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治党论文,思想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4-0009-07 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更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显著特点。回顾95年来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尤其是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开创管党治党的新局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要位置是我们党的重要经验，是党的一大创造和独特优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了艰辛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之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民。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样，党的成员主要来源于农民，农民意识、小资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对党思想上的纯洁性造成不良影响。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毛泽东强调指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也要经常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思想建党的先河。随着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他所倡导的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逐渐成为全党共识。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更是成为我们党思想建党史上的成功典范和伟大实践。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文革”结束后，面对极“左”思想给党造成的混乱局面，我们党再次拿起思想建党这一有效武器，及时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顺利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思想建党的问题，使党的思想建设有了新发展。自党的十三大开始，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来部署。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提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实践证明，党的思想建设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我们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有效武器。思想建党在党的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它本质上是通过思想的教化形成约束党员的“软力量”。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执政时间有多长，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这一基本原则和重要法宝不能丢。 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则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另一条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党的一大就讨论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起点。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制定和逐步完善了党的章程，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确立了党的领导、活动、纪律、监督等一系列制度，为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证。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并提出“制度是决定因素”[1](P309)的思想，我们党制度建设的进程从此进入快车道。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把制度贯穿其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把党建设好管理好，必须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进，重点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党内法规制度。比如，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制定和颁布，使我们党有了自己专门的党内“立法法”，有利于提高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民主性、透明性、权威性、严肃性和执行力，在党的制度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同年8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对现有党内法规制度进行了集中清理，以解决好党内法规制度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2014年8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具体举措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纳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之中，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建设呈现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趋势和全新面貌。制度治党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它在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建设，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使党的建设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离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先进性与执政能力等内容，党的制度也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失去了依托和方向，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同时，制度的贯彻执行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其他建设来增强全党同志贯彻党内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对制度的执行力。因此，必须根据党的各项建设的需要来开展党的制度建设，并把制度建设同党的各项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整个党的建设之中。对此，我们党有着明确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按照这一思路来开展党的制度建设。比如，为了保障思想建设的经常、持久并取得预期效果，我们建立健全了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和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了一整套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我们通过建立健全党委议事决策制度、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等制度，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践证明，按照这一思路来开展党的制度建设，是完全符合制度建设规律的，因而效果是显著的。 二、思想建党要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以理论武装为根本途径 坚持时代发展一步，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思想建党的基本做法，更是思想建党的规律和经验所在。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高度重视思想建党，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从追寻、坚信马克思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并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新的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就必须站在思想的前沿。党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科学思想的指引。因此，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思想建党的首要任务。 科学的理论，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理论创新只是思想建党的第一步，理论武装才是思想建党的关键步骤和基本途径。基于此，建党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适应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需要。早在1921年8月，毛泽东等就为党创办了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课程。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根据革命需要，通过整风学习的形式，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得到了坚决纠正，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为迎接新的任务进行了新的学习，并收到了巨大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党员，在全党先后兴起了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普遍、深刻的思想教育，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为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坚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最根本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习近平更是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缺失或者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P80)。 思想建党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借鉴吸收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才能在思想理论上做出新概括、开辟新境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政治本色；只有坚持经常性的理论学习培训和集中教育活动相结合，坚持理论与实践、学习与运用、言论与行动相统一，才能增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的实际效果。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思想建党内在规律的探索与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理论。 三、制度治党要以党章为根本，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提高科学化水平为重要举措 建党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制定、完善、遵守、贯彻和维护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是制度治党的基本准则和重要内容，更是一条宝贵经验。制度治党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一方面坚持党章在制度治党中的统领和指导作用。党章作为规范和制约全体党员的总章程，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党章具有最高地位，是管党治党的根本大法，也是制定其他党内制度的根本依据和准绳。党章的统领地位和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章对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体制保障和制度要求等的规定之中。党内的其他制度必须服从党章，不能与党章相违背。不确立党章的权威，依据党章建立起来的其他制度更无权威。制度治党应坚持“党章至上”的原则，把遵守、维护和执行党章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把修改完善党章作为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党章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权威性，在于它能否与时俱进。党章的修改完善历程既是党的建设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衡量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自二大开始，每次党代会都会根据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相应的修改。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例如，“文革”中受“左”倾思想的干扰，九大修改的党章提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规定了党的接班人并取消了党员权利义务规定，结果给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对党章的修改，则正确反映了党的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有力促进了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所以，修改完善党章事关党的建设全局和党的前途命运，必须慎重对待。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党始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规定了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上级与下级、组织之间以及全党与中央的关系准则，是确保党的建设协调发展、党内生活正常有序、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的有力保障。党的各项制度都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质上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与实际应用。我们党历来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来抓：二大党章第一次初步表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七大提出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写进了党章；八大科学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并丰富了它的基本内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根据“文革”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十二大恢复并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十四届四中全会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并提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就是围绕健全民主集中制来进行的，就是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下完善具体制度，并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制度，确保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贯彻落实。