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代中国红军的长征，是一首辉煌壮丽的史诗，也是中外学者都很关注、研究的重大党史问题。它不仅将在中国历史、而且将在世界历史上彪炳千秋。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校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中，都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其中都介绍了长征。但是，当时一般都是着重讲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转折，和红军在长征中的艰苦奋斗、坚强不屈精神，至于整个长征的历史，则存有很多迷雾，缺少深入研究，有些重要问题没有弄清楚。如遵义会议是何时开的？当时都认为是1935年1月上旬，原因是当时把遵义会议决议的时间写在了1月8日。这一会议时间的订正，以及其他很多重要问题，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工作得到很大发展才得以明确的。
下面就十多年来，党史学界及本人对长征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见解加以阐述。
（一）长征的决定和准备。长征的决定，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广昌战役失败后作出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4月27日晚被迫撤出广昌后，在瑞金，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是不是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走。这次会议的时间，据推算是在5月。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共中央曾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红军转移地区，时间在长征开始前的三个月，大概是在6月下旬。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这个决定，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同意后，主管军事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积极作撤退的准备。他拟定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仍是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分六路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最后仍必须撤出根据地。周恩来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虽然有了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但是“真正准备出发是9月”。当然，9月以前，不是一点准备工作也没有进行，而是到了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
（二）关于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连越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当时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西征，西征的目标是到湘西北地区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蒋介石窥破中央红军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因而一方面电令贵州的王家烈率黔军在贵州东部堵截，一方面电令“追剿”军何键和桂军李宗仁派兵尾追红军，又一方面令薛岳率主力经湘西的武岗、芷江入贵州以防阻红军会合。这时，薛岳、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等部共16个师，已经到达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桂系军队已经到达马蹄街、石村、独镜山一带；贵州王家烈部队布置在锦屏、黎平一线。这样，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部署在红军将要进军湘西的路上，形成一个口袋，就等中央红军去钻。但是，博古、李德在12月9日仍命令中央红军按原定方针西进攻占通道后，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通道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李德参加了会议后来退出了。会后，12月13日，博古、李德仍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还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沅江上游，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说明通道会议没有解决问题，遂有18日的黎平会议。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原定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才避免了一次更大的危机，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前提。
（三）遵义会议。关于遵义会议，过去都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对的，是按照实际情况而说的。如果按照组织状况来说，军事上，遵义会议确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分工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党中央领导来说，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3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也是以周恩来为首。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目前战略方针报告的是周恩来。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果陷在这个地区是没有前途的；向南是不可能的，敌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军已在那里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必须向北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讲毕，毛泽东等都表示同意周恩来所提北上的方针。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情况也说明，当时从组织上说，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8月上旬，周恩来积劳成疾，发高烧，昏迷不醒，因病不能理事。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这是从组织上说毛泽东在军事上成为主要领导人。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就由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他提出，北上后要向东发展；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这是很有远见的。
遵义会议实际是扭转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停止了博古和李德所掌握的军权。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来说，既是错误的军事路线，也是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考虑到当时正在长征途中，面对着四面八方的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军事路线，使红军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只是指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但并没有指出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由于军事路线的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时，中央根据地已经丢失，而且在西征中又损兵折将，牺牲很大，大家有目共睹，很易说明，而政治路线的错误，则要有更充足的材料，更多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在当时不可能做到，也是不宜做的。正如张闻天后来所说：“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①a]
正因为这时只提军事路线错误，不提政治路线错误，因而遵义会议上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原来与王明、博古等同样由共产国际米夫派回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也起而批判了博古、李德，同毛泽东站到了一起。
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改变了，李德没有军权了，博古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但实际上已经很难领导下去了。中央的总负责人的变换，成为势所必然。毛泽东把周恩来找去，同他商议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认为总负责人应当变换，提出由毛泽东来担任。毛泽东没有同意，认为应当让张闻天做一个时期。这样，就在1935年的2月5日左右，红军一渡赤水后，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人，如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王明则作为驻国际代表居于莫斯科；一部分是在国内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届四中全会后，前一部分人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遵义会议后免除了博古的总领导，而由赞成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张闻天为总的负责人，这就在领导层内维护了团结，不致因为批判博古等的错误而导致分裂。所以，遵义会议正确处理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避免了党和红军有可能产生的分裂，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团结统一，使革命走向新的胜利。
