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公害大国”的阴影——我国跨世纪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害论文,大国论文,环境保护论文,对策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污染、公害作壁上观时，有些盲目乐观，失之浅薄。时至今日，尤其是近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转眼之间使中国蒙上了“公害大国”的阴影。环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态日趋恶化。如何正视这个现实，尽快走出这个“阴影”，顺利地走上现代化经济大国的坦途，正严峻地考验着我们。
（一）
“公害”，狭义地理解是指城市的四害（废水、废气、废渣、噪声）；广义地理解就是指对环境资源的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正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重，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威胁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
水资源的短缺和水质污染较为突出。就江河的情况来说，在全国55500公里的河段中，不符合饮用和渔业用水水质标准的有47700公里，占85.9%；不符合地面水水质标准的为26100公里，占47%；甚至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也有12800公里，占25.7%。流经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淮河已成为我国水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在20000公里河段中，78.7%不符合饮用水标准，32%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全流域191条较大的支流中，80%的河水已变黑变臭，当地群众用一首民谣概述这个过程：“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在湖泊方面，众所周知有个山清水秀、风光秀丽的太湖。与80年代相比，全太湖水质下降了一个等级，原来以二级水为主体的湖水现在大面积是三级水，局部出现了四级甚至五级水，蓝藻（有毒的，不能作饲料不能利用的）暴发时间不断延长，面积不断扩大，严重时湖水散发恶臭，水厂停产。水的污染还危及地下水，陆地水资源污染又造成近海海域污染。目前，水资源的污染破坏已经危及正常的工业生产和旅游业的发展，危及居民的生活用水及身体健康。
大气污染高居不下，且日益加重。全国500多座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均达不到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质量标准。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中国城市地区空气中悬浮微粒的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的8倍，至于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重庆最高，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7倍。
环境污染的再一个方面是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日益增多。我国每年的废渣产生量为5亿多吨。历年积存量达66亿吨，占地5.4万公顷。废渣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农田。城市垃圾也是一个重要污染源。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为每年6000万吨，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在城市污染的同时，农村的绿地也遭到迅速的侵害。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污染越来越严重，乡镇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全国工业污物排放总量的30%左右。
与环境污染相联系，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主要表现在植被破坏严重，植被覆盖率低。我国是世界少林国家之一。1949年以后，我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乱砍滥伐的高潮，计有：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1980年前后“要想富，上山去砍树”的滥伐狂潮。这三次狂潮，大面积毁林造成的生态失调，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仍，是有目共睹的。
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高达2000亿元，据1997年世界银行调查报告的统计，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1995年中国GNP的8%。这还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损失，至于祸及人类健康与生命，祸及世界物种的灭绝，祸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和生存，是无法计算的。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把全球的环境危机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起因就在于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资源贪婪地攫取和无情掠夺。十多年来，中国也已卷入了这场“大战”，为公害所困，陷入了环境危机。
（二）
我国是怎样陷入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中国生态环境先天脆弱，易于失衡的自然成因外，从人为的、主观方面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对环境和资源产生的巨大压力。在中国，无论是减少的资源和增加的人口，都在世界前列。人多要吃饭，于是就掠夺式地“开掘”资源，于是浪费和污染都在世界前列。近年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迅速扩展。特别是小造纸、小化工、小印染、小土焦、小水泥、小化肥、小制革、小酿酒等“五小”、“十小”企业，是我国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
第二，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不当以及技术水平低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部分地区的重型工业结构加大了环境污染的负荷。许多地方的工业布局随意性很强，加剧了污染危害。从总体上说，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工业生产中物料消耗高、流失大、经济效益差、污染物排放多，这既加大了资源消耗，又加剧了环境污染。
第三，环保投资不足、环保法制不够完善，导致环境污染上升趋势遏制无力。根据国际经验，当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污染；投入达2%-3%时才能改善环境质量。目前我国环保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0.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我国环境法律有的条款已经过时；有的规定过于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操作性差；有的方面还无法可依，这给环境执法带来很大困难。
