容 2.1 道德情绪的概念 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产生的与个人或社会利益、福祉有关的情绪，被称为道德情绪(Haidt，2003；Rudolph & Tscharaktschiew，2014；Tangney，Stuewig，& Mashek，2007a；Weiner，2006)。当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损伤他人利益时，个体便会产生诸如内疚、羞耻等负性道德情绪；而当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有利于他人时，个体便产生自豪等正性的道德情绪。对于哪些情绪能够被称为道德情绪，研究者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Rudolph，Schulz和Tscharaktschiew(2013)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研究者在过去的100年里一共提到的23种道德情绪，每种情绪都至少被一位科学家贴上“道德”的标签，其中包括敬畏(awe)、蔑视(contempt)、厌恶(disgust)、尴尬(embarrassment)、感戴(gratitude)、内疚(guilt)、自豪(pride)、羞耻(shame)、同情(sympathy/compassion)等。 2.2 道德情绪的种类 对于众多道德情绪，研究者逐渐探讨出多种标准来对它们进行区分。作为情绪的重要组成内容，道德情绪可以按照效价分为正性道德情绪(如：自豪、感戴)和负性道德情绪(如：内疚、羞耻)两类。除此以外，常用来区分不同道德情绪的标准还包括：(1)情绪指向的对象：根据情绪指向对象的不同，将道德情绪分为行动者道德情绪(moral actor emotion)和观察者道德情绪(moral observer emotion)(Rudolph et al.，2013；Weiner，2006)。行动者道德情绪指向自己，情绪因自己的行为产生，如内疚、羞耻、自豪；而观察者道德情绪指向他人，情绪因他人的行为产生，如同情、感戴。(2)情绪诱发的行为倾向：可以将道德情绪区分为亲和性道德情绪和攻击性道德情绪(Haidt，2003；周晓林，于宏波，2015)。亲和性道德情绪，如内疚、感戴，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攻击性道德情绪，如嫉妒、愤慨，则增加个体的攻击性行为。另外，Rudolph和Tscharaktschiew(2014)从功能视角，将道德情绪分为发出积极信号和消极信号的道德情绪。发出积极信号的道德情绪，如自豪、同情、感戴，能鼓励积极的行为持续下去；而发出消极信号的道德情绪，如内疚、厌恶，会阻止不良行为，并要求个体对当前的行为做出改变。以及(3)对因果的归因方式：根据引发情绪的事件是否可控，可以将道德情绪分为由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引发的道德情绪(Rudolph & Tscharaktschiew，2014；Weiner，2006)。当个体将事情的成败归因于可控的因素(如努力)，便可能产生内疚、愤怒等情绪；而当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如人格特质、能力)，便会产生羞耻、同情等情绪。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根据评估对象是个体的行为还是自我来对道德情绪进行区分(Tangney，Stuewig，& Mashek，2007b)，这一划分标准可以包含在可控性范畴。 在各种不同的道德情绪中，一组特殊的情绪类型——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受到了广泛的关注(Eisenberg，2000；Haidt，2003；Tangney et al.，2007a)。自我意识情绪主要包含内疚、羞耻、尴尬和自豪，这四种情绪同属于行动者道德情绪——情绪指向对象都是自己。因此，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是这些道德情绪产生的基础(Eisenberg，2000)。研究者认为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需要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和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等过程的卷入(Lewis，1997；Tracy & Robins，2004)。在形成稳定自我表征的基础上，个体通过自我察觉激活自我表征，进而对不同的自我表征进行对比，对表征一致或不一致的原因进行归因，如果个体将原因归因于内部因素，便会产生自我意识情绪(Tracy & Robins，2004)。 3 道德情绪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道德情绪对个体的道德行为、动机和判断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道德情绪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了解道德情绪的形成、发展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而探讨道德情绪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与行为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3.1 道德情绪的形成及发展 在道德情绪的研究领域，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道德情绪是如何产生并发展，最终趋于成熟的。道德情绪的发展建立在基本情绪发展的基础之上，并晚于基本情绪(Izard，1977)。