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费周瑛 辛红娟
内容提要 《传习录》及其承载的阳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大致历经通识译介阶段（1960年以前）、学术繁荣阶段（1960—1980年）以及多元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 通识译介阶段的传播主体以兼通中西方语言文化的传教士与出洋华人学者为主，文本译介主要以重良知说为主；学术繁荣阶段以华裔学者为代表，战后的西方世界从阳明学中汲取人文精神重建养分，显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生代汉学家群体崭露头角，研究视角日趋多元，比较哲学成为主要研究范式。
关键词 《传习录》 阳明学 传播
《传习录》 系王门弟子徐爱与钱德洪等编辑，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 该书展现了王阳明授课方法和语言艺术， 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哲学著作，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然而，国内学界对《传习录》及其承载的阳明思想的传播研究，明显呈现出重东亚轻西方的趋势，对其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描画《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百年来的译介图谱， 力图揭示文本译介与接受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以期为阳明思想在海外的系统、深入传播提供理据。
一、通识译介阶段（1960年以前）
《传习录》自问世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背景相近，阳明先生在世时，阳明学即已传入东亚世界。而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便利向中国民众传播福音书，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儒道典籍 《论语》《道德经》等，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阳明学说并未引起他们的关注。
直至20 世纪初阳明学及《传习录》方才正式开启西传之旅。 1916年，美国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古里奇·亨克 （Frederick G.Henke）完成《传习录》的首次英译，以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王阳明的哲学》）为名在伦敦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刊印发行。 亨克在书的序言中指出， 专注于哲学史研究的欧洲学者极少接触到孔孟之后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信息，导致学界普遍认为除四书五经与《道德经》外，中国再无其他有价值的思想。 ①他希望该书能够激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从中了解东方文化的价值。 亨克译本“使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完整地进入西方”②，有不少学者以书评形式对译本内容与质量作出评价。
20 世纪初旅美哲学博士颜任光 （Kia-Lok Yen）认为，亨克对原文不贬抑、不鼓吹，力求客观地将原文要义呈现给读者， 故而是一部无比忠实的译文。 ③哈佛大学宗教历史学者穆尔（George F.Moore）赞誉，亨克的译介行为为所有学习东方哲学的学生提供了便利，赞同亨克将儒学术语“天”译为“Shang-ti”（上帝）、“Heaven”（天堂）等。 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姉崎正治（Masaharu Anesaki） 一方面赞扬亨克译文非常忠实于原文，几乎没有遗漏任何内容； 另一方面也指出译文过于口头化，核心术语理解偏近于朱熹思想。 ⑤当然，随着西方对阳明学说了解的深入， 也有学者基于文本对比， 指出亨克译本的不足之处， 如赵善鸣（Chiu Sin-ming）基于1964年再版的亨克译本指出，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译者对儒家经典理解不到位，造成较多误译现象。 ⑥
二十世纪上半叶，除英法学者零星著述外，并没有特别显著的阳明学著作， 亨克的贡献在于跳出当时欧美学界围着先秦哲学打转的怪圈， 率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宋明理学与阳明心学， 打破中国“秦汉之后无哲学”⑦的谬论。但也必须指出，其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及宗教学术背景使译文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比较宗教学色彩，将“道”译为“Doctrine”（教义）、“天”译为“Heaven”（天堂）等不一而足。 他的基督教背景与前见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他对阳明心学的体认与解读， 其所呈现的译文难免会带有一种宗教学比附的况味。 实则， 中国文明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预设观念，“道”与“Doctrine”、“天”与“Heaven”的错配，极易造成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概念的“西化”错觉。
1940年以前，除亨克之外，在西方研究王阳明的还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学生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 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博士王昌祉（Wang Tch’ang-tche）。 1936年，王昌祉的法文著作《王阳明的道德哲学》（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ming）出版，主要探讨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意义、实现路径及与心之本体的关系，是第一部研究王阳明的西文专著。该书被盛赞为“认识一位思想家，并研究其学说之最客观最科学之方法”⑧。德国汉学家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1938年在其德文著作《中国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y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中概述王阳明的生平和思想，引述人的本性、良知、善恶等观点，探讨王阳明与朱熹和陆象山之间的联系等等。 自1940年往后近20年内， 西文著述中仅有冯友兰（Fung Yu-lan）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书名为《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介绍王阳明的专章涉及《传习录》部分段落翻译。
文化典籍在他者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通常始于文本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译介。 阳明学传入西方世界的早期阶段以通识译介为主。明末清初，欧洲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学术的接触与交流，四书五经因其在中国传统中的尊崇地位，成为助益来华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的首选文献。 主张“心”为本体的阳明学与西方宗教体系的隔膜，导致其未能进入明末以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 这一阶段， 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主体以兼通中西方语言文化的传教士与出洋华人学者为主， 前者受自身宗教前见影响，对《传习录》的宗教性诠释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阳明学的真实内涵； 后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为传播阳明学提供了便利， 但早期出洋华人学者多为学习西学， 尤其是西方的先进科学而去，并没有系统、持续开展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推助，如较早评述亨克译作的颜任光，发表述评时，他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该时期，西方对于阳明思想的了解并不全面， 内容选取上侧重阳明学中的良知说。 1960年以前整个世界面临前所未见的全球型战争与军事对峙。 二战后西方经历严重战争创伤、人们面临信仰危机、急于寻求现代文明的出路的时期。在如此动荡的境遇中，学者们大都选取阳明思想中召唤人性的良知学说进行译介活动。
