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末，在反清排满的浪潮中，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因其遭遇而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开始，关注的热点主要在于“哭庙案”，完全着眼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渐有论及其评点成就者，其中以邱炜萲的《菽园赘谈·金圣叹批小说说》较为深刻。邱文与小说理论之研究有关的内容大略有三个方面：一为小说批评史的回顾，指出“小说之有批评，诚起于明季之年”，“得有钟伯敬、李卓吾辈，竞为批评小说之举”；二为小说批评论，指出“小说之当有批者四”，“虽曰小道，不可废也”；三为对金批的评价，认为圣叹的评点是“托小说以见意，句评节评，多聪明解事语；总评全序，多妙悟见道语”。这三个方面皆颇有见地，唯失之粗略，尤其是对于金氏的理论建树，未作具体评述，未免遗憾。不过，百年前有此见地，已属难能。邱氏之后，继续这一话题的有狄葆贤、黄摩西等。其时已入20世纪。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小说丛话》中，极力褒扬金圣叹，认为金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司马迁、班固，指出金批乃抒写“满腹不平之气”。但他对金氏的理论也未能有所阐发。黄摩西则与邱、狄大唱反调，他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几乎一笔抹煞小说评点史：“《水浒》本不讳盗，《石头》亦不讳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椟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郐下矣。”而《小说丛话》则把金批贬斥得一无是处：“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簧鼓邪说，以取好于民贼……耐庵有知，所当笑破唇颊者也。”其说虽偏颇，却与邱、狄之说一起，遥开现代小说理论史研究之先河。
现代人对中国小说理论史的研究，也是从金圣叹入手的。1920年，胡适《水浒传考证》首开风气，他称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称赞其小说观“何等眼光，何等胆气！”但对于金批的具体内容则斥为“八股”、“理学”、“极迂腐”。这典型地表现出“五四”后一代学人受西方观念影响下的学风。其后三十年间，见诸报刊的研究、介绍金圣叹的文章约18篇[①a]，而14篇涉及其小说理论。其中较有分量的为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而由此文引出的鲁迅《谈金圣叹》一文，虽在文化批判方面独具只眼，但就本领域而言，则对后来（尤其是解放后的三十年中）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三四十年代，批评史著作中亦有两种涉及金圣叹，一为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将金与李笠翁并列，称他们“都有辟草莱的成绩”；一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②a]，其中列有“金圣叹”之专章，对其小说理论批评甚为推许，且有恰如其分的摘谬，唯惜体例所限，仅勾勒大略而已。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4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力。
在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进展，就是“脂批”的发现与研究[③a]。1928年，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33年又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分别介绍、分析了甲戌本、庚辰本的情况。不过，他所着眼的是脂批对研究作者、版本及文本的意义，并未直接论及小说理论问题。
自1920年至1949年，对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到李卓吾、冯梦龙、毛宗岗、吴趼人、梁启超、王国维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关涉小说理论史的单篇论文26篇，其中有关金圣叹的14篇，占54%，有关李卓吾的3篇、王国维的3篇，各占11.5%，带有总论性质的5篇，占19%。由此，可大致看出两个问题：1.本世纪前半叶，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2.研究的重心虽有些畸轻畸重，但基本符合于理论史的实际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出版的阿英《晚清小说史》，其首章专门列出“小说理论”的节目，勾勒出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讨论一个时期的小说理论之发展史迹，似以此文为滥觞。
小说理论史研究的后一个三十年（1949—1978），论文的数量较前有明显增加，但总体水平并不能令人满意。这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这期间，国内研究文章68篇[①b]，其中有关金圣叹的41篇，占61%，有关李卓吾的10篇，占15%，脂批文章5篇，占8%[②b]，而有关张竹坡、毛宗岗、梁启超、王国维等各自二、三篇而已，总论性质的4篇，占6.1%。范围没有扩展，而畸轻畸重的现象却更为明显。