婴儿在出生后的9个月内就已经产生全部的基本情绪，而在3岁左右道德情绪(如，自豪、羞耻和内疚)才开始萌芽(Lewis，2000；Tracy & Robins，2004)。根据Lewis(2008)的情绪发展的模型，特定情绪的出现需要个体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对于道德情绪，有两种重要的认知能力参与其中：一种是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即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或consciousness，Lewis，1991，2003a)；另一种是根据一定的标准、规则和目标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能力(self-evaluation，Eisenberg，2000；Lewis，2007)。首先，在2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儿童开始获得初级自我意识情绪，例如同情和嫉妒，但这些情绪只基于自我意识而不需要对自己进行评价。之后，儿童在2～3岁时开始理解标准并据此对自己行为的对错做出判断(Smetana & Braeges，1990)，从而形成次级自我意识情绪，这部分情绪需要儿童同时具备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两种能力(Lewis，2007，2008)，Lewis(2007)称其为自我意识评价情绪(self-conscious evaluative emotions)，并认为主要包括内疚、羞耻和自豪等。Tracy和Robins(2004)也认为，自我意识情绪中必定有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这些认知过程的参与，这是其区别于基本情绪的主要特点。 虽然，儿童在3岁左右已经获得了包括内疚、羞耻和自豪在内的几种主要的道德情绪(Lewis，2007，2008)，但道德情绪的发展尚未成熟，与道德情绪相关的情绪能力在随后的几年内仍不断发展。例如，Eisenberg(2000)认为，儿童在3岁之前就可以表现出初步的内疚情绪，并且儿童对内疚的理解和表达在儿童早期随年龄不断发展。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儿童对内疚的理解在小学1到3年级迅速发展(张晓贤，桑标，2012)。同样，以往对自豪的研究表明，儿童在3岁末时开始表现自豪情绪(Belsky，Domitrovich，& Crnic，1997)，但直到4岁才开始能够有效地将自豪和基本情绪进行区分，儿童对于自豪的辨别能力在3到7岁间不断发展(Tracy，Robins，& Lagattuta，2005)。近期Garcia，Janis和Flom(2015)采用特定竞争性任务诱发儿童的自豪情绪，并进行情绪编码来研究儿童自豪情绪的发展趋势，其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4岁时开始出现可被识别的与自豪相关的非言语动作，并可以使用“自豪”来描述他人的情绪；儿童要在5岁时才能在竞争性任务中感知到自己的自豪情绪。此外，有关道德情绪与儿童行为的研究表明，儿童在3岁开始可以判断一些情境下行为的对错，并表现出相应的情绪和补偿行为(Barrett，1995)；但是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在道德情绪萌芽阶段，儿童并不能有效地将道德情绪和相应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直到6～7岁，儿童才获得这种能力(e.g.，Krettenauer，Malti，& Sokol，2008)。 综上所述，道德情绪在3岁左右开始萌芽，并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与道德情绪相关的不同情绪能力的形成年龄有所不同。儿童要到较大年龄才能够有效地将道德情绪与相应的行为进行联系。最终，儿童能够建立情绪、认知与社会行为之间稳定的相互联系(Lewis，2003b)，这使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情境下表现出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并且能根据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与认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3.2 影响道德情绪发展的因素 道德情绪，尤其是其中的自我意识情绪，是在自我察觉、自我表征、自我比较的过程中产生并随相应能力的发展而发展，与此同时，道德情绪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心理理论、气质、归因方式等内部因素和父母教养方式、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Lagattuta & Thompson，2007)。在各种因素中，儿童自身的气质特点和父母早期的教养行为对儿童道德情绪的发展与成熟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气质(temperament)作为个体早期便已表现出来的稳定的人格差异，对儿童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和发展造成影响(Kagan，2005；Kochanska，Gross，Lin，& Nichols，2002)。Kochanska等人(2002)研究发现，在气质上表现为易恐型的儿童更容易经历内疚情绪。国内学者刘文，杨丽珠和邹萍(2004)将儿童气质分为情绪性、社会抑制性、专注性等五个维度，发现社会抑制性越高的幼儿内疚水平也越高(董傲然，2014)：专注性高、社会抑制性高的幼儿尴尬水平比较高(王吉玉，2013)；另外，幼儿的高羞耻水平与高专注性、高情绪性相联系(张献英，2013)。 