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及其文化基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基因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5)01-0025-06
一、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对此学术界从20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并且在15、16世纪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经验总结和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这两种观点长期争论不休。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呢？其实，这要取决于对“科学”的定义，或对“科学”的理解，即“科学究竟是什么？”然而问题是，人们由于各自的观点不同，会对科学作出不同的理解，对科学下不同的定义。若按甲的定义，中国古代有科学；若按乙的定义，中国古代则无科学；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就成了对“科学”的不同理解或对“科学”的不同定义之争。那么，是否有一个共同标准来评判究竟哪一种理解或哪一种定义正确呢？很遗憾，没有。看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看法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那就是：科学是多元的，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科学是两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科学。
众所周知，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西方有西方的文化；它们属于不同的哲学形态和文化模式。既然如此，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应当是：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它们属于不同形态的科学。从理论上讲，科学来源于、脱胎于自然哲学，“一种纯粹的科学要求一种纯粹的哲学”，[1]因此在不同的哲学基质上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2]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即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科学；此外，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所以说，科学、哲学和文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从实际情况看，中医学和西医学，《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盖天说、宣夜说和日心说、地心说之间的巨大差异正代表着属于不同形态的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正是由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和文化所致。
既然科学、哲学和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那么这当然就意味着，科学与哲学、文化以及宗教、道德、艺术等一样，也是多元的。不过，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利学呢？比如说哲学，大多数人都承认世界上有“哲学”这个大箩筐，什么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都可以装到这个筐子里。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上肯定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中国科学、西方科学、印度科学、非洲科学、阿拉伯科学都只是它的具体形态。对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科学”的定义看来只能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及其成果”。按这样的定义，科学的内涵就非常宽泛，而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古代，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直到今天，还有中医学、蒙医学、藏医学、西医学，还存在不同的历法）。然而每个民族的科学又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本质差异。
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对“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这一问题作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了：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中国古代同样有科学，但中国古代科学和西方科学不是同一种形态的科学。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就好比西方国家直到今天也没有中医学一样。至于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与西方科学不同，原因当然是它们的文化基因不同。
二、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
既然中国历史上有自己的科学，而且这种科学和我们现在学习的、唯一流传至今的西方科学属于不同的形态，那么我们当然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
（一）偏重于对自然现象的描述
纵观科学史，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而不善于深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以便对它们进行前后一致的解释。中国科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墨经》、《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基本上都属于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没有或极少探究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以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梦溪笔谈》为例，它由《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组成，共26卷。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建筑、医药、历史、军事、文学、法律等许多方面，其中属于自然知识的约36%。就形式而言，《梦溪笔谈》属于笔记类或记述类的著作，书中不仅记载了当时的许多重大科学成就，而且还记录了人们所观察到的许多重要自然现象，但作者并没有提出任何“科学假说”对有关自然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中国古代其他科学著作几乎也都是如此。
中国古人为什么不想去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呢？清代学者阮元曾作了这样的回答：“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所以人们应当“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畴人传》卷46）原来，中国古人之所以不想去探索、揭示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这样，人们当然只能“言其所当然”（即只描述现象或事实），而不能“强求其所以然”（即揭示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
