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关系学论文,日本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此处主要指政治、外交和安全)，多集中在作为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的对策研究领域，即日本的政治局势变动以及对外政策的变化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反而忽略对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日本国际关系学”(当然也包括日本的政治学)进行动态的分析。实际上，日本的国际关系学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制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该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亦不乏为政府服务的政治智囊(political advisors)，而其国际关系学研究导向与外交政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同时也是利益攸关国，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基础研究，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理论以及现状的考察尤其必要。① 就中国学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关注而言，目前尚无学者对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介绍。中华日本学会在2011年年会上，曾以“中国的日本研究”为专题探讨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状况，该综述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社会以及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但是对于日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研究状况却没有提及。②其实中国并不缺乏对日本进行研究的综述和回顾文章，只是研究的视角和问题领域并没有将作为一门“学问”的国际关系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是侧重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 本文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综述主要参照日文文献，但是为了让中文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亦在可能的前提下参照英文文献，并提供一些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相关联的中文译著。③就笔者所知，中国开始系统地介绍和引进日本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主持编写的“现代政治学丛书”曾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该套丛书随即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丛书中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比如田中明彦对世界体系的考察、山本吉宣对国际相互依赖的考察、佐藤英夫对对外政策的考察，以及猪口邦子对战争与和平的考察，都融入了新鲜的日本视角和分析原型。④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际政治学学者代表，比如猪口孝、山本吉宣、星野昭吉以及大岳秀夫等人对日本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著作相继被翻译成中文。⑤这类学术著作的引进虽然增进了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了解，但是对核心问题领域的论争和日本特色理论的反思并没有过多涉猎，笔者希望借此文予以补足。 在进入论述之前，本文对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如下解释与说明。相较于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这一表述的青睐，日本同行并不太倾向于这一说法，而是采用更为传统的“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ory)这一表述。日本学界也普遍认为“国际政治学”只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鉴于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的不可分割性，将国际关系学视为扩大了的“国际政治学”似乎并不为过。⑥当然，日本学术界并不介意二者的混用，只是在系统的学科设置上“国际政治学”这一表述更具有正统性。值得留意的是，日本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其英文名称为“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样可以兼具二者的平衡。由于本文的阅读对象为中文读者，以及笔者中文学术研究的背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如无特别指出均采用“国际关系学”这一表述。 本文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综述主要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第一，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既有研究；第二，国际关系学“日本学派”的言说空间；第三，支撑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传统；第四，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历史之争；第五，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研究。 一 预备性考察：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际关系学 如前所述，中国虽然产生了大批对日本政策研究的相关成果，但是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关注甚少。日本的国际关系学如何与日本的现实政治和对外政策发生联系，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如何解读和定义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的解读，显得十分不足。本文作为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预备性考察，笔者将首先介绍中国学术界(包括中国台湾在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评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非西方”(non-western)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新动向之一。中国学者在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动向和发展。中国学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要采用知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注重个人化(individualized)的研究模式，主要以特定知识分子为案例，对其思想来源、生活环境以及国际形势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日本原生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 例如，张帆对日本著名现实主义学者高坂正尧(Kosaka Masataka)的国际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述。高坂作为日本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对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定位不仅为后继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所推崇，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⑦朱光明则对日本自由和平主义代表人物坂本义和(Sakamoto Yoshikazu)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了评析，坂本提倡非武装中立的和平主义构想，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则多有批评。⑧坂本义和与高坂正尧之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也激活了战后日本“学术”与“政治”的僵硬关系，为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和应用指出了方向。但遗憾的是，对这两位分别代表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的中坚人物的介绍，除了上述两篇文章较为系统之外，却鲜有中国学者问津。 相较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可能性，中国学者似乎更加关注日本知识分子国际政治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唐永亮对中江兆民(Nakae Chomin)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苑崇利对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小日本主义”思想的研究。⑨苏翊豪、石之瑜和李廷江等人则将平野健一郎(Hirano Kenichiro)的“国际文化理论”作为探究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尝试。⑩追究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源头，举凡日本的政治学者都会提及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等经典著作，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到底应该算是思想史的范畴还是国际关系学的范畴还存在争议。日本学者酒井哲哉、芝崎厚士将这类研究称为“国际关系思想史”，并通过对日本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追溯来探讨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可能性。(11)就研究本身而言，中国的学者侧重对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形成发展进行分析，并没有产生将其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相挂钩的问题意识，更无所谓对理论原创性的探讨。 台湾学者石之瑜、陈柏宇等人在考察国际关系学的亚洲地方性学派时指出，日本的国际关系学应当占有一席之地。(12)他们将“京都学派”(Kyoto School)的哲学基底应用到对国际关系学“日本学派”的分析上，特别是“京都学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关于“场所”的分析，为之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特色(对规范的青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西田哲学中的“场所”理论，也为战后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中希望“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的立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那么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中国学者目前尚未有人跟进研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基本上不认为日本能够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唯一的可能性在于从日本的历史、哲学以及文化中去吸取养分。