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走向与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走向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日本的政局变化、内外政策乃至国家发展走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亦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些个人的评析。
一、小泉执政与日本政局
对近十年来日本形势的最形象比喻，莫过于“颠簸”这两个字。前不久，笔者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薛君度先生共同主编的一本关于日本问题的书，题目就是《颠簸的日本》。所谓的“颠簸”，在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说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些年来一直处在不稳定当中。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稳定源于两大体制，即政治上的“1955年体制”和经济上的“1940年体制”以及作为其延续的“1970年体制”等等。总的来讲，这是一套以统制、调控、稳定和发展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的破灭，整个90年代就被称为“失去的10年”。从经济方面看，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金融呆帐居高不下；财政处于崩溃边缘；萧条阴影挥之不去。从政治方面看，从1993年到现在，日本已经换了近10任首相，从宫泽喜一作为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最后一任首相被细川护熙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至今，平均每年换一个首相，任职最短的仅两个月，最长的也只有两年。
“颠簸”的第二层意思是，日本也一直在反复摸索着改革的途径。行政体制改革即是典型的一例。经过不断的争论，日本国内已形成共识，在诸如扩大内阁权限、加强首相权力、使行政决策机制向英国模式发展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展。今年1 月森喜朗政权对各行政省厅实行大合并说明，这方面改革的力度在加大。比如，日本新设立的“国家战略总部”，就是希望通过延揽学者和政界人士，研讨关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些大问题，进而建立起日本的经济、外交等有关重大领域的科学咨询决策机制，由于召集人就由首相担任，这明显加强了首相作为日本最高行政领导人的决策权和科学决策的基础。经济上，确立了通过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日本列岛IT化的发展战略，并正在逐步推进落实。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能“拯救”日本，日本需要动大“手术”，即进行系统的和彻底的改革。
小泉即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上台的。“颠簸的日本”能否出现一个新局面，既决定着小泉政权的命运，也决定着日本政局的发展与变化。小泉与森喜朗属自民党内同一派系，但二者的支持率非常悬殊。森喜朗内阁的支持率只有10%左右，而小泉内阁的支持率高达80%以上，因此被视为自民党的“最后一张王牌”和日本“新生的希望”。面对7 月末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肯定要全力以赴，一旦失败，小泉内阁自然会成为日本的另一个短命内阁，日本的政局也难稳定。这是就近期而言。就未来一个时期而言，即使自民党7月参院选举过关， 小泉内阁仍面临强大压力，任务非常艰巨。
首先，小泉的支持率如此之高，高处不胜寒。高支持率来自何方？其根基是什么？谁都摸不清。是因为小泉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外交思想调整上做出了什么非常大的举动，使日本国家发展走出了一大步、日本国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都不是。那只是一种空洞的希望。而如果80%的支持率靠不住、往下滑的话，那可能就像高台跳水似的，会迅速触底。最近，据权威性媒体调查，对小泉内阁的不支持率已略见上升。
其次，小泉靠着如此高的支持率，提出了“没有圣域的改革”口号。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可以避开改革的锋芒。这对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和内部各个派系的利益都会形成冲击，增加改革的阻力。
再次，小泉内阁在外交上背负着森喜朗内阁的负面遗产。这涉及与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包括历史教科书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和日韩渔业摩擦等等，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都很棘手。
由此可见，小泉内阁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小泉政权能否维持日本的政局稳定自然是巨大的考验。如果成功，“颠簸”过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日本，当然，这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
二、改革是日本的“大政治”
选举是日本的“小政治”，改革才是日本的“大政治”。不管谁在日本上台，小泉也好，后小泉也好，都会在日本的国家发展问题上坚持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改革是当前日本的“大政治”，不搞改革，“日本丸”就要搁浅、沉没，日本国家就不会有好的发展前景，日本的政党、国民和舆论也不会答应。从上世纪末起，日本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即决策权力从官僚向政治家移交。因这种“权力大移动”将打破官僚、政客、地方的既得利益；打破政官财三位一体的“铁三角”，掌握国家发展航向的舵把子将由政治家控制，故而将使战后半个多世纪形成的“官高政低”的格局演变为“政高官低”。
日本的改革思想，起源于对国家发展的危机意识，从中曾根内阁，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桥本龙太郎内阁，都先后提出过有关的改革战略，并付诸实行。如中曾根曾将日本的行政、财政改革称之为继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开国”。当时的舆论曾以《日本的自杀》来警告日本循着“大政府体制”的道路滑下去，国家必将衰亡。日本的这次改革，从1980年7月铃木首相组阁拉开了序幕，同年11 月设置了由财界元老土光敏夫为首的“临时行政调查会”，整个改革思路是国策性的，考虑到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方向。桥本内阁提出过“六大改革”（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系统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口号。尽管这“六大改革”因涉及面太宽，战线太长而受挫，但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继承了历届内阁的改革衣钵，另一方面，毕竟为其后的小渊、森喜朗两届内阁铺设了改革轨道。
小泉内阁与90年代初期以来的日本历届内阁一样，肩负着如何将旧日本改革成新日本的艰巨任务。但是，这一任务所涉及的矛盾可谓错综复杂，稍有不慎，政局上的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大火。有人说前首相森喜朗是因打高尔夫丢失了政权，但实际上打高尔夫球并不会危害政权，它只是说明，打高尔夫球这一火星点燃了积蓄很久的政治火山。也就是说，小泉内阁今后在政治运作、经济调控和外交操作方面如有不慎而迸出火星的话，就会面对同样的命运。
