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趋势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两大主干门类。虽然这两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区别，并且在自产生以来的漫长时期里，几乎处于严重的相互隔离、互不理解的割裂状态，但进入现代以后却呈现出日益强烈的相互交融、高度综合的一体化趋势。在当前科学技术已作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低的首要因素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和把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走向一体化的趋势与规律，对于我们积极有效地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进步速度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并不是说两者可以直接等同和差别消失，更不是说各门自然与社会科学都向某一门具体科学看齐、靠拢乃至归并，而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系统性的增强、互通整合性的递进和协调有序性的提高，在其实质上是一种丰富差异性的协同和复杂多样化的统一。
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问题，迄今中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如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科学乃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不同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这些环节无论在哪一处都不可能被扯断”。〔2〕 这些至理名言和经典性论断，应作为我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科学关系的指导思想和一般信念。总括目前已有的种种观点和笔者个人的看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基本途径、表现形式以及内容和原因等，可以综合、略要地概括为以下诸方面：
（一）科学对象相互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决不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或者异想天开，而是物质运动规律、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研究能力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它发生发展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基础和本体论前提，就在于现实的多样化、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一为自然界、一为人类社会，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知识体系，不过是对自然与社会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确切反映。自然与社会虽然在结构、功能、机制、层级、复杂程度上有着本质的差异，但这种差异非但不能成为它们相互割裂的原因，而正是它们能够相互补充和统一的条件。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自然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并且永远是从属于自然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它在实质上不过是自然界发展过程中新质的运动形式。既然自然与社会只是统一的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那么作为对这种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与层面的具体而正确反映的各门具体自然与社会科学必然也是统一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天然自然已被高度“人化”和不断退缩，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被纳入人的对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轨道，自然规律也正超出纯自然界限而体现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人类社会也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物质体系和日益依靠消耗发散物质、能量、信息，才能维持自身存在的人工自然结构。自然日益社会化，社会迅速自然化，两者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度的相互交织和依存，彼此界限也从没像现在这样模糊和相对。“在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世界中，没有什么纯社会，也没有什么纯自然，脱离自然的社会和脱离社会的自然，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也是得不到正确理解的”〔3〕。正因如此， 日本著名学者玉野井芳认为：“自然科学可称为‘自然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称为‘社会的自然科学’”〔4〕。研究对象的这种日益增强的物质的相互统一性， 客观地构成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呈一体化趋势的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
（二）科学方法相互移植。科学方法是研究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并正确地反映客体本质与规律的各种精神手段和“软态”工具的总和。它是形成科学主体的必要条件、建构科学客体的内在根据、获取科学成果的基本保证和达到科学目的的中介桥梁，构成了科学运行的支柱与依托。没有正确有效的科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则科学就不能取得成功与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科学的每一重大发展，几乎都是以科学方法的创新为重要前提和内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趋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途径与形式，就是科学方法的相互移植和相互渗透。
一般说来，科学方法可分为个别方法、特殊方法和一般方法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方法的适用范围和迁移功能是很不相同的。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相互移植，最主要和普遍的是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向社会科学系统的移植。自然科学在历史上的独立发展时间要比社会科学稍长，其科学方法的水平、效能及成熟、完善程度也远比社会科学方法高。因此，自然科学方法自本世纪初，便被大量、广泛地移植和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数学与逻辑方法、观察与实验方法、模拟与类比方法以及新老三论方法等等，就属此类。但科学方法的移植和渗透是双向互动的，一些比较成熟和通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如价值分析方法、伦理规范方法、目的假设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直观外推方法、模糊思维方法等，在本世纪中叶以来，也开始被引入和运用于一些自然科学研究。当然还必须看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毕竟是有许多原则区别的，其研究方法的移植，必须以双方具有具体的统一性、类适性和互动性为前提，并且还要根据对象的特定内容和要求，进行合理选择和再创造。如果不分具体情况、机械照搬，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而且还会得出错误和荒谬的结果。