第四，发展战略失误、经济过热和短期行为是加速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80年代以来，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实行的一些短期性政策，诱发了人们的短期行为，使我们陷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承包”、“引进”为由，忽视环境保护，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索取，不顾保护，以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结果是，产值增长，污染也增长，产值增长愈快，污染增长更快。目前发达国家正利用发展中国既想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却又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两难境地，大搞“污染转移”，大量地输出那些重污染、低技术的某些产业，美其名曰援助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本世纪90年代，通过“污染转移”实行的环境侵掠，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更有甚者，沿海有的公司竟然和美国做工业垃圾的生意，把“洋垃圾”搞到国内来，等等。
（三）
面对自然界的“报复”，面对严重的环境危机，我们的出路何在？
首先，要改变态度，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全国第四次环保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跨世纪的战略写进了十五大报告。在我国实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注重和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
(1)扫除思想障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狭隘利益至上的行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2)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相适应。
(3)发展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生态农业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创建高效的人工农业生态系统。80年代全国创建的10000多个生态农业试点，都取得了产量产值和改善环境的成绩，显示了其高效和持久的特性。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核心的主导思想，在求得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对环境的积极保护和建设，可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对资源掠夺性开发和利用所导致的环境恶化的覆辙。
(4)必须坚持“三同步”与“三同时”的制度，即“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有建设项目都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而污染防治设施要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对于不符合规模经济标准、技术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项目，不得立项和建设。
第二，采取两项重大举措，遏制环境恶化趋势。我国已出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两项重大举措。《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是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九五”环保目标（“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定的，目的在于对那些环境危害大、经采取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的重点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实行总量控制，采取排放浓度标准与排放总量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控制污染物排放，就能有效地遏制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是实现环保目标、改善环境质量的一项实际措施。在“九五”期间和下世纪初10年分三期实施。按照突出重点、技术经济可行和综合效益好等原则，第一期工程在各地、各部门上报3000多个项目的基础上，筛选确定了约1600个项目，重点治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的水污染以及“两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的大气污染，同时还包括各地区和有关行业确定的污染治理项目。
第三，要做好环保工作，一靠科技，二靠资金，三靠法制。只有加快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控制人口增长并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环保科技的发展是环保产业的基础。清洁生产是防治工业污染的根本措施，体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从减少和控制污染物排放角度上说，清洁生产是一种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的最佳实用技术，清洁生产必须以高科技为基础。工业生产如此，农业生产也是如此。我国农村的科学技术进步水平还很低，但是我们通过外界科技的适当诱导和催化，促进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利用，找到了环保新思路——建设生态示范区。
无论是生态环境建设还是环境污染防治，都必须加大有效的投入。有一种观点值得研究，有人认为，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可能有一个环境质量下降的过程，随着工业化提供的实力增强，又会有一个环境质量回升的阶段，这个由下降至上升的“转折点”是人均收入5000-8000美元，日本大规模控制污染是在人均4000美元时期、美国是在11000美元时期，我国目前尚不足400美元，控制环境污染是不现实的，等等。这实际上是要我们承认“先污染，后治理”是普遍的规律，环保投入不足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该走“增产增污”的老路，而应走“增产减污”的新路。为此，要逐步改变和完善我国的环保投资机制，转换环保投资主体，改善投资结构和配置，建立和发展环保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提高环保投资效益，增加投资规模。要拓宽环保资金渠道，努力增加环保投入。除由各级政府每年用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作为环保基本设施的重大工程资金外，还应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增加环保投入。如坚持“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并且按照“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逐步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当然，也应优先使用利率比较优惠的国际中长期贷款和外援作为环保投入。
治理“公害”和污染，还必须依靠法制的力量。完善环境立法，加强执法力度是我国摆脱环境危机的前提保证。法制建设的关键是执法，各级人大要加强对环境执法的监督检查，督促政府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实施。当前，严格执法的重点，一是坚决刹住“洋垃圾”的进口，对引进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二是对乡镇企业严格进行环境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是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那些污染重的乡镇企业，要限期治理，治理不达标的，坚决实行“关、停、禁、改、转”；三是定期进行全国环保执法大检查，表扬先进，鞭策后进，惩处违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