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主义者——论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主题与叙事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莱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者论文,人文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部游牧人的作品
在当代法国作家中，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勒克莱齐奥一样身世与作品更紧密相连的了。从祖籍毛里求斯到新墨西哥，从法国尼斯到尼日尼亚，从巴拿马到布列塔尼，勒克莱齐奥在写作中游历，在游历中写作。从孩提时代起，家族的历史和梦想就把勒克莱齐奥铸就为一个对文化冲突敏感的作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孕育在文化游历与体验中，可谓一个永恒的游牧人。
勒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尼斯，父亲是英国国籍，母亲是法国人，祖辈都是布列塔尼人，18世纪末移民到法兰西岛，此岛后归属英国，命名为毛里求斯岛，勒克莱齐奥家变成了英国臣民，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顺理成章他们又成了毛里求斯共和国公民。作者在《逃亡之书》中记述了他祖先的历史：二十世纪初，他祖父离开亲人，历险寻宝，不幸被私掠船弃于罗德里格斯岛。他以此为蓝本写出了小说《淘金者》，在后来的《罗德里格斯岛游记》中也有记述。由于从小浸润在克里奥耳文化之中，勒克莱齐奥和妻子耶米娅一起创作谜语短诗《斯拉达勒谜语》，再现了毛里求斯岛的民俗文化，小说《检疫》记述了他外祖父因流行病的原因被困于普拉特岛的经历。
克里奥尔文化和家族史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想象提供了给养，勒氏的童年是在尼斯度过的，小说《战争》和《饥饿间奏曲》反映了处于战争苦难中的法国，在尼斯学习期间，他的论文《论亨利·米修作品中的孤独》使他获得了大学高级学习文凭，尼斯这座城市也是《诉讼笔录》、《蒙多和其他故事》、《拉罗德和其他故事》、《春天和其他故事》等作品的背景，尼斯是他的情感之源。
此外，他还继承了祖先冒险的癖好，足迹遍布五洲，获取了新的视野，捕捉了新的情感。7岁时，勒克莱齐奥与母亲去尼日尼亚第一次见到了在那里做乡村医生的父亲，《沃尼萨》记述了这次非洲之旅，并对白人殖民社会进行了谴责，后来的《非洲人》追述了他父亲的生活，对这位默默无闻的小村医生的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行了礼赞。1967年，勒克莱齐奥在泰国服役后到了墨西哥，其间参与了拉丁美洲法兰西学院图书馆的建设。与此同时，他学习了玛雅语和其他印第安语。1970到1974四年中，他在巴拿马丛林中与艾伯拉斯和沃纳纳斯土著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在阔达的荒野中，他发现了和礼赞了印第安人沉默、灵性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在《被歌唱的节日》这样写道：“这是一种如今我能用语言描述的情感，而当时，语言无法企及，只能用一种更宏大，更强烈，更清晰的语言，那是森林的语言，河水的思想，树叶的凝眸”。①克尔唐热，比利时法国语言文学皇家学院成员，勒克莱齐奥专家，这样说道：正是这种经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改变了我们的为人之道，以及走路、吃饭、爱、睡觉的习惯，甚至做梦的方式。
勒克莱齐奥对原始人类最早的文明被各种殖民摧毁的悲惨历史痛心疾首，心痛与反思表现在作品《阿伊》、《瞳孔散大》、《三个圣城》和《墨西哥梦想或中断的思想》中。他甚至着手翻译圣文介绍印第安人崇尚和谐与智慧的哲学：《智霖秘录的预言》，《米却肯的关系》。1983年他通过了有关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米却肯历史的博士论文答辩。
从23岁起，勒克莱齐奥就因《诉讼笔录》获得雷诺多奖而蜚声文坛。《诉讼笔录》近似新小说，与此写作手法一脉相承的还有：《高烧》，《洪水》，《泰拉阿玛塔》，《物质的狂喜》和《逃逸之书》。从1970年起勒克莱齐奥在曼谷、墨西哥、波士顿、阿尔布开等世界各地讲学，这些跨文化经历使他更加地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这种跨文化情结还催生了《巨人》，《另一边的旅行》，《地球上的未知》，《走向冰山》等作品。1980年出版的《沙漠》讲述了法国殖民时期一个摩洛哥年轻女人的生活。战争，贫困，流浪，深入简出的生活与神秘的、象征的、诗一般的写作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颁发的保罗·莫朗文学大奖。勒氏其他位于排行榜上的作品还有《帕瓦纳》，《金鱼》，以及与妻子热米娅合作的《云中人》，《偶然及昂果里·马拉》，《心在燃烧及其他小说》，《巴拉西莱》以及他最新的小说《逃离饥荒》。
二、一部探索现代性中人文缺失的作品
