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中国因素分析——基于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中国论文,不平等论文,人口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可以分为世界收入不平等和国际收入不平等（Milanovic，2002；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2002）。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对象是作为世界公民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对象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注：国际收入不平等的研究部分以独立的文献出现（Berry， 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1983; Milanovic， 2002， 2004; Melchior， Telle and Wiig，2000;Theil，1996），另一部分蕴涵在关于世界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之中，作为世界收入不平等的一部分（Sala-i-Martin，2002a， 2002b;Schultz，1998）。）
中国是推动国际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下降的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Schultz，1998;Melchior， Telle and Wiig，2000;Sala-i-Martin， 2002a，2002b），当包括中国时，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是下降的，而不包括中国时，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同一时期是上升的， 或者呈现轻微的下降趋势（图1，表2）。这是因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缩小，同时中国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口拥有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使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这些研究虽然发现了中国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更没有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作用。
附图
图1 上方曲线是以基尼指数表示的从1950到2000年的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方曲线是不包括中国的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
米兰诺维奇（Milanovic，2002，2004）定量分析了1980年和1998 年两个时点的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中的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研究发现，相对于1980年，国际收入不平等1998年下降了3.6个百分点，中国因素却下降了5.4个百分点，中国因素的变化可以完全解释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但其并没有连续地分析1978年之后的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中的中国的作用。而进行连续的分析是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的重要条件，而且1978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从图1中也可看出，1978年同时也是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转折点。
舒尔茨（Schultz，1998）曾控制人口因素， 把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分解为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发现世界人口因素的变化，即人口增长不是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
米兰诺维奇（Milanovic，2002，2004）也利用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但其并没有对中国因素进行独立分析。他发现，相对于1965年，1980年三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为104.2％，三国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三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为60.4％，人口因素变化的贡献率为39.6％，但1998年三国因素的变化仅解释了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10.9％。
在目前国际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基础上，对1978至2000年中国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贡献进行连续的分析，并采用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考察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中国因素变化及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作用，这是第三节的主要内容。（注：作者（2005）采用控制经济因素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中国因素变化和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作用，得到相似的结论。）第二节说明了数据信息和分析方法。第四节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第五节给出结论。
二、方法和数据
数据取自PWT（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 Heston， Summers and Aten，2002），此数据库提供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1950到2000年的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注：本文中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采用PWT中人口变量（POP）和1996年国际价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RGDPL）。这样，本文采用了购买力平价方法，这是考虑到此方法在国际收入比较中的优点（Summers and Heston，1991，Schultz，1998）。同时，本文运用采用人口权重的不平等指数，其他一些论文也采用了这类指数（Berry，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1983; Melchior，Telle， and Wiig，2000; Theil，1996）。）
基尼指数被采用作为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此基尼指数中有关中国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因素的度量。（注：本文采用基尼指数作为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指数是基于基尼指数的特点。其他不平等指数，如广义信息指数（Theil 1967; Cowell，1977; Cowell and Kuga， 1981a， 1981b），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1970）则具有其他一些优良性质，克威尔（Cowell， 1995）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假设国际收入分布是离散的（x[，1m]，p[，1m]），（x[，2m]，p[，2m]）…（x[ ，nm]，p[，nm]），其中x[，1m]，x[，2m]，…x[，nm]分别为n个国家m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1m]，p[，2m]，p[，nm]分别为n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以基尼指数为度量的m年的国际收入不平等以Gm表示，则
附图
它可以分解为各国因素之和，以J[，m]表示，则
附图
这里
分别表示第j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
m年的中国因素以C[，m]表示。
