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利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古代论文,模式论文,芬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3)01-0090-09
摩西·以色列·芬利(Moses Israel Finley,1912—1986年)是20世纪西方古典学界的知名学者，以治古希腊罗社会经济史著称，一生著述宏富。他在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拉尼的影响下，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古典世界社会经济史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创立了自己的古史理论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古史研究方法，从而在批判古史现代化的思潮中将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经典之作《古代经济》中所确立的“芬利模式”更是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视野，影响至今。国内虽然早有学者对他的史学方法作出译介和评述①，但对其古代社会经济模式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本文拟从芬利的古代经济史理论模式出发，重点考察他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解释以及后芬利时古代经济研究领域在批判“芬利模式”的基础上的新发展。
一、芬利社会经济理论模式的提出
1973年，芬利《古代经济》一经问世便激起古史学界的新一轮论战。芬利在书中通过对古代社会经济概念、土地制度、奴隶制以及城乡关系等诸问题的论述，对古代社会经济领域内的现代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以波拉尼为例子，认为不应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运用于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古代经济》因此被贴上了“芬利/波拉尼正统”的标签。②学者们在谈及芬利及其《古代经济》时，常言以“芬利模式”(Finley's model)，但对何为“芬利模式”，始终没有一致看法。
在《古代经济》出版后的最初两年，批评质疑不断，学者们普遍认为“芬利模式”这一概念存在极大的不明确性。比如斯加迪斯加德说“芬利的古代模式对我们就像科幻小说一样生疏”③。弗雷德里克森也说：“芬利的模式建立在经过选择的罗马元老的言论和古代文献的基础之上，似乎很早之前就已游荡在离奇的孤立之中了”④。这一质疑所引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究竟何谓“芬利模式”，为什么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引起如此长久的关注？伦敦城市大学的穆罕默德·纳斐斯先生以及曾是芬利学生的斯坦福大学理查德·萨勒教授和伊恩·莫里斯教授对此做出了回答。⑤纳斐斯说：“若将芬利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则会发现其中不止一种所谓的‘古代经济模式’，甚至在他的《古代经济》里亦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芬利模式’模糊不清的原因，但无论如此这种模式是与芬利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芬利通过淡化‘市场’和‘现代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从而赞同古代雅典经济的‘原始派’或‘实体主义’观点。”他认为，“芬利不仅提出了一种芬利式的原始主义和一个芬利式的雅典，而且也提出了一个芬利式的韦伯，一个芬利式的波拉尼，尤其是一个芬利式的芬利”⑥。但萨勒则指出：“纳斐斯认为‘芬利模式’是不明确的和前后不一致的。我认为他没有正确表达芬利的思想。但不管怎样，芬利基本的主张是在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如果富人不是力图扩大其利润的创造者的话，那社会的经济就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大部分的产品是农产品而不经过市场，而且地中海的土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市场；如果国家的生存所需不是通过出口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而是通过向乡村的农民和农场主收取税收和租金来换取的话，那么地中海的城市也就是消费型城市。”莫里斯的回答是：“‘芬利模式’是指芬利的古史经济研究理论，认为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存在一种简单的经济，这种经济基于维持生存的农业。其中，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更看重的是地位而不是财富。芬利在50年代的时候就产生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很多欧美的古史学家错误地臆断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是一种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是在“原始派”与“现代派”的论争中进行的。⑦芬利的参与不论是从方法论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向现代派发起了强有力的批判。加之芬利史学的知识结构要点甚多，每一条几乎都可以成为其他史家辩论的选题。因此，21世纪的最初十年，围绕芬利及其史学展开的讨论依然是该领域的核心论题。纳斐斯的观点代表了后芬利时代反思芬利的一个典型，他对芬利的批判虽不乏新意，但基本上秉承了自弗雷德里克森以来对芬利模式的普遍看法。他说芬利的模式存在前后矛盾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芬利对自身某些结论的修正是一致的。⑧显然，质疑和批判只是基于芬利古史理论模式的相关具体结论，但并不否认芬利模式在事实上的存在。若抛开分歧不论，仅从芬利模式的核心内涵来看，笔者认为纳斐斯与萨勒和莫里斯也有一致的地方，即他们都承认芬利模式其实就是芬利的古史研究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不管是在支持芬利者还是在反对芬利者眼里，都有着大致的表述，即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是一种基于农业的简单的经济，而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