（二）偏重于经验总结
中国传统科学具有明显的经验性，象《汜胜之书》、《伤寒杂病论》、《齐民要术》、《农书》、《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重要科学著作几乎都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任何经过严格定义的科学概念，没有在概念基础上的严密推理、判断或证明，当然也看不到任何定理、定律、公式或原理。
以《齐民要术》为例，它的作者是北魏时期高阳太守贾思勰，成书于公元6世纪，是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全书正文部分共10卷92篇，11万字。卷一讲耕种和收获，卷二讲谷类，卷三主要讲蔬菜作物，卷四主要讲果树类，卷五讲栽桑、养蚕、竹、木等，卷六讲家畜、家禽的饲养，卷七讲酿酒，卷八、卷九讲制酱，食品调剂和贮藏加工等，卷十介绍了我国当时产于南方的谷、果、菜类共149种。纵观全书，可以算得上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农民实用技术大全。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以这些经验为基础，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推演或抽象出与西方科学类似的概念、定律、公式或原理来。
（三）偏重于实用
只要稍加留心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农学和医学最发达，有人曾作过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天文学家、农学家或医学家（数学家和工匠另当别论），其人数比例约在85%以上，而能够称得上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人则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天文学、农学和医学与社会实践联系得非常紧密，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研究在古代人的实践中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因此对定季节就有很高的要求。如何才能精确地定季节呢？无疑必须借助于天文学。人总是要生病的，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可能会死亡，而要想治好病，当然就必须依靠医药学。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使大家吃饱肚子，并维持社会的存在，农学就成了各门学科的重中之重。因此，天文学、医学、农学就成了古代社会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这三门学科也就成了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不尚“屠龙之术”的中国古代人最感兴趣、最重视的学科。
事实上，中国科学史上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直接为实用目的服务的，或者说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甘石星经》、《浑天仪》、《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农书》、《农桑揖要》、《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抱朴子》、《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无一不是如此。当然，在有些科学著作中也记录了少量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易见到的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由于这些现象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所以通常都被归到“趣闻轶事”中，作者根本不想探究其中的原因。
（四）偏重于用整体、直觉、模糊、意会的方式理解问题
不知读者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西方科学的许多理论、方法似乎都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找到它的“滥觞”：二进制来源于中国古代的阴阳八卦说；运筹学理论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田忌赛马；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就是《墨经》中所说的“景光之人煦若射”的直接延伸；无穷大、无穷小和微积分理论其实就包含在庄子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思想中；化学元素理论就是五行说的推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近代科学思想”，但是像二进制、运筹学、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的波动说、生物进化论、微积分、系统论等，却都是西方人首先明明白白提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由于中西方文化基因的不同，二进制与阴阳八卦说，运筹学与田忌赛马，化学元素理论与五行说，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与天人合一说之间根本就是两码事：前者是西方科学，后者是中国科学。许多科学史家之所以老是把它们扯在一起，其一是由于“中国古已有之”的不良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作祟，其二是由于中国传统科学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直觉性、模糊性和意会性特点，因此它太容易被比附了，太容易被牵强附会了，太容易被误解了。
中国传统科学的整体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任何事物或现象的认识都喜欢从总体上去把握，不善于先用分析方法把整体分为部分，再对部分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认识整体的目的。从中医学理论及其医治方法上我们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中国传统科学的直觉性、模糊性和意会性特点也非常明显，而且这些特点普遍存在于各门学科中。由于中国历来缺乏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方法获得精确知识的传统，因而中国古代人就只好借助直觉和意会来认识和理解问题；由于中国古代人习惯于用直觉和意会来认识和理解问题，所以中国科学就带有明显的模糊性。例如，中国古代人把“元气”看作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元气说”对许多学科都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但“元气”究竟是什么，具有什么性质，是如何构成万物的，却没有一个科学家进行过合逻辑的阐述、推理或证明。这样，人们要想认识或理解这模糊的“元气”，就只有凭直觉和意会了。
（五）满足于知识的获得，不重视对知识的严格检验或论证
由于中国古代科学的经验性、整体性、意会性和模糊性，因而中国科学知识大多是无法确证或证伪的，这就导致中国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仅仅满足于自然知识的获得及其应用，从不考虑对这些知识进行严格的检验或论证。
对知识的检验有两种方法：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但是，要想实际运用这两种方法去检验或论证有关知识，这些知识本身就必须是具体的、明晰的、精确的，而且是属于理论层次的。道理很简单：第一，经验知识本身是无法用逻辑去进行分析的，只有理论知识才能这样做，而且用人类经验也不可能去确证或证伪经验知识本身；第二，笼统的、整体的知识之所以不能被人类经验检验，是因为人类经验本身是个别的，具体的；第三，意会性的或模糊的知识本质上属于亦此亦彼的知识，当然无法被人类经验检验，也无法作逻辑分析。