（四）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北上。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与会的张国焘表示同意北上。8月上旬召开的沙窝会议，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右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后，应当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进军甘南。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分头前进，右路军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已到达阿坝地区。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等致电张国焘促左路军北上。9月3日，张国焘公然向中央宣称：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尽管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前途将极端不利，张国焘仍于9月8日22时发出“命令”要“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9日又去电指出：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处于空前未有之困境。张国焘见中央对北上方针坚不动摇，就悍然密电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对这个“密电”，究竟有没有？因为没有找到原件，是有争论的。但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将你秘密的命令拿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是当年的会议纪录，引号中的显然是电文原话。这个会张国焘是参加了的，他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1995年3月《叶剑英传》出版，记叙了叶剑英的回忆：“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当时叶剑英是参谋长，电报交给他是合乎情理的。
（五）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在张国焘企图加害党中央的危急关头，中央决定立即脱离险区，率红一、三军继续北上。9月10日到达阿西，11日中央再电张国焘，严令他率部北上，张国焘仍然不听。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会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说，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张国焘什么处理，而且只下发到中央委员。会后，中共中央于14日仍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南下，服从中央电令继续北进。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这样，进入甘南的门户已经打开。中央在这里等了7天，张国焘对中央电令毫不理睬，于是中央率红一、三军继续北上。
张国焘违抗中央电令，9月15日到17日，先后发布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说什么，“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我们南进，当前的敌人是川敌残部，过去都被主力红军打垮过，火力差，士气低落，战斗力薄弱，这使我们能顺利的消灭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内，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张国焘还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9月中旬，张国焘指挥部队在凛冽秋风中沿着原来北上的道路南返。当部队南下到达今马尔康县东南的卓木碉时，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非法地成立了第二个“中共中央”，并且组织了所谓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由哈达铺北上出甘肃的岷县、通渭地带，蒋介石慌忙调周浑元部约12个团移武都、胡宗南部约20余团由松潘向北延伸到西固。这样，使张国焘减少了军事上的压力。但张国焘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在名山县东北的要镇百丈战斗中，红军虽然歼灭敌军1.5万多人，自身也付出了极大代价，没有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红军滞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张国焘对中共中央仍然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12月5日，他竟致电中央提出：“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尽管张国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受欺骗的广大的红四方军的干部和战士，所以对张国焘一直采取教育挽救的态度。中共中央在到达瓦窑堡后，于11月12日对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要四方面军将“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同时，中央并不把张国焘排除在外，如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布告，仍是用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名义。
另一方面，这时恰好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回来到达陕北，中央就决定他以这一有利身分，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中央的态度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有争论可以等待共产国际或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对张国焘仍是积极团结，以免其自弃于党。张浩接受了中央给予的任务，也对张国焘做了不少工作。1936年1月24日，张闻天代表中央，致电张国焘说：“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并说，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与中央联系上的，已有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张国焘可仿东北局的例子，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
这时，张国焘已经在四川天全、芦山地区难以立足，只有率红四方面军退到荒僻的西康省（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这一条路了。而国内形势，抗日高潮正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发展，中央在陕北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很大成功。中共中央把国内形势和陕北情况经常转告红四方面军，并电告张国焘：“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现在“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欢迎红四方面军采取北上的方针。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的实际情况，加上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错误坚持斗争，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而主张北上，再加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使得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间宣布取消他的“中共中央”，并且同意率军北上。但同时，他却擅自宣称中共中央也要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中共中央在陕北，一方面对张国焘教育争取，同时坚持原则，对这无理要求相应不理，此后去电和发布命令，用的仍是中共中央名称。
红二、六军团（后按中央命令称红二方面军）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经任弼时、贺龙等的督促，两个方面军同时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南部的会宁，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中国红军也没有分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感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当时是何等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前进以夺取胜利，教育和争取了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最后，只剩下张国焘孤家寡人，一个人叛党到武汉投奔国民党，连警卫员也没有跟随他，到武汉发现他叛党，就回到了陕北。
（六）落脚陕北。关于中共中央决定落脚陕北根据地，这是在有了充分根据后的郑重决定。毛泽东领导军事工作不久，即1935年8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是要红军北上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这个地区，应该是川陕甘一带。至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在长征之前是知道的，因为陕北曾派贾拓夫到中央苏区汇报过。但经过几次“围剿”后是否还存在，就不得而知了。1935年9月18日红一、三军攻占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缴获了大批军粮和公盐，并且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大公报》、《山西日报》等。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当时还有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军鲁大昌部有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带着几驮子的书籍、报纸、衣物等，被红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捕获，从这些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报纸，上面刊载有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方诬称“匪区”的陕北根据地略图等。这些报纸上，说什么“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还说陕南也有根据地，但“陕南赤区小”，“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也”。这些记载，都见于1935年9月22日的张闻天读报笔记。既然张闻天看到了，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也会看到。所以在哈达铺的时候，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但是这时还不是中央的正式决定。正式决定是在9月27日红军占领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里召开，会上确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陕甘支队）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以上列举的，是几条茕茕大者。很多党史工作者和专家还有不少考订和论述，都对60年前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了很好的论述说明。所以，在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研究方面，这些年是有很多重要突破的。
注释：
①a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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