芬利模式是在芬利的古史研究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它以芬利早期对于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养分的扬弃和自身对于古史的兴趣为积淀，以他对于古史现代派的批判为缘起，萌芽于他学术生涯起步的50年代，后来随着他对于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而渐趋成熟，基本确立于《古代经济》问世的年代。1951年，芬利第一本著作《古代雅典的土地和债务研究(公元前500—200年)》问世。芬利通过对抵押柱(horoi,mortgage stone)的研究深入考察了古代阿提卡的经济问题，其中也不乏对古代社会中“地位”问题的初步论述。他得出结论：雅典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雅典人要变得富有，地位总是起着主要作用。⑨用波拉尼的话说，芬利的研究为“oikos”之争和“原始派”与“现代派”的论辩做出了贡献。⑩在找到有关雅典经济非市场运作的解释后，芬利力图解释这一社会机制从何而生的问题，三年后，《奥德修斯的世界》问世。芬利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用“礼物交换”来分析荷马社会的构成以及“地位”在这一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迈锡尼的贵族们比荷马笔下的“英雄”占有更多的土地、奴隶和羊群。在这一英雄时代的“礼物经济”中，由“地位”所形成的等级在联盟和交换中达到彼此间的互惠，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11)从芬利模式的形成过程来说，“地位”概念是芬利模式理论大厦的基石，它的引入和成熟化标志着芬利构建自己理论模式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但是古希腊是如何从英雄时代的等级互惠主义过渡到古典公民城邦时期的平等互惠主义呢？经过6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芬利找到了答案——奴隶制。同时，芬利模式趋于成熟。1973年，《古代经济》发表，芬利在该书中从古代世界“经济”概念的内涵出发，通过对社会结构中“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土地制度和奴隶制以及城乡关系的全面研究，详细论述了自己的古史理论。从芬利个人的学术历程及其影响来说，《古代经济》的问世似乎开创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也标志着芬利模式的基本确立。
二、芬利经济理论模式的解释
芬利步入古典学术圈的年代，也是社会经济史逐渐成为古典学术研究主流的时期。1893年，布彻尔将社会经济进化理论应用于欧洲历史的研究，认为古代希腊和罗马究其经济发展而言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只存在有限交换的简单且封闭的小规模家庭经济。两年后，迈耶尔提出，古代世界经济很像现代世界经济，只是规模小而已。希腊的公元前7—6世纪相当于近代历史的14—15世纪，而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近代的16世纪。(12)迈耶尔对于古史的现代化视角处理的观点，很快赢得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并被学界广泛接受。30多年后，罗斯托夫采夫也认为，“古代世界的经济直至希腊化时期仅是量上，而非在质上与近代经济有所区别。”(13)在冷战时期，有些学者盲目地将古代和现代经济加以类比，现代派的影响遂成为论战的正统，直至50年代才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是以芬利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者对于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复兴和重新解释为动力和表征的。芬利敏锐地意识到，当“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不能对以往的学术论争做出有效解释的时候，那这种常规的模式本身是不可取的。于是他不仅抛弃以往学者们狭隘地只将眼光盯在对基本史实的理解上的常规作法，而且在吸收韦伯、波拉尼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辩论的术语，提出一些有关古代世界社会经济的新问题来回应论争。芬利革命性地完成了学术论争中“范式的转移”(paradigm shift)，创造了新的古代经济史模式。至70年代，他成了重新解释古代社会与经济史的核心人物，《古代经济》成为其理论代表性的成果。“芬利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代的“经济”(古希腊语为
，本义为家庭的经营和管理，引申义为城邦或国家的经营和管理)不具有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它是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因此不能将现代经济学概念应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这是芬利经济模式的一个理论前提。芬利从现代意义上“经济”概念的形成出发，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古希腊作家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并行考察，认为即使在专门论述过经济问题的色诺芬和伪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也“没有一句话提及经济的原则或是经济的分析，更没有提及生产的效率、理性的选择和农作物的销售”。(14)就实际情况来看，希腊人有农业，也进行贸易、制造、采矿、铸造货币和存贷款，然而他们却没有将这些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社会子系统，即所谓的大的市场。(15)因此，雅典经济的运作也是非市场性的。芬利还认为古希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16)希腊人没有系统性地记录大量数据，这一事实并不仅仅是经验问题，也不仅仅是古希腊知识分子缺点的一个证据，更是古人没有将经济活动视为生活一部分的一个反映。换言之，古代经济是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古希腊社会中的，是附属于社会地位的。
