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知识经济时代国家权力的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权力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7和1998是被称为“知识经济大振，虚拟经济大乱”的年份。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标志性事态的渐次发展，人们对无国界经济的功臣和罪魁——知识的巨大能量有了深刻印象，并且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知识经济，甚至知识经济时代。于是，关于是否存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就成了热门话题，为了研究“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限制”在新形势下的变化，笔者也对时代话题进行梳理和选择，并且认同：我们正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交替的转折期。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预测时代交替过程时，甚至精确到了年份：“可以说，这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2030年结束，历时约75年，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作历史的转折期，在这个时期中，控制地球达数百年之久的大烟囱式的文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憾世界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取代。”（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5：3。 ）比托夫勒略保守些但也很精确表述年代问题的还有联合国方面：“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科技产业将在2030年前后全面实现，人类将在21世纪下半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注：秦新华，载《知识与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日报》1998.6.15。）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长期历史进程的晚近形态，它与工业经济时代交替的过程是此长彼消。这个过程已经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和不同规模开始了。应该说知识经济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已显示出自己的巨大力量及影响。但是，不能据此断定“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天通，载《浙江日报》1998.6.25。）。 因为人类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上升的过程还未结束。我们眼下所处的转折期称作“准知识经济时代”比较贴切。
二
国家权力（NATIONALPOWER）是国际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也是最具歧义的概念之一。它不但被现实主义者频繁使用，也经常出现在其他学派的论著和政治家的词汇中，但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估价和意义则存在着众多相左和相似的解释。有人夸张地讲，有多少国际政治学者，就有多少种对国家权力的解释，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我们所指的权力是控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只要人们相互间存在着社会联系，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现象，我们曾经谈到‘一个国家的权力’或‘国家权力’，好像这个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好像我们关于权力一词所做一般性讨论就能充分解释‘国家权力’。然而，尽管我们容易理解个人对权力的追求，但我们如何去理解集体（它被称作国家）对权力的欲望呢？”（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2，第14页。）可见， 要为权力下一个标准的定义是相当难的。但是困难并没阻止对权力内涵的探求，摩根索挖掘着国家成员的心理趋势：“社会遏制个人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欲望，并给某些意在扩张个人权力的冲动打上耻辱的烙印。但是它鼓动和颂扬个人的权力冲动受到挫折的大部分人口，将自己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认同起来的趋势。”（注：《国家间政治》，同上，第144页。 ）这也提醒我们国家权力有对内行使与对外行使的区分。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国家权力，其侧重点在对外。但是，谈到权力限制的时候，肯定包括国内因素。
许多学者对不大容易表述的权力尽量含糊处理，如：“权力可以看作是某一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的能力（而且其代价是前者所能承受的）。权力也可以看作是对事态发展结果的控制能力。但这两种含义的衡量都不是简单的事。”（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3，第12页。）偏偏又有很多学者为研究需要将不简单的事情简单化。将权力定量化，以期得到关于世界各国权力的比较，这个方面突出的是原美国政府要员，后任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他发明了“克莱因公式”（注：参见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Pp＝（C+E+M）×（S+W）其中，Pp——被确认的权力（perceived power）
C——基本实体（critical mass）
E——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bility）
M——军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y）
S——战略意图（strategic purpose）
W——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这个公式中，C+E+M是可计算部分， 若此三项数据俱极佳的国家可得到满分500分，S+W是不可计算部分，它的标准值为1。某些国家也许会大于1，某些小于1。而S+W＝0时，Pp＝0。根据这个公式，克莱因每年均公布“世界主要国家权力评价总表”。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表上，名列榜首的不是苏联就是美国。如1978年是苏联第一，其得分为458 分；美国屈居第二，得308分。当然，这个公式在今天看来是搞笑了。 至少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权力强大的国家，并不总能自然而然地控制权力弱小的国家，比如越战时期的美国与越南；而国家权力强大的国家，其安全系数却并不一定高，比如80年代末期的苏联。
