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新论论文,之争论文,李塞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4-0066-06
一
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政府内部发生过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即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之间的争论。对此，历史上多数人认为这是清廷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应对外来侵略的两种不同政策的争论。后来，学术界有人提出塞防、海防之争实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胡绳指出：“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注：胡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387-38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董蔡时也明确指出：“塞防与海防之争，是爱国与卖国之争”，“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与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淮系首领李鸿章之间的爱国与卖国的争论。”（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84-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杨东梁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即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别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注：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第196-1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86年，杨慎之主编了《左宗棠研究论文集》一书，所收的有关论文都认为“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左宗棠与李鸿章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注：杜经国：《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评价中的几个问题》。）1999年，以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该书认为：“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注：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一卷，第1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总之，上述说法虽在程度上稍有区别，但观点一致，即：塞防、海防之争，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种观点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近30年间学术界的基本导向。
塞防、海防之争，果真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吗？
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否则，就只能作出简单、片面、武断的结论。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注：《列宁全集》第39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又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全集》第2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对塞防、海防之争，也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为此，我们首先看看争论双方主帅的观点。
李鸿章的观点：
第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李鸿章认为：中国的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特别“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的地位却不重要，只是中国的肢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故主张专注海防，弃新疆不守。
第二，财政困难，塞防、海防不能同时兼顾。李鸿章说：“近日财政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因此，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停兵、撤饷，即“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颓蹶者哉！”（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7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他还强调：新疆军事并无把握，假如迁延岁月，财政更加穷困，到时后悔已晚。
第三，暂弃新疆，静以待变，再图后举。李鸿章说：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拔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别生他变。”（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新疆终不能守，不如听任英、俄在新疆相争相持。我国则“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县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7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实质上是放弃新疆，听任其从祖国领土版图中分裂出去。
左宗棠的观点：
第一，塞防、海防同等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的屏藩。左宗棠早在青年时代就关注西北边防，提出了置省、屯田、开边等建议。塞防、海防之争起，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8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一则从历史经验来看，“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二则从清朝历史来看，“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三则强调新疆地位的重要。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四则从当时形势出发，必须坚决收回新疆。左宗棠认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701-702页。）五则新疆决非“无用之地”。指出“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肥泉甘，物产殷阜”（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91页。）。上述五条，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新疆在中国国防中的地位。
第二，财政有方，海防不需挪用塞防之饷。左宗棠指出：海防费用主要是制船造炮和招募水师，现福建马尾船厂“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又“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较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9页。）至于新疆，他主张规复乌鲁木齐后，在南北各要地，“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以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协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91页。）
第三，“剿抚兼施”，“粮运兼筹”，新疆完全可以收复。首先，左宗棠提出了规复新疆的具体方案：“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即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就饷事而言……别筹实饷，于肃州设立粮台，司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期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核其实在人数，汰其冗杂疲乏不可；非定采办价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军专奏成命不可。”（注：《左宗棠全集》第11卷，第375-376页。）其次，左宗棠认为当时是收复新疆的有利时机。一则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强大，乌鲁木齐附近的白彦虎匪部“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南疆阿古柏则首鼠两端，蜷伏未动。二则东南沿海处于暂时相对安定期间，“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三则西方国家暂时尚无力与我争新疆，俄人“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自肥”，尚不能“争此不可必得之地”；“东印度尽沦于英吉利”，更无力侵扰；“土耳其国势分崩离析”，且距新疆有“万数千里而遥”（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92页。）；他还认为英人“专在通商取利”，在新疆并无领土野心。因此，左宗棠主张趁此机会一举击败叛匪，收复新疆。