如下文所述日本本土学者也基本持这一主张。 既有的中文研究文献，虽然对日本国际关系学做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但是一些更具有张力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答：例如，当中国学者普遍声称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时，日本学者是否也有类似的主张？日本学者的原创性努力体现在哪些地方？虽然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的国际关系学时尝试贴上了“日本学派”的标签，但这种学派的主张在日本国内学界是否引起了反响？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形成、发展和学科设置对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现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是否也存在类似西方同行那样的“论战”？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与日本的外交政策如何衔接？ 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对学科领域的普遍反思，日本也开始了对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反思，本文则主要基于日本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进行梳理和总结，因此，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主要涉及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相关的既有研究文献的介绍，同时笔者主要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以及其出版的刊物《国际政治》为参考，通过统计数据明确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和变迁。 二 国际关系学的“日本学派”？ 相较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各类主张的滥觞，日本同行对国际关系的“日本学派”的提法普遍持慎重态度。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虽然有过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这些研究很少使用“日本学派”或类似表述。(13)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没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意味着日本的国际关系学是对欧美学说的亦步亦趋，只是日本并不把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视为“日本学派”的必然产物。那么日本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是什么？日本学者对“日本学派”又持什么样的见解？本节在分析日本政治学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对“日本学派”生成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一)日本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猪口孝是推动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著述中都试图推进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但是他本人并不强调“日本学派”或者日本特殊性可能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的贡献。相反，他探索的是日本哪些学者和理论能够具有普适性意义，或者对于解释当前国际关系现象具有积极作用。(14)清水耕介(Shimizu Kosuke)等人的研究也是基于从日本特殊性中挖掘普适性的尝试而去检验是否存在一种“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认为日本的历史可以提供将日本与国际关系学沟通的桥梁，但也不认为“日本的国际关系学”应该过分强调日本的文化、地缘、历史特色等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15)新加坡学者葛拉汉·翁(Graham G.Ong)虽然讨论了具有日本特色(Japanese Characteristics)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问题，但没有使用“日本学派”或类似表述，也不认为日本特色与日本学派有着必然的联系。(16) 其实战后特别是日本经济发展走向顶峰的20世纪70～80年代，学术界(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开始将日本作为一个特殊案例，来反思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源。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傅高义(Ezra F.Vogel)等学者对日本的研究更多是基于日本特殊性(Japanese exceptionalism)的立场予以考察的。(17)在日本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对日本的国民性以及能够表现日本优越特质的考察，比如南博对“日本人论”和京极纯一对日本政治特殊性的考察都是专注于特殊性的研究。(18)这种对日本特殊性的关注本身并无值得诟病之处，作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体现出了上乘的研究水准，但是这类研究如何置于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中，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19) 总之，日本学术界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强调其特殊性和解释力的限定性(日本或者东亚区域)，而是强调其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都存在着将日本这个国家及其学术研究体系予以特殊看待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也发展出来很多只有日本才通行的概念，这也是上述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性研究泛滥的主要表现。大约在同一时期，猪口孝(东京大学)、村松岐夫(京都大学)、大岳秀夫(日本东北大学)三人创立了《利维坦》学术期刊，其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学术研究中对日本特殊性的过度关注，他们认为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不仅不能够对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进步提供任何帮助，而且这种特殊性也不能足以解释日本人、日本这个国家和她的历史。(20)以猪口孝、村松岐夫和大岳秀夫为代表的《利维坦》学派也开创了战后日本实证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风，为包括国际政治学研究在内的日本政治学研究的普适化和比较可能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日本学派”的可能方向 由于美国标准化社会科学在当今学术界占据强势地位，日本国际关系学要想挖掘日本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可能的方法来自对日本传统和历史的重新发现。猪口孝指出，如果被问及是否有日本特色的国关理论存在，他给出的回答是“有条件的肯定”(a qualified yes)。(21)例如，猪口孝给出了隶属于实证主义理论谱系中的“雁型发展模式”以及规范理论谱系中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理论雏形的集体身份理论，但是由于日本并不具备全球大国的地位(猪口孝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出自大国)，这种中观意义上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以及能够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何种贡献还存疑问。 池田丈佑(Josuke Ikeda)总结了日本国际关系学成立的四个判断准则。他将当前与日本相关的热门理论应用到判断准则中，以此来判断这些理论作为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成立。(22) 判断标准A：该项研究由日本学者展开 判断标准B：至少满足如下三项中的其中一项，即该研究 (B1)是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相关的 (B2)应该建立在日本的外交经验上 (B3)应该建立在日本的思维方式或者哲学逻辑上 判断标准C：必须全部满足如下两项标准，即该研究 (C1)可以超出日本语境得以普遍化 (C2)可以基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评价或批判 判断标准D：除日本以外不应该存在(如果有的话只是极少数)类似的研究 根据以上标准，池田丈佑以及猪口孝等人将“日本学派”出现的可能性寄托在战前理论学者身上。例如，猪口孝认为如果非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来审视日本国际关系学的话，那么具有这种可能性的理论学家恰恰不是来自政治学界。猪口孝将西田几多郎、田畑茂二郎、平野义太郎视为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他们分别出身哲学、国际法学以及经济学(殖民政策学)，这也在客观上说明了战前国家学说对日本学科体系的重要影响。(23)而芝崎厚士在追溯日本国际关系思想史时则集中考察了田中耕太郎(法哲学)、朝永三十郎(哲学)等人对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形成产生的影响。(24)此外，葛拉汉·翁也把西田几多郎的思想作为探讨日本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25)池田丈佑则把腊山政道(政治学)、大泽章(国家法学)、神川彦松(国际政治学)、田中耕太郎(法哲学)、安井郁(国际法)、田畑茂二郎(国际法)等学者视为日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原型。(26) 以上先行研究不难看出日本学术界的努力集中于对战前国家学说(关于国家学说将在下一节详述)的剖析，如果再联系前文中国学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考察，可以看出西田几多郎和他所创造的京都学派在当前学术界探讨日本学派可能性时占据的重要地位。故本文将对西田几多郎的学术思想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相关性进行简单阐述。 西田几多郎是日本战前著名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其学术思想兼容东西，博大精深。其中关于哲学中“场所”“空无”的概念，给后人研究日本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众多启发。比如西田指出，西方文明重视时间观念，他则主张把空间(即“场所”和“空无”的概念)融入主体性意识中，意图打破西方一元的线性史观。(27)在思考日本的前途时，西田指出必须将日本放到世界这个场所中思考，即“世界的日本”，而不是“日本的日本”，同时他还提出“所谓日本人的特殊性只在地域意义上有价值，如果能够将其核心抽离出来并将其置于世界视域内的话，这才具有意义”。(28)同时西田哲学中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统一性也为后来学者探讨身份认同问题给予重要启示，在这种对立统一的条件下，日本可以展现其作为东西方“文明桥梁”的作用，这种“中间性”(in-betweenness)不仅体现在西田的哲学思想中，而且也被应用到战前以及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实践中。 