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作者近影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062-08
在当下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走出“被边缘化”或“自我放逐”①的诸种学术方案或路径中，政治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或许因其真正契合了中国语境而有望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成长处于幼年时期的发展阶段以及研究范式的先导、规范的学科价值②使得研究范式的讨论十分热烈。有论者指出，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而言，“新问题和新主题的捕捉和确立是基础，而哲学范式的自觉与转换是焦点和关键”③。这一洞见虽富有启发性，但深究起来，在问题与范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固然重要，洞悉其深层关联对于把讨论引向深入更为关键。因为在哲学研究中，“问题并不直接存在于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研究对象的主体的意识之中”④，存在于哲学研究者有关自己研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规范着哲学研究的范式，决定着哪些现实问题注定要转变为或注定不会转变为哲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⑤。研究范式不仅因问题而起，更由问题所构建，因而，问题不仅具有基础性，更决定了范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由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哲学性格、研究主题和时代使命决定了“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涉学科健康发展而具有本原性和根本性，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本文的基本诉求就在于建基“中国问题”的多维度深层解读，以公共理性理念为范导，尝试搭建起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
一、解读“中国问题”的基本维度
“中国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不仅缘于“问题”是“时代的谜语”⑥、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导向和基点，还缘于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更缘于“问题意识”是被众多哲人所推崇的研究视角。英国哲学家罗素、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均曾将文化问题指认为“中国问题”的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方面而展开他们的中国研究⑦，诺曼(Richard Norman)在评论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生命的主导权》一书时也认为“从具体问题开始，试图阐述其意义并阐发使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的理论观点”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⑧，陈晏清也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作者与这个文本的中国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必须以问题为先导，即将双方的视线聚焦于一定的问题。⑨
——基本特征：认知的维度。“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⑩。所谓研究之后，实质就是找准问题之后。一般而言，能够进入哲学视野的“中国问题”起码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独特性。这是“中国问题”的地域特征。既然是“中国”问题，那就不是西方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全球性问题，虽然“中国”也存在着与其他国家乃至各个国家相似或有关的共性问题，但那些不属于“中国问题”的范畴。中国问题必然浸润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道德，表征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体现着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念，是中国的独特标签和个性元素。二是普遍性。这是“中国问题”的时空特征。从时间上看，“中国问题”应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无时不有。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形态各异，但问题本身始终存在，没有得到解决。已经解决了的或者已经消失了的问题不属于“中国问题”的范畴。从空间上看，“中国问题”应存在社会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换言之，必须广泛渗透在或者潜存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那个或那些问题才能称之为“中国问题”。三是根本性。能够成为问题的问题应该具有时代性和根本性，“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1)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只有那些沉淀社会结构深处且能够真正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才能称为“中国问题”。四是非理性(非逻辑性)。传统中国文化谱系中科学精神的缺乏使得以模仿、从众和沿袭传统等为基本表现的非理性行为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并浸润人们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已经和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但客观地看，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以物质至上为基本表征的现代化模式和科学、民主精神的培育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并消解着这样的传统，但传统实用政治理性的根深蒂固和现代公共理性的缺乏使得“中国问题”的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观。
——历史方位：定位的维度。历史性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是为问题定位、为人们选准行动方向和方式的前提。在坚持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把握历史方位的基本规定性是准确判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学理基础。所谓历史方位，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形势和环境，涵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众多因素，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的概念。历史方位既是一个历史范畴、认识论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价值范畴。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阐释，既指认了社会主义在形态上的历史承继性，也鲜明赋予了其在价值取向上的现实而崭新的规定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
历史方位意识对于“中国问题”的学理探索具有“定位”和“导航”意味。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2)“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3)“中国问题”的基本特征使得持有贯通历史、时代与未来的历史方位意识，对于学界审视“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可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方位意识还没有成为学界的自觉意识，也没有真正融入和体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
就当代中国历史方位而言，从时空向度看，当代中国既是古代、近代中国的延续，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因而，当代中国历史方位首先是民族性与世界历史性的统一；从本质向度看，当代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征途中，无论是经济领域的生产力还不发达、政治领域的民主政治还不发育、文化领域的封建文化大量遗存等问题，还是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只处在萌生阶段、公民素养的理性精神比较缺乏等问题，都无不表明，大量“中国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缺乏现代性而产生的。