二
从上述左、李二人在塞防、海防之争的观点和行动来看，不应把二人的争论上升到爱国与卖国之争的严重程度。
第一，从塞防、海防之争的缘起来看，这是清廷高级官员关于国防政策的争论，有分歧意见是正常的。
清同治年间，阿古柏在英、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侵占新疆南部，自立为王，对南疆人民实行宗教封建奴役统治。同治十年(1871)，沙俄侵占伊犁。当时，年近花甲的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决心以垂暮之年承担收复新疆的重任，毅然率军进入新疆。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占台湾，海防告警，清廷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赔款50万两白银，日军从台湾撤退。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以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98卷，第19页，1929年刊。）从而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策，主张积极筹备海防。九月，清廷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交各省督抚详细筹议，限期一个月内复奏。十一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主张放弃新疆，专注海防。两江总督李经羲、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闽浙总督李鹤年等，以及沿海负有守土责任的多数督抚都附和其说，并得到醇亲王奕环、刑部尚书崇实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西巡抚刘秉章、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等则力主收复新疆，海防与寒防并重，亦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等清廷宗室重臣的支持，史称“塞防与海防之争”。当时，海防论者人多势众，又有英国公使威妥玛支持、活动，因而朝臣中出现了一片要求对新疆停兵、罢战、撤饷的呼声。左宗棠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据理力争，促使清廷下定收复新疆的决心，塞防海防之争也宣告结束。
可见，塞防与海防之争的产生，一是清廷最高统治者就国家的重大决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是指令性的，督抚等大臣必须陈述自己的意见，不管正确与错误，都是为国家防务出谋划策。二是面对同时在西北与东南发生的两个国防危机，清廷高级官员提出了各自的对策，是公开的，出现意见分歧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卖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政治罪行，是“勾结、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注：《辞海》缩印本，第15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显然，这种通过正常途径公开发表的意见，即使有重大的错误，也不应该轻率地加上卖国的罪名。同时，在清廷督抚等大臣中，海防论者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优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是有作为的，他们关于塞防、海防的意见中也不乏真知卓见的成分。将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高级官僚群体，扣上卖国的大帽子，也是不适当、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
第二，从塞防、海防之争的内容来看，海防论是错误的，但其中也有可取的亮点；塞防论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
塞防、海防之争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防重点的选择，即国防的战略部署应如何处置，李鸿章强调海防比塞防重要，左宗棠虽提出塞防、海防并举，实际上却把重点放在塞防。二是国家用于国防的财力的分配，李鸿章主张将有限的财力专注海防，对塞防则停兵节饷，左宗棠则主张尽力筹饷，坚决反对挪用塞防款项。
显然，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其中也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关于国防重点的选择，应根据“力破成见，以求实际”的原则，就是正确的，符合辩证法的观点。根据这一原则，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代国防的重点，是西北边防；到近代，情况变了，“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制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寇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3页。）这里，李鸿章明确指出中国国防的危险，今天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是中国的敌人由古代西北的部落国家变为今天的西方列强各国；二是敌人所使用的武器由古代的刀剑长矛变为今天的坚船利炮；三是交通便捷，由古代的水陆关卡阻隘变为今天的瞬息万里。结论就是：古代备边，多在西北，即以塞防为重点；今天则是“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即应以海防为重点。李鸿章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有见地的。自道光朝以来，西方国家发动了多次侵略，迫使中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些侵略多来自东南沿海，故海防是国防的重点，加强海防建设是必要的、正确的。李鸿章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史实，也证明了以海防为重点的正确性。李鸿章的错误，在于他把“以海防为重点”绝对化了。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421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李鸿章正是这样，他把“海防重点”夸大到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程度，不懂得在一定条件下、在一个短时间内，塞防有可能突出，有可能成为压倒海防的重点。
左宗棠主张塞防、海防并重，特别可贵的是：一则在“并重”的前提下懂得选择重点，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左宗棠正是在国防多事、外患濒临、矛盾复杂的大背景下，抓住海防相对平稳的瞬间，集中解决塞防中的突出问题。其时机的选择，非常高明。二则在财力极其有限的前提下，积极筹饷、筹粮、筹运，争取了清廷的支持，保障了西征的胜利。其运筹帷幄的能力，非常精明。三则在海防论人多势众，一片要求对西征停兵撤饷的呼声中，左宗棠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有理有据，力排众议，终于取得了西征的胜利。其爱国主义的英雄行为，义胜千秋。当然，在左宗棠的意见中，也有不准确之处，如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争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固无取也。”（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8页。）可见，左宗棠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性，尚无深刻的认识。同时，综观左宗棠关于塞防海防的意见，他对海防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对西方国家即将从沿海发动的侵略认识不足。
第三，从塞防、海防之争的核心来看，是对新疆的态度，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是爱国主义的壮举；李鸿章主张从新疆撤兵停饷，当然应该予以否定，但也应该作历史的分析。
左宗棠一直重视边防和新疆，青年时代就有关于新疆的诗作：“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注：《左宗棠全集》第13卷，第456页。）提出了在新疆置省、兴屯、驼运、筹防等极有见地的主张。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实地经管西北塞防，更加认识了新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左宗棠不仅态度坚定，而且处置有方，赢得了胜利。
李鸿章关于新疆的观点，完全秉承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精关内”的主张，实际就是放弃新疆。有人因此将李鸿章和海防派分开，说塞防、海防之争，“是反侵略斗争的策略和战略部署问题，这期间提出的不同见解虽有高低偏全之分，但都是着眼于怎样加强国防以抵御外侮，它们不属于派系之争和爱国与卖国之争。”只有李鸿章“已经不是讨论海防与塞防轻重、先后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出兵新疆以收复祖国神圣领土的问题”，是“又一次表现出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上的投降主义”（注：安静波：《左宗棠》，第350-355页，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在新疆问题上海防派和李鸿章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说新疆只是无足轻重的“肢体”，是得不偿失的“万里穷荒”，既无力收复，更无力守卫，只能放弃。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是一个整体，为海防派加上“加强国防”的爱国桂冠，而单给李鸿章戴上“投降主义”的卖国罪名，完全有违历史的真实；如果是因人划线、定罪，更不是科学的态度。