其次，学术研究受政治气候影响较大，上述文章中，半数以上近于大批判稿，严格讲算不得学术论文。以金圣叹研究为例，三十年间有三次高潮。一为1955年前后，有文章6篇，专著一部，以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一书（1954年）较有分量，其要旨如开篇所言：“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将原书作了许多恶意的歪曲，居心叵测地作了不少窜改，加了许多反动的评语，蒙西子以不洁，深重地荼毒了这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的古典巨著。”而其论证大抵如“企图篡夺《水浒传》这一革命著作为统治阶级所用，金圣叹是煞费苦心的。他用尽了他武库中的全部兵器，使出了各种诡谲的伎俩，也即是说，他注入这部伟大作品以大量的毒汁。”这是三十年间关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唯一专著，故不吝辞费稍加引述。应该说，如此学风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也是令人遗憾的。第二次高潮在1964年前后，有文章21篇[③b]。其中稍早的几篇，或认真地研究金氏其人其说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刘世德《金圣叹的生年》、傅懋勉《金圣叹论夸张》等），或较为平和地讨论对金圣叹的评价，尚属正常的学术研究范围。而1964年，针对张绪荣《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一文，多种报刊集中发表了一批驳斥文章，如《贯串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反面教材》、《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等，基本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第三次高潮在1975年，有文章近20篇，以罗思鼎《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为代表，基本可划到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
第三，在为数不多的认真的学术文章中，对文学理论的正面研究更是少得可怜。仍以金圣叹研究为例，十余篇学术性论文中，多数讨论的是“哭庙案”、金圣叹阶级立场之类的问题。偶有言及其小说理论者，或摭拾片言只语、浅尝辄止，或较为生硬地套入某种现代理论框架，很少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
当然，这三十年中，还是有一些差可自慰的成绩。这首先当推俞平伯1954年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此为小说理论批评领域的第一部资料性专书——当然，编者本意未必属意于此。其次，对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相对繁荣。这既表现于一些较好的论文（如刘柏青《晚清的小说理论》、梁淑安《近代小说理论初探》等），也表现在多数文学史著作均设有关章节加以述评。复次，60年代中叶有几篇关于《水浒》李批的文章，较为集中地讨论其理论价值及真伪问题，在材料考辨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另外，一些学者在压力之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风，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学术品格也是值得钦佩的。
总之，小说理论史的研究在这一个三十年中，没能正常地发展、深入，就总体水平而言，仍处在萌芽的延长期。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是在70年代末走向繁荣的。1978年11月，《中国历代文论选》编写组的讨论稿发表于《光明日报》，其中郭绍虞特别指出研究古代小说理论，尤其是小说评点的必要性（198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前言与选目都体现出这一观点），这一发言实可看作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态度转变的标志。而由于这部文论选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所以又启发更多人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在其后的五六年中，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前五六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六个方面：
1.研究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各类报刊发表相关文章的作者超过百人。其中有小说史、批评史领域享名已久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但主体为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一批中年学者，从而形成了很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从地域来看，研究者相对集中于学术基础较好的几个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形成了有利于切磋研究的学术环境。
2.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且趋于合理。在1979至1985年的二百余篇论文中，有关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的78篇，不到40%；有关李卓吾的10篇，占5%；有关毛批与张竹坡的各12篇，均为6%；有关脂砚斋及《红楼梦》的评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在内）共33篇，占16.5%；总论性质的41篇，占20.5%；其他还有冯梦龙、凌蒙初、李渔、但明伦、梁启超及早期小说观等，均进入了研究范围。