父母教养方式则是对儿童道德情绪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因素之一(Lagattuta & Thompson，2007)，父母的消极教养行为，如缺乏引导、爱的收回、主张权力等对儿童的羞耻情绪有预测作用(Ferguson & Stegge，1995)。同时，母亲在儿童2岁时对儿童的消极评价能够预测儿童后来的羞耻情绪(Kelley，Brownell，& Campbell，2000)。Koestner，Zuroff和Powers(1991)的研究发现，儿童在5岁遭受的来自同性父母限制和拒绝性的教养行为对儿童12岁时的内疚情绪有显著预测作用。国内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与儿童高水平的内疚情绪、羞耻情绪相关(张献英，2013；董傲然，2014)。并且，儿童的气质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交互作用于儿童羞耻情绪的发展(张献英，2013)。 4 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随着情绪能力的发展，个体逐渐可以将特定的道德情绪与相应的行为联系起来，道德情绪对行为的激发、调节或抑制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在各种道德情绪中“内疚和羞耻”以及“自豪”这一组效价相反的道德情绪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非常直接且明显，故研究者在这一组情绪的特点及其与行为的关系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4.1 内疚和羞耻 内疚和羞耻通常被研究者捆绑在一起作为负性的自我意识情绪。大量研究显示，内疚与羞耻的主要区别在于失败经历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还是自我(Lewis，1971；Tangney et al.，2007b)。当个体将失败归因于自己的行为时，通常感知到内疚；而当个体将失败归因于自我时，通常体验到羞耻(Lewis，2008)。利用问卷调查与实验室实验两种方法，Tracy和Robins(2006)研究发现，当个体对失败做出内部、不稳定、可控性的归因时，产生内疚情绪；而当个体对失败做出内部、稳定、不可控的归因时，产生羞耻情绪。比如，如果个体将考试失败归因于自己考试前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则可能感到内疚；而当个体将这种失败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不足，则可能感到羞耻。因此，比起内疚，羞耻直接威胁内在的自我，这种情绪体验更为强烈、痛苦，更想逃避情绪产生的情境；而体验到内疚时，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更加后悔，更愿意采取一些补偿措施来降低内疚感(Lewis，1971；Tangney，1995；Tangney et al.，2007a；钱铭怡，戚健俐，2002)。 另外，也有研究者提出内疚和羞耻可能在公开化或私人化方面存在差异，内疚一般发生于他人不在场的情境，而羞耻更多地产生于他人在场的情境(Tangney et al.，2007a；钱铭怡，戚健俐，2002)。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支持该观点(Tangney，1995；钱铭怡，戚健俐，2002)。但也有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体验到的内疚和羞耻情绪并没有显著差异(Tangney et al.，2007a)。 研究者普遍认为，内疚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能够增加个体的道德行为并抑制不道德的行为(Dearing，Stuewig，& Tangney，2005；Tangney et al.，2007b)。内疚倾向与道德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与犯罪行为、危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Stuewig & Tangney，2007)。Ketelaar和Au(2003)利用内疚经历回忆启动被试的内疚情绪，发现内疚情绪启动的个体在社会两难游戏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Hooge，Zeelenberg和Breugelmans(2007)重复该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但这种联系只在亲自我价值取向(pro-self value orientation)的个体中发现，而亲社会取向(pro-social value orientation)的个体在内疚情绪启动和不启动情况下的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差异(Nelissen，Dijker，& deVries，2007)，由此可见内疚情绪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差异。此外，有研究表明，内疚情绪在促进个体关注受害者利益的同时，极有可能给第三方利益带来损害。Hooge，Nelissen，Breugelmans和Zeelenberg(2011)研究结果发现，内疚情绪启动组的被试分给第三方的资源显著低于控制组，而分给自己的资源没有明显变化，由此揭露了内疚情绪的消极面。但在国内(丁芳，周鋆，胡雨，2014)以及罗马尼亚(Rebega，Benga，& Miclea，2014)的相同研究中没有发现该结论。