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与艺术设计史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设计论文,史研究论文,科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设计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皆属历史学的范畴，二者互相依存，密切相关。艺术设计史经由对设计史料、影响设计发展的诸多因素的梳理、分析与判定，来刻画和说明设计发展的过程；而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则通过对具体专业的艺术史学家在进行各自研究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之考察，来阐明艺术史学家所使用方法的特征及其对所处理题材的作用，进而为包括艺术设计史学家在内的艺术史专门学者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上述两门学科与史学界其他学科一样，在20世纪保持着动态、开放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史学界各学科之间交流并进，更重要的是，使得艺术史和艺术设计史广泛地汲取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其在研究方法上发生巨大的变革。
在20世纪历史研究领域，西方新史学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它引发了西方史学的根本性转变，被称为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迅速崛起，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日趋成熟。它们运用各自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侧面剖析和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许多传统观念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和修正，经常进行着激进和彻底的变革。新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所提供的契机下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的。其倡导人鲁宾逊认为，“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进步的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注：鲁宾逊：《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P53。）这段话可以说是新史学关于研究方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写照。
此前，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兰克极力宣传和推行“历史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的著名观点，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历史学获取了独立的地位。但实证主义在以分类、归纳的方式进行具体研究时，孤立地处理对象，视野狭窄片面，题材单薄僵硬，只重视广义政治中的内容，却往往将人类广阔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弃之不顾。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史料考证，辨别真伪，写作风格方面以平铺直叙为主；在意向上过于强调自主性而忽视与其他相邻科学的结合。新史学的“范式”与之不同，它主张历史学的最大功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了解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过去的问题与未来的前景。因此，新史学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而不仅仅是政治活动；它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来考察历史变化，将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相对准确地了解现状并推测未来，使社会以史为鉴，最大可能地避免人为的失误及其导致的灾难，以造福于人类。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反对以史料学代替历史科学，不单纯强调史料的考据，重视革新，广泛运用理论的概括与解释，在写作风格上，反对单纯的描述，而是提出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以此为框架将史料概括起来，尽可能地赋予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互通有无，相互借鉴。这反映着19世纪传统史学与20世纪的新史学在研究态度上的本质差异。
年鉴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扩大历史领域时空范围的同时，创建了一种框架来安排历史时间，对历史进程提出系统的解释。他指出，应“……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社会时间，一个个体时间”（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P7。）。这种“历史时间三分法”也就是他著名的三个时段概念：“长时段”又曰“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通常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中时段”即所谓“局势”，指在较短时期内跌宕起伏，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过程，如人口的变迁、生产、物价的增减等；“短时段”则是“事件”，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战争、地震等。在决定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的“结构”；其次，“局势”的变化也可能对历史产生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与前两个因素相比，“事件”对历史的影响似乎较为复杂，有时其效果是直接而表层的，有时则表现出革命性的作用……
除了社会科学的影响以外，20世纪的自然科学因量子论与相对论的确立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对史学的研究亦有极大的启发作用。20世纪科学理论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物理学领域。在19世纪末，人们还对牛顿力学——17世纪的力学革命成果——深信不疑，但普郎克对热辐射的研究却推翻了旧有的信念。他发现能量并非如从前所认定的那样是连续的，而是不连续的、分立的，几乎是微粒性的，因此能量以小的单位即“量子”的形式存在。普朗克的量子论彻底地改变了物理学家对能量的认识。随后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证明了物体的能量与它的质量成正比。至此，能量与质量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相对论问世后，绝对空间与时间的概念被摒弃；牛顿的宇宙观被四维空间，即时空连续观所替代；一种对宇宙的全新认识诞生了。
传统的自然科学将知识的增长看作是绝对的、一劳永逸的过程，人们相信存在着“终极知识”；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则是动态开放的——提出假说，通过批判而证伪或接受假说，由此再提出新的假说……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知识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进步。科学否定了“终极知识”，促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跃进，科学的进步推广到历史研究领域，“终极的”历史知识同样也是不存在的。