2008年10月9日，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致辞中把他称为“一个勇于创新，勇于进行诗歌历险，一个寻求感觉狂喜，对文明主宰下的、游离于文明之外的人性上下求索的作家”。勒氏的作品是开放的，在建的，需要读者进行多元的文本解读。但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现代文明下扭曲的人性的探讨始终贯穿在作者作品中，并激发作者创作的想象与激情。
虽然勒克莱齐奥像游牧人四处漂泊，他的作品仍扎根在20世纪的现实中，不停地在人类学，生态学和人道主义领域进行无限的探索。对城市的爱憎两难态度正是作者对现代性思索的结果。不管是在小说还是在散论中，勒氏旗帜鲜明地谴责现代性中的非人类性，他笔下的城市是一个监狱般的世界，充满冷漠，缺乏交流，充满孤独，一个充满物质和文化幻觉的世界。如同《诉讼笔录》中亚当·波洛，勒氏笔下的人物都表达了面对钢筋和水泥组成的世界的迷茫，城市剥夺了人类自然的光亮，剥夺了人的立足之地，城市是一个上演社会悲喜剧，排斥异己，容纳平庸的地方。
勒氏对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和穷人特别关注。他们常是年轻人，或对社会不适，或被社会抛弃。青年的问题，少年犯罪的问题，移民的问题，社会边缘化的问题，郊区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现代社会中有代表性的反复出现的问题都是勒氏作品关注的对象。例如《诉讼笔录》中亚当·波洛便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边缘人。他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边和城市中流浪，不关心社会、城市和周围的一切，不思索自己的过去，不想念自己的亲人或思考自己的未来，似乎与现代社会斩断了一切联系，但他始终保持一种直感的方式，拒绝接受理性的思维，力图物化自己，使自己消融为宇宙中的一粒物质，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医院。亚当因为说了实话被社会认为是“狂人”，但是他在与医疗小组针锋相对的交谈中却表现出了极高的智力和惊人的思辨能力。这种充满讽刺与逆反的对比式写法，显示了勒克莱齐奥对人、对社会、对现代文明的诘难。
我们还能在勒氏作品中听到其他的反叛声音：工业社会对田园生活梦想的毁灭，工业污染以及野蛮的城市化进程对地球和自然的破坏，大鱼吃小鱼疯狂的竞争与掠夺。小说《帕瓦纳》沿袭了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白鲸》的主题，讲述捕鲸船在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斯卡门的带领下捕猎鲸鱼的故事。船长的中名与《白鲸》的作者一样并非巧合，而是勒氏有意所为。小说描述了自然的美丽，以及残酷的捕鲸者的贪婪掠夺给自然带来的威胁。这个血腥的诗史折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人类毁灭自己热爱的自然的悖论。
作为一个介入作家，勒氏没有落入为善恶二元论盲目斗争的窠臼，他的文本避免了单一的阐释，既有对经济和技术统治的批判，又有对现代性所承载的价值和可能性的肯定，同时又对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进行的思考。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悲剧性的思考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历史新的观点，从而寻找对现实新的诠释，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殖民战争，尤其是摩洛哥战争，还有更早些的美洲殖民战争，为作者提供了土著人原始社会价值与征服者的资本主义价值对立与碰撞的素材。这些战争总是受着经济利益和统治欲望的驱动，成为勒氏谴责的对象。在《哈衣》中，作者描写了工业社会和原始文明这种双向的对立，并把简朴纯真的原始文化看做是现代人失落的天堂，这种主题或隐或约地出现在勒氏的其他作品中。小说《沙漠》提炼了作者对法国殖民史上黑暗的一页的思考，不落片面概括的窠臼，同时邀请读者对事件的官方评论进行新的解读。《非洲人》叙述了在尼日利亚行医的父亲的生活，作者摈弃了善恶二元论立场，没有把殖民者描写成彻头彻尾的捕食者，相反礼赞了父亲一生救治穷苦的善行，同时对西方无暇以顾的非洲大陆表达了崇高的敬意。《革命》一书对殖民主义的模糊理念进行了概括。
勒氏一面极力谴责殖民和非殖民的进程，一面又表现出一种微妙的乐观主义。他既不明确肯定或否定，也不持一种二元论的态度，而是通过悲剧性的事件，如《流星》中女主角的命运，对人文主义进行探求。小说中的艾斯特是个犹太女人，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和恐惧，抱着寻找和平的愿望回到了以色列这个年轻的国家，却又最终离开回到了法国尼斯的一个乡村。勒吉玛是一个巴勒斯坦女人，同其他的同胞一样因逃难而离开了巴勒斯坦，两个女人虽只交换过一个眼神，但彼此在逃难中却相互思念，她们像两颗流星有着同样的命运和同样的情感。《流星》中展示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独特敏锐的洞察，表达了作者对因历史分裂和政治分歧而饱受流浪之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主义情结。