——人性发展状态：观照的维度。不同学科视野和不同语境中人性内涵的多层次性和意义模糊性并不影响我们可以从哲学高度对其作出基本的界定。马克思对何谓人性有两种基本的理解：一是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二是把人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或实践，“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5)。对此，笔者赞同这样的见解：“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是马克思从不同层面上对人的本质所做出的科学揭示。劳动本质论着眼于人的本质的内在根据的层面，强调人之为人的根据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关系本质论则着眼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的层面，认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人性之谜存在于社会存在之中，存在于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本质——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
马克思在从社会形态序列演进的角度，概括了人性在历史长河发展中的三个阶段。(17)“三大形态”的论述，科学地阐释了人性的历史发展特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无不体现出对人类主体创造、价值、目的和理想、人类命运的彻底关切”(18)。在现时代，对于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态的判断十分重要，关系到我们观照“中国问题”的准确程度和着力点。从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态看，传统中国的封建政治文化对健康人性的发育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逾越的阶段。在现实的诸多影响人性发展的因素中，与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当是相当重要的检测尺度。从政治视角切入，因其不仅耦合了人性发展的历史进程(19)，也契合了传统中国十分明显的政治至上的特征，因而使得人性发展状况成为了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所以，从人性发展状况观照问题这样的研究理路，同时也就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社会公正：揭示的维度。公正不仅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揭示“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线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20)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公正理念因为关系社会正义的实质，所以受到极大关注。同样，公正理念也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认为，如果是按照劳动能力及其贡献分配而出现差距，这不能称为不公平，合理限度内的差距本来不可避免。问题是，如果差距太大，即便是正常产生的，也会出现问题。因而，我们既要重视结果公正，更要重视机会公正。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21)警惕“资本逻辑”对中国健全人格和健康人性培育的困扰和阻滞以及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的确有很强的现实性，“资本专制”对中国人性发展的危害不能忽视；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不仅还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而且，资本逻辑对于消解封建专制权力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从社会公正面临的问题根源揭示“中国问题”，破除“人的依赖”造成的危害，是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二、公共理性理念何以成为“中国问题”的基本诉求
“中国问题”的生成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在于现代性的缺乏。虽然中国特殊的生存与发展境遇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发育与西方国家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但从哲学角度、从政治哲学的学科成长规律与时代使命看，当代西方思想家出于破解发展困境和现代理性局限展开的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种种探索还是能够为我们消解“中国问题”提供有益的理念借鉴。
——现代理性存在的两大悖论。在人类发展史上，现代理性对于封建宗法制具有极强的消解与解蔽力量，但西方日益严重的政治矛盾与危机已经昭示出现代理性隐含着两个难以为自身所克服的矛盾。其一是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相互分离甚至背离的矛盾。目的性价值具有终极理想性和主体特殊性，这意味着它既与某种绝对的理想信仰系统相联系，又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类或个人的主观选择相联系。现代理性偏重形式的理性化特性所追求的实质上只是工具价值的有效合理，既无法企及绝对的价值领域，也难以包容价值个体的特殊性，因而无法深入到目的性价值系统。其二是理性化在认知意义上对特殊差异性的克服与某种普遍化的寻求的禀赋导致了现代理性内含的关注社会普遍性与忽视或僭越个人差异性的矛盾。现代理性化的社会运作，促使现代社会对某种普遍秩序和规范的执著追求，这对现代社会良好秩序的建构诚然必要，但相对于个人对价值的自由选择则显露出外在制约或消极约束的性质，产生社会一元化与多元化、整体普遍主义与个体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本身虽存在着转化为社会活力或动力的可能，也存在着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僵硬化和线形化从而使社会失去活力的趋势。
当代西方思想家为了走出现代理性的张扬造成的困境，提出了种种思想主张。社群主义为了缓解个人主义价值观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把共同体的善观念作为价值取向；哈贝马斯为了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推进现代性，提出用主体间的语言交往理性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后现代主义为了消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提出解构理性、“重写现代性”的方案，其中罗尔斯在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下达成“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思想最为值得探讨和借鉴。
——公共理性的基本内核。按照罗尔斯的见解，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基本方式就是重建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理性或可普遍化的理性方式，力图冲破上述理性自身存在的两种局限，为此，在其后期政治哲学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了“公共理性”这一重要观念。在他看来，公共理性理念的内核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公民理性。基于某一完备性学说的普遍化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的压迫性使用这一基本判断，罗尔斯认为理性多元论应该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为此，他修正了把正义原则表达为一种一般性的正义学说，认为只有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建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可以成为重叠共识的核心而被公民加以公共的认可，从而可以成为社会统一和政治合作的基础。既然在政治正义观念的框架内阐释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就具有了对公民进行政治讨论所采用的推理原则和证据规则加以约束从而使得公民对基本政治问题的讨论不是诉诸自己确信的完备性学说而是诉诸政治正义观念所表达的基本价值。这样，公共理性观念建构旨在重新阐明公民间政治关系的取向使得公共理性成为立宪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伸张了其社会作为公平的合作体系这一根本理念。既然公民的政治讨论必须在被公共认可的政治正义的框架内进行，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自然首先应当是公民的理性。