西田几多郎的思想也被战时日本军方所利用，西田所开创的京都学派门下的哲学家如高山岩男、高坂正显等在二战时提出了“世界史的立场”这一主张，意图克服世界史学中的西欧中心主义。所谓“近代”乃是“西洋的近代”，而日本这场战争的任务则是要实现“近代的超克”。从学理来说，京都学派哲学家这种打破“西方一元论”和“优越论”的主张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些主张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其战争正当化的借口，最终结果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近代的超克”虚构一场。 从本质上来讲，西田哲学同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盛行的建构主义有着某种亲和性，特别是在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统一以及关于“文明桥梁”的相关言说中，更能体现这一点。也因此，猪口孝称西田为本质上的建构主义者，而葛拉汉·翁则认为西田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可以视为国际关系日本学派一种可行的路径，当然类似的主张还可见诸清水耕介、陈柏宇、石之瑜等人的研究结论中。(29) 日本对于文化(culture)或者认同(identity)的偏好由来已久，西田几多郎只是将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抽象化并用哲学的语言进行总结。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所做的是用更接近理论化的方式将这种传统延续下来。早在欧美之前，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文化及其认同的研究，只是囿于研究视野以及使用语言上的限制，这些有创见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太多国际同行的认可，但是不能否定建构主义在日本的存在。比如，平野健一郎基于文化视角对“满洲国”的考察以及他发展出来的“国际文化论”，再比如马场伸也对国际政治学中身份认同的考察，都堪称日本建构主义研究的代表著作。(30)在建构主义理论大行其道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也开始积极将他们的研究与建构主义相衔接，并且产生了大量有关建构主义研究的学术作品，这也证明了建构主义在解释日本国家行为时的自洽之处。(31) 总的来说，日本学者在尝试发现或者建构国际关系学的“日本学派”时，其出发点基本上建立在对战前学者言说的分析上。从理论的亲和性来看，以提倡文化、身份以及规范等要素的建构主义对于重新发现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当然日本学者也先于欧美从学术和政策两个领域开始类似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实践，虽然这可能跟我们当前所谓的建构主义有所差别，但是这种新鲜的尝试也从侧面说明了通过建构主义发现“日本学派”的某种可能性。 三 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四种传统 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总结和反思的国家，就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而言，日本学者在结合本国经验和跟进西方理论进行创新的同时，也不时地会对本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做出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例如，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伊始，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川田侃就对战前和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继承和发展进行过文献综述性质的研究。(32)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在成立20周年《国际政治》特集上，对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从历史、理论和区域三个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2009年国际政治学会成立50周年的，学会又分别从理论、历史、区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四个领域对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33) 除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这类组织性机构之外，研究者个人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总结和反思似乎更值得关注，这是因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作为统一性学术共同体更重视学科的体系性和协调性，而个人研究更重视问题意识和对问题领域的批判性，其学术立场和批判精神可以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本节主要以猪口孝的研究为中心对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的四种研究传统进行介绍。猪口孝认为明治维新以来，如下四种研究传统对塑造当前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分别是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实证主义。(34)这四种传统虽然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但是一般认为国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战前占主流，历史主义贯穿战前与战后，而实证主义则随着战后美国政治学的输入而兴起。虽然在猪口孝之后陆续有其他学者对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传统进行总结，但是大体上也都是以上述四种学说为中心，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一)国家学说 国家学说受到德意志国家学(Staatslehre)的强烈影响，相较于理论，该学说更关心与国家政策相关的现状研究，所以战前日本的国家学基本上是在政府政策指导下的对策研究，这似乎可以视为当前盛行的政策科学的雏形。国家学说强调国际法、外交史以及殖民政策学等学科的重要性，创刊于1902年的《国际法外交杂志》是其代表性学术期刊。在国家学说的影响下，日本政治学界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以军事史学为代表的外交史研究以及以殖民政策学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上。战后外交史研究继承了战前侧重对史料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且成为日本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支柱，即国际政治史研究；而战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直接继承了战前殖民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国家学说对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产生的另一个影响还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与欧美等国家的大学学科设置相比，日本大学一个突出的特点(短板)是缺少政治学部以及国际关系学部(中国大学中的学院)。据笔者了解，当前日本国立大学中尚没有哪所大学下设国际关系学部或政治学部，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法学部的二级学科，借用猪口孝的话来说，“政治学者在法学部处于屈辱性的从属地位”。(35)只有少数公立大学以及私立大学开设政治学学部或国际关系学部(比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等)，但基本上都是由现代史、外语、国际经济、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法等专业出身的教授混合组成。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恰恰在于日本政府早期对德意志国家学的输入以及此后衍生的路径依赖。虽然陆续有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尝试将政治学与法学进行有效的结合，或者尝试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的学院从法学院分离出去，但是这些尝试并没有产生积极效果。(36)由此可见，国家学说对日本政治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学科设置等制度性问题的影响。 就近年的趋势而言，虽然政治学脱离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看起来还遥遥无期，但是一些新鲜的尝试已经开始。比如一些大学设置专门的公共政策学部(例如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和国际开发协力研究科(名古屋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专门研究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在对政府以及对现状批判的基础上，基本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近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堪称相对立的一组概念，战前日本的国家学说受到政府政策主导，可以说是一门为日本帝国政策服务的御用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建立在对政府政策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日本社会科学的影响是从整体上而言的，国际关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影响也有一定的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的盛行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正民主化”时期，这也是日本“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盛行的时期。在一开始，“社会科学”这一说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证主义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后，当今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得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束缚。(37)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应用集中体现在其对国家主权学说的批判以及民族自决权的推崇上，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集中体现在其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批判以及旨在以废除核武器为目标的和平主义运动上，此外，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界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也多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视角进行批判。(38) (三)历史主义 相较于国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更侧重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论，“脱意识形态”倾向较强。