因此，关于内疚是否会对第三方利益造成损伤还需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目前，对羞耻与亲社会或反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果不一致(Stuewig & Tangney，2007；Stuewig et al.，2014)。一方面，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中，均发现羞耻与攻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联系(Hundt & Holohan，2012；Stuewig & Tangney，2007)。也有研究表明，羞耻与不安全性行为、酒驾等危险行为呈正相关(Stuewig et al.，2014)，且与抑郁、焦虑、自杀观念、酒精和药物滥用等心理病理学症状相联系(Dearing et al.，2005；Kim，Thibodeau，& Jorgensen，2011；Leskela，Dieperink，& Thuras，2002；Muris & Meesters，2014)。另一方面，羞耻对受损的自我起到修护和保护的作用。个体有维持积极自我的强烈需求(Gibbons，1990)，当自我受到威胁时，产生的羞耻情绪促使个体采取行动(比如：亲社会行为)修护受损的自我；但当修护自我非常困难或风险过大时，个体通常采取退缩行为，以防止自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有关内疚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中主要有两个系统在内疚唤醒时活动增强。它们分别是：由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等脑区组成的共情系统，以及由脑岛(insula)、杏仁核(amygdala)和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等脑区组成的“疼痛矩阵”(周晓林，于宏波，2015)。Yu，Hu，Hu和Zhou(2014)要求被试与“搭档”同时在电脑上完成点估计任务，搭档在两人都错、仅一人错几种条件下受到疼痛惩罚，被试可以选择为搭档分担一定比例的疼痛惩罚。结果发现那些因为自己错而令搭档受到惩罚(内疚情绪启动组)的被试在前中间扣带皮层(anterior middle cingulate cortex)和双侧前脑岛的激活水平更高；同时，这些区域的激活与被试分担搭档更多的疼痛惩罚，即做出更多的补偿行为相联系；另外，Yu等人还发现中脑在前中间扣带皮层激活与补偿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中脑将内疚情绪引发的皮层反应转化为补偿行为。正电子成像术(PET)的研究结果表明，内疚经历回忆组的前旁边缘系统(anterior paralimbic regions)：双侧颞叶(bilateral temporal poles)、前扣带回和左侧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前脑岛区域性脑血流活动(rCBF)显著高于控制组(Shin et al.，2000)。这些区域的激活令个体产生焦虑感，进而促进个体做出补偿或亲社会行为，以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Griswold，2007)。 尴尬通常被视为程度较轻的羞耻(Lewis，2010)，在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的研究中未发现两者有显著差异(Michl et al.，2014)。Takahashi等(2004)对尴尬和内疚情绪启动下脑区激活的异同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被试阅读尴尬和内疚情绪启动的句子时，内侧前额叶皮层、左后颞上沟和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均有显著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左后颞上沟参与他人心理状态的感知，与共情、亲社会行为相联系(Masten，Morelli，& Eisenberger，2011)。此外，尴尬情绪在右颞叶皮层(right temporal cortex)和海马(hippocampus)的激活水平显著高于内疚情绪，说明尴尬情绪可能更加复杂，与自我意识、记忆的联系更加紧密(Takahashi et al.，2004)。Michl等人(2014)对羞耻和内疚两种情绪脑区激活对比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比起内疚，羞耻情绪在额叶与颞叶有更高的激活水平。 有研究者对羞耻和皮质醇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羞耻情绪的唤醒能增加皮质醇(cortisol)水平(Mills，Imm，Walling，& Weiler，2008)。这可能与羞耻情绪中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有关。在实验室情境下经历社会排斥的个体，其皮质醇显著增多(Stroud，Salovey，& Epel，2002)；在学校中被排斥的儿童，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被接受或被忽略的儿童(Gunnar & Donzella，2002)。而社会排斥引发的心理痛苦与生理疼痛具有共同的神经基础(Eisenberger，Lieberman，& Williams，2003)，能促进个体对当前状态进行改变，做出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行为。 4.2 自豪 自豪情绪，是指当个体觉知到自己的行为结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或者认为自己有价值时所激发的情绪(Mascolo & Fischer，1995)，是一种伴随有积极自我评价的正性情感体验(Kornilaki & Chlouverakis，2004)。