无疑，公共理性追求的是在多样性中寻求认同，在多元政治观念的对话间寻求理解，在宽容互通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从理性流变的视角看，公共理性是政治范畴内现代理性主义经过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反叛和颠覆之后的合题，既具有理性主义的规范性和秩序性诉求，也具有非理性主义的个性和多元性诉求。从历史生成的视角看，公共理性虽被罗尔斯定义为“政治构想”，但其现实基础相当厚实，公共领域、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的发展和丰满使得公共理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不至于成为乌托邦式的玄思和空想。
——“中国问题”的公共理性诉求。“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既不能盲目崇拜而照搬西方政制，又不能急于走出传统政治专制而数典忘祖漠视传统文化，而应立足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发展，从公共理性中汲取破解“中国问题”的丰富思想资源。择其要者，理性价值共识、协商民主、宽容与妥协、宪政主义等当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向度。理性价值共识对于一个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早在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那里就已经受到关注。涂尔干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价值共识必然会分崩离析；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22)；罗尔斯更是明确指出，不论是“无知之幕”为原型的“正义”首要原则，还是属于“现实或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公共理性”，一种理性的价值共识的理论考量和设置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23)随着“中国问题”的凸显，全社会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理性价值共识已经成为消解问题、走向稳定与和谐的最为根本的精神和意识因素。作为对抗性民主理论的一种反拨，协商民主重新强调公民与行政人员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对于民意的质的提升，即通过不断地对话和协调，使各方面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以合理的途径化解各方冲突，并寻求某种“公共价值观”，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协商民主同样可以成为“中国问题”的理论资源借鉴，这既源于“臣民心理”十分严重的传统，也在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民主意识缺失的现实。宽容和妥协的政治理性与公共精神实质上选择的是一条积极主动地面对矛盾的表现，成为消除矛盾、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许多要求能完美的实现都是长时期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并不一定是在每一步上都顽固地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才取得的”(24)。而宪政则是现代政治的共同归宿，其基本思想认为现代国家以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授权，尽管公共行政主体可以拥有对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并不能不证自明，必须经过公民委托授权并同时承诺公民的合理期待。“中国问题”生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背景注定中国的宪政道路不可能沿袭西方国家的模式，但通过宪政实现权力制约，使得决策更符合公共利益，不断增强和拓宽民意渠道等当是我们的期待和追求。(25)
三、构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所谓研究范式，并不是研究者个人独自持有的研究方式。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应共同遵循的基本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对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个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具有规范作用。它是这种共同体为了追求共同的信念、发挥一定的功能，而按照一定的原则来确定的研究视域、研究方向、研究方法。(26)从问题与范式的内在关联以及“中国问题”的基本维度出发，遵循公共理性理念的基本精神，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构架可否考虑以下几个层面。
——准确体认生存境遇。任何一种哲学形态存在的理由和根基都在于其反映并体现一定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呈现、昭示一定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因而，准确体认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具有前提性或基础性。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处在后工业社会与福利社会，它所反思的主要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因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探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与建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秩序。在当代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这一历时性存在以共时态面貌呈现于现实生活中，但从根底深处看，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无疑仍然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实现这一转换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变革的基本定位和核心环节。中国人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背景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须臾不可脱离的语境和生态。这一转换过程复杂而漫长、多元而剧烈，超越文化传统、走出西方盲从、提升生命质量、彰显生存意义、注重生存的超越性与人本性，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生存境遇的当代转变，迫切呼唤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
——确立基本方法论。方法是一定研究范式的重要内核，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而言，从其学科定位与学术旨趣出发，起码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在事实层面，既要关注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并深刻分析和把握其深层原因；在价值层面，既要注重吸收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又要注重凸显和弘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念。二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要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合理资源，又要立足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凝练民族性与时代性兼具的核心政治价值。三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当下中国稀缺而显得尤为突出。既要重视具体体制层面的理性设计，也要重视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独立的人格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四是革命政治与建设政治相区别，走出两极思维，走向共生共赢，重视运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进行权威性分配、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并通过整合各种合理要求、凝聚一切积极力量，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
