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三类开放大学模式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地区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三类论文,模式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8700(2002)01-0003-06
一、介绍
当今，终身学习的社会要求导致了教育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开放远程教育日益成为人们所青睐的学习模式。自70年代以来，亚洲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一样，开放高等院校的发展极其迅速。在我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孟加拉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都建立了远程大学。一般来说，亚洲的开放大学是依循两类模式建立的：一类是依照1969年创立的英国开放大学的模式，如孟加拉国开放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香港公开大学，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另一类是根据本国的特征建立的开放大学的模式，如我国的电大系统，南韩放送通讯大学、日本放送大学等等。
本文旨在首次对亚洲开放大学的引进模式与本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我国电大系统、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以及香港公开大学为例进行个案比较研究。中国和印度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我国电大系统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又是两所全国性的为成人提供远程教育的巨型高校。基根(Keegan,1999)指出：“要分析远程教育，如果没有参考世界最大的远程教育系统，即中国电大系统，是不符合科学原则的。”香港公开大学是参考英国开放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公开大学推出了更多的中文课程，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充分考虑到“中国因素和特区特色”。由于这三所开放大学显著的组织特色和文化背景，在亚洲具有代表性，因此成为我们选择的个案研究对象。
文献研究发现，现存的开放远程教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一所或本地同类的几所远程院校，这类研究可以供本地院校内的教育改革参考，但缺乏普遍的意义。本文首次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亚洲典型的不同类型的开放大学模式，探讨的主题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费和成本效益、教职员工的组成和分布、不同教育层次的学生、教学和传递模式、学生的性别和年龄分布、以及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应用。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以上三所开放大学作个案比较，有着以下五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国土面积、人口和平均国民收入来看（表1），我国内地和印度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这两个国家开放远程教育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远程教育的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相比之下，香港特区只是弹丸之地，但经济发达，都市发展先进，属于发达地区都市的开放大学类型。第二，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内地和印度是以农业、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香港则是服务性经济占主导地位（见表2）。第三，从政治制度来看，我国内地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印度是采用民主制度，香港则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自从1997年7月，香港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第四，印度和香港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于1947年取得独立，而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第五，从创办的模式来看，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都是依照英国开放大学的模式建立的，而中国电大系统则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集权系统模式。
表1：中国内地、印度和香港特区的人口、面积和平均国民收入
国家／地区
1998年的人口
1998年的国民
1996年的面积
（单位：百万）
平均收入
（万平方公里）
（美元）
中国内地 1,238.6 730
959.7
印度979.7 430
328.8
香港特区 6.7
23,6700.11
表2：1998年的经济结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国家／地区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
中国内地 18% 49%
37%33%
印度 25% 30%
19%45%
香港特区 0% 15%
7% 85%
三、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本研究收集和分析了1997年以来有关的中英文文献、统计数据以及研究论文。
问卷调查：1999年5月，我们给电大系统、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的141位参加以下国际会议的远程教育工作者发了问卷表：1997年和1998年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年会、98上海开放和远程教育国际研讨会、1999年于汶莱举行的英联邦开放教育论坛。我们收回了96份有效的问卷表，回收率是68%，其中77份来自我国内地的12所广播电视大学，12份来自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以及7份来自香港公开大学。
四、研究结果
（一）行政管理制度