关于小泉内阁肩负的改革任务，主要有两大项。一是经济改革，一是外交调整。经济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体制问题。如前所述，日本迄今延续的或者说赖以发展的体制是所谓的1940年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依靠给企业注入计划经济的东西，如产业政策、宏观调控、质量管理、年薪序列、竞争就业、工程均包、稳定竞争等等。要改革这种体制，就要引进类似美国市场经济的机制。
其二是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就是迄今为止日本人习以为常的产业界、政界和官僚之间三位一体的所谓“铁三角”必须打破。要打破这个铁三角，就要触及各个方面所代表的既得利益，要触动利益集团。现在，小泉内阁已经开始修改“特别道路财源”制。长期以来，议员们就是利用这笔财源为其选举服务的。小泉的这一举措说明其开始对一些利益集团动手术。
其三是周期性问题。周期性的经济问题现在来看就是，日本经济失去了10多年后刚刚要复苏之时，却遇到了美国经济滑坡，外部环境对它来说并非有利。体制性、结构性和周期性三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引起了日本国内市场的萧条，主要表现为私人消费疲软，民间投资增长放慢，以致国民经济在10年之后再次陷入衰退。日本国民在这10年中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付出了许多代价，比如失业、社会不稳定（日本的失业率和自杀率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等等。所以，他们期望能早日走出衰退。但是目前形势并不乐观。关于外交调整，后文再述。
另外，正如舆论所关注的那样，小泉个人体现出了改革的风格。小泉上台前因为行为无常，被人称为“变人”、“怪人”，也就是没有定见。有人解释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他有变革之心。他上台后的有些举措也确实出人意料。比如日本媒体就指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森喜朗当首相前每年都要去参拜，上台之后就没去。而小泉任首相前从未去参拜，但任首相后却扬言要去参拜。这说明他确实有不合常规之处，有别出心裁之意。其中隐含着这样的意图，即迎合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某股政治势力，这股势力掌握了大把选票，能够决定自民党今后能否继续执政。再者，小泉迎合的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而日本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如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会不稳定和国际地位下降等。因此，日本国民有一种求变的心理。这当中一个明显的求变心理就是大国心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这是日本民族在跨入经济大国门槛后，不甘屈居国际政治婢女角色而对国家进程的重新定向，它必将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化：大国主义、民族主义、修宪思潮应运而起。而要做政治大国，就要甩掉战败国的帽子，与各大国平起平坐。小泉也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
应当说，经过多年的起跑、加速，目前日本的改革真正进入了攻坚阶段。具有改革志向的小泉顺应了日本的“大政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如果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都真正到位，那么，整个日本将发生巨大变化。其间虽然会充满曲折、坎坷，但它对日本整个国家的发展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日本的国家发展出路是走和平道路
外交调整是小泉内阁面临的另一项艰巨任务。从最近几年日本对外政策的设计和运作来看，其国家发展方向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第一，随美而不从美。日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小泉内阁继承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历届内阁的外交遗产，就是将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这一点没有变，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变。但是，日美这种基轴关系使日本付出了很大的政治、经济代价。值此世纪之交，日本人也在反思日本这100年走过的道路。 有一部分学者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在这100年中有75 年是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结下了军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日英同盟持续了20年，日美同盟保持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今年正值旧金山条约缔结50周年。日本人说，日本借助旧金山条约恢复了国家主权，走上了国际舞台，但同时日本的整个外交也都是追随美国，即对美“一边倒”，整个冷战期间日本几无外交自主权。现在，日本尽管仍然是联美，但不是对美“一边倒”，而且它还在努力防止对美一边倒，走的是一条随美而不从美的路：在一些大的问题如外交发展方向上继续追随美国，但并不等于从属于美国，因为一些颇具战略眼光的学者也意识到，“美国只会基于自身的国际战略，并在国内舆论同意下，才会保卫日本”。不久前，在小泉访美或者美国特使访日之时， 日本对美国发展NMD只是表示理解，并没有表示支持。在其他方面，日本也开始显示出一些外交自主性。今后，其外交自主性的力度会加强。
第二，走均衡外交路线，“联美人亚”。随美而不从美，就要在“入亚”上、在自主外交上已经并将继续做些事情。如何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多渠道发展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使之与日美关系接近平衡，便是日本正在思考的问题。对中、韩等国的外交关系，日本将之定性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基轴外交与重要外交的不失衡，确有较大难度。难度之一就是如何取得亚洲国家的信任。在美国、亚洲之外，日本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外交渠道，建立新的外交机制，譬如，加强日欧关系、谋求与俄罗斯关系取得突破，也体现了日本的外交构想。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联美入亚，拓展新的外交空间。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将对亚洲的外交作为对美外交的一种点缀。只有在对美外交受到挫折的时候，日本国内才会意识到在亚洲还有外交伙伴。今后，日本对亚洲的关系将会不只是对美关系的一种点缀，而会作为推动日本均衡外交路线的重要环节。日本认为应该超越在美中或美亚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外交抉择，在建立“成熟的日美关系”的同时，发展“成熟的日亚或日中关系。”