3.资料的清理、考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又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与选编，成果如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大连图书馆《明清小说序跋选》、朱一玄等《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等；二是会评本的编纂出版，成果如《聊斋志异》三会本（重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会评本等；三是原作的整理、校点，成果如《金圣叹全集》等。四是专题性研究，如李卓吾评《水浒》的真伪考辨，先后有王利器、陈洪、马成生、黄霖、肖相恺、范宁等撰文探讨，虽尚无最后结论，但在重材料、重实证、平和研讨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4.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命题、理论范畴进行研究，以此作为体系性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成果首推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1982年），该书的基本框架即为理论命题、理论范畴的诠释与发挥。今天看来，虽不无浅易之憾，但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其后，罗德荣、王齐洲、马成生、陈潜之、陈洪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工作，代表性成果如《释〈水浒〉金批“因缘生法”说》、《金圣叹“三境”论初探》、《为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一辩》、《脂批“囫囵语”说的理论内涵》等。
5.部分综合性研究成果陆续问世。1981年出版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把小说理论作为明清文论的重要方面，在五章中分别论述了李卓吾、冯梦龙、金圣叹、大涤余人、冯镇峦、梁启超、陶曾佑、王钟麒、侠人、王国维等人的理论观点。虽在评价标准上仍带有那刚刚过去的时代的痕迹，但较为全面地归纳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并放到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体系之中，是这部著作的突出成就。同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对明代小说理论亦设专章论述，其持论更见允当。周勋初于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亦兼顾到小说理论，显示出学术界开始看重古代小说理论的共识。
6.某些专题研究成果的问世。如1980年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1981年张国光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1981年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1984至1985年间吴敢关于张竹坡的系列论文等。其中张著为论文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或争论。
1984年3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可视为前一阶段成绩的检阅与总结。会后选辑了26篇论文，编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其中，综论性文章11篇，关涉李卓吾的2篇，金圣叹4篇，毛宗岗2篇，张竹坡1篇，曹雪芹1篇，脂评、桐评、卧评、但评各1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本领域的学术走向：研究工作日趋全面，系统研究的时机已接近成熟。
1986年，黄霖《古小说论概观》出版。是书虽篇幅较短，但可视为综合性研究进入收获季节的信号。其后数年中，一批较有分量的著作陆续问世，大致有如下三类：第一类为理论批评的发展史，成果如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刘良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等。虽然研究的主要对象大致相同，但因理论武器、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彼此不同，故各自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特色。另外，一些文学理论批评的通史，都以较大篇幅评述小说理论批评的成就，如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第二类为某一方面的专蓍，成果如刘欣中《金圣叹小说理论》、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陈洪《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马成生《明清作家论小说艺术》、郭瑞《金圣叹小说理论与戏剧理论》、宁宗一等《中国小说学》等。第三类为资料建设方面，成果如孙逊等《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黄清泉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杜云《明清小说序跋选》、陈昌恒《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王汝梅整理的批本《金瓶梅》、冯其庸等《重评〈石头记〉汇校》，以及多种评点本小说的校点或影印出版。