第二，“地位”是个人选择的基础，也是经济活动的指向针，充当着土地、劳动力以及市场甚至是技术和贸易发展的减速器。这是芬利模式的核心概念。芬利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class)概念作为分析古代社会关系的唯一方法，他更倾向于韦伯的“等级”(order)和“地位”(status)，尤其是后者。通过对韦伯概念的思考，芬利认为，“地位”其实是一个涵盖有经济的、法律的，而有时甚至带有宗教特权和广泛心理学因素的混合概念。(17)在《古代经济》中，芬利以西塞罗时期的罗马为例，认为由于对地位的特别强调以至于在古代社会里地位往往预先决定着个人财富的来源，以及将会参加何种类型的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升迁的机会，于是对于公民地位的关切往往将一些有利的活动推向社会的边缘，这与现代社会经济中个体可以按其意愿自由地参与各种合法的经济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芬利的论证进一步证明了韦伯所认为的古代的人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现代的人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观点。(18)在古代世界，经济制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依附于地位且以副产品的角色存在的。
第三，土地不是资本投资的场地，而是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跳板。早在50年代初，芬利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古代雅典的土地和债务研究》中，芬利通过对220多个抵押柱的大综合分析，发现雅典人抵押土地很多是为了付婚礼或葬礼的花费，而非筹集投资所需资金。就此而言，其经济活动为社会地位所决定，且其中极少有韦伯和波拉尼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先决条件——理性或是节约的心态。同时这也反映出雅典人没有真正的借贷市场，他们筹集资金的典型方式乃是“宴饮贷款”(eranos loans)(19)。芬利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将土地视为可以通过种植和出售作物从而进行资本投资的场所，而只是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跳板。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以普林尼记载借钱买土地的一封信为材料，认为普林尼购买土地并不是出于获取利润的目的。这正如芬利对希腊情况研究所得观点那样：就我们所知，所有希腊城邦都严格控制其所属公民的(除去特殊的个人)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土地与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之间竖起一面隔墙。(20)
第四，古代希腊和罗马都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制是其社会经济的基础。(21)早在追溯雅典经济非市场运动的社会机制从何而来的问题时，芬利认为，互惠性是古希腊社会相互交往的基础，而希腊社会之所以从英雄时代的等级互惠主义过渡到古典公民城邦时期的平等互惠主义，是因为奴隶制。(22)奴隶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比较复杂，由于社会分化严重，而就奴隶本身来说，其内部也存在类似于“低位光谱”一样的分级。(23)芬利还认为古代社会公民地位至上严重限制了富人劝说贫民为他们充当劳力的机会，从而导致与之相关联的自由和奴隶的发展，即“希腊历史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由和奴隶制同时并进。”(24)在谈到古代世界奴隶制衰落问题时，他认为古代奴隶制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消失，更没有被其他雇佣劳动系统所取代，只是在4—5世纪时渐失去其关键地位。
第五，古代城市是消费城市而不是生产城市，城市剥削乡村往往是通过税收、贡赋和租金而不是将城市的商品卖给乡村的消费群体。(25)芬利假设城市与其相对应的乡村的经济关系，包括在一个从一头寄生到另一头完全共生的这样一个大光谱范围内。其中，如果城市居民没有直接参与初级生产(这种生产所需的食物和原材料都是源自乡村的生产者)，那城市就是消费中心。但问题在于是否古代的城市像韦伯所说的就是主要的消费中心呢？芬利认为这其实就是城市如何对他们向乡村的所取进行支付的问题。寄生性关系的城市仅通过全部或部分返还的租金、税收支付，而完全共生性关系的城市是通过平等支付。(26)他考察了各类城市(
)和乡村(
)的关系，特别强调陆上运输的成本、水上运输的相对便宜以及食物供给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古代很多的城市依赖于近靠他们的乡村获取所需。而另一些近海城市虽有较大选择，但不得不面临如何支付进口所需的问题。雅典虽有自己的出口，但是量不大，橄榄油的出口所得是不能平衡支付的。而且很多的作坊其生产主要是面向本地消费，而不是出口。(27)古代的罗马和非罗马世界也没有为市场而出现竞争，因此，在罗马历史上，甚至是古代的任何时间，都没有因商业而引发的战争。(28)
解释是理解历史的途径。历史不是一张图表，过去都是不尽相同的，古代的经济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运用于古代经济只会误导我们。芬利以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的整个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为考察对象，在深刻认识到这一时空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建立了一套古代经济的核心模式。(29)从初至剑桥到《古代经济》问世的近20年里，芬利一直致力于自己经济模式的创建，《古代经济》的出版则进一步巩固了其理论结构。从此后古代经济史的学术发展来看，芬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古史派与现代派的论争重新定义了辩论的术语。
芬利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解释是对现代派的彻底批判，但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学界对于他的解释的再解释或批判。历史学的发展如波普尔所言：“不可能有‘过去就是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性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30)