——创新核心解释概念或分析单位。准确捕捉问题当然重要，在此基础上诉诸哲学思维，提出核心解释概念更为重要。对唯物史观的真正遵循，不应该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27)，然后套用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去。唯物史观作为我们认识社会、分析社会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展现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面貌。这一理论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毫不动摇的坚持和遵循。但是，当我们运用这种具有“超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去分析现实时，又要反对把唯物史观看作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说：“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8)他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一旦同人的物质活动相分离，就会变成同义反复的、无生命的、空洞的、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定，这是为他所坚决反对的。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9)。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前提下，立足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提出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生存境遇的“中国问题”的解释框架，才能打通问题与范式的通道。
作为当代“中国问题”分析和解释概念的社会层级结构，笔者曾作过较为系统的探研。社会层级结构既是一种实体性存在和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观念性存在和理论构造，是物理空间和意义空间的统一。从政治哲学视野看，社会层级结构以总体社会结构为依托，以社会制度为外化，以政治权力为中轴；它既不是政治结构的翻版，不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别名，也不是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层级性的一种抽象和概括。这种结构长期隐而不显，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深地影响和牢牢地控制着社会制度、人的生活和人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依然十分明显地存在着层级性，大量“中国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就是社会层级结构。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学术背景、现实问题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等三个方面，笔者认为，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
——引入理性政治原则。“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内在于理性的存在中，通过理性，人创造了人自己的世界。”(30)以理性作为政治正当性之根据源于西方，有着漫长的历史。早在西塞罗和古罗马法典中，法律已被看作是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性(impersonalreason)”(31)。以理性(ratio)作为政治权力以及一切社会行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根据，则是近代的事情，人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实际上是用某种合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对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并对宇宙秩序作出解释。马克斯·韦伯曾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过理性化，他将理性化等同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形成，并区分了三种理性主义。(32)在韦伯那里，理性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现代化。哈贝马斯则将理性化视为文化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不尽相同的合理性标准的互动和整合(33)，是一个将合理性标准推广到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和所有社会行动中去的过程。近代以来，人类依靠理性、理智的力量来理解、实践和支配自己的政治生活，即人类对政治现代性的诉求通过理性和逻辑推理，借助技术和工具，认识政治并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行与发展。从研究方法角度，基思·道丁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能够克服结构和个体二元对立，“理性选择理论，是个体主义的，因为它假定是行动者在作出行为；但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又是被结构特征、他们的社会角色所指引的”(34)。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国外许多著名政治哲学家都高度重视政治理性的作用，政治理性成为他们的核心理念和方法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政治现代化三个基本标准中居于第一位的就是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全国性、理性化的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即落后的政治权威。(35)在这里，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固然是以西方国家政治运转作为标准，不具有普遍价值，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政治理性的基本参照。
理性政治之成为政治现代性的根基和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既缘于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结构的理性设计不存在普世通用的权力结构模式，更因为符合理性政治的权力结构从应然角度既是一个技术的、客观的视角，也是一个超越道德的视角。其实，人类政治向着更为理性的方向迈进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人们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行为，都有一个由非理性(包括感性和知性)向理性发展的过程。正如有论者精辟指出的：“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在虚无与纵欲之间摆荡跌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连‘政治理性’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腼腆生涩了……因此我们不能不问：权力之外有更高的权威吗？权力可能受到理性的节制吗？答案其实不用远求。如果政治理性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36)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说过，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我们还需要完善、发展自己的天性，而就此而言，参与公共事务、分享政治权力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37)现代化社会比以前的社会更需要理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比以前的中国社会更需要理性政治。当然，我们也要明确，对政治发展而言，理性本身不是唯一的，理性具有非自足性，政治理性有其作用的边界，不可逾越。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了理性越界的概念，他指出：如果理性超越其自身的界限，被运用到应有界限之外，就必然会导致二律背反，产生荒谬的结论。(38)尽管康德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理性的越界，但对于我们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政治理性自然适用于政治交往，如果政治理性越出政治交往，侵入社会交往，就会产生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侵入经济交往，就会产生经济政治化。把理性政治原则作为破解“中国问题”的重要视角，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建立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有效转换机制和协商妥协机制，保证这三种理性之间和谐的可持续性。(39)