（三）科学成果相互吸收。科学成果是科学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产品，其基本形式有新事实和新规律的发现、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创造等。科学成果的相互吸收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与形式，其中最为普遍和常见的是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的相互引用和借鉴。如在自然科学各学科中，有一些概念和原理，不仅深刻揭示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且经过适当改造和推广，也可以用来揭示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像热力学中的“熵”概念和“熵”定律，目前就已被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用以解释和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某些联系和规律；电子学中的“阈”概念被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用以解释某些心理现象；等等，实践证明都是比较成功的。至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信息、反馈、控制、工程等范畴，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就更广泛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自然科学所借鉴，如伦理范畴、价值观念、商品与市场理论等，就在自然科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运用。此外，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在其论证方法、语言表述、承载形式、传播机制、转化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也出现了相互借鉴与同化的趋势。但科学成果的引进和使用需要进行差异性改造及创新性整合，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失误。如在18世纪曾有人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社会现象研究，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情念引力”，这种引力作用在每个人身上，制约着人们的意念和行动。但这种“情念引力”却是一种人为虚设的伪科学概念。类似的事件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5〕。
（四）科学学科相互交叉。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互不搭界，各自在本领域的主要学科内开展研究活动，单学科研究占主导地位。从本世纪中叶尤其是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需求的推动，专门知识的大量积累和学者兴趣的变迁，各门不同学科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相互跨越、交叉与融合，出现了大量的新兴交叉科学。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中的实有交叉学科总数已达5659个，占全部学科数的57.45%。 其中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的学科数为96个，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数为747个〔6〕。从这些统计数字可清楚地看出，学科交叉已处于科学发展的主导地位。其交叉的结果和标志是产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及比较学科。众所周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众多学科领域的庞大的多级分类体系，其中仅自然科学的元学科就达1251门，社会科学的元学科也有931 门之多〔7〕。 所有这些不同的元学科之间都具有相互交叉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实践上的价值性，而目前实用的交叉学科数只占应有的交叉学科数量的很少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确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相互交叉，将成为科学新知识的主要生长点和科学发展的主导模式，“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8〕。
（五）科学问题相互综合。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化未知为已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总是首先从发现和提出问题开始，尔后围绕确定的问题展开研究，最后以问题的解决为终结的。“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认识主体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又未解决的矛盾，它包含着一定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但尚无确定的答案。”〔9〕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始点， 也是科学认识的生长点，其对科学发展的重大的促动和制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科学问题形成的具体原因、契机、方式和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但所有的各种科学问题，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和决定于社会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其具体的时空范围、技术装备和效能水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当代社会经济急剧增长、社会总体变迁加速、国际联系空前紧密以及科学日益应用化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科学问题，都是综合性、跨学科性的。诸如环境与生态问题、资源与人口问题、南北差距与东西关系问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问题等等，都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复杂系统问题。解决这些复杂、综合的系统性问题，单靠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10〕，才能收到预期效果。总之，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综合性的跨学科性，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与协作的必然性，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根源。
（六）科学目标相互协同。科学活动是人们的一种自觉而有目的的活动，它总是围绕着一定的目标展开，向着一定的目标逼近的。所谓科学目标，简单地说，就是科学主体在科学活动中的预定任务、预期效果和追求理想的统一体。它由于对科学活动具有重要的定向、定性和驱动作用，因而在科学系统结构中处于核心与灵魂的地位。