实践也证明，制度治党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工程，只有围绕健全民主集中制来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使党的各项制度体现党的建设客观规律，才能形成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准则。在制度建设中抓住了民主集中制，就抓住了制度建设的“牛鼻子”，抓了制度治党的关键。 制度治党并不是说制度越多越好，制度之要在精在细，在于科学管用。好的法规制度，一定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定是在科学论证和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一定是系统而严密的，一定是实用而简便的。制度治党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切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理论研究，才能为制度治党提供有力的理论牵引和理论支撑；只有坚持科学立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才能从源头上保证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只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排除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才能保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只有坚持系统性、严密性的原则，把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总体制度与单项制度、党内法规与具体的实施细则结合起来，党的制度才能形成合力和制度体系；只有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不打折扣，才能保持制度的生命力和权威性。 四、思想建党、制度治党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党的建设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入手 实际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思想和制度也正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成熟。以思想建党为例，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解决历次“左”、右倾错误给党内带来的思想混乱以及整顿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三股歪风”，为了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而开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思想教育活动同样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例如，1998年-2000年“三讲”教育就是为了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组织原则不强，思想作风不正，带头作用不好等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党性党风教育活动；2005年-2006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主要是针对党内一些党员的宗旨意识薄弱，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党员干部作风不正，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一些党员领导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问题，为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和促进各项工作的目的；2013年-2014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重点是为了解决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等“四风”问题。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5]。而制度治党亦是如此。土地革命时期为了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我们党创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分散主义，党中央确立了一元化领导制度；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我们党建立了党委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培养大量执政队伍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教育、管理和交流的制度；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取“文革”的教训和严明党律，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显然，如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没有问题导向，离开了各个不同时期党内的主要矛盾和具体问题，失去了抓手和方向，就会变得无的放矢、无所适从。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中要坚持问题导向，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矛盾无处不在，问题无时不有。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党的建设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属于那个时期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不能发现和抓住党的思想和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不查漏洞，不挖病树，不切毒瘤，党的建设就难以打开新的局面。只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洞察问题的眼睛，从党员的思想状况、行为规范、党内关系以及管党治党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出发，敢于正视问题和善于发现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思想和制度上任何的问题，抓住党员群众对党的思想制度中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既要解决久拖未决的老问题，又要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找到思想建党和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才能抓住党的建设的牛鼻子。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问题。问题的分析越透彻，问题的解决就越有效。这就要求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党的思想和制度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楚哪些是思想教育的内容问题，哪些是思想教育的方法问题，哪些是法规制度的制定问题，哪些是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哪些是思想与制度相互脱节的问题，正确把握矛盾问题的大小多少、轻重缓急，坚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见微知著，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对症下药、精准出招。三是到基层和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客观规律，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如果关起门来空洞地想问题找对策，纸上谈兵，难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出路。问题总是在实践中被发现并得到解决的，党的建设的突破创新和活力动力也总是来源于基层，人民群众更是我们党的力量与智慧之源。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离人民最近，思想教育与制度执行的很多问题往往在基层反映最真实、最直接，长期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也往往首先在基层出现，经过试点探索，然后加以总结完善，最后全面推广。只有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创造，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在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把握管党治党规律，才能增强党的建设的预见性、创造性与系统性。总之，只有突出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才能增强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紧紧抓住影响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突出问题，以重点问题寻求突破，以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党的建设不能空对空，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五、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同向同时发力，统一于党的建设实践之中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5]。这一重要论断不但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具体途径。 党的思想建设决定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任务、方针政策，党的制度建设涉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领导制度等上层建筑，一个是党的灵魂工程，一个是党的保障工程，两者的政治性、敏感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关乎党的建设成败。一方面，思想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前提，要用思想建设来引领制度建设。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党的制度需要党的思想来为它解决制度“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制度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同时，制度执行的好坏也需要思想教育来培养人的制度意识、规则意识，增强人对制度的认同。不搞思想建设，党员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的纲领、宗旨和任务不认同，作为处理党内关系和规范党员行为的制度就不可能立得住、管得好。一个时期以来，党内一些规章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或执行得不够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过时了，因而片面强调制度建设而轻视和放松了思想建设，使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人治思维严重，没有制度自觉，做不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没有例外。另一方面，制度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保障，要用制度来巩固思想建设的成果。党的制度是党的思想、理论、纲领与宗旨的外化、固化、显化、细化，党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党内生活的健康发展都需要制度保障。思想建党本身就需要依靠教育制度、学习制度、宣传制度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来开展，同时思想认识问题的变化性、反复性和顽固性强，易受外界影响，思想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思想建党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和维护才能得到有效的深化和持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出现的几次较大的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党的制度，或者党的制度没有得到切实巩固，被一些错误思想轻易突破和扭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吸取了这一教训，党内每次思想教育活动结束后，就会建立和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加以凝结和巩固。例如，在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之后，中央就及时制定下发了四个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文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地也制定了很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机制。 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思想建党是内在的、柔性的自律，制度治党是外在的、硬性的他律，什么时候两者能有机结合，坚持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党的建设就会科学有效，反之就会失误受挫。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根本途径和唯一方法就在于两者要做到同向同时发力。所谓同向发力，就是要使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在目标、任务和要求上一致，避免相向而行。目标上的一致就是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要坚持统一的正确的方向，即两者要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任务上的一致就是两者都要紧紧围绕各个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的中心任务以及为实现中心任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相连，这也是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的经验总结；要求上的一致就是两者都要坚持从严从实的标准和要求，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越严越好，越实越好，严字当头，实处着力，确保思想教育不走过场，制度规定不流于形式。而所谓同时发力，就是要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谋划、一并部署、一块推进、一同落实，避免“一手软、一手硬”，而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补足精神之钙，又要扎牢制度之笼。思想与制度这两者对于党的建设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发力就要求思想和制度要相互配套、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实现同频共振、相得益彰[6]。只有坚持同向同时发力，有效克服重思想轻制度、重制度轻思想与“两张皮”等错误倾向，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在思想建设的过程中包含制度建设，又要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包含思想建设，把思想的“软约束”和制度的“硬约束”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内外兼顾，刚柔并济，构建一套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才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标签：制度建设论文; 党建论文;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论文; 民主集中制原则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