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适度水平的若干因素分析与度量——基于经济结构改革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度量论文,经济结构论文,视角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246(2009)04-0003-06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一度得到全球经济学家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也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近20年的时间里都维持在4％以下、2％左右的水平，对通货膨胀的研究被主流经济学逐渐淡化。对原有通货膨胀理论的重大创新已不多见，依然关注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将现有理论付诸政策实践上。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曾经也是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主要研究领域。然而，在成功治理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三次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93-1995年连续三年的第三次严重通货膨胀)之后，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通货膨胀问题也逐渐淡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
但是，随着自2007年以来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不断增加，治理通货膨胀一度成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研究通货膨胀重新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更具戏剧性的是，次贷危机从美国爆发以后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有多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危机，各国通货膨胀率随之也从高位回落。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07年的涨幅为4.8％，比2006年上升3.3个百分点，比1997-2006年这十年的平均涨幅高了3.9个百分点；2008年4月的月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8.5％，创十一年来新高；但是从5月开始则连续回落，到10月已降至4.0％。社会各界对通货膨胀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担忧。
不考虑金融危机引发的通胀率回落的问题，单就本轮全球性通胀风险上升的原因，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①主要包括：(一)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带动总需求扩张快于总供给，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全球宏观经济供求均衡关系；(二)主要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为负。但是，对中国而言，还可能有旨在理顺资源配置关系的制度改革因素推动物价总水平上升的原因。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时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将极有可能使中国的通胀率在中期②内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然而，随着改革成功，引发长期通胀威胁的制度障碍将会消除，有利于实现物价总水平的长期稳定。特别是在由内外经济运行环境变化导致的当前短期通胀风险迅速减弱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改革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物价长期稳定的积极作用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有序推进期间，我国中期的适度通胀率目标可以设定得比长期通胀率控制目标略高；货币政策也应为经济结构改革留出足够的空间。具体量化中期的适度通胀水平，既要关注总需求，也要关注总供给，本文侧重分析在经济结构改革中可能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关键变量，比如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环境保护成本、土地价格等，并且高度关注生产率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在对这些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改革的视角估算我国中期通胀率的适度水平。
二、近期主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及其方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是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时期。特别是近十年来，经济结构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使资源配置关系逐渐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规范劳动用工制度
近年来关于社会保障和劳动用工方面的改革明显提速：一是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做实个人账户；二是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三是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8年1月1日，新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生效实施，对于稳定劳动雇佣关系、改善劳动者薪酬状况、促进建立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以《劳动合同法》为基础并配合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构建起来的新型劳动雇佣关系，在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使许多之前不规范用工的企业面临用工成本的跳升。据我们对江苏企业的抽样调查，之前没有足额为职工缴纳各类社会保险或未足额给付加班工资的企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人工成本普遍上升了15％-20％。
(二)推动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引导节约利用资源
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资源储量迅速消耗，已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仅以水资源为例，在1999-2007年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从2250.7立方米下降到1 916.3立方米，年均下降2％；而人均年用水量仍然稳中略有增长，从2000年的435.4立方米上升到2007年的441.5立方米。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是改革城市供水价格形成机制。普遍实行了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城市供水价格基本完成由福利型向商品型转变。二是改革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集团之间购销的原油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允许两大集团公司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在规定浮动幅度内自主确定成品油零售价，政府对由政府指导价导致的油品企业亏损给予补贴。三是改革电价形成机制。2003年，国务院公布电价改革方案，提出将电价划分为上网电价、输电价格、配电价格和终端销售电价，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随着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脱硫电价政策、差别电价政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政策、峰谷电价政策等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相继实施。