这种情绪的产生是由于个体对成功进行了内部归因(Tracy & Robins，2007)。在道德情绪及行为的研究领域，相比于其他的道德情绪，对自豪的研究相对较少(Tangney et al.，2007a)。 由于自豪产生于个体对自身的正性评价，因此从表面上看会认为自豪是一种亲社会情绪。然而，随着对于自豪研究的深入，很多研究者认为，自豪情绪具有两面性：存在“真正的自豪(authentic pride)”和“自大的自豪(hubristic pride)”(Lewis，2008；Tracy & Robins，2004，2007)。这些研究者指出，虽然两种自豪都伴随着对事件结果的积极评价，但二者在归因方式上有所不同：真正的自豪将行为结果归因为个体内部不稳定的、可控的因素，是对特定的行为进行归因(例如，我获得好成绩，因为我学习认真)。这种自豪与内疚的归因方式相类似。而相对的，自大的自豪则将行为的结果归因于个体内部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同时个体的这种归因是全局性的(如，特质归因：我获得好成绩，因为我本身很优秀)，这与羞耻的归因方式相似。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自大的自豪更多的和“自恋(narcissism)”而不是自尊(self-esteem)相联系(Tracy，Cheng，Robins，& Trzesniewski，2009)。Tracy和Robins(2007)在研究中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证实了两种不同自豪情绪的存在，并且他们指出，相比于自大的自豪，真正的自豪更能被称为亲社会情绪。基于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两种自豪进行区分，并且发现两种不同的自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大多关于自豪的研究聚焦于真正的自豪，这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真正的自豪能够提升个体的社会标准，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例如产生正性自豪情绪会使个体愿意参与更多的志愿活动(Hart & Matsuba，2007)。此外，Michie(2009)的研究表明，组织中领导者体验到的真正的自豪的程度与其利他行为和公正性成正相关；Bureau，Vallerand，Ntoumanis和Lafrenière(2013)的研究表明真正的自豪和个体不道德行为(如，作弊行为)的报告成负相关。总之，研究者普遍认可真正的自豪对于道德行为的正面意义，更有研究者认为，真正的自豪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Hart & Matsuba，2007)。 相反的，自大的自豪则被发现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有负面的影响(Campbell，Bush，Brunell，& Shelton，2005)。例如，已有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与自我报告的不道德行为(如，作弊行为)成正相关(Bureau et al.，2013)。此外，Wubben，Cremerv和Dijk(2012)采用社会两难游戏探讨自豪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被试认为合作者有自大的自豪情绪，那么他们会采取更多的竞争性行为，减少合作行为。Wubben等人认为，这是由于被试认为表现出自大自豪情绪的合作者会更倾向于采取非合作的行为(Wubben et al.，2012)。因此他们指出，自大的自豪可能是一种对亲社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的情绪，而真正的自豪则是一种亲社会的情绪。 除了对个体的行为造成直接影响，研究也表明自豪会影响个体与社会行为相关的态度甚至人格特点。例如，研究表明，自豪会影响个体对于他人的评价：自大的自豪与个体夸大自我的偏向、自大和对他人的歧视有显著正相关，而真正的自豪则与自信以及对他人更积极的评价有关(Ashton-James & Tracy，2012)。此外，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使个体表现出一些反社会的人格特点，如自我为中心、敌意、侵略性以及反社会的人际行为，相反的，真正的自豪则对应如合作性、宜人性、情绪稳定以及责任心等亲社会的人格特征(Cheng，Tracy，& Henrich，2010)。 由此可见，两种自豪对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相关的态度和人格特点的影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在对自豪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自豪进行明确。此外，在同一研究中涉及两种自豪也有助于研究者对比二者对个体同一行为的不同影响。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自大的自豪和真正的自豪究竟是一种情绪的两个方面还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仍然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相比于行为研究上的成果，对自豪生理机制的研究则更加缺乏。Takahashi等人(2008)在被试阅读含有自豪情境的语句时对被试进行fMRI扫描，结果表明被试在阅读自豪语句时后颞上沟以及左颞叶有显著激活，这两个区域与社会认知或者心理理论相关，这表明自豪情绪需要对于他人意图的理解(Takahashi et al.