我们看到在克莱因那里，国家权力被轻松地分解转换为权力的要素。正是把权力看成是些固定要素的组合，才使本来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权力概念显得生硬。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把权力归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第二，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第三，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阿隆的要素中已经关注到国内安全和稳定，凸现了国家权力的国内基础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阿隆也和众多研究者一样，对权力的描述均有冷战思维的印记。就在西方政界和学界把国家权力弄得十分复杂玄乎的时候，近十来年中国则以“综合国力”的概念鼓舞国民的热情。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写着综合国力就是：经济力、政治力、国防力、科技力、教育力、外交力、资源力等。
用综合国力表达比直露的国家权力好多了，至少在感觉上前者强调内功，后者强调外功。当然，国家权力也不等同于综合国力。因为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不等于国家力量（national force），它应该是力量（force）、能力（capability）、影响力（influence）和潜力（potential）的总和。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在转折时期尤其是生动和有活力的。此外，国家权力仅仅是因变量，时代的发展变化及其引发的国际体系的新特点才是权力变化的根源。
在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折之时，那些令人尊敬的密切关注国际社会的学者们感悟至深。斯坦利·霍夫曼曾就此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权力的构成要素、用途及所能达到的目的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汉斯·摩根索虽然把权力定义为九大要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装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的质量、政府的质量），但是，他却极有见地地指出，在估价权力的时候一定不可忘记那些最容易犯的错误：“第一类错误是无视权力相对性，而把某一特定国家的权力树为绝对的权力。第二类是想当然地认为，曾在过去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的某种因素具有永久性，因而忽视了大多数权力因素都带有动态变化的性质。第三类是赋予一个单一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忽视所有其他因素。换言之，第一个错误在于没有把一国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权力联系起来；第二个错误在于没有把某一时期的实际权力与未来某一时期的可能权力联系起来；第三个在于没有把同一国家的一个权力因素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注：《国家间政治》，第207页。）
上述智慧的话语，为权力要素和权力估价预留了随机应变的空间。不过应当补充的是，不仅是权力要素具有相对意义，权力来源的相对性也不可低估。比如，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时，由于石油生产国的垄断，石油价格上涨了十数倍。摩根索因此认为，这些原来的军事弱国会凭借石油武器使国家权力大增。但是短短十年左右，爆炸般涌现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使石油的需求下降，石油价格一跌再跌。一句话，因为知识经济的作用，石油武器失灵了。原材料密集型的国家又成为知识密集型国家的附庸。此时，知识不仅是权力构成要素中的新秀，知识更是权力及其各要素的源泉，或者说是其主流。用阿尔温·托夫勒的观点表达就是：支配世界的有三大力量：暴力、金钱和知识。所谓“力量的转移”就是说在今天，暴力和金钱已经从世界舞台的主角渐渐退居二线，知识正隆重登场并将成为新的主宰。所以，权力在后冷战的种种变异不是角色的交替，而是时代交替使然。
一般讲，工业经济时代众多对国家权力的解释均是基于下列假设：第一，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这是个带双重含义的假设，国家既是最有力量的行为体，又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单位来行事的。第二，武力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有效的政策工具。当然其他工具也是可以使用的。但使用武力和以武力威胁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是有等级之分的，其中军事安全是首要问题。军事安全这一“高级政治”支配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但是在准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呈现给我们的现实是：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世界运动等）直接参与世界事务，国际社会并非是民族国家的一统天下；如前所诉，武力并不是总那么有效有益的；并且，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无法明确划分等级；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谁能将经济安全视为低级事务呢？！看来传统的许多假设在今天的现实中只是假设。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很多，知识经济的兴盛当是其中之一。
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权力的最重要的因素的权力游戏规则同武力或金钱为主时的游戏规则很不相同。简言之，知识经济使国家权力中的硬性部分，如军事力量、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曾支撑国家权力的基础呈相对软化的趋势；使权力中的柔性部分，如知识等呈强化趋势。同时，准知识经济时代又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高级政治”（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日渐低级化；“低级政治”（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日渐高级化。这些变化来自知识与金钱和暴力的本质区别。因为从理论上讲，知识是权力的最民主的源泉。例如，武力和财富都是强者和富者的所有，而知识却可以也为弱者穷人掌握。这是知识的真正革命性的特点，这意味着穷国与富国在知识面前有着平等的机会。战后许多资源小国的繁荣，许多军事弱国的强盛可以说明这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明了知识是如何流动的以及知识流到哪里去，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自己免遭滥用权力之害。未来争夺权力的斗争，将发展成为围绕知识的分配和获得知识的机会的斗争。看看美国国会在此次克林顿访华前夕，对中国在卫星发射问题上纠缠不清的表现，即可知未来对知识的垄断和反垄断将成为世界范围权力斗争的关键。尽管有时这一斗争还蒙着一层意识形态的色彩，还有着转折时期权力因素多元并举的特点。