(三)环保成本引入生产生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过度依靠第二产业发展的经济结构使环境承载能力受到极大削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近年来，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将环保成本计入生产生活，实行环境的有偿利用；主要措施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完善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收费由超标排污收费调整为总量排污收费；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排放二氧化硫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排污费标准由每公斤二氧化硫0.2元提高到约0.63元。二是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对所有产生垃圾的机关、单位、个人均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据建设部统计，2005年全国垃圾处理收费额约为20亿元。三是加大污水处理收费力度。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并将污水处理费计入城市供水价格。与1999年相比，2005年35个大中城市(除拉萨外)平均污水处理费标准提高2倍以上。四是采取差别化的脱硫电价措施。2004年，将安装脱硫设备的新投产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较未安装脱硫设备的每千瓦时提高1.5分钱；同时，在部分有条件地区，对已进行脱硫改造的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提高1.5分钱。
(四)推动土地交易制度改革，理顺土地价格关系
十六大以来，土地交易市场化机制不断完善。自2002年7月1日起，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从2004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项目用地一律公开竞价出让，杜绝协议出让。从2007年1月1日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标准将提高一倍。2007年10月，国土资源部要求将工业用地纳入了招拍挂范围，并明确如土地受让方未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不得向其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交易制度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土地价格迅速上涨。1998-2007年，我国土地交易价格年均上涨5.6％；其中，2003-2007年，土地交易价格年均上涨高达10.6％。
三、经济结构改革对通胀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体制转轨中我国面临较强的成本推动通胀压力
我国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伴随通胀埋下了伏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并产生了成本推进型通胀，这种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很难通过宏观政策快速消除。
与此同时，近20年来全球分工体系扩展所带来的低通胀高增长“全球化红利”正逐步减少。一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强劲增长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拉动了贸易品价格的迅速上涨。最近10年来，全球制造业和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向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转移，对各类能源、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拉动了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二是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快速递增带动国内非贸易品价格快速上涨，增加了对国内资源、环境的压力，当非贸易品供给难以快速增加并跟上出口增长步伐时，大量的出口需求促使国内非贸易部门产品价格的上升就成为必然。三是劳动力价格上涨压力的释放会有一个漫长和持续的过程。
(二)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理论脉络
西方经济学者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形成了需求论和供给论两大派别，典型理论分别为“需求拉上论”和“成本推动论”。“需求拉上”通货膨胀论者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过度引起的，萨缪尔森进行了精要概括，他指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实质在于，过多的货币支出追逐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可生产出来的有限的物品供给。”“成本推进”通货膨胀论者认为，通胀根源于供给或成本方面，即使没有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出现过度的情况，但因生产成本增加，物价也会被推向上升。生产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工资的提高、垄断部门所获取的较高的价格。由前者引起的物价上涨被称为“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由后者引起的被称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F·马克卢普将成本推动式通货膨胀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侵害型的，另一种是防御型的。前者是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努力提高实际工资的结果；后者是企图恢复先前实际工资均衡水平的结果。这种分法不仅适用于工资成本，而且也适用于如能源等其他重要的投入成本。
A·林德贝克进一步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分为三种类型：外生型成本膨胀，相对价格或收入要求型通货膨胀，“惯性”通货膨胀。外生型成本膨胀的外生型可能由于各种外部原因所致，例如石油等投入品进口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无法解释的工会和雇主们谈判决定的高工资，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可以被看成是价格水平的一次性上涨。第二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具有影响相对价格和工资的市场力量的各个经济部门和组织试图改变相对价格或相对收入比重所致，这种行为创造出过度的收入要求，从而引致价格总水平的提高。第三种类型的成本通货膨胀是建立在经济单位预期未来价格水平上涨的基础上的，当家庭和厂商努力通过按未来预期通货膨胀调整它们的工资和价格，以保护他们所期望的实际收入时，一个成本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
(三)经济结构改革对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分析
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我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我国必然要对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环保成本、土地价格等进行重估，按照市场化原则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这种价格重估必然会对通胀产生推动作用。
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为例，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人工资上升速度时，在企业利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将下降，物价有下行压力；反之，当工人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时，物价将有上行压力。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已趋于平缓，而工人工资近年来则以较快的速度在增长，当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快于劳动生产率时，企业为保证利润，必然将产品价格提高到可以覆盖成本的位置以上，通过层层传导，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最终导致全社会物价水平的提高，并抑制社会总需求。而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则会采用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保证社会总需求不减少，从而导致工资进一步上升的压力，这样就会造成成本—物价的螺旋式上升。