中国近二十年政治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套路，采用的研究范式不外乎“文本解读”、“以西解马”、“实践解读”、“基础研究”等几种，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究竟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思考还很不深入或很不自觉。现代著名政治哲学界施特劳斯曾这样定义：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根求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40)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认为政治与哲学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41)从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中国问题”，就是用哲学特有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去解释现实问题，提供理念引导。为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需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中国实际，转换研究范式，自觉面向“中国问题”，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视域上，从“低头钻研文本”向“抬头深入生活”转变，着眼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为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养料；在政治哲学作用上，从“注重六经注我”式的论证注解为主向“把握时代精神”式的理念引领为主转变，通过对时代本质、历史方位等的准确把握，从中抽象、提升出核心理念，上升到哲学思维方式层面，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具有前导性的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引领人们的活动；在政治哲学使命上，从注重“闭目自我欣赏式”的思维革命向确立“放眼中国问题式”的问题意识转变，强化批判、超越意识，为时代立言，为问题立法。
注释：
①“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载《哲学研究》，2004(1)。
②范式讨论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意义正如“范式”概念的首创者库恩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门学科在没有形成范式以前，只处在前范式时期或前科学时期；一个学科一旦出现了统一的范式，就进入渐进性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序”，第4、157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5)。
④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2)。
⑤吕嘉：《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制度、问题意识、未来方向》，载《哲学动态》，2008(2)。
⑥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而“中国问题”应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其中文化问题最为重要(罗素：《中国问题》，第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全集》卷二，第16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⑧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第69—70页，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⑨陈晏清：《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野——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载《哲学研究》，2006(10)。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孙熙国：《唯物史观的创立与人的本质的发现》，载《哲学研究》，2005(11)。
(17)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万俊人：《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第32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19)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政治与人性的发展的关系经历了符合一疏离一回归的演变过程。从起源上讲，政治与人之间具有两重关系，即管制与服务，政治对人虽然也具有管制功能，但服务功能是主要方面，具有明确的为人性，这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古希腊政治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但在很长时间里，政治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远离了人性的发展甚至是践踏人性或反人性的，这一过程的极端发展为政治人性化的复归提供了历史必然性。因而，政治最直接地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政治的存在理由和价值，或者说，个人的也就是政治的，属人性是政治的根本属性。
(20)邹诗鹏：《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载《学术月刊》，2006(12)。
(2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5、56、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5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3)万俊人：《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导论》，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4)[美]科恩：《论民主》，第1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5)关于公共理性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汪业周、韩璞庚等：《公共理性·发展范式·主体逻辑》，第57—89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
(26)韩庆祥：《回到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基地上探寻哲学发展之路》，载《哲学动态》，2008(5)。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0)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1)赛班：《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89页，李少华、尚新建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32)许希特：《理性化与官僚——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第3页，顾忠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33)普塞：《哈柏玛斯》，第39—82页，廖仁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34)基思·道丁：《权力分析中的理性选择路径》，见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第4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6—3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6)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中译本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04。
(37)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第45页，阎克文、刘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6、260—261、4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9)关于理性政治问题，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闵春发、汪业周:《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载《江海学刊》，2008(3)。
(40)[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卷，译者前言，第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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