三、独特的叙事手法
勒氏的大多数长篇和中篇小说的写作风格属于主人公启蒙叙事。这种叙事，从荷马的《奥德赛》到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从司汤达的《红与黑》直到当代戴思捷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主要讲述个体的成长历程，即主人公的旅行历险总是伴随着内心变化与异域的发现。通过对他者的发现，勒氏的主人公发现了自我。通过“他性”和“异性”的发现，主人公发现了自我世界中看不见的符号，并由此发掘藏自我身上未被发现的财富。
《沙漠》中对乐土的追寻总是伴随着一种精神层面的探寻历程。沙漠之女，主人公娜娜，生活在贫民窟中，虽然很穷，却很少抱怨，娜娜快乐地生活着，有时她要越过沙漠到沙漠的另一面去寻找她的秘密，一个传说中的穿白色衣服的神秘人物。在这个历程中，娜娜以她独特的视觉发现了沙漠的美，并同她的种族的历史进行了交流与对话。对于肆虐的西方社会的物质价值，她以自我内心的财富和力量与之抗衡，最后她回到了她的故土，面对大海，在沙丘，在太阳金色的阳光中生下了她的女儿。原始的纯洁的空间，沙漠，大海，光线，星星，大地，岛屿，树，以及寂寞，孤独，旅游，放逐，流浪，小孩，边缘人等是勒氏作品中的闪亮点，旨在建立一种和谐宇宙世界观。
应当说勒克莱奇奥的作品卷帙浩繁，几乎无法归类。在叙事手段上，虽有继承，但更多是创新。瑞典文学院把勒克莱奇奥定性为一个“断裂的作家”，他最早的几部小说的“实验性”使许多评论家把他归于新小说作家的行列中。《诉讼笔录》通篇充满着以格里耶为首的新小说派的影子，但这只是他使用的众多元素之一。读格里耶的小说，读者会感觉渐入佳境，所有的交错，都是大块的海绵，先要吸收第一块，才能理解第二块。而《诉讼笔录》却像散落在海边晶莹的贝壳，每一块虽然形状各异，但是都光芒四射，会在不知不觉中跳进那些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梦境的，幻觉的，回忆的，意识的时空回旋中，所以总觉得没有统一的故事。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来说，叙事技巧未臻完美实属自然，难怪勒克莱齐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主持人宋嘉宁的采访时也提到这部小说在叙事上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要是能从来，我会以不同的视觉来写，人生这么多年，对世界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倒不是我觉得写得不好，而是里面有些东西分量不够，在我看来，并非不可或缺”②。
在勒氏最初的文学创作中，文学种类的概念被弱化，各种文学体裁相互交融。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论文、故事、游记、民族学论著以及印第安神话翻译之间的差异主要以副标题形式来体现，而在文本中这种差别却已然消失。如《未知的地球》乍看是篇论文，细读又像小说和散文诗。这种文学种类的模糊，作者是有意为之的。每一部作品都超越了文学种类标准的鉴定。文体类别，对勒克莱齐齐奥来说，是“文学行为”的“先文本”，而“文学行为”本身才是写作的根本。
意蕴丰富的副文本也是勒氏重要的叙述技巧。读者阅读前看到的围绕作品的要素，如标题、副标题、题词、序言、封底的作品介绍、排版等，在勒克莱齐奥看来都是有意义的。在阅读前了解这些符号将有助于对作品的更深理解。勒氏作品的标题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创造了读者期待的地平线，也是他与小说传统的断裂的一个例证。勒氏作品的封面和封底也不例外，值得读者在阅读前进行一种头脑风暴式的预阅读。让我们以《诉讼笔录》为例对勒氏的副文本进行一番解读。《诉讼笔录》的标题首先使人联想到卡夫卡的《诉讼》，其次，使人想到法律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所犯罪行的如实记录，这个程序有重要的司法后果，此外还让读者预测小说的文本形式应当是对场景和事件的客观的和具体的记述。《诉讼笔录》的司法层面和文本意义以及对卡夫卡作品中被起诉的人的主题联想已向我们暗示了作品写作的方式与主题。《诉讼笔录》的题词也是重要的副文本，置于小说之首，固然具有特变的含义：“我的鹦鹉，似乎是我的最爱，唯一有说话的权利。”③《鲁滨逊漂流记》中这句有点深奥的句子让我们想到丹尼尔·笛福笔下的神话，并暗示作者想传递的信息：语言是虚无的，什么东西具有真正的话语权？此外，《诉讼笔录》的序言以幽默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具体的数据信息，抛弃了小说的传统形式，让读者把文本当成“游戏小说”或“谜语小说”进行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诉讼笔录》中，作者给每章用字母来标注，目的在于强调小说的游戏层面，作家抛弃小说传统的意图一目了然。只要对勒氏大部分作品稍作浏览，读者就会发现了他对文本的排版也有独特的要求，因为排版也是一种副文本。如《战争》中，作者用整个篇幅中分栏地列出日用消费品的清单，其意义在于强调工业社会商品的丰富以及它的侵略性，所有这些副文本都说明了作品写作手法的实验性。