三
对于国家权力在国际关系中拥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早期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追逐自身利益和实现行动自由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就像人们极为看重货币，不仅因为货币可以买到东西，而且因为它就是货币。不管权力的要素是什么，权力欲就是扩大权力的源泉之一。不管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权力的追求仍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重要行为。
在追求和显示权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的限制如同国家权力的影子一样，与之相伴形影不离。可以说，有权力就有权力的限制，它们是相生相克的共生体。权力的限制既来自权力自身，也来自权力产生和运用的外部环境，产生于自身的为狭义的权力限制，来自外部的为广义的权力限制。在准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权力限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例如，因为国家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其某些行动有支配力量。这些能够控制和影响对方的权力源于三个方面：对利益的期待，对损失的恐惧，对强大力量的敬畏或心悦诚服。既然权力的本质是行使者与对象的某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那么一旦权力对象不期望利益，不害怕损失，也不敬畏甚至心怀对彼方的轻蔑，根本不入彼方游戏规则的局，则两者间关系无从建立。因为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国内社会是个非自助系统，而国际社会是个自助系统。而自助系统对各行为体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量。所以，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对象完全有可能说“不”。有权力却无接受对象，权力可视为虚无。权力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就是权力的限制。“现代技术为西方国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只在个别有限的条件下才有用，在大多数可能和实际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是空洞的威胁，那些物质权力低劣得多的国家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注：《国家间政治》，第439页。）在工业经济时代国家间的权力限制常常是这样。 但在准知识经济时代，权力对象虽然可以无视行使者的硬权力，却无法摆脱其软权力的包围和压力，因为知识经济使世界相互依存，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依存，使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于是，权力对象很难简单以“不接受”来摆脱权力行使者的影响，权力对象会身不由己而已然入局。因此，作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弱者，虽然有与强者在知识面前平等的机遇，然而其处境是更艰难了，其国家权力的限制更加重了。
再如，国家权力有可用与不可用之分的限制。核时代的矛盾现象之一是，同以往非核时代的经验相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再必然有益于政治力量的增长，庞大的实力就像在小人国的“格列弗”一样无法自由行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力量的增长已经超出其可以使用的范围，它们对外交成功毫无意义。同时，不少大国保持着“超杀”的军事力量，既消耗大量财富，又无用武之地。这些“超用”的力就是不可用的力，非理性的力。
此外，国家权力不同于赤裸裸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法律、道德的限制。警官凭借搜查证搜捕某人的权力，本质上不等同于强盗抢掠所做的同样行为的权力。这种区分不仅有哲学意义，而且关系到外交政策的实践。国家权力经过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不但未减少权力的功效，反而使权力成为合法权力。合法权力比等量的非法权力更为有效，或者说更能影响对方的意志。特别是在跨国行动时，如果通过本国的决策机构，最好是通过联合国的名义行使权力，就比通过侵略和违犯国际法容易成功。美国在海湾战争时和对伊拉克制裁过程中的经验，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当然，要论证权力的合法性也须付出代价，有时成本还很高，这是限制的另一面。如为论证需要而开动一些舆论工具；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为打算行使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等。总之要获取国际法律的认可和世界舆论的支持。但是，世界舆论显然是一种假定的超越国界的公众舆论。因为世界舆论既是超国家的，又是属于强大国家的。同样国际法这种行为规则曾把一套限制体系加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之上。当时的权力限制是通过由暴力上升后的法律而体现的胜利者的法律。所以强者的法律和道德赋予强国的道德体系以普遍性效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是多元化，意味着国际社会不在同一个道德戒律框架内运行了。当一种道德体系对权力的限制受到另一种或多种道德体系的挑战时，其生命力便要经受决定性的考验。
例如，美国人对保护知识产权最为积极，同样欧盟和日本对这问题也极为关心。但是，知识产权引起的政治斗争除了在世界各地出现以外，在WTO中也展开了。 经济先进的国家遇到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坚定抵抗。于是高技术国家面临一个令其痛苦的哲学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知识产权能够像有形资产一样为己所占有吗？为什么要阻止可以让所有国家富裕起来的信息在世界上自由流动？而高技术国家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一个药品公司由于受到剽窃而无法收回其研制费用，并且不再可能继续对科研进行投资的话，就没有创新了。而如果世界技术创新的源泉干枯的话，无论穷国还是富国都不会有收益。这还是那个“搭便车”而令车停驶的老故事。不同的道德标准，导致了复杂的限制程序和无法控制的实施过程，权力限制的滥觞和松驰是准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关系的现象之一。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还来自权力均衡的普遍性。由若干独立单位构成的任何社会中，各组成单位之能够保持独立，都归因于这一原则。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它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得以稳定的基础。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这一原则是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中运行。而在知识经济兴盛的今天，权力均衡这个限制原则失意了。首先是国际环境前提的踏空，在国际社会中有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充斥。国家权力面对的是不按照国家行为规则行事的行为体，有些行为体甚至远比国家有力量。如那些资金雄厚的基金机构和有着全球网络并能搅动乾坤的套利机构投资者，或者有实力的国际组织。正如墨西哥报纸所说：“不幸的是，任何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事情都系于两个机构手中，一个国家要摆脱灾难只有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改革或者听从世界银行的安排。”（注：见《参考消息》1998年7月11日。 ）国家权力中的主要部分，军事力量和外交等在与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经济类行为体交往时，究竟如何实现权力均衡呢？