三、后芬利时代社会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古代经济是一个学术战场，古代经济史的发展在《古代经济》问世后激起的新一轮论争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新论战的展开，芬利积极吸收论战成果，主动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模式。因此，在1985年出版的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古代史：证据和模式》中，他说：“意识形态变了，历史的写作因此也经历着持续的转变。”(31)1986年，芬利病逝于剑桥大学，这意味着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所谓的“后芬利时代”。但是从学术史的实际发展来说，《古代经济》问世后遭到的各种批判早在10多年前就已陆续展开了，而批判也一直延续到后芬利时代。同时我们看到，古代经济史在此后的发展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修正而逐渐地向前迈进的。
概括说来，自《古代经济》发表至今近40年来，在对芬利古代经济史模式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3年—80年代中期)，以集中批判《古代经济》为特点。这一时期对于芬利模式各个方面的批判比较集中，其中以剑桥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森为主将，他认为芬利的一个缺陷就是对希腊化时代的忽视。他同时指出，芬利的经济模式也存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不足。(32)而康纳、钱伯斯和布拉德利等人一致对芬利所认为的“在罗马历史上甚至是古代世界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因商业而引发的战争”的观点提出质疑，布拉德利还批评说芬利的经济模式是模糊不清的。(33)卡森则认为芬利在强调农业时，虽然正确地淡化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于古代海难中发现的货物问题却没有作出解释。(34)斯加迪斯加德对于芬利利用的考古材料提出质疑，认为芬利利用史料时所表现出的“天真的统计”和“经济分析的缺乏”使其研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史研究，且对于考古材料的评价也是可怜的。(35)此外，巩特尔尖锐地指出，芬利错误地理解了罗尔《经济思想史》中相关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古代经济的分析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36)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于芬利的批驳是多层面的，无论是在方法和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结论上都有不同的声音。然而批评者也遭到了批评，比如莫里斯将弗雷德里克森划入经验主义者阵营，认为他对于芬利的批判虽有价值，但是理论性较差。(37)笔者发现，在《古代经济》发表后10年里，学界围绕芬利著述而发表的相关评论就多达30多篇，专门针对《古代经济》的就占了近一半。对于芬利的集中批判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一阶段芬利对于古代经济的解释无疑占据着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要位和论战的核心。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以修正芬利模式为出发点并以古代社会工商业、贸易和金融问题研究为热点。现代派一开始将古代经济比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阶段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足，在经过韦伯、波拉尼和芬利的论证后，古代经济为自然经济的观点渐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是芬利对于古雅典工商业问题草率的结论却渐成为学者们进行新一轮批判的一个起点。因此，如何对古代社会的工商业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以及由这一问题引起的对于古代贸易和金融问题的研究遂成为这一阶段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现象。(38)
这一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代表性成果是由剑桥大学加恩西、霍普金斯和惠特克等三人合编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39)事实上，该书正是在芬利的倡导下，由他本人与当时的研究古代经济史的学者们在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上成型的，因此也是“献给芬利的礼物”。它以论文集的形式收录了有关希腊罗马世界工商业贸易各个方面的论文13篇，其中关于罗马时期工商业问题的7篇论文都是对芬利模式的直接修正。(40)如普奇证明考古记录与芬利结论的不一致(41)，切尔尼亚关于意大利人和高卢人酒贸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奴隶贸易的衰落问题，(42)以及普勒克特对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世界城市精英和商业关系的论述等等。(43)其间，荷兰学者汉斯·德克斯《城镇与国家：市场和经济》一书在芬利去世的同年问世。该书从“Oikos”概念(44)入手，运用社会学方法指出了芬利古代经济模式存在的不足，系统地对芬利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45)