四、要素、资源、生产率与通胀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渐表明，中央银行的诸多货币政策目标中物价稳定是最重要，经济增长是仅次于物价稳定的目标(有时甚至和物价稳定同样重要)。因此，泰勒(1993)提出了著名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将货币政策操作简单盯住了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泰勒规则目前已被全球中央银行所广泛采用，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其基本数学表述如公式(1)。
其中，a，b>0。泰勒规则的含义是：均衡名义利率(i*)就是通胀率(π)等于均衡通胀率(π*)、经济增长率(g)等于均衡增长率(g)时的名义利率(i)；如果通胀率高于均衡通胀率，则名义利率要在均衡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上调，如果低则要下调；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均衡增长率，则名义利率要在均衡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上调，如果低则要下调。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设定出合理的均衡通胀率和均衡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密切观察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走势，从而作出适当的货币政策操作。这里，我们将在实证分析要素、资源、环境成本变化以及生产率变化与通胀率的关系的基础上，估算经济结构改革所导致的中期均衡通胀率的调整幅度。
(一)关于数据准备的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土地交易价格时间序列过短、环保成本缺乏相应统计指标，因此我们选取1989-2006年作为样本期，实证分析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涨幅、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③与CPI涨幅之间的关系。通过单位根检验(见表1)，上述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置信水平均为不含单位根的平稳序列，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上期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本期的CPI涨幅就会上升0.4497个百分点。2.上期的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涨幅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本期的CPI涨幅就会上升0.4289个百分点。3.上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竟会使本期的CPI涨幅上升0.6483个百分点。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既会产生总供给增加、要素单位投入成本下降的积极作用。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用来引进先进设备、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活动，从而产生新的总需求，对物价具有正向成本推动作用。当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物价的综合影响取决于两方面的力量对比。对实证结论的解释是：1989-2006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十分强劲，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的成本推动作用超过了因技术、管理水平提升对物价的回拉作用。
五、结论与货币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两点主要结论：首先，工资和能源价格都是近二十年来影响通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仅这两类价格涨幅同时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推动下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上升近1个百分点；第二，生产率对通胀率的影响需要继续进行关注和研究，目前还不能得出生产率提高就能直接导致通胀率受到抑制的结论，两者之间的影响比较复杂。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货币政策建议：
(一)适度上调目标通胀率。许多经济学者都测算过我国的均衡通胀率。我们认为，从1980-2006年的情况来看，CPI涨幅的中位数是3.1％，可以粗略地将此视作我国的长期均衡通胀率。由于工资是影响通胀率的最重要的成本因素，同时相对于其他要素价格，受到的国外因素干扰影响较小，其走势比较容易预测，也比较容易控制。因此，通常来说经济学界都将工资作为估算均衡通胀率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在这里也将重点就工资变动分析均衡通胀率的调整。考虑到近期劳动用工制度逐步规范所带来的未来几年工资存在刚性上涨的可能，工资涨幅很有可能会高于1980-2006年的中位数水平(7.1％)3个百分点左右，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10％。因此根据之前的实证分析，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条件下，建议将未来几年的均衡通胀率上调1.2个百分点左右，达到4.3％。特别是在当前通货膨胀风险明显减弱、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增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率给予更大的容忍区间，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
(二)关注资源价格改革。正如前文所述，资源价格涨幅对CPI的涨幅有着与工资相似的影响力。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源供应进口依赖度高的现实，当前我国既面临着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国际资源价格随市场而波动的双方面影响。因此，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必须准确把握推进的时机，要尽量在国际市场资源价格处于下行或相对低位徘徊的时期进行积极稳妥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以避免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同时造成过大的压力。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应密切监测国际市场资源价格波动和国内资源价格改革对资源价格的综合影响，进而评估资源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具体影响，以灵活调整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维护经济增长的良好货币环境。
(三)加强对环保成本量化的调查统计研究。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环保减排的任务非常繁重，可以预计企业和个人将会承受越来越多的环保成本。理论分析，这势必将推升物价总水平。但是，由于缺乏实证的统计、调查数据，相关的定量分析难以开展，对准确执行货币政策带来较大挑战。因此，建议由中央银行的调查统计部门探索建立依托企业景气调查和储蓄问卷调查的环保成本调查，通过获取抽样调查数据弥补相关信息不足的问题，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提供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深入研究土地制度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将会出现新的情况，长期不能转让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农村集体土地低使用价格将被逐步重估修正。这对于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会逐步加深和显现。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被证明是非常复杂的，其间存在着多重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央银行必须要加以认真研究。
注释：
①亚当·普森，阿尔温德·萨博拉曼尼亚，《全球央行应联手遏制通胀》，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②这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推进效果和效率，也许是三年左右，也许更长。
③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徐家杰(2007)测算出的结果，其他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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