我国的第一所广播电视大学于1960年建立，到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随之，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各自的广播电视大学。据1998年统计，电大系统有一所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469所地方电大，1742所县级电大，17076个教学点，入读学生共有690,000人（中央电子教育管理信息中心，1999，第1页）。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于1985年成立，是印度惟一的全国性开放大学，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不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管理。据2000年统计，大学在全国有21所地区习中心和382所学习中心，学生达516,000名(Kanwar & pilliai,2001)。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具有双重职责，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独立地实施远程教育，另一方面协调并确保印度其他9所各自独立的州立开放大学的教育水准。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曾于1994年获英联邦进修组织颁发的“优异机构大奖”，以及1999年获得“英联邦进修组织主席远程教育优秀教材奖”。
香港公开大学是香港惟一一所专为年满17岁、有志于进修的成人而设的高等院校。公开大学于1996年由香港政府建立，前身为香港公开进修学院，于1997年升格为大学，现时学生约25,000人。虽然开公大学只有11年的校龄，但成绩显著。1999年，公开大学荣获两项国际大奖，一项是由英联邦进修组织颁发的“远程教育学府卓越成就奖”，另一项是由国际远程教育协会颁发的“优异机构大奖”(OUHK,1999a)。2000年6月，公开大学再夺殊荣，其电子图书馆获得瑞典斯德歌尔摩市政府和欧洲委员会颁发的“斯德哥尔摩科技挑战奖”(OUHK,2000)。
在行政管理方面，以上三所开放大学各具特色。我国电大系统采用的是集权性的全国电大分层系统模式，以中央电大为最高管理层，对各级电大开办的必修课程确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学习材料、科目考试和评卷标准(Yu,1999)。印度的远程高等院校的管理制度则不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是全国性的开放大学，但兼负其他各自独立的9所州立开放大学之间的协调和质量保证。而这9所远程大学在行政管理、经费来源、学生招生、课程开设、教学传递、考试等方面，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其他州立开放大学之间都是互不相关的。例如，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提供的最高学位是硕士，而印度的安贝特卡博士开放大学、加纳特卡州立开放大学以及YCM开放大学都提供博士课程。
香港公开大学在成立初期，仅有5个学科和4200名学生。11年过去了，学生人数增长了6倍，学科增加到85个，这些高质量的课程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但比较我国内地和印度，香港毕竟地小人少，因此，在1997年以后，公开大学致力服务香港以外的华人社区，尤其是祖国的教育事业，力求资源共享。现已在内地的10多个城市推出了多个学科，入读人数达2000名。
如何看待这三种行政管理模式，以及这三种模式之间有什么互相借鉴的地方，将在后面一部分讨论。
（二）经费来源和成本效益
表3列出了三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来源：
表3：三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来源(%)
开放大学
政府每年的 来自学
经常性拨款 生的工
学费
其他
作单位
电大系统
51.6% 40.0%5.1%3.3%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40.0%
0 40.0%
20.0%
香港公开大学 0 0 93.2%6.8%
在我国的电大系统中，50%的经费来源于各级政府的拨款，其中3.6%来自于中央政府，20.3%来自于省级政府，27.7%来自于地方政府。另外，40%的经费来自于学生的工作单位，学生所交的学费只占3.3%(Ding,1999)。
在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40%的经费来源于学生的学费，政府每年的经常性拨款也占40%。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印度的州立开放大学由州政府拨款，数量比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要少得多。例如，安贝特卡博士开放大学的州政府拨款只占22%，而学生的学费占到大学经费来源的28%（Panda,1999第205页）。而香港公开大学，可以称为是自负盈亏的大学，因为93%的收入来自学生的学费。
比较传统大学来看，开放大学的成本效益又是怎样呢？详见表4：
表4：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的成本比较
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的成本占传统大学成本的百分比
电大系统
约35%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约35%
香港公开大学
约25%
在我国电大系统，培养每名学生的成本只是传统大学的35%左右。具体的比例视科目而定，如人文学科大约是30%，经济科是35%，而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则为40%(Ding,1999)。在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远程教育培养学生的成本大约是传统大学的35%，如三年制本科课程的单位成本是6,000印度卢布，而传统大学需16,428印度卢布(Panda,1999)。在香港公开大学，每位毕业生的培养成本仅占传统大学的四分之一(OUHK,1999b)。
（三）教职员工的组成和分布
表5表明三所开放大学的全职教学人员、兼职教学人员／导修教师、以及行政人员／辅助人员的比例。
表5：全职／兼职教职员的比例(%)
资源来源：中央电大教育管理信息中心(1999),Panda(1999),OUHK(1999b)。
表5表明：在我国的电大系统，全职教师几乎占全部教职员工的50%，但在其他两所开放大学中，全职教师的比例则很低，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为1.67%，香港公开大学为6.3%。这可能是电大系统较多采用面授教学，而其他两所大学则主要依靠兼职教师提供学生学习支持。
（四）不同教育层次的学生比例
表6显示了三所大学提供的教育层次及学生的比例：
表6：不同教育层次的学生比例(%)
教育层次电大系统
英迪拉·甘地 香港公开大学
(1998)
国立开放大学(1999)
博士学位
0 0 0.03%
硕士学位／研究生班 031.5%12.1%
学士学位
040.0%75.8%
大专／中专／非学历课程100% 28.5%12.0%
资源来源：Yu(1999);Pillai & Kanwar(2000),OUHK(1999b)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主要是为成人学生提供大学和研究生课程，这两所大学都有资格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香港公开大学还开办教育博士学位课程。我国的电大系统尚未获得颁发学位的资格，提供的最高学历是大专，修读大专课程的学生占9%，大部分学生是修读中专或非学历课程(Yu,1999)
（五）教学和传递模式
在问卷中，我们要求被调查者选择最能代表其院校所使用的课程传递模式，包括以远程教育为主并辅以面授教学；远程教学和面授教学并重；面授教学为主并辅以远程教学。结果见表7：
表7：最常用的课程和教学传递模式
开放大学以远程教育
远程教学和
面授教学为
为主，并辅
面授教学并
主，并辅以
以面授教学
重
远程教学