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出现赋予史学研究者以利器；人们不再坚信社会历史现象具有绝对的因果必然性，他们转而采取一种依据事实和科学证据的健全态度，几乎不再有历史学家仍然抱有阿克顿的信念，认为能够有一部终结性的世界通史。历史的非决定论建基于对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的深入了解和比较之上。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人的主体因素将直接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决定历史的进程。
史学研究的这种革命性变化，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艺术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的苏格拉底、艺术史学界的伊拉斯谟的贡布里希爵士，在回答为什么要有艺术史的提问时断言，艺术之所以有个历史是因为它有清晰的延续性，艺术史研究方法是对艺术规律的内在、外在因素的解析与阐释。与其前辈不同，贡布里希已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构成、史料鉴别等方面的局限性，对自我表现理论和艺术进步论始终持怀疑态度，他擅长运用常识来抨击脱离实际的盲目自信。他的基本信念是，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艺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论模式对艺术规律的内在、外在因素所进行的解析与阐释。从上个世纪迄至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从单一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变过程。作为艺术范畴中的设计艺术当然可从艺术史研究发展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研究现代艺术设计史应综合借鉴艺术史以及其他历史学科的观念与方法，合理地编排、梳理和阐释相关的史料，以期达到刻画和揭示设计艺术发展之真实历程的目的。在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某一地域的设计有根本性制约作用的正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地理时间”，即“长时段”；但“局势”和“事件”也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不同时间段内与设计史发展相关的内外因素的变化，都能对设计风格的变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斯堪的纳维亚现代设计史为例，在“长时段”的时间内，北欧的地理、气候、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对稳定，它们对设计的目的、设计的取材、设计的制作方式等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如北欧广袤森林的优质木材是斯堪的纳维亚盛产家具的先决条件；北欧诸国的民主理想和实践则使其生产的目的定位在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之上，其产品因此也折射出一种精致与节制的生活态度，既无铺张炫耀之势，又无粗鄙简陋之志。在“中时段”的层次上，例如，在20至60年代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机械工业、社会体制逐步完善，工业生产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十年为单位，北欧设计渐趋成熟，在实践中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过程。“短时段”的时间在斯堪的纳维亚现代设计研究中起着极其活跃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阻碍了北欧各国的生产过程，扰乱了往昔安宁的生活秩序；战后人们的心境和观念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设计的观念与表现的手段自然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60至70年代是全球学生进行“街头革命”的年代，政治局势动荡不宁，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如潮水般大量涌现，此时设计的表现主题努力贴近于各种思潮，倾向于以反叛的姿态传达设计的个性，如此等等。
在努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艺术史研究应系统地分析在各个时段历史时间中设计的独特表现形式，廓清影响设计风格的各种因素及其联系，以揭示设计风格发展演变的趋势或倾向。现代设计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对设计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常常纠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将它们分离出来，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适当范畴具有相当的困难。由于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对各种或诸种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和后果所做的评判或估计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确定性；在设计史中，对任何现象或因素所做的武断的概括都很容易找到反例，从而将其证伪，就像在一般历史研究领域内人们所常见到的情况那样。所谓“历史不能一概而论”，便是这一观念的表白。
有鉴于此，我们不倾向于采用设计发展的“规律”这类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设计的“模式”，其发展的“趋势”等概念。因为历史中规律性的发展格局已为当代历史学研究所动摇和质疑，每一个研究对象或过程都有独特的性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亦各不相同，完全相仿的事例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这似乎决定了“模式”、“趋势”等概念比“规律”概念在历史研究中更具有适用性，从而更具说服力。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类目睹了空前规模的迫害、杀戮、种族灭绝、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和大屠杀；但另一方面，战争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和平年代，这时期的创造发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在这种回荡着挫折、抗争、绝望、憧憬、奋进……的时代交响曲的广阔背景之下，现代设计的风格才得以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的面貌。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时代的设计风格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工业化程度、国际交流等密切相关，而本国的文化传统又强烈地影响着民族的审美趣味、意识形态趋向以及思维观念的定式等，从而决定着设计特征的形成。为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地探究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汲取和借助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于提高研究者的眼界，拓展其视域，增进其洞察力，无疑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