著作之外，十年间有关论文近五百篇，其中颇有扎实、深刻的佳作。整体而言，突出的学术进步有两点：一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十年中，国内学术思想几经变化，都不同积度地反映到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领域，如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传统文化热等，促使这一领域研究方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正统的（相对于新兴的而言）理论分析方法与中西理论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渊源研究等方法并存。其间不免良莠不齐，但毕竟打开了富有生机的新局面，而且随着个别华而不实之作被时光洗去，更显出其活力。二是思考趋于深刻，学风趋于严谨。比起繁荣之初，这十年间的研究在揭示理论底蕴、探索发展规律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那种浅尝辄止、大言惊人的文章呈现减少的趋势，而实事求是、厚积薄发的佳作时有问世[①c]。
这期间，有争议的学术热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老问题、新争议，即金圣叹的评价问题。金圣叹是否反动文人已不成其为问题，但如何在文学史，甚或思想文化史上为这个复杂人物定位，研究者的分歧还是相当大的。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二十余篇，总体趋势是认识在逐渐接近。另一个是相邻学科波及于此，即脂批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红学”的，但也对本领域产生不大不小的冲击。应该说，问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平心细究下去，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都一定会加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推进学术（红学及小说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
综览七十余年的学术成果，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已具相当规模，无论从批评史还是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都已走过了由附庸而蔚为大观的道路。今就其中较为集中的六个问题，略述其发展及现状。
1.金圣叹其人其说。这是本研究领域第一热点问题，前文已多有涉及，这里仅略加综合。
对金圣叹本人的研究包括：姓名问题，处世心态（游戏科场，仙坛倡和等），批点《水浒》的立场与动机，对清王朝态度，哭庙案问题，以及整体评价。在一系列问题上，张国光开新时期研究之先河，他的见解曾有较为轰动的影响，如认为金圣叹思想成就高于顾、王、黄，文论成就高于刘勰，金批《水浒》有脱胎换骨之功，等等，与当年何满子的见解适成两个极端。然矫枉过正之说，虽不无起因，不无闪光之点，却终嫌有失平正。近年来，一些学者走文史相证的路子，一方面全面研究金氏诗文著述，一方面以其交游、时代等材料相参证，使上述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扎实的进展。
对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研究有四类文章，一类为评述金氏对作品的具体认识，如金圣叹的宋江论、武松论，以至人物论、情节论等；一类为追溯金氏观点的思想理论源头，阐释文本；一类为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揭示金说的内涵及潜蕴；一类着眼于小说理论的发展演变，分析金圣叹的传承、影响。这四类当然不是泾渭判然，只是就其大端而言。近年来，后面三类的绝对数量明显增加，显示出研究正在深化。
2.《水浒》李批。由于李卓吾对17、18两个世纪文艺思潮的巨大影响，所以自然成为小说理论史的重点研究对象，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他思想体系（包括文艺思想）的评价，如与王学的关系，异端的程度，童心说的渊源与底蕴等；一是两种《水浒》批点的李氏署名真伪，计有四种见解，即袁真容伪、容真袁伪、容与袁皆真、容与袁皆伪，由此可见此问题之复杂，在没有新材料之前，似难有定论；一是“李批”理论内涵及影响的研究，这方面只有深浅之别，并无大的分歧。
3.张竹坡其人其说。张竹坡其人，在8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无所知。进入80年代，国内学者先是对他的小说理论作了正面评介。1984年，吴敢访到《张氏族谱》，从而基本搞清了他的家世、生平与交游，这是本领域在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方面最为明显而切实的一个突破。80年代中叶，对张竹坡的理论批评研究渐多，一般着眼于其“世情”说、“泄愤”说等，阐释大致无讹。只是对于身处金、毛之后的张竹坡在理论上传承与创新之处，似缺乏明白分说与切实评价。
4.《三国》毛批。这方面的主要课题有三类，第一类与作者有关，具体说包括所谓“毛批”出于何人之手、毛批本之金圣叹序真伪问题等。前者虽有显见证据当为毛氏父子合作、他人参与，但人们多沿旧习独归于毛宗岗；后者则共识为伪无疑。第二类是毛批（包括文字加工）的思想倾向问题，主要集中于有无反清意识及其正统观念等方面，目前见仁见智不一。第三类是毛批的理论建树，情况与前述张批相似，即理论阐释本身成绩较大，而与金批比较研究、从而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给以较准确的定位，似有所不足。
5.《红楼梦》评论中的小说理论。这是一个范围甚广的领域，包括脂批、其他评点、笔记杂著、专题论文等。就理论价值而言，当以脂批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先。本研究范围的最复杂问题，自属脂批真伪及脂砚斋身份之争论，因其主要属“红学”领地，兹不细述。