电大系统 √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
香港公开大学 √
表7表明，在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课程和教学的传递模式是以远程教学为主并辅以面授教学，而我国电大系统采用的是面授教学为主并辅以远程教学的模式。
（六）学生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表8表明了三所开放大学的男女生比例和学生的平均年龄。
表8：学生性别的年龄分布
开放大学
男女学生的比例
学生的平均年龄
电大系统 1∶1 23岁左右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3∶1 28岁左右
香港公开大学 1∶1 32岁左右
从表8可以看到，我国电大系统和香港公开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都是1∶1。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中男女学生的比例是3∶1，表明了印度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仍严重存在。
从学生的平均年龄来看，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学生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8和32岁，至于我国电大系统的学生则比较小。其原因是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的许多专业都要求学生在入学时具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如香港公开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硕士课程，入学的资格之一就是至少两年以上的有关工作经验。我国电大系统的学生的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相当一部分是在全国高考中名落孙山的年轻人。如何帮助这些未能考取传统大学而工作经验又不够丰富的学生，取得与传统大学学生相同的学业水平，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程。
（七）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应用
从表9可以看出，印刷教材仍然是开放大学中最广泛使用的媒体，而其他多媒体手段，如录音、录像、广播、电视也颇为流行。
表9：三所开放大学所使用的教学媒体
开放大学 印刷教材
录音／广播
录像／电视
电大系统 70% 10% 20%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85% 5%
10%
香港公开大学 85% 7%8%
随着信息交流技术在远程教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调查的三所开放大学尤其重视采用信息和交流技术发展远程教育。根据最新的文献研究，视像光碟、电脑辅助教学、视频会议等技术手段已经在我国电大系统中广泛应用。大部分的省级电大都设有自己的网页，一些课程引进了网上教学的元素。至今中央电大已开发了2门网上课程，6个网络牌课件，地方电大发展的课件已达100多个。2001年初，中央电大与TCL合作开发的网络教学平台已完成，网络课程的开发将大大加快。至于电脑网络一向缺乏的边缘地区，电大学生可以采用VBI技术下载网上教学信息。另外，学生学习的反馈和请求信息除利用信涵、作业和电话外，现已引入电子邮件和网上讨论区(Yu,1999)。
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除了应用传统的信息技术，包括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收音机，近年来还采用了互动广播咨询、电子会议、语音信箱服务、以及互联网等(Faruoui,1999)。另外，还开发了两门网上课程。
自1997年开始，香港公开大学采用互联网等技术进行某些课程的行政管理、教学传递、测量评价、以及师生互动等。1999年，公开大学设立网上学习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学生可以取得与课程有关的信息以及超链接的参考资料，与同学、导修教师、和课程主任通过讨论区、交谈室、电子邮件进行交流，甚至学生提交作业和导修教师的评改作业也通过网上进行。到2000年10月，公开大学已经推出了70个网上英文科目和17个中文科目，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传统的以印刷教材为主的学习或网上学习。
讨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下面从7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及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建立资源共享的行政管理制度。
我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但所采用的远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却截然不同。我国电大系统所采用的是资源共享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划一的教学和评价可以确保远程教育的质量，大规模的运作能使各所电大分享经济规模的益处。至于印度的情况则不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其他9所开放大学之间的协作非常有限，因此，各大学之间难以做到资源共享。我国电大的管理模式可以对印度的高等远程教育管理的改革有所借鉴。在香港公开大学，一些高质量的中文课程已经应用于我国内地。相对我国内地和印度的人口和面积来讲，香港特别行政区只能是一个城市，因此，公开大学应该与其他华人地区尤其是内地的电大系统进一步合作，从而获得更好的社会服务效益。
发展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从成本效益来看，这三所开放大学培养学生的成本只是传统大学的25%或35%左右，可以说远程教育成本效益的优势在开放大学得到了良好的发挥。然而，在政府拨款方面，这三所大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电大系统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有约一半左右的经费来自政府，而香港公开大学从政府所得的经费资助非常有限，现时香港特区并没有专为公开大学的经常性拨款，经费基本上来自学生的学费，虽然公开大学能成功地达到自负盈亏，但人们认为大学的学费偏高，限制了许多学生入学的可能性。香港政府现在检讨教育制度，政府可能在将来对开放和远程教育给予更多的支持（香港特区政府，2000）。我国电大系统的情况却相反，只有5%的收入来自学生的学费，而40%则来自学生的工作单位。然而，随着更多的企业实行责任制和雇佣合同制，越来越少的企业将负担员工的学费，电大学生将更多的是自负学费，这必将影响到电大的生源，需要引起电大的注意。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三所大学的经费来源正在向整合的方向发展。在一个知识为本的社会中，政府不可能应付庞大的教育开支，开放和远程教育的资源将会多元化，即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
建立灵活和弹性的人力资源库
