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和董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究
桑延海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00）
摘要： 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中国秦汉之前儒学史中，天人关系的主要代表有孟子的“天人合一”、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董子的“天人感应”思想。三子说法不一，但都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维度。“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对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经典的论述，挖掘中其思想文化资源，对建设生态文明、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天人合一；孟子；荀子；董仲舒
一、引言
在人类原始时期，多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天”、“神”统治，所以礼本是祭祀神灵的行为、仪式，其价值在于获得神灵的佑护。由于人类原始时期智识除开，神事与人事不分，且人事包裹于神事之中，所以作为祭祀规则的礼，同时也是指导人事的原则。也就是说，礼不仅仅是神人交通的准则，也演化为了人人关系的范式。礼，不仅仅是宗教性的神圣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世俗存在。直至阶级产生，这种“祭神祀天”转化为“少数人”的特权，神人沟通的这种宗教仪式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和等级名分，礼引申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制度。
春秋后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诸子之学（礼学）”兴起的时期。当“礼”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因其神圣的光环，礼治被视为是理所当然；而当“礼”的神学依据、神性的一面被剥夺，道德的审判与谩骂无法阻挡上下僭越的违反“礼”的行为的时候，“礼”存在合理性则需要理性的审视与智慧的观照，礼的价值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要恢复或重塑“礼”的神圣性，其非从“天”这一范畴出发探讨天人关系而不能成。所以，概而言之，中国文化核心之学问就是“天人之学”，即不仅仅以天道为对象，也不仅仅着眼于人道，而是着重研究二者的关系。它包括的问题主要有：天人能否和一？天人如何合一？天人合一的途径是什么？
二、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孟子生活的年代比孔子大约晚200年，是一个列国兼并、战事频发的时代，也是具有社会政治抱负的士人施展其才华和实践其社会抱负的时代。孟子认为，“士”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尚志”。而“尚志”的具体涵义就是“居仁由义”，士要以仁与义为目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这里，孟子将人心称之为“仁”，将人路称之为“义”，这实际上是说“仁”必须实现为“义”。所以，“仁”是道德主体，“义”则是其表现。亦或可以说，“仁”是体，“义”是用，任何道德行为都是由体和用两个方面的。所以，仁义就成为了对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任何的道德行为都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规范合一的。
对于具体的道德行为，孟子又提出：“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所谓“由仁义行”，指的是自觉自愿地按照道德的自由意志去做合乎道德规范的事情；“行仁义”则是指做符合社会道德与社会规范的事情。显然，前者强调道德的自觉自律，后者着眼于行为的后果。孟子主张“由仁义行”，将道德的自由意志作为判断行为是否道德的根据，所以孟子是典型的动机论者。孟子之所以提倡道德的自由意志、宣扬动机论，那是因为在孟子看来道德的产生不是源自社会的需要，而是出于普遍人性，他将这种普遍人性称之为“良知良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进而又对“良知良能”进行了具体讨论。他提出，这种“良知良能”包含“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的此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就是由这四端派生而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只要经过后天的努力，使得“四端”彰显出来，自然地就具备仁义礼智的道德品德。所以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但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良知良能”呢？孟子诉诸于一种宗教意识，即天命。他继承了孔子关于“天”的见解。在孔子那里，宇宙间万物都是由“天”的意志或命令在起作用，但是对于天的内容，孔子没有明确的概念进行表达。到孟子这里，明确的宣称天命或天道为“诚”。因为在孟子看来，天是真实无妄的。天虽然是“诚”，是真实无妄的客观存在，但天道之“诚”却必须要体现和展现为人道，通过人来实现它。所以，孟子关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天道必须有待于人去“诚之”。天道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人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产生的依据，同时 ，这种天道之诚只有通过人的道德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这代表了孟子以及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的运思方式。
荀子虽然将“明于天人之分”，但是他坚决反对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所以他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认为，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掌握和利用自然界的事物及其规律，造福人类。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后来我曾经想过，我们分开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从一开始两人性格就很不同，又无法为了对方妥协。换句话说，她太好了。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体系方方面面。他提出的“尽心知天”说，有主张人们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韵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
患儿，男，年龄21 d。足月、平产，出生体质量3 200 g。因出生当日使用热水袋保暖，热水渗漏烫伤右上肢、右侧腰、背、髋部与右大腿上外侧，于伤后第3周转入。入院时体检:体温36.5℃，心率143次/min，意识清楚，反应良好;尚有约6% Ⅲ度创面未愈，其中右肘后创面约1%，右侧腰、背、髋部与右大腿上外侧约5%。创面黑、褐色痂壳覆着，已出现溶痂，损伤深度达皮下(图1A)。血、尿、大便常规及生化检查无明显异常。入院诊断:新生儿烫伤后残留创面(6%)、Ⅲ度。