后期代表性成果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系教授爱德华·科恩的《雅典人的经济与社会：一种银行业的视角》。科恩通过对最初的私人银行开拓性的分析，有力地证实了市场经济在雅典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强调雅典人在财政实践中的认知模式问题，从结构主义的分析入手证明了存在于雅典人语言和思想中的那种互补性的对立面是如何对经济交易产生影响的。(46)不过，在支持芬利的学者看来，霍普金斯和科恩在批驳芬利时都犯了“过分社会化”的错误。(47)但与前一阶段古代经济史发展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似乎有着这样的特征：即在肯定芬利对古代经济史做出贡献的同时修正芬利，逐渐开始研究古代经济史领域内一些细微的问题。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以逐渐走出论战僵局并以新方法、新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为特点。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于芬利模式的进一步批判，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已逐渐走出古史派与现代派论战的僵局，新的方法和视角、新的理论以及比较分析开始被注入这一阶段的研究之中。这一趋势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由沙伊德尔和雷登合编的《古代经济》论文集(48)的出版，编者收录了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甚至包括哲学家的论述，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如考古学家霍尔斯特德以饥荒突发现象来回答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富人如何获得他们的财富的问题、希契纳关于罗马北非行省橄榄油问题、奥斯本关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农业地位的问题的再思考等。用莫里斯·西弗尔的话说，沙伊德尔主编的《古代经济》体现出一种新的综合性分析开始将之运用于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迹象，它只代表了批判的冰山一角，其结果便是芬利、波拉尼正统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了。这一时期，德克斯的研究仍值得重视，他将芬利的历史写作放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分析，认为这种历史编写的结果就是运用一般的模式来表达特定社会现实，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欧洲历史的。他接着说，古代希腊社会要远比“芬利的原始小农模式”复杂得多，更别提“迈耶尔的现代工商业模式”等一类见解。(49)显然，自围绕古代经济史问题展开的论战开始后，很多人不幸地掉入了拥护和反对芬利(pro et contra Finley)的僵局中。但随着芬利在80年代所呼吁的方法论的革新，新的理论与模式的重新确立，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新进展。
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成熟则是5年后《剑桥希腊罗马世界经济史》(50)的问世，这是学界有关古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其中，奥斯本对古风时代经济的大胆结论，贝德福德关于波斯时期近东社会经济和范·德·斯贝克关于关于希腊化时期近东社会经济的探讨以及雷登对于城邦和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述皆或多或少地修正了芬利的解释。拉斯波恩更是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罗马时期的埃及经济是具有很高整合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弗赖尔和克豪则将个体置于城邦和自由市场关系问题中，认为“至少在起源上，希腊罗马世界的很多奇特的经济制度是个体理性竞争以扩大他们个人收入的结果。”(51)同时，除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参与其中。如帕特森所说，从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程来看，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新的研究得以建立的基石，它告诉我们自芬利之后的40年里，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革新的局限，但也经历了新的发展。
结论
芬利在转入古史研究后虽以治希腊史为主，但他的著述却涵盖整个古典世界。他以其特殊的关注点和特别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古典学研究的范围从语言学拓宽到文化、社会和经济层面，不仅为20世纪西方古典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人创造了丰富的史学遗产。虽然他的经济模式在今天被频频修正，但正如帕特森客观指出的那样，芬利的方法和思路毕竟为一代人的研究制定了方向。那么，从西方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来看，我们该如何看待芬利的经济模式及其所引起的各种批判呢？首先，可以肯定，芬利强调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之不同，这显然比迈耶尔的解释更合理。其次，芬利的成功在于从宏观的整体上把握了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但他在方法上常以一些典型材料来概括整个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社会经济的一般特征，难免导致绝对化结论，如对于奴隶数量分析的否认。而且对于古代近东的不予考虑也常为后学所诟病。再次，从最近10年的学术史发展来看，古代经济史研究逐渐摆脱了派别论争的僵局。但随着对古希腊工商业问题研究的深化，现代派似乎有重新占领话语权的趋势。最后，古代经济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易于结束的话题，只要有新的方法和材料，它就会发展下去。(52)
［收稿日期］2012-06-15
注释：
①国内学者对芬利的介绍和研究，主要见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M.I.芬利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黄洋：《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晏绍祥：《20世纪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芬利与欧美学术界的雅典民主研究》，载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②Morris Silver,"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edited by Walter Scheidel and Sitta van Reden",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January 3,2003.