6.“古代小说理论”的范围。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综合研究中。虽然对此的正面论证并不太多，但每位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都必定通过自己对材料的取舍来表明自己的见解。这方面的看法显然不尽一致，兹举两种分歧较著的观点为例。一种是：“中国古代有文言与白话两个小说系统，与之相应的也有两种小说理论……反映文言小说的理论是《汉书·艺文志》所奠定的……这两个系统的小说理论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体系。”（周伟民语，引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概述》）一种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基本选择：是以‘小说’古义为准，把有关的庞杂议论皆列入小说理论史的范围呢？还是以‘小说’今义为准，只研究关于这种文学式样的理论内容呢？……我的选择便取折衷，研究对象的确定以‘小说’今义为准，但注意古义的演变过程及其理论影响。”（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绪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实践中亦不妨并行不悖，但每位研究者似应予以关注、思考，使本领域的研究思路更趋合理。
三
经过学界几辈人的努力，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基本材料的收集整理及主要研究内容之扩疆拓宇工作已大体完成。今后的任务当以理论研究之深化为主攻方向，以期在理论内涵及形态的民族特色、理论与创作的关系、理论发展的规律等方面有所突破。
而欲达此目标，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似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与思考：
1.研究的目的问题。对此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强调“古为今用”，把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当作“建设中国民族化的小说理论”的手段，甚或直接为指导小说创作服务；另一种则强调研究的学术性，以认识历史真相、阐释理论内涵为主要目的。当然，这不是本领域独有的问题，小而言之则整个古代文学理论皆有，大而言之则所有历史文化的研究都面临类似选择。就本领域而言，这两种看法都有相当的道理，也有自己难以摆脱的困惑。“建设中国民族化的小说理论”，作为一个口号是相当响亮诱人的，但小说既然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体裁，那么这种“民族化”的小说理论与一般的小说理论应属什么关系？二者之间（假设确有二者）的区别应在“话语”方面，还是内容方面？假如这些问题模糊不清，“今用”的意义不免也随之模糊。对于第二种看法来说，广义的“应用”是不可能排除的，因为阐释、认识本身就是文化积累、建设的一部分，而且至少对促进相邻学科的研究是“有用”的。何况，传统的不可割断也决定了研究成果必然“为今所用”。
2.研究的方式问题。对此也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及作法，一种是“话语转换式”，即把古人的命题、论述“转换”为一般的小说理论、文艺理论的术语、命题，如把“同而不同”转换为“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人物观”等；另一种为“泾渭分流式”，即主张中国小说的概念、范畴，“诸如有与无，奇与正，虚与实，真与赝，以及传神、肖象、逼真、因缘、格物、发愤等”，“虽与西方的概念、范畴迥异，然而却是自成体系”。这两种方式似乎也各有长短。前者有利于理解与接受，特别是对于非本领域研究者，但易流于生硬与比附。即以上例而论，“同而不同”与“典型”就不宜如此简单转换。后者正相反，避免了生硬比附之病，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事实上，完全“自成体系”的研究，只是一种愿望，从未真正付诸实践。
3.基本估价问题。作为专门从事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对象的基本估价上，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前半个多世纪，“零碎”、“芜杂”、“缺乏完整体系”是主流观点。近十余年则正相反，很多人努力来说明其“体系性”，强调其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的“一整套”“独特的范畴、概念”。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否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足以说明这一文学式样的文体特色、内在结构及创作规律等，是一个应冷静客观、实事求是来研究的问题，而任何先入为主、一厢情愿的观点都会对研究工作产生误导。
这些问题皆属“务虚”之类，而且既不可能轻易解决，又无明确的判断是非的依据，暂时搁置亦无不可。不过，要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真正推向深入，却必须对其有较为透彻的思考。当然，这决非本文的任务。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贡献一点刍荛之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谈及自己的思维方式时，归纳为“唯务折衷”四个字，以示其不走极端，这对于思考上述问题，是否也有某种启迪呢？
注释：
①a 本文统计数字系综合多种索引而得，因属常见，故不一一注明。又，此类数字虽力求准确，但肯定有所遗漏，为行文便利，不一一赘以“不完全统计”，先此说明。
②a 此书为1931年撰写的讲稿，而正式出版于1943年。
③a 对脂批之真伪，近年颇有歧说，在无新定论前，暂从旧说。
①b 国外情况因所知寥寥，故暂付阙如。
②b 另有脂砚斋身份的研究文章十余篇，因角度与本领域不同，故未计入。
③b 其中包括论金批《西厢》的几篇。
①c 此十年间文章太多，即佳作亦不胜枚举，为避挂一漏万之讥，故不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