第三，一直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现在，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发展起一种非常密切的扯不断的关系。日本的许多经济资源来自发展中国家。同时，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想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且，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对象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很大变化。冷战期间，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日本的援助都投向了能够配合美国战略的国家，如亚洲和其他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中的国家。之后，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对外经济合作上，日本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思想，而不再依冷战双方阵营来决定取舍。在对外经济援助上，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环境保护、经济开发等领域的项目加大了援助力度，对一些从冷战意义上来说没有太大战略利益的地区如非洲、拉美国家增加了援助。所以，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很少出现摩擦。双边关系目前正呈上升之势，未来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对美关系还是对亚洲的关系，其中都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日本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对日本来说，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走军事大国的道路，主要依靠自己先进的武装力量、同盟关系、及经济财政实力；二是走和平大国的道路。这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许多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实际上，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在亚洲才会有更大的外交空间。和平大国的含义中包括很多重要的内容，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放弃交战权，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坚持武器不出口原则，不搞宇宙空间的军事利用，保持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做，更能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的信任。
从90年代中期日美开始调整双边关系以来，日本国内的军事色彩似乎更浓厚些。具体地说，就是有一股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思潮。有些保守、右翼的言论称，宪法第九条不允许日本有交战权，没有交战权即不成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社会。现在，这种思潮有抬头的趋势。另外一股思潮是要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从制造舆论、朝野讨论到最后达成一致，都需要时间。但是，它在日本已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日本国内经过或长或短的辩论达成一致后就会将其变为现实。迄今为止，在一些宪法所不允许的范围内，日本都是靠扩大解释或其它“变通”的手法去实现自身目的的。所以说，和平宪法的坚持与否是日本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的一个试金石。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和平主义思潮在日本为多数国民所接受。反核、裁军、环保意识在日本有较深的社会基础。战后55年，日本走了一条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和平主义的积淀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财富。
四、中日关系走向
总体上看，中日关系的现状主流是比较积极的。与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形成对照的是，中日关系在90年代的发展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98年江泽民主席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了日本，并达成33个合作项目。在一次访问中，达成如此之多的合作项目，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翌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访问中国，推动了合作项目的落实。2000年5月20日， 江泽民主席对来访的三千多名日本客人做了“重要讲话”，这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10月12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就中日关系提出了几个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内容，包括双方在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开展中日韩三边磋商等等。小泉上台伊始也向中国传递信息，称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这与过去历届政府没有两样。他还于7月8日派联合执政的三党党魁前来中国，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进行解释。
另外，他还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为了对战争反省并显示和平主义。当然，为了反对战争、显示和平主义，选择的是参拜祭祀甲级战犯的神社，而不是去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地，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也不能为中国、韩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从根本上说，历史认识问题仍将是两国关系的“结石”，处理得当能增进两国人民感情，否则将起不好的制约作用，进而煽起民族主义，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笔者认为，在有关历史认识上，重要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引导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对中日关系可分三个层次加以分析。一是基础问题，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对此，有关中日关系的三个历史文件——《中日和平条约》、《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及《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都有明确规定。但是，以上三个文件的精神时常受到干扰，如日本允许李登辉访日、历史教科书事件等等。二是支柱问题。冷战时期，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看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鉴于中国当时是美苏以外的最强一极，所以在美中关系战略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支柱是中美日共同反霸、防止苏联势力南下。冷战结束之后，取代它而成为中日关系支柱的是双边经济关系。80年代中期，中日贸易的规模较小，而且中国对日逆差很大。但是经过90年代的发展，现在的中日贸易规模已经突破了800亿美元， 中日双方已经互相构成了对方的巨大市场。但是仅靠经济关系这一支柱还不足以支撑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96年，中日贸易额已经达到60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但当时中日关系却处于战后以来最糟糕的时期。这也从反面证明，中日关系需要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去年10月朱总理访日为中日关系注入了两个新动力，一是安全对话、军舰互访；一是多边合作、地区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有很大潜力的。
但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确实还不少。这就是中日关系的另外一个层次，用笔者好几年以来常用的说法来表达，就是中日关系中存在着几个“T”问题。这几个“T”近来也被各方纷纷引用。它们是：台湾（Taiwan）问题、领土（Territory）问题、历史教科书（Textbook）问题、 贸易（Trade）摩擦问题（包括几个小T，如纺织品、毛巾、领带等等）以及TMD问题。这些问题经常地或者说是周期性地导致双边关系的不稳定。