荀子也强调，不应该把人世社会的变化和天命、自然规律相挂钩。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而辍广。”人们生活的吉凶和社会的之乱，与自然界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取决于统治者治理措施是否恰当。所以他说：“上明而平允，则是虽并是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致者，无益也。”（《荀子·天论》）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梳理了自己30年的语文教学，研究了于漪、钱梦龙等一大批语文教学名家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们的课堂教学，惊喜地发现：新课改从理念到实践，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其他学科或许可以引进，但母语教学是不能引进的），而是在继承中发展的。新课程的很多理念在这一批教育名家的课堂上早就有了充分的体现。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子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孟子解释道德意识产生的依据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的：一是源于天道之诚，而是源于普遍人性。所以天道之诚与普遍人性之间的关系是他必须说明的。对这个问题，孟子通过“心”这一概念的引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造性的提出“性与天道”相统一的问题。在他看来，性即是天道，天道也彰显为性。天道是诚，而人是“思诚”。性与天道在心这里实现了统一，而在孟子眼里，“思”是人心所特有的功能，“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所以人要获得关于天道之诚的知识，只需要“思诚”、“反求诸己”、“求其放心”，切身体会良心本心之发用，一切按照良心本心去做，人的行为就自然复合天道，人道也就实现了与天道合一。
荀子，生活在战国时期，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的异端。他首先对传统的“天命决定人事”、“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首先应该区别自然界的规律和社会人事的变化，即“明于天人之分”。他指出，星坠、木鸣、日食、月食等只是自然现象，反对唯心主义者用来宣扬天命、上天谴告。他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天论》）
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荀子对有意志、不可知的天进行批判之后，将自然看作是物质的，其变化只是自身的规律，并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
“天人感应”源出于董子向汉武帝献的“天人三策”，确立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上，以《白虎通义》为标志。董子继承了孟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天人感应”理论主要包括“人副天数”、天人同类、天人相应构成。首先，他说：“天地之符，一陰一陽一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一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卷十三》）人的形体和天道之运行是相符、相副的。其次，他举例说：“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春秋繁露·卷十三》）这就是同类相动。最后，他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四时相应，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天人感应。他说：“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也，天终岁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终日不知过此四之数。”（《春秋繁露·卷十三》）
五、总结
孟、荀、董三子都有着不同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但其理论旨趣都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生。而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但只是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其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的物质家园，而且使人丧失了精神家园。要改善我们的物质家园，重建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发觉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挥文化的“文治教化”作用，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根本上，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产物，而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论证封建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对此，我们应当持批判的态度，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立时代的、大众的文化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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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 江苏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习近平文化战略思想与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研究” （项目批准号为17WT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桑延海（1991.12- ），男，汉族，甘肃武威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第一语言习得领域以及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表明，词汇知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中，词汇知识对学术成功的重要性已经被各种研究者论述过 （Corson,1997;Astington&Jenkins,1999;Morris&Cobb,2004）[3]。 对于非本族语者进行的研究表明，词汇知识与语言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Grabe,1991;Zareva et al.,2005)[4]。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表明，词汇知识的广度测试可以预测阅读、写作、语言能力和学术成就的成功与否（Laufer—Goldstein，2004；SavilleTroike，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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