事实上，假如有人要对《墨经》、《梦溪笔谈》、《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著作中的有关知识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或经验检验的话，他会感到无从下手。为什么呢，由于这些著作中的内容或者属于对自然现象的忠实描述，或者属于纯粹的经验总结，它们本身既不是用逻辑演绎得到的知识，也不是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猜测，因而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对它们而言就“无用武之地”。久而久之，中国古代人就从不考虑有目的、有意识地用逻辑分析和经验方法去检验或论证有关知识，更想不到设计精确的实验去确证或证伪有关结论。
三、中国传统科学的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科学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与其文化基因是密切相关的。
（一）强调思维的整体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源远流长，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中国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周易》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朴素的整体思想。它把天地万物看成是来源于太极，而太极则是宇宙之初的混沌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指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很早以来就一直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人们思考和处理其他问题时也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热衷于“大一统”的局面；在社会领域，显示出一种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伦理方面，体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等等。实际上，在中国任何古文献中你都找不到哪怕一个把事物细分为各个部分，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深入探讨的例子。
（二）注重思维的直觉性和意会性
直觉性和意会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又一重要特点。直觉和意会的思维方式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不对概念作严格定义，不运用严密的逻辑方法演绎推理出有关结论，而是在人类经验直观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力描述和理解有关命题，即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理解和认识世界。
老庄就主张废思废学，以无知、无思、无欲之心去直觉客观世界的本原——道。《大学》中指出，“致知在格物。”宋代的程朱在此基础上提出“即物而穷其理”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凭直觉、意会和想象去弄清事物的“理”，即认识事物。
明代的王守仁一开始信以为真，便与一个朋友一起，以庭前的竹子为对象，面对它“格”了整整七天。结果不但没有穷到“理”或达到“知”，两人反而因此累病了。后来他在贵州“龙场悟道”，终于弄明白了“理”原来不在物上，而在人的心里，因此要认识事物的“理”，根本不需要去“格物”，只要转向人内心的“良知”就可以了，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就是说，要认识事物，不必把心放在外部事物上，只要向内反省自己就可“致良知”，王守仁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实质上比程朱更依赖于直觉、意会和想象。
中国古人用直觉、意会方式认识事物，同样也用直觉、意会方式陈述问题，因而其他人也只好用直觉、意会方式理解或揣度这些陈述。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说是典型的、正统的描述问题的方式。很显然，读者要想理解这些陈述的意思只能凭直觉和意会，因为实际上，作者本人的这些观点也是建立在直觉和意会基础上的。
（三）喜欢走中庸，偏爱辩证思维
中庸的主要特点是不走极端，对任何事既不表示绝对赞成，也不表示绝对反对，而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据说，孔子的中庸思想一开始是从尧舜处理问题的“允执其中”那里演化而来的。什么叫“中”呢？孔子自己的解释是“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意思就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既要照顾到此，又要照顾到彼，不能偏向一端。
在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在“立言”时为了避免出错或害怕出错，总喜欢用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既不说是，也不说非的、模棱两可的、近乎圆滑的语句来陈述问题。后人就把这些永远也不会“出错”的东西美其名曰为“辩证”思维方式。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老子·二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周易大传》），“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之间，若虚而实”（《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等充满了“辩证”思维的命题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运用直觉和意会思维方式所作出的陈述给人们的有效信息量是零。换句话说，这些能够保证“永远正确”的辩证命题实际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精确的知识。
（四）自然哲学贫乏
除了思辨的宇宙观外，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很不发达。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最重要区别也许就是：中国哲学的主向度是研究社会与人，而西方哲学的主向度却是研究自然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三教（儒、佛、道）九流（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家），其中除佛教是从国外输入的以外，其余各家各派差不多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秦汉以后中国文化走向的明显特点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占统治地位，另外几家作为儒家的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如道家、佛家、阴阳家和法家，其余的如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作为学术流派几乎销声匿迹，不复存在。特别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在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时间里竟然没有诞生出一家可以和三教九流相提并论的新的学术流派。
三教九流中与研究自然界有关的主要是道、墨、阴阳和农家。然而，道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探索自然界本身，他们只是想通过“修炼”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来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目的。这一目的就决定了道家尽管提出了思辨的宇宙观，但他们不可能对自然界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墨家确实是比较注重研究自然界的一个学派，不过从《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这四篇涉及自然知识的内容看，它们大多属于具体的几何知识、力的知识和光的知识，并不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尤其遗憾的是，墨家在战国时只兴盛了一时，后来逐渐衰微，直至终绝，因此对自然哲学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阴阳家是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一个学派。阴阳五行说后来成了预测国家、社会、个人吉凶祸福的理论基础，至今仍盛行不衰。它主要是借助所谓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把国家、社会、个人的命运与自然现象对应起来进行神秘的比附，从而预测国家、社会、个人的未来命运。所以说，阴阳家对探索自然界本身也丝毫不感兴趣。
