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到现代人口理论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萨斯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3-0039-06
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他的《人口原理》论文，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供给之间的矛盾作出了非常灰色的预见；此后100年，世界人口已达60亿，颇有人满为患的味道。有人已经预见：地球将因为人口太多而产生不堪应付的环境污染问题，以致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
悠悠300年，人口形势变化如此之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历史地位究竟何在？现代人口理论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又有何不同？其间是如何过渡的？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本框架
18世纪晚期，当时的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财富分配更为平均，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借助科学与艺术方面成就的积累，人性可以趋于完善，从而可以抵消人口不断增长的副作用”。[1]马尔萨斯的论文就是针对这种乌托邦式的平等与幸福憧憬而发表的，并且明确指出，人口的过度增长将阻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进步。
马尔萨斯的理论框架从两个基本事实出发：第一，人类的生存必须以一定的食品供给为前提条件；第二，两性之间的相爱是人类繁衍的必要条件，并将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然后，马尔萨斯以食品供给较欧洲更为丰富、人口增长较少受到限制的北美为例。假设食品供给在第一个25年时增加一倍，到第50年时再增加这么多，即为第一年的3倍，从而有了农业产量的算术级数：第0年的产量为1，第25年的产量为2，第50年的产量为3，依此1,2,3,4,5,6,7,8,9，……北美在150年的时间里人口连续增长，差不多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人口总数会翻一番，从而有了在人口增长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的几何级数。仍然以25年为一单位，人口数量为：1,2,4,8,16,32,64,128,256……因此，人类生活资料所需无法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口增长过程不断因生活资料不足，以及饥荒、瘟疫、战争等外在原因而被强有力地遏制。
事实上，马尔萨斯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如果土地供给是无限的，食品供给也将呈几何级数增加，甚至比人口增加还要快。但是，土地面积有限，因拓荒而增加的耕地的肥沃程度在下降。改良现有土地既需要大量劳力也需要很长时间，无法解决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上述假设的土地产出增加量，就其绝对量而言是不变的（每25年增加1），但随着投入的劳动力增加，边际报酬就会递减。基于如上认识，马尔萨斯认为，算术级数与几何级数之间存在矛盾是必然的。
马尔萨斯的论文发表后成为社会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饱受非议，但在其有生之年(1766-1834)共发行了6次，期间他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与论据。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后来特别指出教育对人口增长有抑制作用：受过教育的个人为避免过早地满足于婚嫁的享乐之中，常常是在有经济能力支持一个家庭以后才结婚。从这方面说，教育有倡导晚婚的作用。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实际蕴涵了如下一个基本思想：人们的实际收入将不断地趋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除非人口增长被有力地遏制。具体说来，在人口增长不受限制的前提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婴儿营养良好，死亡率相应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上升；人口的加速增长超过生活资料供给的增加，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回到维持生存的均衡水平。反之，若人均生活水平下降，死亡率上升，则人口下降，结果是人均生活水平又恢复到过去的均衡水平。人口也可以因战争、饥荒、瘟疫、自然灾害、道德上的自我克制而减少。马尔萨斯认为，生育率是常量，由“两性之间的爱情”（考虑到教育的作用，这一点后来有所修改，已如上述）决定，而生活水平高低决定死亡率的降低与提高，从而决定人口的增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否准确地描述了人口增长的历史？不妨看一下人口数据（见附表）。
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计，欧洲在公元500-1500年之间，人均GDP增长率是0（欧洲是那个时代经济发达的地区）。[2]依据表1数据计算，从公元元年到1750年，人口年增长率为0.0825%。这意味着1万人1年才增加8个人，不能说不稳定。从公元1-1700年的人口年增长率还要低一些，仅为0.0752%。应当承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世界人口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瘟疫、战争等外部因素，也正如马尔萨斯所描述的那样，曾遏止了人口的增长。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1750年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加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就人均收入增加刺激人口增长而言，马尔萨斯理论仍然有效；但是，人口增长并没有降低人均收入水平，也没有遏止人口增长。假若将此时称作后马尔萨斯时代，这时的人口理论已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存在差别，究其原因，是因为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于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绰绰有余。与此同时，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大幅度提高，在1740-1840年间，英国与法国的人预期寿命分别从33岁和25岁提高到40岁。[3]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劳动力要素的品质与总量同时提高，这又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300年间（从1700年起），人口增长的速度有不断加快的趋势，人口规模已是原来的10倍。特别令经济学家惊讶的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并没有如马尔萨斯与后马尔萨斯理论模型预测的那样提高，反而下降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此外，在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尚保留的马尔萨斯部分理论，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了。
附表 公元前100万年到1999年人口增长情况（注：资料取自于美国哈佛大学1993年8月《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ichael Kremer的文章，"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One Million B.C.to 1990"。表中1999年的数字是本文作者根据1999年10月12日为世界60亿人口日计算的，具体方法是：(6000-5330)÷94月×12月+5530=6185，然后再计算出年均增长率。）
二、现代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
人口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有天然的联系，因为：(1)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其增长通常与人口增长一致。在研究经济增长时，使用人口增长率代替劳动力增长率的经验研究很常见；(2)自本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4]而人是人力资本的物质载体；(3)人口规模扩大有推进城市化的作用，与此同时，借助城市而促进专业化分工、刺激对人力资本投资，结果必然是加速经济增长。
马尔萨斯没有估计到物质资本积累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也未能预见技术进步导致的人类生产能力的质的飞跃。他更不可能想象到，人力资本的作用可以持久地超越物质资本对于生产能力的推动作用（至少从投资回报率角度看如此）。因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不能解释现代人口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增长率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的作用机制被认为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尚未被完全理解。在现有的英文文献中，除去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持有不同观点以外，现有的人口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逻辑解释。