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静以待变、招抚叛匪、维持现状，或和新疆维持类似越南、朝鲜的宗主关系，实质上则会导致大片领土的丢失，是否就可证实其卖国的罪行？对此还应具体地、历史地评析：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和民族没有严格的统一的界定，也没有完整的现代领土主权观念。“华夏”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古称，华夏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当时的所谓“中华民族”，主要是指汉民族，到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纲领中仍有“驱除鞑虏”这一条。所谓“鞑”，本指突厥的一个部落，逐渐强大立国，后归蒙古，明代将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称为鞑靼，广义上则是中国北方诸民族的总称。“鞑”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要当其为外族、夷族驱除之，并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元、清两代，蒙古、满族先后入主中原，故有人称中国曾两次“亡国”，首亡于元、次亡于清。这类言论，在辛亥志士的文章中，是屡见不鲜的。新疆居民为维吾尔、回、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即所谓“外族、夷族”，是“化外之民”，故新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有“化外”之感，其地位远不如中原地区重要，亦在情理之中。
华夏所代表的中国，主要指中原地区，对周围边远的领土不那么看重，视之为“化外之地”。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王朝和居于边疆的各民族部落有着友好的交往，也发生过许多战争。通过这些交往和战争，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形成伟大中国的雄伟版图。但华夏的观念始终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国家严重困难的时刻，曾不断有人提出出卖、出让、出租边远地区的主张，以解困救危。李鸿章稍前，魏源提出：“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他认为是“化外之地”，反对以“重兵而守孤悬之岛”，而主张“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注：《魏源集》下，第8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李鸿章稍后，谭嗣同更主张：“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注：《谭嗣同全集》，第211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孙中山为了要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也多次提出“将满蒙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授助中国革命。”（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述魏、谭、孙三人都是公认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魏源为了坚守内地，主张弃守沿海小岛；谭嗣同为了国家变法图强，主张出卖几乎半个中国的土地；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成功主张出让整个东北。显然，这些都是糊涂的、错误的主张，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李鸿章为了加强海防，主张弃守新疆，为什么就要加上“卖国”的大帽子呢？这里，我们还要说明两点：一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资料说明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出卖国土；相反，李鸿章的目的在于确保海防。二是本文只是评价塞防、海防之争中的李鸿章，而不是对李鸿章作全面的评价。
第四，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内容丰富，不能简单否定，而应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
《筹议海防折》（注：《李鸿章全集》第2卷，第1062-1075页。）（以下所引李鸿章的话，均来自此折，不另注）是李鸿章根据清廷“上谕”的要求，对总理衙门关于筹议海防一折的复奏。在复奏中，李鸿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放弃新疆、专注海防的观点，是海防派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因此，有人认为它是“又一次表现出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上的投降主义”。
其实，《筹议海防折》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上述错误外，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比如：第一，在整个国防部署上，提出了“力破陈见、以求实际”的原则。不仅指出了今古国防的不同，而且认为东南海疆万余里，不能平均分配兵力，正确地强调直隶、江苏是海防中的两个重点。第二，在加强海防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方案。在奏折中，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的六条应变措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他对建设和整顿海防提出了原则，即“今日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另一方面，他对建设水师提出一些可行的具体意见，如兵员的招募、训练，兵种配置、兵力部署，枪炮弹药等武器的制造、选择、购买，兵船的制造、购置、租用，水师人员（将领、技工、兵勇）的选择、培养、提高，水师经费的筹集、使用、分配等等。第三，在加强国力的问题上，提出了“开炼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以发展工商业的主张。李鸿章在奏折中指出：“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新，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他还强调：全国“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和煤，均应设置厂局，添设机器，聘请技师，“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特别可贵的是，李鸿章还主张“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即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认为“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故不应落后于西方。主张“师彼之长，去我之短”，要求“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学洋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屿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学，皆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他还主张派遣子弟出洋留学，设馆翻译西方著作，聘请西人教授西学及西方技术。第五，强调人才的重要。李鸿章向皇帝提出：“顾念社稷民生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焰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奏折中还提出了一些培养、选拔人才的可行办法。此外，《筹议海防折》还提出了改革更法、严禁鸦片等主张，强调只要坚持不懈、百折不回、“同心协力、后先相继、日益求精”，中国就能“裕财足用”，“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可见，《筹议海防折》虽然是一篇有严重错误和失误的历史文献，但也有许多有创见、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很多地方表现了对国防、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因此，不能说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是一篇投降主义的、卖国的文件。
综上所述，塞防与海防之争是清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国防部署和财力分配的争论，其出发点，大多于左宗棠所说：“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注：《左宗棠全集》第6卷，第188页。）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明低劣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