新时期人力市场的特征之一就是聘任越来越多的合同制和兼任制的员工，终生聘用制将会逐渐地消失。在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全职教师只占员工的很少一部分，大量的兼职教师几乎担任了所有的教学工作。然而，尽管导修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他们是兼职的，往往很难对大学发展有一种归属感。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个兼职教师的人员库，而且要发展一种完整的兼职教师聘请、管理以及评价系统，以确保兼职教师的来源和教学质量。
我国电大系统的师资分布则不同，大约一半的员工是全职教师，这样，大学的开支也明显增加。从远程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和社会要求来看，优秀的自学教材和学生的自学能力在远程教育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电大系统也应该注重自学教材的设计和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利用各界精英担任兼职教师，建立灵活的人力资源库，减少开支，提高效益。
发展多层次的远程教育
我们正在迈进一个知识导向和信息为本的社会，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日俱增。在香港公开大学的发展初期，大学所提供的都是本科程度的课程。随着香港成人学生对研究生课程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公开大学发展了多种学科的硕士课程和教育博士课程。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也应社会需要，开设了多门硕士课程，如远程教育硕士课程。由于我国电大并不象其他传统大学一样享有颁发大学学位的地位，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和远程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我国电大应努力提高教育水平，争取各界的支持，根据社会需要培养各层次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强调学生为本的远程学习
本调查表明，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以远程教学为主，辅以面授教学。远程教育的宗旨以学生为本，以精心设计自学教材和提供优质学生服务为核心，这两所大学在学生支持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电大借鉴。我国电大自1995年开始推行注册视听生的试点计划，然而，这些注册视听生的平均考试通过率只有28%(Sum,1997)，毕业率不到10%，这个数字比较国际上同类开放大学是非常低的。当然，学生考试和毕业率低可能与大学的质量保证和严格的学术要求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学生学习支持所致。范杜森(VanDusen,1997)指出：“随着教育中没有时间和距离的限制，高校的服务对象已经变得多样化，学生对象的背景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我国电大系统的情况也不例外，面对学生成份的日益多样化，电大应该加强对各类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支持，从而减少退学率，提高学生的通过率和毕业率。
远程教育中的男女平等
本问卷调查显示，印度的远程教育中严重地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女性只占远程学习者的三分之一。甘地(Gandhi,1998)指出，由于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因素，印度的女性不被视为家庭的负担者，女性婚后要离开娘家，而男性不仅要负担家庭，还有负担年长父母的职责。因此，在教育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男性往往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然而，众所周知，发展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如果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教育机会，那么，这将是极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在我国，女性在远程教育方面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机会。自从1949年开始，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国的独生子女的政策也促进了远程教育的发展，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为家庭增光。但我国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学生毕竟有限，因此，电大不仅为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成人圆“大学梦”，也为许多落榜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香港在1996年成立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旨在推广平等机会的理念以及消除各种歧视。“歧视不存在，世界更可爱”的广告语在香港处处可见。根据1996年香港人口统计的数字，在全日制的大学中，女性学生的人数超过了男生，而修读成人及持续教育课程的学生，女性也比男性略多。
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应用。
众所周知，只有在地方、地区、甚至国际的层面上应用信息交流技术于远程教学传递，才能达到最大的资源共享，从而获得最好的成本效益。我国电大系统和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是两所大型的远程高等院校，拥有先进的专业技术和庞大的生源市场，面临着发展虚拟大学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在远程教育中广泛应用信息交流技术成为大势所趋。但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新技术应用的步伐可谓十分缓慢。根据对亚洲远程和成人教育研究者的调查显示(Zhang,1999)，35.8%和95.0%的研究者还没有电子信箱和个人的万维网网页。这表明了在亚洲地区应用信息技术资源的情况仍有待改善。
同时，在应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中，我们必须考虑外来技术与本地文化和语言的冲突。埃尔文(Evans,2000)指出：“因为这些新技术未能配合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往往与本地语言和文化造成冲突，从而导致文化和语言的全球化、以及本地文化的衰落”。然而，香港公开大学成功地引进国外的课程并进行本土化的修订，设计成符合本地需要的高质量课程，我国内地也发展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并为电大系统所用，这些成功无疑对教育的国际化的发展是一个鼓舞。关于教育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课题，我们将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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