以1978年为基础，中国因素的变化与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比值作为中国因素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以RC[，m]表示，则
RC[，m]＝△C[，m]/△G[，m]＝（C[，1978]－C[，m]）/（G[，1978]－G[，m] ）（3）
其中△C[，m]＝C[，1978]－C[，m]表示中国因素的变化，△G[，m]＝G[，1978]－G[，m]表示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此比值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
采用1978年的人口和m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基尼指数作为控制人口因素的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度量。m年的控制人口因素的国际收入不平等以GE[，m]表示，则
附图
它可分解为控制人口因素的各国因素之和。其中，控制人口因素的中国因素，也就是中国经济因素，以CE[，m]表示，则
附图
中国因素的变化可分解为经济因素的变化和人口因素的变化。以△CE[，m]表示中国经济因素的变化，则△CE[，m]＝CE[，1978]－CE[，m]。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等于中国因素变化和经济因素变化之差，以△CP[，m]表示中国人口因素的变化，则△CP[，m]＝△C[，m]－△CE[，m]。
以1978年为基础，经济因素的变化与中国因素的变化的比值作为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或者经济增长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以RE[，m]表示，则
RE[，m]＝△CE[，m]/△C[，m]（6）
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为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或者人口增长对中国因素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以RP[，m]表示，则
RP[，m]＝△CP[，m]/△C[，m]（7）
以1978年为基础，经济因素的变化与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比值作为经济增长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以SE[，m]表示，则
SE[，m]＝△CE[，m]/△G[，m]（8）
以1978年为基础，人口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比值作为人口增长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贡献率的度量，以SP[，m]表示，则
SP[，m]＝△CP[，m]/△G[，m]（9）
三、中国因素，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
从图1中可以看出，考虑中国因素时， 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此时间区间呈下降趋势；当不考虑中国因素时，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略微的上升趋势。这种现象给我们的直觉是，中国因素的变化将可以部分甚至完全解释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经验数据分析证明了这种直觉。
1978年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G[，m]为0.594，1980年为0.59，2000年为0.534。相对于1978年，1980年国际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幅度△G[，m]为0.4个百分点，随后下降幅度增大，2000年为6个百分点（表1）。
1978年中国因素C[，m]为0.209，1980年为0.202，2000年为0.161。相对于1978年，1980年中国因素下降幅度△C[，m]为0.7个百分点，随后下降幅度增大，2000年为4.8个百分点。
1980年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贡献率RCm为145.3％，20世纪80年代大约在82％和145％之间波动，90年代呈稳定下降趋势，2000年下降为79％（图2）。其值在1979年高达289.2％。
附图
图2 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贡献率
这样，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因素的变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部分年份，中国因素的贡献率超过100％。（注：其解释率之所以超过100％，是因为拉美和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大了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从而部分抵消中国因素的作用。）
中国因素的变化分解为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化。从随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因素变化是中国因素变化的主要原因，人口因素变化是次要原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1978年控制了人口因素的中国因素，即经济因素CE[，m]为0.209，1980年为0.205，2000年为0.178。相对于1978年，1980年经济因素下降幅度△CE[，m]为0.4个百分点，随后下降幅度增大，2000年为3.1个百分点。
1980年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RE[，m]为63.8％，20世纪80和90年代在56.5％和68.2％之间波动，2000年为64.7％（图3）。
附图
图3 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
相应地，相对于1978年，1980年人口因素下降幅度△CP为0.3个百分点， 随后下降幅度增大，2000年为1.7个百分点。
1980年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RP[，m]为36.2％，20世纪80和90年代在31.8％和43.5％之间波动，2000年为35.3％（图4）。
附图
图4 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
这样，虽然中国因素变化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的变化，人口因素的变化是次要影响因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而，在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影响中，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主要的，人口增长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程度。
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下降的贡献率SE[，m]，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在55.9％和92.7％之间波动，90年代呈下降趋势，2000年下降为51.2％。
人口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率SP[，m]，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在26.1％和62.9％之间波动，90年代呈下降趋势，2000年下降为27.9％。
四、进一步的分析
在目前关于各个国家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库中，时间回溯得越久，拥有数据的国家越少。例如，PWT数据库中拥有2000年数据的国家有134个，1980年只有125个国家。
因为在分析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及对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贡献时，必须控制人口因素，所以，被选取的国家必须拥有1978年的人口和当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并且，在分析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时，固定选取一些国家将降低数据质量，而在每个时点上采用充分利用数据的方法可以使估计的基尼指数近似地反映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Author of This Paper，2004）。依据此要求，在估计中国经济因素时，以上的分析在2000年选取了107个国家，1980年122个（表1）。为使分析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在国际收入不平等和中国因素估计中选取了同样的国家。