那么，如何解决中日关系中的上述问题呢？最近日本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有见地的看法，认为在中日关系中要增加两个T，即信任（Trust）与透明度（Transparency）。的确，中日关系要想不断稳步地发展，除了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为之定向，给它注入新的动力之外，还要努力在民众之间谋求充分的相互信任，以扩大双边关系相互信任的基础。笔者曾在“发展中日关系之我见”拙文中，明确提出“关键在于增信释疑”。为此笔者在此将其形象地具体化为四个“C”：即交流（Communication）、信心（Confidence）、合作（Cooperation）、 及共同利益（Commoninterests）。
最近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非常形象、直观地显现出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1985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多达60亿美元。当时双方的政府、贸易部门和学者等绞尽脑汁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扩大中国对日出口来平衡这一逆差。最后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发进口”。具体内容是，由日本的综合商社、企业到中国开发能够适合日本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一措施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是一项双赢的措施，因而一提出即得到了日本政府与各界的支持。恰好这时碰巧赶上了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汇价飚升，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价格急剧升高，从而促使日本的许多商家向海外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维持其商品的价格竞争力。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商家在中国开发生产出了一系列适销对路的产品。15年来，这些产品在日本逐渐站稳了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这个份额只及日本市场很小的一部分。如大葱，在日本市场上仅占8%的份额，但由于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 其流通价格只有日本国产大葱的一半。这对日本农户和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在过去1／4世纪内，日本对农业、金融业的严格保护及市场封闭性是路人皆知的。对这类产业的保护，与执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的利益纠合在一起，这些产业被纳入一种“政治化”的过程，其结果未能显示出生产成本降低和技术结构的成熟，反而导致生产效率相对降低的倾向，最近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正说明了这一点。道理很简单，由于农业是自民党的政治基础，因而受到日本政府的过度保护。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表明，自己找市场、通过市场来提高竞争力求得生存的日本产业，由于政府采取了限制性措施而蒙受了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没有竞争力、自己去找“市长”的日本农业，反而再次受到了日本政府的过度保护。可见，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彼此的政治经济利益需要，久而久之，纳入了一种“政治化”过程。（注：引自张威：“日本市场的封闭性与保护结构”，王惠洪主编：《新旧格局转换期的西方经济》，时事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01页。）最终势将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直至酿成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这虽然只是农产品贸易问题，但它揭示出了今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大方向：中国将成为“生产大国”，依靠广袤的土地、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日益改进的加工技术，在某些生产领域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价格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日本则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即如何充分发挥中国这个“生产大国”的作用，使中日两国的经贸结构朝着互补的方向发展，最终使之能够构成亚太经济贸易区的一个合作基础。
今后中日关系不管如何发展，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都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从现在看，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符合亚太地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中日应该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使之能够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再者，中日两国从1972年起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所谓邦交就是国家关系。而前面所提方方面面的问题，则更涉及“社交”层面，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目前都没有达到相互信任的程度，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增信释疑”就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关键。
日本选择何种道路充当政治大国这一点，对中日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是否能在国际社会上具有吸引力，取决于三个条件：国家发展的样板模式、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苏联新生时期一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前所述，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和平大国”，能否如此则取决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者能否决定日本的发展方向。迄今来看，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处境可谓曲高和寡，并且受到各种噪音的干扰。在国际上，日本若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应该取得亚洲国家的信任，自己要树立一个和平使者的形象。它不取决于中国，更不取决于日本向联合国提供经费的多寡！如果日本像迄今那样，在历史问题上总是挑起摩擦的话，那么，它通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
中日关系在区域合作这一空间，应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有较大发展，推动了10+3合作， 中日韩首脑定期会晤等等，显示出北京与东京外交思维的活跃，今后，应借鉴欧洲的建设经验，致力于在亚洲地区建立货币体制和共同市场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