当然，此处所指的历史主义并非战后日本历史学界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也不是卡尔·波普的批判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意在突出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一手史料和历史文献的偏重。相较于前述国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更加重视研究方法而不是思想或者理论。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对历史主义的青睐由来已久，当然他们对外交史料的驾轻就熟也产生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该学说与后来传入的实证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以及问题意识上存在较大分歧，构成了延续至今的“潜在的论战”。关于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主张无形之中演变成历史与理论的论争，而争论的焦点笔者将在下一节详细探讨，本节仅就作为研究传统的两种学说予以介绍。 历史主义传统对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影响较为深刻，这种影响最早来自国家法学对德意志学说的借鉴和吸收，同时，战前日本国际法学和外交史学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倚重也直接影响了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主要是外交史学)的研究范式。猪口孝认为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研究，而国际关系学与其说是一门社会科学倒不如说是隶属于人文研究的一个门类。(39)历史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还体现在区域研究上，它是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分支领域，在对区域和国别的研究上，采取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四)实证主义 此处的“实证主义”是指来自美国政治学中的实用主义分析方法，战后不久虽然陆续有政治学者比如丸山真男提倡“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但是政治学的科学化就其路径和方法而言则完全来自美国实证政治学，日本科学政治学的自主意识并未显现。(40)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美国实证主义政治学所具有的研究规范的统一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固然重要，但更不容忽视的是日本自身政治学体系的发育不良以及由此引发对固有“国家学—政治学”研究传统的诟病。此外，处于美国占领体制下的日本对美国学术研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战后大批学生、学者有机会赴美留学，并将美国的研究方法带回日本，也是实证主义政治学在日本生根发芽的重要因素。(41)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田中明彦指出，“双重输入”是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特别是理论研究)的最重要特征。(42)说它是“双重输入”，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并无原生的研究方法，而是从历史、哲学以及经济学中“输入”，在输入基础上的“输入”正是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特别是理论领域)的基本特征。这种对实证主义的借鉴虽然推进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或者将其本土化的努力似乎并无成效，较之哲学、思想史学、社会人类学等本土化较为成功的尝试，日本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创新显然还处在摸索过程中。(43)近些年来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开始越过实证主义的藩篱，开始尝试通过后实证主义等其他范式拓展其领域和研究议程，关于这类问题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详细阐述。 (五)小结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国家学说直接关心政府的内外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殖民政策学”这一具有特色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44)战后国家学说作为一项具体的研究议程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在其影响之下的学科设置则一直持续至今。马克思主义学说强调对政府的批判以及从阶级和经济基础来分析日本的对外行为，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旨趣在战后风靡一时(比如批评战前的军国主义行为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其后随着实证主义等“脱意识形态”研究方法逐渐在日本确立主导性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当前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就研究议题和导向而言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对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即历史与理论之争。 四 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历史” 国际关系学中“理论”和“历史”的辩论由来已久，1997年《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刊登了以“理论与历史”为主题的研讨会文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之辩推向新的高潮。(45)日本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输入国，并没有经历过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几次大辩论，持不同研究路径和理论立场的国际政治学者亦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但是潜在的论争正在成形。除了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普遍争论的焦点之外，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的争论还有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元素，本节主要以理论与历史的论争为主进行阐述。 (一)日本国际关系学潜在的争论 田中明彦指出，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有如下三种类型的潜在论争值得留意。第一，历史研究特别是外交史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理论间的论争；第二，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学理论间的论争；第三，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和以超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研究之间的论争。(46)由于地域研究继承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据笔者了解，日本大多数地域研究都采用历史主义的路径，只有少数基于实证主义视角进行分析)，所以第一和第二类论战本质上仍旧是理论与历史的论战，而第三类论战则可以视为理论内部的论战。 就国际关系理论内部而言，日本学术界对于这个舶来品并没有明显的论争意识，即使在理论内部也没有萌发出关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建构主义之间的相互批判。战后日本就“主义间”的批判而言，唯一能够称得上论战的是针对日本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论战，但是这种论战与其说是学术上倒不如说是时政舆论领域的论争。 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的高坂正尧认为日本应该坚守“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双重屏障，而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坂本义和则主张日本的非武装中立政策。(47)事实上坂本义和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师从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orgenthau)。坂本认为其非武装中立的主张乃是基于政治现实而提出的，没有谁是能够超脱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48)高坂和坂本的论争虽然集中在时政领域，但分别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中两大流派的主张，从而将学术与政治(理论与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其后日本学术界在回顾战后日本外交理论时必然会提及20世纪60年代的“高坂·坂本论争”。(49) 就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的现状而言，论争也只是潜在的，四种研究取向依然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下设四个研究分科会，即理论、历史、区域和非国家行为体，会刊《国际政治》杂志的编辑出版也是交替刊载上述四个领域的研究论文。为纪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立50周年而出版的集大成之作《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共四册)也是分别从理论、历史、区域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对日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进行评述。 以上四种研究路径中尤以理论与历史的对立最值得关注。在田中明彦指出理论与历史潜在论争的可能性之后，日本学者陆续展开对该问题的探讨，其主要目的是如何实现理论与历史的协调和共处。(50)由于理论与历史之争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争论，所以日本学术界的研究也多半基于普遍性的视角，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界中理论与历史的论争以及融合的可能性尝试进行论述。例如，保城广志认为，历史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说分析或者为理论研究提供案例支撑的阶段，历史分析本身也可以具备向理论化方向发展的可能(即历史分析的理论化)。(51)他认为历史分析走向理论化至少应具备如下两个条件：时空范围上的限定以及因果关系的解明，而实现理论化的方法具体可以有归纳演绎、案例研究以及过程追踪等方法。虽然尝试将理论与历史进行融合的意图值得称赞，但是在本质上作者认为理论的位置高于历史，否则为何会有将历史理论化这一主张呢？在这种先入观念的驱使下，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有的历史(分析)都可以实现理论化这一主张，自然很难为那些以历史分析见长的学者所接受。另一个极端则是将理论历史化的主张。例如，早稻田大学教授篠原初枝就认为，建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路径。(52)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篠原的观点，例如宫冈勋认为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路径的回归，而是呈现出实证主义化或者说科学化的倾向。