年国家 G[，m] C[，m] CE[，m] △G[，m] △C[，m] △CE[，m] △CP[，m] RC[，m] RE[，m] RP[，m] SE[，m] SP[，m]
份数量
1978 122 0.594 0.209 0.209 0
0 0 0
1979 122 0.593 0.205 0.206 0.001
0.004 0.003
0.0012.8930.7190.281
2.081
0.812
1980 122 0.59
0.202 0.205 0.005
0.007 0.004
0.0031.4530.6380.362
0.927
0.526
1981 122 0.586 0.199 0.203 0.008
0.01 0.006
0.0041.2550.6340.366
0.796
0.459
1982 122 0.577 0.195 0.199 0.018
0.015 0.010.0050.82 0.6820.318
0.559
0.261
1983 122 0.575 0.192 0.198 0.020.017 0.012
0.0060.8750.6760.324
0.592
0.284
1984 122 0.576 0.19
0.196 0.019
0.02 0.013
0.0071.0460.6650.335
0.695
0.351
1985 122 0.577 0.189 0.196 0.018
0.02 0.013
0.0081.15 0.6290.371
0.723
0.427
1986 121 0.573 0.187 0.195 0.021
0.023 0.014
0.0081.0760.6320.368
0.680.395
1987 121 0.573 0.185 0.194 0.022
0.024 0.015
0.0091.1070.6280.372
0.695
0.411
1988 121 0.574 0.184 0.194 0.021
0.025 0.015
0.01 1.2090.6130.387
0.741
0.468
1989 121 0.578 0.185 0.196 0.017
0.024 0.014
0.0111.4470.5650.435
0.818
0.629
1990 121 0.574 0.183 0.194 0.020.026 0.015
0.0111.3230.5750.425
0.761
0.562
1991 121 0.568 0.18
0.192 0.026
0.029 0.017
0.0121.12 0.5950.405
0.666
0.454
1992 121 0.564 0.177 0.189 0.031
0.032 0.020.0121.0440.62 0.380.647
0.397
1993 121 0.556 0.174 0.186 0.038
0.035 0.023
0.0120.9290.6480.352
0.602
0.327
1994 121 0.553 0.172 0.185 0.041
0.037 0.024
0.0130.9110.6530.347
0.594
0.316
1995 121 0.548 0.169 0.183 0.046
0.04 0.026
0.0140.8660.6590.341
0.571
0.295
1996 122 0.543 0.166 0.181 0.051
0.043 0.028
0.0140.8380.6640.336
0.557
0.282
1997 116 0.543 0.166 0.181 0.052
0.043 0.028
0.0150.8370.6550.345
0.548
0.289
1998 117 0.537 0.163 0.179 0.058
0.046 0.030.0160.7950.6580.342
0.523
0.271
1999 112 0.535 0.162 0.179 0.059
0.047 0.030.0170.7940.6450.355
0.512
0.282
2000 107 0.534 0.161 0.178 0.060.048 0.031
0.0170.7910.6470.353
0.512
0.279
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作用，仅分析中国因素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影响，被选取的国家不需要拥有1978年的人口数据，可选取的国家就可以更多一些，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因素变化与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关系。（注：表2中包括和不包括中国的国际收入不平等就是根据此方法进行估计的。）
当可选取更多的国家时，1980年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贡献率，RC[，m]，为126.4％，20世纪80年代大约在83.4％和157.2％之间波动，九十年代呈稳定下降趋势，2000年下降为85.6％（图5，表2）。
附图
图5 当选取更多国家时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贡献率
年份 国家 G[，m] G[，m] 年份 国家 G[，m] G[，m] C[，m] △G[，m] △C[，m] RC[，m]
数量 (不含数量 (不含
中国) 中国)
1950 54
0.522 0.522
1976 118 0.587 0.536
1951 61
0.525 0.525
1977 123 0.588 0.539
1952 62
0.576 0.521978 122 0.594 0.544
0.209
00
1953 64
0.576 0.521
1979 123 0.591 0.547
0.203
0.0040.006 1.632
1954 67
0.574 0.516
1980 125 0.587 0.546
0.201
0.0070.009 1.264
1955 71
0.576 0.522
1981 125 0.584 0.547
0.197
0.01 0.012 1.186
1956 71
0.571 0.522
1982 125 0.575 0.541
0.193
0.02 0.016 0.834
1957 71
0.57
0.521983 125 0.573 0.543
0.190.0210.019 0.881
1958 71
0.561 0.511
1984 125 0.574 0.550.188
0.02 0.021 1.035
1959 75
0.571 0.521
1985 126 0.574 0.551
0.187
0.02 0.022 1.117
1960 112 0.569 0.529
1986 126 0.571 0.552
0.184
0.0230.025 1.055
1961 114 0.575 0.527
1987 127 0.57
0.554
0.183
0.0240.026 1.082
1962 114 0.577 0.531988 127 0.571 0.556
0.182
0.0230.027 1.174
1963 114 0.577 0.531989 129 0.575 0.558
0.179
0.0190.031 1.572
1964 114 0.576 0.531
1990 135 0.571 0.558
0.175
0.0230.034 1.473
1965 114 0.578 0.541991 138 0.559 0.547
0.168
0.0350.042 1.178
1966 113 0.582 0.545
1992 141 0.554 0.549
0.164
0.04 0.045 1.123
1967 114 0.585 0.545
1993 143 0.547 0.548
0.160.0470.049 1.035
1968 114 0.592 0.545
1994 148 0.543 0.549
0.156
0.0510.053 1.041
1969 114 0.587 0.541995 150 0.538 0.548
0.153
0.0560.056 1.004
1970 117 0.578 0.526
1996 168 0.535 0.547
0.149
0.06 0.06 1.016
1971 117 0.58
0.528
1997 146 0.534 0.547
0.151
0.0610.058 0.962
1972 117 0.585 0.533
1998 146 0.527 0.544
0.151
0.0670.059 0.873
1973 117 0.588 0.538
1999 140 0.526 0.545
0.150.0680.059 0.87
1974 117 0.588 0.537
2000 134 0.524 0.547
0.149
0.07 0.06 0.856
1975 118 0.581 0.532
同上一节的分析结论一样，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因素的变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部分年份，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超过100％。
五、结论
国际收入不平等从1978年到2000年呈下降趋势，中国因素变化是国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部分年份超过100％，在90年代也超过79％。
通过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分析揭示，虽然经济增长是中国因素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增长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在56.5％和68.2％之间波动。人口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在31.8％和43.5％之间波动。
结果，在中国因素的变化对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影响过程中，经济增长是主要源泉，人口增长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