③Jens Erik Skydsgaard,"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16,No.4(Oct.,1975),pp.617-619.
④M.W.Frederiksen,"Theory,Evidence and the Ancient Economy",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5,(1975),pp.164-171.
⑤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萨勒、莫里斯和纳斐斯三人，文中所引是他们回复的概要，笔者在此深表谢忱。关于三位的主要论述，可见Ian Morris,"The Ancient Economy After Twenty-Five Years" in "Foreword[to the updated edtion],"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oses I.Finley,Berkeley; Los Angele;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xxiii-xxxi; Brent Shaw and Richard Saller,"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oses 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enguin Books,1981,pp.ix-xxvi; Mohammad Nafissi,Ancient Athens and Modern,Ideology:Value,Theory and Evidence in Historical Sciences:Max Weber,Karl Polanyi & Moses Finley,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2005.
⑥见氏著：《古代的雅典和现代意识形态——历史科学中的价值、理论和证据：马克思·韦伯、卡尔·波拉尼和摩西·芬利》，第280页。其实，纳斐斯该书以《古代的雅典和现代的意识形态》为名，本身就是对于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现代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回应。
⑦晏绍祥：《20世纪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⑧1984年，芬利在《古代经济》第二版中加入了“进一步的思考”(pp.176-206)，根据10年来引起的争论适当地对某些地方做了修正。如其所言，自己所选人的内容不仅要反映自己所明确反对的，而且也要反映那些他认为可以在他的早期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改正或调整的部分。"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Further Thoughts" in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oses I.Finley,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⑨Finley,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n.10 above); "Land,Debt,and the Man of Property in Classical Athe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8(1953) 249-68,reprinted in 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p.62-76.
⑩Karl Polanyi,"Wealth,Money,and Credit",Review of 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500-200 B.C.The Horos Inscriptions,by M.I.Finley.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2";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13.No.2(Spring,1953),pp.233-235.
(11)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1954(rev.ed.1979).
(12)转引自Michel Aust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Economy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rev.ed.,London,1977) p.5.
(13)Moses Finley,ed.,The Bucher-Meyer Controversy(New York,1980).转引自Ian Morris,1999,p.x.
(14)Finley,Ancient Economy,p.19.
(15)Ibid,pp.21-34.
(16)Finley,Aristotle and Economic Analysis,Past & Present,No.47(May,1970),pp.3-25; Ancient Economy,p.35.
(17)H.W.Pleket,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Mnemosyne,Fourth Series,Vol.29,Fasc.2(1976),pp.208-218; Finley,Ancient Economy,p.51.
(18)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2 vols.,New York 1968(reissued Berkeley 1978),p.1354,p.1359.
(19)Eranos，源自古希腊语“
”，意为宴会、宴饮，其间客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食物，没有主人设宴招待宾客的性质。“宴饮贷款”是一种亲善的从朋友那里筹集贷款的方式，但是它的出现使得嵌入式经济的继续存在和以地区为导向的行为对以市场对导向的行为的优越性变得喜剧化。参见Edward E.Cohen,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A Banking Perspecti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Chapt.6; Thomas J.Figueira,Review of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A Banking Perspective by Edward E.Cohen,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94.03.24.
(20)Finley,"Aristotle and Economic Analysis",p.23.国内学者关于古希腊土地问题的研究可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瑞聚：《论古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兼与古代中国重农思想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论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复旦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
(21)Finley,Ancient Economy,p.79.
(22)Finley,"Was Greek Civilization Bases on Slave Labour? " Historia 8(1959) 145-64; "The Servile Statuses of Ancient Greece",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 Antiquité,3 rd ser.,7(1960) 165-89; "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1964) 233-49; "La servitude pour dettes,"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et étranger,4th set.,43(1965) 159-84.这四篇文章皆收入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
(23)Finley,Ancient Economy,pp.67-8.
(24)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115.
(25)Finley,"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1977) 305-27,reprinted in 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p.3-23.
(26)Finley,Ancient Economy,p.125.
(27)Finley,Ancient Economy,pp.123-149.