至于农家，它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注重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学派。由于农家主要研究如何种地、饲养牲畜、兴修水利，这些完全属于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与从总体上探讨自然界存在、演化方式的自然哲学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农家的代表性著作，象《神农》、《汜胜之书》、《管子》中的《地员》篇、《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篇都属于专业的农业知识，不能归入自然哲学一类。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或代表的三教九流没有一家是纯粹以研究自然界为主要目的的。这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甚至没有一本纯粹以研究自然界奥秘为目的，完全能够称得上是自然哲学的著作问世，与此相对应，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家。这实际上又导致了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两个显著区别：中国科学主要来源于实践者的经验，而西方科学主要来源于哲学家的自然哲学思想；中国科学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而西方科学一开始几乎体现不出任何实用价值。
（五）崇尚古人、权威，缺乏怀疑批判精神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言，从春秋战国时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到宋朝的朱熹、二程，到明朝的王阳明、王船山，再到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似乎真的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所抱怨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在学术上会出现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怪现象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我们中国人崇尚古人、死人、权威的心态太离谱；其二，由于“信而好古”和“述而不作”的传统，导致人们不敢对古人、死人、权威的学说提出挑战和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样，后人就不可能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理论，因而导致了学术思想越来越单一和越来越贫乏。翻开中国哲学史人们不难看出，自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绝大多数都属于儒家的继承者，极少数是属于非儒家的，而完全反儒家的则几乎没有。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口号下，同其老师分道扬镳，并批判老师的学说，自创自己的学说。
（六）迷信思想严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一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有人说它是中华智慧的结晶或中华智慧之源。然而，《周易》确确实实是一本占卜的书，它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很流行，并且在今天仍很流行的算命占卜的理论基础。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思想和迷信思想非常严重。
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那么，如何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或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命运呢？那就是根据“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原理。
“天人合一”思想在《周易》和阴阳家学说中已经非常成熟。汉代的董仲舒又把“天人合一”学说发展为更为神秘的“天人感应”学说，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合成品。
由于受到儒家、阴阳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算命、占卜、谶纬、看相等迷信活动一直盛行不衰。即使到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仍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迷信、神秘思想：农村里盖房子、死人下葬必定要请风水先生选择最佳的阳、阴宅地；婚嫁喜事、店铺开张无论如何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两个属相不相配的男女若结为夫妻，将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事实上，我们中国人除了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之外的稍微重要的事，几乎都伴随着神秘、迷信思想。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科学精神，极大地削弱了人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热情，而且还为伪科学的存在和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四、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及其文化基因。不难看出，这些文化基因大多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产生，一直绵延至今。而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与这些文化基因显然是非常吻合、非常协调一致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们今天在不遗余力地努力学习和应用西方科学，但我们的传统科学文化基因并没有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换句话说，我们的传统科学文化基因与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科学之间仍然是不吻合、不协调的，这才是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世界和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至今未获一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最深层原因。这意味着，我们要想在科学及其技术方面赶上或超过西方世界，就必须在文化方面实施大规模“基因工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道路。
［收稿日期］200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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