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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1)04-0001-06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使命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在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历史性地构建一种合理的张力关系，阐明中国杜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阶段性目标和必经步骤。这种张力关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追求和价值关怀，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冷静的现实态度和事实关怀。如何将中国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要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共产主义理想能够成为引领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南和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构想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宏伟蓝图，具有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向下直接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向上与共产主义理想保持密切联系，集中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
一、直面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
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美诸国并没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晚年已经认识到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和胜利的成熟程度。然而，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却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社会运动向制度性实践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和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并将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建立了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国家，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既难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又难以固守自己原有的社会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谋求自己独立自主的现代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认识和关键性抉择。因此，如何历史性地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寻找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李大钊曾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1]3李大钊等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已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复杂局面。
从中国社会现实到共产主义理想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历史距离；任何跨越性行动都难以迅速弥合这一距离。但这种历史距离不是永远不可跨越的永恒鸿沟，在高远的社会理想与落后的社会现实之间能够通过一系列历史阶段及其奋斗目标衔接起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距离和强烈冲突，不仅没有使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反而使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这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的理想作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动力和尺度。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强调说：“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1－2在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以后，如何探索和筹划从现实到理想的正确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认识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社会现实出发，阐明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必经历史阶段，才能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将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协调起来并互相促动，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目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内在地承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而且又加载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特殊张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张力结构。
尽管俄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但在一个比俄国更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并且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中国，要找到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道路，其问题和困难依然是空前复杂的。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在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紧张关系。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只提供了一个很低的历史起点和很差的客观条件。高远的理想追求和落后的社会现实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和矛盾势必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极其严重的思想冲突和心理紧张，以及由此形成一种急不可待的历史使命感，同时也容易使他们陷入各种极端倾向以及怀疑和失望的境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中，经常交替出现以下两种思想和心理倾向，一种倾向是出于对“理想社会”的热望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和盲目乐观，另一种倾向是出于落后社会现实状况而滋生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或“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悲观失望。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满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承载着中国社会现实的沉重负担。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探索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必须同时“两边挑”，“扣其两端而问”，“上下左右反复掂量”，寻找一种恰切的现实支点和理论重心，适时确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现实要求的奋斗目标，才能建构起理想与现实得以合理互动、相互激荡、相互牵制、相互补充的张力结构，以理想力量向上引导、提升现实力量的沉沦趋向，以现实力量向下制约理想追求可能滋生的激进倾向和急躁心理；否则，倒向任何一边都势必要摔跟头，陷入失败境地。倒向理想一边，人们将“不堪其轻”；倒向现实一边，人们将“不堪其重”；只有理想与现实交相为用，相互制衡，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合理把握、确立和衡量中国社会改造的奋斗目标及其“前后顺序”和“轻重缓急”，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稳扎稳打，不断前进，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现实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两个方面的深刻把握，由于缺乏本国革命实践经验和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未能从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历史性地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而是从理论原则出发，按照一种逻辑推理，策划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步骤，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提出了“两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两次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中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等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使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得到相当发展以后，才能进行，因此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致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一次革命论”认为，既然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的弊端，既然中国资产阶级非常软弱，无力领导中国革命，而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所以，中国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应该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理想。
如果仅从理论上说，上述两种观点似乎都各有它的道理，在逻辑上并不荒谬。它们的错误和缺陷在于孤立地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或世界历史时代，将中国革命逻辑简单化、模式化了，或者将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割裂开来，或者将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混淆起来，没有将中国社会状况与整个世界局势和时代转折有机地联系起来，从时代变化、世界局势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特别是其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相统一的视野中，去考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发展阶段及其复杂性。正如列宁所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总方向，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也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世界历史时代的巨变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样一种特殊的革命，即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深刻把握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又充分反映了世界历史时代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既正确区分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又正确把握了两者的联系和统一性。因此，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近代以来，离开世界局势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而局限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范围内已难以有效把握中国社会革命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根源于中国社会现实，而且也深受世界状况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世界历史时代，只有具备一种宏大的世界视野，才能深刻把握自身的问题。