(53) 其实，日本国际关系学中理论与历史争论的实质也不是理论通约历史，或者说历史通约理论，而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理论和历史各自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做出的贡献。比如，中国问题专家冈部达味曾经批评单纯以理论/方法论为导向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对地区以及历史的关注，只能说是“国际政治学·学”，最后沦为介绍和批评外国理论的搬运工。(54)据此，以理论和方法见长的学者则可以提出类似的反论，以地区和历史为中心的研究是否也只是对国外概况的一种介绍呢？地区和历史研究是一种对特殊和个别的关注，如果离开特定的地区和历史背景，其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也是值得怀疑的。(55) 那么，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理论和历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接下来笔者在对先行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对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导向进行还原。 (二)历史与理论在日本国际关系学中的位置 战后初期，日本的国际关系学主要是以外交史研究为主导，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成立与日本国际关系学中的外交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围绕学会的名称问题，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神川彦松曾经主张将其定名为“外交史学会”，最后考虑到学科的整体性而将其定名为“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但是在学会成立时确立了以日本外交史研究为中心的宗旨。会刊《国际政治》则平均大约每3—4期就会编辑出版日本外交史以及国际政治史的特集，据早稻田大学教授李钟元的统计，自创刊号至第151期(2008年3月刊)，《国际政治》共刊载论文大约1400篇，其中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领域的论文达460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56) 不仅如此，在国际政治学会会员中，从事历史研究(国际政治史、外交史等)的会员也占据较大比重。1988年日本学者大芝亮和石川一雄对会员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所有被采访者中认为自己从事外交史研究的大约占总数的16.7%，从事地域研究的大约占总数的39.3%，但是后者大多采取历史的研究路径，所以从整体上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占半数以上。(57)当被问及在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路径是什么时，大约四分之一的回答者选择了历史路径，这超过了政策过程分析以及计量分析等方法，而占第一位。(58)1998年猪口孝和原田所做的调查显示(可以多选)，大约67.9%的被采访者从事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选择地域研究和外交史或国际政治史的分别为55.7%和55.3%。这其中不乏学者即认为自己从事的既是理论研究，也是历史研究，正如石川和大芝所概括的那样：“在日本，历史学者(研究外交史或国际政治史的学者)借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或者国际政治学者从事历史研究这种交错的事情较为普遍。”(59) 但是，理论研究(包括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的数量在持续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赴美留学的学生归国，将美国的行为主义分析方法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带到日本课堂，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理论以及方法的部分倾斜。笔者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发行的《国际政治》为样本，将所发表的论文划分到理论、历史、区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四种类别中，这样战后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谱系的演变一目了然。(60)
通过统计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研究的文章总数一直呈增长趋势，但是其发表数量在任何年代都没有能够超过历史研究的文章数量。历史研究文章的数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理论研究文章比重的增加，而是区域研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由于区域研究论文中的多数是对该对象区域的历史进行研究，所以整体上历史研究论文依然能够占到半数以上。而非国家行为体研究论文的急剧增加或许跟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以及作为其衍生品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绝对数量增加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以上统计数据也呈现出了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历史类论文的主导地位以及理论型论文的不断突破)，也与当今国际关系局势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议程的演变直接相关。从这一点来看，历史研究或许能够成为挖掘国际关系“日本学派”的突破口。(61)但是过度讲究史料极有可能将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禁锢在考据学的苑囿之中，这也是猪口孝提倡从历史中发现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同时又警惕历史研究的原因。 五 国际关系理论与日本研究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曾经指出：“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其诞生和发展都与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所关心问题领域的变化，集中体现了美国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变迁。(62)在这一点上，战后的日本如猪口孝所说，基本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因此在理论创新上也基本处于“输入”的位置。但是，正如学术界对日本特殊性的普遍关注一样，国际关系学界对日本的研究也基本上介于普遍和特殊之间，以寻求对战后日本国家思想和行动的合理解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对日本的考察也大多基于上述三种理论来进行。当然除了主流理论之外，一些有日本特色或者说符合日本国情的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也值得留意，本节也会对此简单涉及。 (一)主流理论及其在日本研究中的应用 战后日本国家的成立有赖于“和平宪法”(1947)和《日美安保条约》(1952)两大制度性规定的约束。作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和平宪法”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日美安保条约》看起来貌似悖论，但是造就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所以，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以及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定位也是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学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都对日本进行过分析。例如，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战后日本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不仅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和平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63)从结果来看的确如此，但是这种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立场的分析应用到日本研究中却极容易招致各种批判。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承认“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但是却并不认为是贸易国家与和平的必然联系。吉尔平还指出，即使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被自由主义者所推崇，但是在这部“和平宪法”的背后是日本巨额的防卫预算支出以及潜在的防卫能力。(64)日本学者高坂正尧也认为，战后吉田茂缔造的日本是一个“通商国家”，用吉田茂的话来说就是“商人国家”(吉田茂的政治观也经常认为是“商人性的国际政治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通商和产业政策是自由主义的，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出的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这也是吉田茂重视《日美安保条约》而限制自身军备发展的重要原因。(65) 就战后日本外交而言，相较于自由主义学说，现实主义对日本的解释似乎更具有说服力。(66)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指出，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基本上是“重商现实主义”，相较于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日本更重视经济力量(economic power)所带来的积极效应。(67)日本在获得了经济力量之后，却并没有大规模加强安全保障力量的建设，同时其防卫预算也没有大幅增加，现实主义者们又是如何对这一疑惑进行解读的呢？肯特·卡尔德(Kent Calder)在解释日本对外政策时提出了“反应型国家”(reactive state)这一概念，即鉴于美主日从的角色地位，日本总是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在受到美国的“外压”(gaiatsu)之后才会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应。(68)与之相似的解释还有猪口孝的“卡拉OK外交”以及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reluctant realism)等各具特色的定义。(69)从结构现实主义所推崇的“结构压力说”来看，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的确呈现出这一特征。 此外，关于日本的国家地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日本是不是一个大国，日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普通国家”甚至“中等大国”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时政评论的范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被广泛探讨，而要解开日本国家定位的困境，理论学者们似乎却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解释。(70)在这里建构主义为解释战后日本国家的行为逻辑提供了一个选项。