，2008)。同时他们没有发现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显著激活。内侧前额叶被认为与自我参照过程有关，该区域的激活表明个体可能在检测、评价自己当前的状态(Blakemore & Frith，2003)。因此内侧前额叶没有显著激活可能表明相比于其他的负性自我意识情绪，判断自豪情绪需要较少的自我反省(Takahashi et al.，2008)，当然，这也可能由于被试在阅读时并没有感受到真实的，与自我相关的自豪情绪。相对应的，Simon-Thomas等人(2012)在研究中，要求被试观看能够诱发自豪的图片，结果显示被试大脑与自我参照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后内侧皮层(posterior medial cortex)会产生显著的激活。两个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因自豪情绪诱发方式的不同所导致。 此外，Simon-Thomas等人(2012)在研究中还报告了对自我报告的自豪情绪经历和同情情绪经历的脑成像对比结果：被试在自我报告同情经历时，右侧额下回显著激活，而自我报告自豪情绪则会抑制额下回和前脑岛的激活。该结果初步揭示了不同类型自我意识情绪之间的关系，而由于同情情绪和自豪情绪所涉及的脑部区域相似，因此这两种情绪有可能共生。 综合上述研究来看，不同的道德情绪会对道德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内疚和真正的自豪都能够促进道德行为，而羞耻和自大的自豪有可能对道德行为产生损害。而在神经科学领域，已有的研究表明共情及与自我相关的脑区可能参与这些道德情绪的产生，但不同的实验范式和情绪诱发方式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 5 结语 不同于基本情绪，道德情绪的产生及发展更为复杂。道德情绪，尤其是其中的自我意识情绪，需要以主体的自我意识为基础，并有诸如自我评价等与自我有关的认知成分的参与。行为层面的研究已经表明，道德情绪对个体道德行为如动机、评价及具体的言行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不同的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又存在差异；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道德情绪及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生理方面的证据。本文对道德情绪的基本内容、发展和影响因素以及道德情绪对于道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分析和总结。虽然该领域的已有成果令人欣喜，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值得今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应用。 首先，研究已表明无论正性或负性道德情绪均具有适应性的特征，对个体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不适应的一面，对个体带来消极影响。但道德情绪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道德情绪是直接激发道德行为还是通过认知对个体行为造成影响？道德情绪是产生于道德决策之前、之后，抑或就是道德决策的组成部分？目前都还没有一致的答案。 其次，当前大部分关于道德情绪与个体行为的研究集中在成人，对较小年龄儿童的道德情绪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的探讨不足。儿童正处于道德情绪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这一群体道德情绪与行为关系的考察能够从理论上增进我们对道德情绪影响行为内在机制的理解，同时也能在实践上为我们对儿童道德情绪发展的干预提供证据支持。 第三，对道德情绪以及道德情绪与行为关系脑机制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的精确与完善。当前不同的研究结果仍然有存在争议和矛盾的地方。同时，大多研究采用阅读语句或者观看图片的方式对道德情绪进行诱发，然而这种方式是否能够真正诱发个体自身的道德情绪也存在质疑(Coan & Allen，2007)。此外，虽然不同的道德情绪在激活的脑区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也有着不同，继续探讨道德情绪在生理机制上的联系和差异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与这些情绪有关的生理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体社会功能的影响。 最后，由于道德情绪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儿童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之上，同时需要儿童能够识别并理解社会规范，并以此对自我或他人进行评估。因此要培养儿童形成良好道德情绪，既要引导儿童建立积极、健康的自我概念，也要帮助儿童掌握正确的社会规范，还要指导儿童形成积极、建设性的归因方式。儿童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等内外因交互影响儿童道德情绪的发展，我们提议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此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收稿日期：201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