其次，权力追求和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是领土体系的规则为主，而知识经济时代是贸易体系的规则为主，是无领土增长。所以，工业经济时代权力均衡是以各国保持不对他国征服和进行领土扩张来判定国土稳态和军事扩张稳态。知识经济时代则虽无空间的扩张，但权力均衡却难以保证。
最后，古典的权力均衡为了追求稳态而采取各种政策选择。在多国体系中，甲国和乙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的相对权力地位，可作出三种选择：一是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二是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之上，三是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甲乙两国作出第一种选择时，它们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当甲乙两国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着手执行联盟政策。本世纪中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联盟，而且主要是军事和政治联盟。在世纪末和下个世纪我们将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联盟，因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渐渐展开来时，必然会引起原有体系的震荡。尤其是知识经济的革命性特点，使原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由于每一方都争夺对未来的控制权，使联盟存在的基础将陡然失去。当权力已不是原有含义时，新权力使国家在政策选择上陷入困境。
以上说法并不意味着今天军事力量（暴力）不起作用了。即便在将来，我们仍将看到军事力量还是可以用来达到保护和威慑之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和将来对武力和武力的使用，比起昨天有多么多的限制。因为武力成为最高级权力工具的情况是有前提的：假如国家在手段的选择上不受任何限制，那么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占支配地位；假如所有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是极为严峻的，那么由经济及其他资源支撑的军事力量显然将成为最重要的权力要素。因为生存利益是所有国家的首要目标，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武力对保证生存来说是绝对地必要的。然而除个别情况外，20世纪末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其安全边界也已经扩充。它们对遭到全面进攻的担心已经减少，而对经济利益的关注和对经济安全的担心在增加。同时，就实现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目标来讲，武力也不是恰当的手段。比如，保持和提高民族的经济福利，争取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等。更多的时候，武力的使用甚至武力的炫耀不仅无效，反而会伤害国家利益，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或是破坏。关于这点，看看印度和巴基斯坦接二连三的核实验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知道。
在今天，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不仅成本特高，而且结果还难以预料。比较一下政治学和经济学家对使用武力的态度颇为有趣。传统的政治学家一般都注重军事力量，并将它作为现实可随时使用的力量。相反，“查看一下过去一百年中经济理论的主流，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以异乎寻常地不考虑强权因素为特征的”（注：见罗斯柴尔：《经济学中的权力》，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第7页。）。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动武太不划算，不经济，因此不予考虑。
以上分析说明权力均衡这一限制，一步一步踏空，终于掉进陷阱。实际上权力限制已经转变为某种程度的国家限制，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各种形式的权力都更多地依赖于信息。“权力政治”时代的权力限制与“信息政治”时代的权力限制当然不同。
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折之时，无例外地出现了“门槛效应”，即某种新旧体制交替时的混乱。在权力所有上则表现出“两枝模式”，即一方面“在所有高技术国家，从日本、美国到欧洲，在看到种种试图把权力往上移交给超国家机构的努力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要求政治分权化的压力。”（注：《力量转移》，第281页。 ）作为权力集中的典型，我们看到欧盟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使用单一货币和设立单一中央银行来实现最高一级的权力集中。这将导致国家权力限制添上超国家机构限制的色彩。作为权力分散的例子有数不清的民族独立主义运动和形形色色的部族、种族、教族的分裂活动。权力限制的层次化和分散化亦不可避免。而最重要的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分权，它们不但分掉一些国家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创造和掌握了庞大的权力。这是因为知识经济造成了全球经济，于是全球化、一体化对国家权力所有构成挑战。所有这些自然会对国家权力有新概念意义上的限制。
准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限制是个艰涩话题，本文只谈了一点想法。总之，转折期国家权力的限制有两种趋势：狭义的权力限制颇为复杂松驰；广义的限制更加难以判断并具有强制性。我们应当记取祖国在前次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转折期吃了大亏的历史教训，以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