例如，关于战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逻辑，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托马斯·伯格(Thomas U.Berger)等学者尝试通过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解读，即战后作为一种文化规范的“日本国宪法”以及对战争的记忆(广岛核爆和东京空袭)对于日本和平主义(非军事主义)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71)在此基础上，非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军费预算不超过GNP的1%等一系列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约束，都印证了建构主义解释的合理性。此外，建构主义理论还涉及对日本外交政策、外交史以及区域主义政策等微观领域的分析。(72)纵观冷战后国际关系学对日本的研究，建构主义范式占据半壁江山，这种现象不仅与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而且前述日本学术界中秉承的建构主义风尚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但是，冷战结束给国际格局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影响到了日本的国家行为，建构主义对日本国家定位和外交行为的解读也开始遇到瓶颈。冷战后日本一系列外交行为的实践表明，被建构主义视为圭臬的文化规范皆有被打破的趋势，原本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剖析日本的卡赞斯坦虽然并没有否定建构主义有效性，但是却也在采用折中主义的分析视角(analytical eclecticism)，尝试对日本变化着的外交政策和安全保障政策进行解读。(73)日本学者泉川泰博(Yasuhiro Izumikawa)也开始反思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战后日本反军事主义的研究，泉川认为上述两类理论分析模型的因果模式存在偏差，反军事主义也并非是逻辑上自洽的概念，他结合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日本的现实指出一种混合(hybrid)解释路径，即和平主义(pacifism)、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以及对“诱陷的恐惧”(the fear of entrapment)是战后日本对军事防卫有所保留的原因，而随着上述三种要素的变化，日本的反军事主义政策也会相应做出调整。(74)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问题导向的日本特色 除上述主流理论与日本研究的结合值得关注以外，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问题导向在日本乃至海外学术界也备受关注，同时这类问题导向极具现实性和历史感，让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加丰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国家身份规定了这些日本特色，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国、侵略者、殖民者、战败国、唯一的原子弹被爆国等。笔者在此仅试举一些代表性研究议程，来展示日本研究的某些特色。 比如，日本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对对外援助(ODA)的青睐。就战后日本的政治现实来看，日本是名副其实的对外援助大国，而从研究议程上来看，承袭战前国家学说系统下的“殖民政策学”。(75)20世纪90年代日本各主要大学相继设立国际开发、国际协力研究科，也是开发援助学、开发经济学和开发政治学在日本兴盛的表现。(76)一般认为，“殖民政策学”是战前日本对殖民地的管理以及政策而延伸出来的学问，战后日本虽然不再拥有殖民地，但是其对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开发援助、贸易关系则在无形之中被赋予“殖民色彩”，20世纪70年代后东南亚国家(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批评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无独有偶，日本学术界一般会轻易地将东南亚等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忽略掉非洲和拉美等国(至少对外援助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这不仅跟地缘有关，而且跟战前“殖民政策学”的研究脉络有密切关系。(77)战后日本外交有意无意地忽略亚洲(“脱亚入美”)，而在西方七国会议上却又自诩代表亚洲，正是基于上述“殖民政策学”的逻辑。 日本“和平学”的兴起与残酷的战争经历和原子弹被爆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平学已成为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分支，1973年成立的日本和平学会(The 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s of Japan)是规模仅次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学术研究团体。(78)日本和平学的关注焦点集中在军控、冲突和解以及对和平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上，比如将广岛作为“非核”象征的研究，正是日本和平学研究的集中体现，同时广岛大学和平科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eace Science，Hiroshima University)业已成为日本乃至国际和平学研究的重镇。(79) 此外，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也是日本以及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研究议程。与此相关的和解理论实证研究，多基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关注日本与邻国的历史和解。(80)这些基于历史基础上关于和解的比较研究，基本上都从负面视角批评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而在对其原因的解释中，学者们更多地还是强调战后日本加害者意识的淡薄以及自身对受害者意识的强调。(81)日本学术界当然也意识到了战争责任的淡薄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的扭曲等一系列阻碍和解达成的要素，日本左翼进步学者(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组织成立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y)，正是从实证角度研究和收集“历史教科书”“从军慰安妇”等负面历史问题。 近年来，日本逐渐强调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对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越来越倾向于回避、掩饰甚至否认。这不仅局限于日本政策界和时政评论领域如何解决“国际贡献”和“战争责任”的悖论，而且也是当前日本国际关系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82) 六 结语 本文写作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即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非欧美国家)在如火如荼地反思本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时候，日本同行是否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正如近些年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那样，日本学者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这类讨论。(83)然而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对“日本学派”的讨论并没有那么积极和深刻，相较于中国学界，日本同行对“学派”一词的使用更为审慎。这或许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日本学术界对欧美学界前沿科学的引进虽然积极，但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却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这既跟日本的学术传统有关，也跟国际关系理论自身作为年轻学科的定位有关联。(84)第二，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外交政策等现实性因素，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导向，这种从属性的国际地位很难刺激学者们努力争取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话语权，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危机崩溃，经济持续低迷，这跟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就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的研究状况而言，无论是研究议程还是学科设置都受到战前国家学的强烈影响，在其影响下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虽然积极引入了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以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历史分析方法依然是多数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偏爱的方法之一，该研究方法也影响到地区研究领域。比如，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对主流的贸易摩擦、区域一体化等热门领域也做了跟进研究，但是战前殖民政策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依然若隐若现。在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基本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特征，各理论流派之间并无鲜明的对立以及争论。虽然建构主义等研究范式在日本表现出了一定的亲缘性，但是日本学者除了将其与日本的历史和哲学传统相结合以外，并没有为建构主义贡献更多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在对日本这个国家进行研究时，海外以及日本学者则找到了“建构主义”这个工具，比如在解释战后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和平主义、为何没有发展核武器以及包括反军事主义在内的规范性行为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研究关于身份认同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时，建构主义却没能解释上述行为的根源。而且，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谋求国际贡献(军事领域而非经济领域)、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同时，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持续发酵，也考验着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如何对这一悖论进行解读。 笔者感谢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张帆(日本京都大学)、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宋晓煜(日本名古屋大学)在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吴怀中曾经根据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对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进行过评述，这是中国学者将日本国际关系理论同其对外政策制定相联系的一个尝试。