勒氏作品的叙事经常像新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毫无修饰地加入了一些当代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现实，如在《犯罪笔录》中插入了真实的报纸版面，在《洪水》中插入了餐馆的账单，在《物质的狂喜》中插入了铁路的价目表，在《犯罪笔录》中如实地记录了咖啡馆中顾客对话的只言片语，在《战争》中插入了收音机的断续广播。在叙事中插入真实文献充分证实了勒氏在写作方法上的新探索。
勒氏作品的叙述方式预示了传统小说的危机，对各种流派的僭越，无视写作的惯例组成了勒克莱齐奥鲜明的个人风格，也为多元解读提供了钥匙。阅读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读者需要不断地查阅百科全书，调动个人的感觉，忽视传统小说情节、人物心理描述、环境社会学和心理学分析等诸多缺失，从而发现深藏的作家个体世界。阅读勒氏作品宛若进行一场无法结束的对话：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各种相互应和文本之间的对话；作者与读者之间意义建构的对话。
可以说，勒氏作品如同复调音乐，使读者有多重解读，意蕴丰富。正如他在《物质的狂喜》中这样写道：“所有的文学只是另外一种文学的拼贴，因此溯源而上，我们会到哪里呢？会到人类远古几部未被发现的作品、几首歌谣和几个传奇吗？”④作者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个重写本，各种作品互相融合，各种文本相互重叠或改变，对于继承与创新勒氏已有自己的见解。勒氏作品中互文性的密度和广度让读者与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建立应和，通过变化视角与方法在个体中寻找普遍真理时，互文性不仅不是一种阅读的障碍，相反促进了多元性阅读，丰富了文化参照体系。
使用象征意义的名字也是勒氏的叙事特点。勒氏作品中的主人公名字常具有象征意义，要求读者不能只是通过主人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对进行他们的定义和解读，还需要读者通过不同的文化参照，通过对主人公名字的联想，开启多层的意义解读，从而发现作品的本体意义和普世价值。如《诉讼笔录》中的亚当·帕罗，他的名字让我们联想到人类的祖先，联想到伊甸园，而A.Pollo的词音使我们想到了太阳神阿波罗。这两种象征意义又使我们联想到犹太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神话，西方文化的根源。由此读者可以这样建构《诉讼笔录》的文本意义，由亚当·帕罗代表的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堕落，谁该来负责呢？……小说《帕瓦纳》中捕鲸船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斯卡门的中名与《白鲸》的作者一致并非巧合，而《帕瓦纳》在土著印第安语中也是鲸鱼的意思，一个19世纪的美国作家和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法国作家，跨越了三个世纪，他们相遇了，同样标题，同样的主题，读者似乎可以这样解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可见勒克莱齐奥重拾梅尔维尔的主题也是别有一番用心了。
看不到互文本的联系并不影响到意义的构建，也不会影响到文本阅读的快乐。对于每一个作品，读者都能找到它的字面、道德和哲学意义。相反，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勒克莱齐奥作品中文化的多样性，就会削弱作者文化差异性的经历，削弱对作者身份的了解，就很难发现超越文化差异性的共核。
勒氏的家族传奇和个人经历创造了一部家族史诗，他像尤利西斯一样在各种文化中寻找一种普世的真理，从古希腊思想到东方哲学，从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观念到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犹太教文化，从道教、佛教、阿兹特克文化到工业化文明，勒氏在其作品中试图构建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他相信作家的任务就是用文字创造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和世界呈现的新的不透明中，勒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者身上，他胸怀对人性的信任，是个叛离者、一个永远的价值追求者、一个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主义者。
注释：
① J-M.G Le Clézio,La F
te Chantée,Gallimard,1997,p.65.
②宋嘉宁，董强：《对话》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第21页。
③J.-M.G Le Clézio,Le Procès-Verbal,Gallimard,1963,p.3.
④J.-M.G Le Clézio,L'Extase matérielle,Gallimard,1967,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