科学目标从整体上说是一个包含众多具体内容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大体上可分为认识目标和价值目标两个基本层次。认识目标是科学的直接和内在的目标，科学的认识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求真，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获取关于客体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成果。对科学的真理性认识成果，科学共同体有着公认和通用的具体要求与标准，这就是它必须达到和具有客观的可证实性、逻辑的圆满性、理论的精确性与简单性等等。自然科学界对其活动的求真目标历来是非常坚定、执着和笃信的。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们都把探求真理本身作为自己的至上目标、神圣天职和终身职业选择，为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研究工作，他们可以不要官职、舍弃享受乃至牺牲生命。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界对求真目标的认识与实践是远滞后于自然科学的。如在我国近现代以前，有相当多的人文知识分子片面理解“经世致用”和具有过火的“参与意识”，他们往往把为人生而学问、为社稷而学问的信条绝对化，不承认或者没有认识到作学问本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和目的意义，而是把作学问、搞研究仅当成维护道统的手段和个人入仕的敲门砖，时刻梦想、准备、盼望着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当官、治国、平天下，其专业献身精神十分淡薄。自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和制度受到很大的冲击，社会科学已经高度职业化、社会化，其地位、作用和独立性得到很大提高，社会科学以求真为本的认识目标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和强化。其它再如社会科学在其认识目标及其研究课题确立的程序、方式、机制、结构、水平诸方面也已同自然科学逐步接轨，两者的认识目标差距也呈缩小势头。
求真虽说是科学的直接现实的目标，但却不是它的根本、最终的目的。科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的整体需要，而科学的这种造福人类的根本目的，在其现实性上也就具体对象化的构成了科学的价值目标。科学的价值目标和认识目标是互为前提、连带产生的。一方面，科学的认识目标是其价值目标的基础和前提，人们只有首先获得关于客体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成果，然后才谈得上这种认识成果的应用和价值；另一方面，科学的价值目标又是其认识目标的动因和归宿，科学认识成果如果不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或潜在的价值，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和兴趣去搞科学研究。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目标上还有本质区别和水平差异的话，在价值目标上则是水乳交融、难分仲伯的。在当代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国家和社会里，人们普遍把发展自然科学作为达到自身发展目的的重要手段，而对社会科学的期待和要求也莫不如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价值目标上，几乎已达到了浑然一体、直接等同的地步。
（七）科学功能相互补充。科学代表着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决策、积极的创造和高效的实践，因而它必然具有十分广泛、重大的社会功能。科学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够加速经济增长、推动政治民主、提升精神文明和促进主体发展。虽然从总体上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具有上述整体功能，但若具体分析两者的社会功能结构，还是有着明显的侧重、定域以及相应的主次之别和独特之处的。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最直接、最主要和最集中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它作为技术母体与其转化技术是一种首要的生产力，它能够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技能、改善劳动者的智力结构；能够扩大劳动手段的性质和功能，提高劳动手段的工作效率；能够拓展劳动对象的来源和范围，提高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益；能够促进生产力系统的结构优化，导致产业结构体系的更新；能够激活各种经济因素与机制，引领经济系统高速增长。而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最直接、最主要地表现在管理和精神文明方面，诸如提供决策咨询、充当领导智囊、调控政治运行、协调社会关系、指导文化建设、优化人生质量等等。夏禹龙先生曾指出：“如果把整个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比喻为计算机的作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可认为是硬件部分，社会科学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计算机的软件部分”〔11〕。这“硬”与“软”的比喻和区分虽然是相对的，但却也是准确的，两者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完全是一种相互依赖和补充的关系。
（八）科学组织相互包容。科学组织是科学主体为进行科学活动而结成的共同体。它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的任务、比较健全的分工协作关系和组织管理制度，其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效率是十分重要的。科学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生产关系，它主要是由科学生产的性质和能力所决定的。在现代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和综合性能力日趋提高的条件下，广大科研人员及辅助人员只有形成合理的组织结构，从而进行科学的分工协作和有效的集体活动，才能提高科研效率和进行知识的扩大再生产。没有健全、先进和高效的组织系统的支持与保障，科学的健康、持续和较快发展是不可能的。与上述的科学关系要适合科学能力的规律，以及科学的整体化趋势相适应，传统的自然科学组织和社会科学组织正逐步打破原来的封闭、僵硬和不搭界的状况，出现了相互延伸、靠拢和包容的势头。比较突出的如产生了一批综合性的软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有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增加了社科方面的研究项目，有的社会科学机构也向科技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组建了一批跨越两大学科的学会、研究会以及协同攻关组织；国家和政府也加强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宏观组织领导与组织协调，等等。从科研组织体制上看，当代世界各国原有的“集中型刚性组织体制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柔性化，而分散型的柔性组织体制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刚性化，双方扬长避短，发生转化现象”〔12〕。当然，现有自然与社会科学组织的相互包容与协同，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看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可以预期，随着科学整体化运动的加速，这两大科学体系在组织上的相互包容和整合程度将会不断提高。
（九）科学政策相互接轨。科学政策是国家或部门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科学发展任务而制定的有关指导方针和行动准则，它既包括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科学发展总目标、总任务、总方针和总策略，也包括局部性、短期性的策略原则和具体规定。科学政策作为科学的指导方针、策略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统一体，对科学发展的道路、模式、结构、特色、效果等均具有重大乃至根本性的导向、规范和控制作用。