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第3—16页。 ②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③总体而言，中国虽然大量译介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但是缺少对日本方面的关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界知识出版社等推出了精品系列译丛，但是不见来自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其一是中国学术界对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偏好，其二是语言上的障碍，中国国关学界通日语的学者大多以关注日本时政为主，而对理论(包括日本的理论)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复旦大学樊勇明教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积极介绍和引入日本学界的研究动向，将理论、实证和中国现实有机结合。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④田中明彦：《世界系统》，杨晶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山本吉宣：《国际相互依存》，桑月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猪口邦子：《战争与和平》，刘岳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佐藤英夫：《对外政策》，王晓滨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 ⑤代表性文献有，猪口孝等：《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刘小林、梁云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山本吉宜主编《国际政治理论》，王志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岩田一政等：《国际关系论》，梁云祥、朱清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吕耀东、王广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⑥李鐘元：「歴史から見た国際政治学」、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4：歴史の中の国際政治』、有斐閣、2009、第2頁。 ⑦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3—184页。 ⑧朱光明：《坂本义和的国际和平主义新构想》，《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43—49页。 ⑨唐永亮：《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苑崇利：《冷战时期的“脱冷战”思考——石桥湛山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05—113页。 ⑩苏翊豪、石之瑜：《平野健一郎的国际文化论——简评国际关系日本学派的文化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130页；李廷江：《探索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平野健一郎和他的国际文化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42页。 (11)酒井哲哉：「戦後思想と国際政治論の交錯—講和諭争を中心に」、『国際政治』第117号、1998年3月、第121—139頁；芝崎厚士：『国際関係の思想史—グ口一バル関係研究のたあに』、岩波書店、2015。 (12)石之瑜：《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地方性学派》，《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3期，第51—73页；陈柏宇：《国际关系学的亚洲学派：中国、日本与印度的再世界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2013。 (13)例如2009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主编的《日本的国际政治学》丛书。这部由理论、历史、区域和非国家行为体四部分构成的集大成之作并没有“日本学派”或类似表述。参见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有斐閣、2009。同时笔者检索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也尚未发现与“日本学派”有关的文献。 (14)Takashi Inoguchi,"Are there An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No 3,August,2007,pp.369-390; Takashi Inoguchi and Paul Bacon,"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towards a more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2001,pp.1-20；猪口孝：『国際関係諭の系譜』、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15)Kosuke Shimizu,Josuke Ikeda,Tomoya Kamino and Shiro Sato,Is There A Japanese IR? Seeking and Academic Bridge through Japan'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frasia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Ryukoku University,2008). (16)Graham Gerard Ong,"Building and IR Theory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 Nishida Kitaro and ‘Emptiness’,"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3,No.1,2004,pp.35-58. (17)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Ezra F.Vogel,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18)南博：『日本人諭の系譜』、講談社、1980；京極純一：『日本の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19)对日本政治学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研究可参见永井陽之助「日本政治の特異性と普遍性」、『思想』1984年2月号、第143—153頁。 (20)猪口孝ほか：「日本の政治学と『レヴアイアサン』の一○年」、『レヴアイアサン』1998年夏臨時増刊、第153—176頁；大嶽秀夫：「『レヴアイアサン』世代による比較政治学」、『日本比較政治学会年報』2005年第7号、第6頁。 (21)Inoguchi,"Are there An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p.370. (22)Josuke Ikeda,"Japanes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Shimizu et al,Is There A Japanese IR? p.9. (23)Inoguchi,"Are there An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P.369-390. (24)芝崎厚士：『国際関係の思想史』。 (25)Ong,"Building and IR Theory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 P.35-38. (26)Josuke Ikeda,"Japanes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Shimizu et al.eds.,Is There A Japanese IR? (27)陈柏宇：《国际关系的亚洲学派》，第99页。 (28)猪口孝：『国際関係論の系譜』、第176頁。 (29)猪口孝『国際関係諭の系譜』、175—176頁；Ong,Building and IR Theory with ‘Japanese Characteristic’," p.39; Kosuke Shimizu,"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y Do Japan's IR Focus on the Third Dimension?" in Shimizu et al.,Is There A Japanese IR? pp.69-82；陈柏宇：《国际关系的亚洲学派》，第111—113页；石之瑜：《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地方性学派》，第58—62页。 (30)平野健一郎：『国際文化諭』、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苏翊豪：《超越日本国家困境的身份策略——平野健一郎国际文化论视角下的满洲与东亚观》，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3；馬場伸也：『アイデンテイテイの国際政治学』、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 (31)关于冷战后日本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宮岡勲「コンストラクテイビズム—実証研究の方法諭的課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1：学としての国際政治学』、有斐閣、2009、第77—92頁。 (32)川田侃、二宮三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発達」、『国際政治』1959年第9号、第119—128頁。 (33)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1979年第61·62号；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計四冊)、有斐閣、2009。 (34)Inoguchi and Bacon,"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towards a more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pp.11-13. (35)猪口孝：「現代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レヴアイイアサン』1987年第1号、第153頁。 (36)三谷太一郎：『学問は現実にいかに関わるか』、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37)关于这类研究可参见石田雄『日本の社会科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38)参见酒井哲哉「国際関係諭と『忘れられた社会主義』」、『思想』2003年第1号、第121—137頁；藤原修：「日本の平和運動—思想·構造·機能」、『国際政治』第175号、2014年3月、第84—99頁。 (39)猪口孝：「現代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第154頁。 (40)丸山眞男：「科学としての政治学」、『丸山眞男集第三巻』、岩波書店、1995、第133—152頁。 (41)关于美国实证政治学对战后日本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可参见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第18—32页。 (42)田中明彦：「国際政治理諭の再構築」、『国際政治』第124号、2000年5月、第3頁。中文方面的介绍参见三浦研一《二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从“双重输入理论”到“中和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39—43页。 (43)西村邦行：「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形成における理論の『輸入』—E·H·カ一の初期の受容から」、『国際政治』第175号、2014年3月、第41—55頁。 (44)关于战前日本殖民政策学的相关介绍参见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書店、2007。 (45)"Symposium:History and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Summer 1997,pp.5-85. (46)田中明彦：「日本の国際政治学一『棲み分け』を超えて」、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学1』、第13頁。 (47)高坂正堯：「現実主義者の平和諭」、『中央公論』1963新年特大号、第38—49頁；坂本義和「中立日本の防衛構想」、『世界』1959年8月号、第31—47頁。 (48)坂本義和：『人間と国家——ある政治学徒の回想(下)』岩波新書、2011、第190—195頁。另外，日本学者石田淳则将坂本义和视为“审慎的现实主义者”(Realists’ Prudence)，石田淳「動く標的——慎慮するリアリズムの歴史的文脈」、『国際政治』第175号、2014年3月、第56—69頁。 (49)村田晃嗣：「リアリズム——その日本的特徵」、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1』、第41—60頁；酒井哲哉：「戦後外交諭における理想主義と現実主義」、『国際問題』1996年3月号、第24—38頁；苅部直：「未完の対諭——坂本義和·高坂正堯論争を読む」、飯尾潤·苅部直·牧原出編『政治を生きる——歴史と現代の透視図』、中公叢書、2012、第239—268頁；高坂·坂本论争的相关中文介绍可参见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以及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第46—73页。 (50)代表文献可参见篠原初枝「外交史·国際関係史と国際政治学理論：国際関係論におけける学際アプロ一チの可能性へむけて」、『アジア太平洋討究』第11号、2008年10月、第185—198頁；保城広至『歴史から理諭を創造する方法：社会科学と歴史学を統合する』、勁草書房、2015。 (51)保城広至：「国際関係諭における歴史分析の理論化」、『レヴアイアサン』第47号、2010年秋、第130頁。 (52)篠原初枝：「コンストラクテイヴイズムと歴史研究：接点或は親和性」、『アジア太平洋討究』第8号、2005年10月、第1—16頁。 (53)宮岡勲：「コンストラクテイビズム——実証研究の方法諭的課題」、第92頁。 (54)岡部達味：『国際政治の分析枠組み』、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55)田中明彦：「日本の国際政治学——『棲み分け』を超えて」、第15—16頁。 (56)李鍾元：「歴史から見た国際政治学」、第4頁。 (57)石川一雄·大芝亮：「一九八○年代の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国際政治』第100号、第270—285頁。 (58)石川一雄·大芝亮：「一九八○年代の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第280—281页。 (59)石川一雄·大芝亮：「一九八○年代の日本における国際関係研究」、第281頁。 (60)表1的统计对象为1957年第1期至2015年3月第180期《国际政治》刊载的所有学术论文以及书评论文(书评不包括在内)，归类标准主要依据专题内容、论文题目以及文章内容，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人偏好以及统计上的失误，在此恳请读者留意。 (61)大芝亮：「国際関係における歴史的要因を理諭研究から」、JAIR Newsletter No.100、August 2003。 (62)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54. (63)Richard N.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 (64)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9. (65)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1965。 (66)中国学者基于现实主义视角对日本外交以及中日关系的分析可参见朱峰：《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16—25页。 (67)Richard J.Samuels,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J.Samuels,"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1998,pp.171-203. (68)Kent Calder,"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 World Politics,Vol.40,No.4,July,1988,pp.517-541;田中明彦「日本外交と国内政治の関連——外圧の政治学」、『国際問題』1989年3月、第23—36頁。 (69)Inoguchi Takashi and Jain Purnendra,Japanese Politics Today:From Karaoke to Kabuki Democracy(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 Michael Green,Japan's Reluctant Realism: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70)关于日本是应该做“中等强国”还是“普通国家”的最新讨论可参见Yoshihide Soeya,Masayuki Tadokoro and David A.Welch eds.,Japan as a Normal Country?:A Nation in Search of Its Place in the Worl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2011)中文版对“中等强国”的讨论，可参见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1)Peter J.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Thomas U.Berger,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72)Kuniko Ashizawa,"When Identity Matters:State Identity,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2008,pp.571-598; Yoichiro Sato and Keiko Hirata eds.,Norms,Interests,and Powe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Andrew L.Oros,Normalizing Japan:Politics,Identity,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長谷川雄一編『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イテイ』、南窓社、2004。 (73)例如卡赞斯坦在分析日本外交和地区主义政策时提出的“分析的折中主义”正是一种尝试。Peter J.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Asian-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Winter,2001-2002,pp.153-185; Peter Katzenstein and Rudar Sil,"Eclectic Theorizing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9—130.此外托马斯·伯格来日访学时，笔者有幸就这一问题与伯格直接交流，他也持相似意见。 (74)Yasuhiro Izumikawa,"Explaining Japanese Antimilitarism:Normative and Realist Constraints o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2,Fall.2010,pp.123-160. (75)田所昌幸：「国際政治経済——戦後の展開と今後の課題」、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1』、第153頁。 (76)在此语境下日本学术界一般将“development”理解为“开发”而不是“发展”，似有与“殖民”一脉相承之嫌。 (77)木村宏恒：「国際開発研究と政治学」、『国際開発研究フオ一ラム』第18号、2001年3月、第9—33頁。 (78)代表性的研究参见武者小路公秀「日本における平和研究の課題」、『自由』1965年7月号、第20—31頁；中文对日本和平学研究的介绍参见星野昭吉《全球社会和平学》，梁云祥、梁海峰、刘小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9)代表性的论文可参见Shipilova Anna,"From Local to National Experience:Has Hiroshima Become a ‘Trauma for Everybody’?" Japanese Studies,Vol.34,No.2,2014,pp.193-211。 (80)代表性的研究参见Shiping Tang,"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Vol.63,No.4,October,2011,pp.711-749; Jennifer Linder,Sorry States: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Yinan He,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Lin Ren,Rationality and Emoti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Franco-German and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s(London:Springer,2014); KazuhikoTogo ed.,Japan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war Asia:The Murayama Stat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黒沢文貴、イアン·ニツシユ編『歴史の和解』、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81)Thomas U.Berger,War,Guilt,and World Politics after WW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Roger B.Jeans,"Victims or Victimzers? Museums,Textbooks and the War Debate in Contemporary Japa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9,No.1,2005,pp.149-195. (82)关于日本“国际贡献”和“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的讨论，可参见添谷芳秀、「冷戦後日本外交の変調と『ミドルパワ一』としての選択」、井上寿一他編『日本の外交』(第六巻：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2013；北岡伸一「国連外交の活性化から、日本外交の活性化ヘ」『外交フオ一ラム』2009年11月号、第12—19頁。 (83)例如猪口孝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由巴里·布赞和阿米塔·阿查亚在新加坡组织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 (84)笔者并不否定日本国关学者对欧美实证主义方法和理论的娴熟掌握和灵活运用，事实上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日本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文的数量甚至要多于中国。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政治学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