现代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情况的变化与家庭的资源配置和行为准则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持续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相应增加。一方面，人们有能力扩大家庭在养育子女上的支出；另一方面，家庭资源的分配开始倾向于子女。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人力资本的重要，首先表现为市场价值高。这对家庭养育子女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按照贝克尔的分析，子女在父母的效用方程中是耐用品。假定子女这种耐用品价格不变，提高家庭收入的结果是，对子女的数量需求增加，这可称之为收入效应。这里的潜在前提是，子女是正常商品，非劣等品。不过，家庭收入通常由男、女双方工资组成，工资不过是单位时间的市场价值。养育子女，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时间密集性的劳动，那么，子女就是时间密集性的产品。提高工资等同于提高耐用品——子女的价格，从而又产生了替代效应——因子女价格提高而降低对子女的需求量。
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何者居支配地位？如果养育子女的劳动完全由女性承担，家庭收入表现为男性一方的收入，则没有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仅有的后果是——提高生育率。问题是，完全由女性承担养育子女的情况比较少见，不具有代表性。若女性工资提高，既增加家庭收入，也提高子女的成本（价格），此时便产生了在理论上无法断定哪一种效应居统治地位的问题。现有的理论研究显示，替代效应是主要的，因而生育率下降。
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因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也改变着家庭的生育行为。在资源或者收入与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养育子女多则投入到每个子女身上的资源量减少。在同等条件下，子女平均占有的资源量少，将来积累的人力资本则减少，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父母追求子女的品质提高——增加子女的资源投入量以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以此代替养育更多的子女，即以质换量。结果是生育率下降。
人口增长率不仅仅取决于生育率，还取决于婴儿死亡率，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是现代人口转型的基础。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摄入的热量以及营养大幅度的增加，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都在增加公共支出，提供公共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也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盖勒尔和威尔认为，养育子女的存活率或死亡率具有不确定性，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观点来看，即具有风险性，而人们是厌恶风险的，这使子女的效用函数曲线不断下降，因而子女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当死亡率下降（即不确定性或风险下降）时，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家庭所期待的子女数也相应减少。此外，他们还进一步推断，因为投资于子女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提高，父母倾向于向子女的品质而非数量投资。当家庭注重向子女的人力资本质量投资时，将加快社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口增长状况？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生育率高，而发达国家则相反。贝克尔及其同事构造了一个人口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当人力资本的积累量增加时，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假设为提高而非下降，就可推导出刚好解释上述不同情况的逻辑：当一个社会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时，人力资本回报率高于养育子女的回报率；反之，若社会中的人力资本积聚量较少，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则低于养育子女的回报率。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稀缺，家庭养育子女多，较少投资于人力资本；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充盈、回报率高，家庭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子女多，而人力资本匮乏。发达国家正好相反。
盖勒尔和威尔使用外生变量模型，同时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置于模型之中，将现代人口的原理解释为，人均物质资本占有量增加，相对有利于妇女工资的提高（与男性工资水平相比）。因此，物质资本的补充性对女性强过男性，即物质资本能够更多地提高女性生产力；如前所述，女性工资提高后增加了养育成本，克服了家庭收入效应，就会降低生育率；较低的生育率促使人均物质资本占有量进一步提高。正是如此良性循环使得现代人口转型：生育率下降与总产品增长加速同时出现。
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我国的人口状况比较特殊，1700-1900年间，我国人口平均增长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尚多。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在清朝时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在1900-1999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17%。（注：这里的数据比较是根据中国清朝人口数据，以及我国现代人口数据计算。数据取自于《经济科学》1998第6期骆毅的“清朝人口数字的再计算”。）1900-1950年间的情况与我国当时的战乱有关，而1950-1999期间，前20余年虽然生育率很高，但3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总数几乎没有增长（1959年总人口是67207万，而1962年是67295万），（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03页。）后来的20余年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都大大降低了人口增长率。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显著成效是举世公认的。不过，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后果还值得研究。
我国城乡、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状况自然不同。有必要收集不同地区的人口数据（至少包括人口数量、年龄性别构成、死亡率、生育率、受教育时间、人均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就业与否及其属性等）加以研究。很有可能的是，发达的大城市以及部分沿海地区，已经“从属于”现代人口理论研究范畴，而落后地区仍然面临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现行人口政策要不要在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加以区别？这些问题迟早要回答。否则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后果。
在现代社会中，单身、结婚而不养育子女的情况已经出现（尚未见到统计数据），这种只有在收入提高到相当水平时才出现的情况，是否意味着这部分人把子女当作了“劣等品或非正常商品”？这在经济学理论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娱乐方式推陈出新、娱乐的品质提高（即等量时间娱乐的效用高），这会不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这是不是城乡之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不同的又一原因？会不会意味着在父母的效用方程中，非耐用品胜过耐用品？
教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在人口理论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而且教育本身、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对降低生育率有着显著作用。那么，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并恰如其分地评估教育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现有的以及日后增加的教育资源，是否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从附表中最后4行的数字来看(1970-1999)，现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似乎是下降的。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性下降？循着现代人口理论的逻辑继续延伸，遏制人口增长、促使人口减少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可能不是环境污染，而是人均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情况虽然要复杂得多，但对遏制人口增长因素的研究却仍然有必要高度重视，决不能漠然视之。
收稿日期：200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