一般说来，科学政策同具体的科学现状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保持着具体的统一性和适应性，人们总是根据科学的现有能力、水平、规律和趋势，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任务、战略和条件，来选择、建构相应的具体科学政策模式。但也正由于科学政策与科学能力的具体统一性及其各门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使得自然科学政策比社会科学政策在总体上要早熟、先进得多，它在近代以前就已受到国家的重视，到现代已经形成了十分健全、成熟和高效的政策体系，其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社会科学大体上是在本世纪中叶，才真正取得科学的地位和正式被纳入国家的科学体制之内，在政府层次上的社会科学政策，也正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创建、选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阶段。但这一阶段的社科政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科学政策的移植、引进和模仿。
从二次大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节节上升，其社会作用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巨大和具有决定意义，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从没像现在这样大量增加和具有复杂性。这种现状和趋势，迫使政府和社会既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要重视和扶持社会科学，以期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具体科学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从而使社会科学政策与自然科学政策相互贯通、接轨和协调。如我国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所制定、实行的科研财政支持政策，科研课题基金政策，科研人员职务评聘政策，科研成果奖励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学术交流政策以及在发展纲要、战略规划、改革设想等方面，都基本上是相互接轨和贯通的，这种趋势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十）科学教育相互延伸。科学与教育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和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器，两者历来是既相互制约和依存，又相互促进和加速的。其中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手段，它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由科学生产方式和科学知识现状决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变迁，教育观念、体制、结构等必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在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呈一体化发展、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的需求，竞相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和优化教育内容，促使传统的单学科专才教育模式向多学科型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变。其主要改革方向，一是促使学校结构综合化，即逐步改变原有的按单一学科独立建校模式，将文、理、工等几大类学科纳入同一所学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都从人文科大学发展为包括文理工等学科的综合大学。我国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也从单纯的工科大学扩大为包括理、工、文在内的准综合大学。实践说明，把理、工、文等几大类学科纳入一所大学远比单科型学校建制更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二是促使教学内容合理化，即使培养的人才具有复合交叉型的知识结构。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规定理工科学生必须修完占总学分数的20%的文科课程。文科学生则须修满占总学分数的27%的理科课程。我国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总的说来还是严重的重理轻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结构失衡。其突出问题一是专业结构中，理工科所占比重过大而文科比重过小，与发达国家呈倒置关系〔13〕；二是学校结构中，单科建制的学校过多，综合建制的过少，文、理、工科的相互分割严重；三是课程结构中，理工科学生所修文科学分过少，文科学生所修理工科学分更少。所有这些问题显然都是同科学的一体化趋势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应当逐步改变。
（十一）科学文化相互顺应。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生活方式，既是社会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观念、科学制度和科学产品三个层次。科学文化从总体上说应包括自然科学文化和社会科学文化两大子系统，但长期以来人们大都将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排斥在科学文化范畴之外，或者根本不把人文科学当成科学，或者将其当成科学的对立面。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模式，造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敌对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两极分裂”〔14〕。然而分久必合、物极必反，随着科学效应的巨大增长和人的主体意识的日益强化，这两种曾被认为是冰炭不同器的科学文化经过不断的碰撞与摩合，已经逐步走向相互顺应和同化。
从观念文化层次上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趋合二为一，其主要表现：一是科学整体观念的确立。现在无论是科学主体，还是领导主体及其他社会主体，都在具体实践中感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可或缺性和系统互补性。两者之间具有整体的结构与功能、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和整体的地位与价值，轻视或舍弃任何一方，都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不幸，这一点正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二是科学价值观念的趋同。传统的自然科学是只关注求真而不关心善恶的。不问价值问题、不作值价判断、保持价值中立，曾是许多“纯正”学者们的恪守信条。然而现代科技功能的巨大增强及其严酷异化现实的产生，已经彻底证实了以往对科技的盲目乐观主义和天真理想主义，证实了所谓科学的“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和不可取性，代之而起的则是将科技发展纳入人性轨道和生态规范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震耳呼声。饱受生态恶化之害和精神失谐之苦的当代人已经醒悟到，只有人的整体幸福、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才是科学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点。