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包括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状况，而且越来越取决于普遍的世界交往，取决于该民族、该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二、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和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终于解决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历史性地结合起来，既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又阐明了通向这一理想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4]182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严格区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决不能将共产主义理想当作直接的实践目标付诸于当下中国革命实践，因为缺乏现实基础的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必然导致失败并最终损害理想；同时，我们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因为没有远大理想的指导，当前的实践势必陷入盲目和近视状态，失去其前进方向和精神动力。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现实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向下直接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向上与共产主义理想保持密切联系，内蕴着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毛泽东说：“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5]105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构想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宏伟蓝图，集中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历史性张力。毛泽东坚持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认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1060因此，民粹主义是错误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4]323同时，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竞争的新时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有极大的可能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7]559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历史性地联接起来，沟通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渠道和桥梁，既富有现实基础又满含理想召唤，成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完美杰作。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7]683－684毛泽东形象地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比喻为要做上篇与下篇两篇文章。1937年毛泽东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8]276在1939年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再次强调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5]244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了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极对立，克服了“一次革命论”与“两次革命论”的理论偏执，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独特性和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它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既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又具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民族民主革命，既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兼具两者的性质，可以说它本身就充满内在的张力，而在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毛泽东分析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9]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是一套系统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而且内蕴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其革命理论只有置于这一宏伟蓝图之中，才能充分展示其实质内容和时代意义。毛泽东思想历史性地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集中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成功实践中。这一理论与实践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状况与共产主义理想历史性地结合起来，科学地构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以及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和必经步骤。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成果，也是它获得巨大成功的思想秘密。毛泽东说：“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5]122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从现实出发，在实践中探索通向理想的正确道路，将求实精神和理想追求、认识现实与改造现实统一起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实现理想的革命事业。
三、理想与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制度化
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围绕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运行的。一方面，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既明确区分最高理想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又将之密切地联系起来，努力使当前的实践活动获得更深远的历史意义，防止当下的实践活动陷入事务主义的盲目狭隘境地，偏离甚至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想追求。“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6]1059。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善于根据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历史性变化，深刻把握和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现阶段奋斗目标的相互关系，反对将两者混淆起来，反对将共产主义理想直接付诸于当下现实，防止共产主义理想蜕变为一种道德乌托邦。毛泽东强调：“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7]367－368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地在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批判各种错误倾向，在这两者之间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合理的、动态的张力关系，在艰难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共产党人既保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又采取了一种现实的冷静态度。“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7]522－523可以说，这种理想追求和务实精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表现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已经结合到了世界历史的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及其时代要求。
毛泽东思想历史性地构建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不仅表现在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构想了宏伟蓝图，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正确地规划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和政策，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对作为革命成果的建国构想及其成功实践中。只有如此，革命蓝图与革命成果才能相互检验和相互确证。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7]663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结构集中地表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现实化、制度化。这一国家结构不仅具有功能价值，而且具有目的价值，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特定历史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仅是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而且本身就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追求，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特定历史形式和政治表现。在分析了世界上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国家形式之后，毛泽东总结说：“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7]675具体地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7]677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和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中，毛泽东根据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所处的特殊境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新的政治方案，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僵硬对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将中国境内各个革命阶级、各个革命党派和人民团体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并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联系在一起，成为适应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最终使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了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一位德国学者在比较现代西方文明的成就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命运时写道：“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世界其他地区是否会在政治机构层面上提出某种综合性的和更为明智的应对方案？显然，新的建设性答案将再次成为文明的重大成就和文化贡献，而它不仅不亚于欧洲的贡献，而且是在比当年欧洲困难得多的内外条件下取得的，因为当年的欧洲具有较大的时间空间。”[10]前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及其成功实践是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就和文明成就。这是一个不亚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创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俄国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政治成就和文明成就，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随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得以在国家政权的主导下，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重新理解和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认识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任务。
收稿日期：20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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