(28)Finley,Ancient Economy,p.158.在1962年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Aix-en-Provence)召开的以“古代世界的贸易和政治”(Commerce et Politique dans L'Antiquité)为主题的第二次国际经济史会议上，芬利也明确指出，古代世界不存在什么商业强国的概念。参见G.E.M.de Ste.Croix,Review of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vol.1 by Congres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87,(1967),pp.179-180.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第180页。
(29)Finley,Ancient Economy,p.29.芬利认识到这一时空范围内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但是为了概括的准确，他抓取“理想典型”(ideal type)，集中考虑主要的类型及其行为特征模式。
(30)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Hegel,Marx and the Aftermath,Vol.2,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47,p.255.
(31)Finley,Ancient History:Evidence and Models,London,1985,p.5.
(32)M.W.Frederiksen,"Theory,Evidence and the Ancient Economy",pp.164-171.
(33)W.R.Connor,Re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Antiquity:Controls,Gifts and Trade by T.F.Carney &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Arion,New Series,Vol.1,No.4(1973/1974),pp.731-739; Mortimer Chambers,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he Classical World,Vol.68,No.6(Mar.,1975),pp.390-391; K.R.Bradley,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96,No.1(Spring,1975),pp.96-99.
(34)Lionel Casson,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 &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ume 1,The Ancient World by William I.Davisson,James E.Harper,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9,No.4(Oct.,1974),pp.1151-1152.
(35)Jens Erik Skydsgaard,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echnology and Culture,pp.617-619.
(36)Peter E.Gunther,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M.I.Finle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Vol.7,No.3(Aug.,1974),pp.530-531.
(37)Ian Morris,pp.xxiii-xxxi.
(38)诚如普勒克特指出的，正是在芬利模式的激发下，古史学家们才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它模式体系下的“非农业分支”(non-agrarian branches)。因此，古史学家应该向芬利表达敬意。H.W.Pleket,Review of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by Peter Garnsey,C.R.Whittaker,Gnomon,57.Bd.,H.2(1985),pp.148-154.
(39)Peter Garnsey,Keith Hopkins,and C.R.Whittaker eds.,Trade in Ancient Econom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40)为什么必须对芬利的观点进行修正呢？霍普金斯在《古代经济中的贸易》一书的介绍中做出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社会学角度的解释。Keith Hopkins,"Introduction," Trade in Ancient Economy,pp.xi-xii.
(41)Giuseppe Pucci,"Pottery and Trade in Roman Period",Trade in Ancient Economy,pp.105-117.
(42)André Tchernia,"Italian Wine in Gua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Trade in Ancient Economy,pp.87-104.
(43)H.W.Pleket,"Urban Elites and Business in the Greece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Trade in Ancient Economy,pp,131-144.
(44)关于学界对“oikos争论”的情况由来已久，相关论述可见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chapt.1,1985; M.Nafissi,'Marx's Paradox and Weber's Solution: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Journal of Max Weber Studies 1.1(2000).pp.56-83; Bradley A.Ault,"Oikos and Oikonomia:Greek Houses,Households and the Domestic Economy",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tudies,Vol.15,BUILDING COMMUNITIES:House,Settlement and Society in the Aegean and Beyond(2007),pp.259-265；较新的成果可见Hans Derks,"A Fascinating Oikos",Chapt.1 from The Oikos versus the Market(forthcoming 2013).http://www.hderks.dds.nl/discussions.html#Ancient_Economy.
(45)Hans Derks,Stad en Land,Markt en Oikos,Amsterdam:Un.of Amsterdam,1986.
(46)E.Coben,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A Banking Perspective.科恩的《雅典人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从一个新的视角向芬利正统发出挑战，科恩因此而获得1993年美国历史协会赫尔伯特·费斯奖。
(47)Inn Morris,pp.xxiii-xxxi.
(48)Walter Scheidel,Sitta von Reden eds.,The Ancient Econom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49)笔者曾就“芬利模式”问题请教了汉斯·德克斯先生，他慷慨赠文，并作了耐心细致的答复，谨此致谢。Hans Derk,The "Ancient Economy":The Problem and the Fraud,The European Legacy,7(2002),p.701-735.
(50)W.Scheidel,I.Morris,R.Sailer,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1)R.Osborne,Archaic Greece; P.R.Bedford,The Persian Neat East; R.van der Speck,The Hellenistic Near East; D.W.Rathbone,Roman Egypt; B.W.Frier & P.Kohoe,Law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52)Peter Fibiger Bang,Thirty Years After Finley,Review of The Ancient Economy by W.Scheidel,S.von Reden,The Classical Review,New Series,Vol.53,No.1(Apr.,2003),pp.15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