面对既可造福人类但也可毁灭人类的巨大科技力量，人类必须施以严格有效的价值定向和价值调控，确保其发展效应的人道化和生态化。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及技术的认知和理解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传统的否定科学技术的人文主义，已在充分吸纳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升华为一种科学化的“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将围绕科学而建立，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同时也“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15〕。至此，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与对立之后，终于在最深层的价值文化形态上融合了。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制度文化、产品文化层次上，也日趋相互接通与化合。
（十二）科学发展相互共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发生发展的前进运动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两者可以说既相互差异和区别，又相互关联和依存，以其特有的社会机制，保持着总体发展的具体统一性。这种具体的统一性首先表现在发展渊源的共通上。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在近代以后才真正成熟和分殊的，而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彼此无界和浑然一体的，两者共同的孕育母体就是人类早期的自然哲学体系。其次表现在发展历程的共通上。自然科学在古代是直观整体和原始统一的，在近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化运动和处于割据状态，到现代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相互综合与统一，其总体发展经历了整体——分化——综合三个历史阶段。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也大体上经过了与之相似的三个阶段。再次表现在发展规律的共通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与社会。由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统一和差异协同关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又有着共同的本质及相似的地方，因而两者在发展运动规律上也必然有着众多的共通之处。第四表现在发展模式的共通上。如在组织模式上，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遍实行单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举，注意跨学科研究组织建设；在调控模式上，实行社会需求与学者兴趣相结合，大力加强社会需求的调节与导向作用；在研究模式上，重视个体潜能的发挥和集体效能的提高，注意协调好分散研究与集体合作的关系；在战略模式上，实行开放引进和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方针，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等。第五表现在发展趋势的共通上。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呈现出日益强大的整体化、应用化、数学化、加速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等趋势。此外，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发展目标与手段、发展观念与机制、发展结构与效益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共通性。
（十三）科学主体相互结合。科学主体即具有科学意识并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由于科学主体在科学系统运动中处于主导、驱动和调控中心的地位，他们既是科学对象与学科的建构者，科学方法与组织的运用者，又是科学问题与目标的选择者和科学教育与政策的实施者，因而他们的整体智能和整体意志是决定科学发展的最为首要的条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趋势的发生发展过程，完全可以说是由科学主体的集体选择与合力创造的结果。没有广大自然科学主体和社会科学主体的相互学习和理解，相互交流和协作，无论是两大科学系统之间的方法移植、学科交叉、目标协同、成果吸收，还是政策接轨、教育延伸、文化顺应和发展共通等等，都是不可能自动发生和实现的。
从科学人才史的角度看，古今中外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家，无一不具有良好的社科知识和人文修养，而那些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大都掌握了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方法。在当代“信息爆炸”、知识密集和科技整体化加速增长的社会里，人们已普遍感受到了单一知识结构的弊端和复合知识结构的优越性，由此而兴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相互联盟的日益强大的呼声和潮流。科学主体的这种相互学习与结合，可以说既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又是这种一体化趋势的客观标志和重要形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2〕M·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一致》第183页，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6年版。
〔3〕余谋昌、王兴成著：《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第227页，中共中央出版社1995年版。
〔4〕夏禹龙：《科学学基础》第7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5〕解恩泽主编：《跨学科研究思想方法》第39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6〕〔7〕吴维民主编：《大江流——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第一～四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徐飞著：《科学交叉论》第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国家教委政治思想司编：《自然辩证法概论》第12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0〕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第4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第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王兴成等主编：《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第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3〕〔英〕斯诺著：《两种文化》第3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14〕夏禹龙等著：《论智力开发》第158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5〕〔美〕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第125页，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