二、学术繁荣阶段（1960-1980年）
“在多数情况下，近现代西方文明汲取中国文化智慧并非出自中国文化的自主传播，更主要是西方文化基于自身创新与发展需要的主动选择。 ”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西方政治家、哲学家纷纷反思西方文化的片面性，提出要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建立新的人文精神的智慧引导。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ien） 在《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一书前言中说，为了让智慧重新充实起来，也为了区别智慧与哲学，人们必得要到东方游历一番，希望能够在另一种光（一种斑驳之光，斜射之光）的照耀之下，让智慧站出来与理性对峙，以便重新审视理性的偏见。 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阳明学在西方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学术研究全面展开，掀起阳明学译介的高潮。
华裔学者张君劢（Carsun Chang）1955年在《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期刊上发表《王阳明的哲学》（“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一文，深入分析阳明学中“心即理”等核心思想，认为王阳明其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其说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⑪1957-1962年，张君劢著《新儒家思想史》（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第一、第二卷相继出版，是第一部用英文系统论述宋明新儒学思想发展的著作， 书中以四章的篇幅详述王阳明及其后学， 尤为关注其与同时代学者的论辩、 学派内部的思想分歧以及在中日两国的发展比较。⑫除此之外，张君劢在1962年出版《王阳明：中国16 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16th Century China）， 围绕王阳明思想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心”和“致良知”，对阳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书中附有涉及王阳明研究的英文参考书目。 以上著作为西方阳明学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⑬
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他在推动西方学术界阳明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7年，陈荣捷接受夏威夷大学邀请赴檀香山任教， 自此开始国外弘扬中国哲学之路。随后的六十余年，他始终专注于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与海外弘扬事业。因其在中国哲学传播领域的突出贡献，陈荣捷被国外汉学界尊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和“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陈荣捷将西方世界儒学研究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编写百科词条。 1960年，《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首次收入陈荣捷贡献的《王阳明》一文与“朱熹”和“王阳明”两个词条；1967年，八册本《美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特设中国哲学部分，由陈荣捷编写；1969年，作为学生通行读本的《美利坚辞典》（Encyclopedia Ameicana）增添陈荣捷撰《王阳明》文。 辞书的权威性不仅有助于阳明学理念的普及与推广，也是中国思想话语体系海外构建的直接表现形式。 （2）撰写学术专著。 1960年，陈荣捷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等合编《中国传统诸源》（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第四部分“宋元明清儒学复兴时期”中“心学”部分占一章；1963年，陈荣捷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出版，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最权威的阐释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 ⑭其中收有更丰富的王阳明思想译介资料。除此之外他撰写过许多关于王阳明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如《王阳明传》（Wang Yang-ming：A Biography）、《王阳明的博大理想主义》（Dynamic Idealism in Wang Yang-Ming）、《王阳明是佛教徒吗?》（How Buddhistic is Wang Yangming?）、《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王阳明与禅》等等。 以上成果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王阳明的基本材料。 （3）出版《传习录》新译本。 1963年，陈荣捷新译的 《传习录》（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出版，内容除概论二十三页和《传习录》全篇外，还包含关于《大学问》和政治社会的公文七篇。 陈荣捷译本可贵之处在于并非机械性的翻译，而是细致入微地将一切与原文有关的知识、注释以及评论附上，力求做到“有词必释，有名必传，有引必溯其源”。 ⑮试举一例“有词必释”。
【原文】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 ——《传习录 答陆原静书》
【译文】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ings in doubt, such as the Taoist formulas to prolong life called the “three gates”, the “seven returns”, and the “nine returns”, mentioned in your letter.
The “three gates” were the mouth, hands, and feet, considered as the gates of heaven, man, and earth, respectively; the “seven returns” were the return of the soul after seven periods, and the “nine returns,” the return of the soul after a complete cycle.⑯
③Yen, Kia-Lok., 1917,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2, pp.241～243.
《传习录》 全新译本出版后引起学界热烈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谢康伦（Conrad M.Schirokauer）认为，陈荣捷新译本能够取代亨克50年前所完成的译本， 为有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⑰华人学者施友忠（Vincent Y.C.Shih）撰文称赞陈荣捷译本用词精确、可读性强，非常适合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⑱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Nivison）同样高度评价该译本，认为翻译准确流畅，准确达意，相关注释非常到位，其返本溯源的做法令人敬佩。 ⑲
重要的民俗资料提供者，通常属于村民心目中“会看事”“会办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民向外人述说“村落文化”。他们的话语，当然也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因而具有个人色彩。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大多数村民会认同其村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吗？村民如何评价其话语？学者的到访，是促成了村民对其话语的接受还是相反？这些都需要格外留心。书后所附“重要民俗资料提供者简介”，意在呈现村落精英的个人基本信息，有助于对其话语的进一步分析。
陈荣捷的上述阳明学研究成果引起西方世界新一轮研究热潮。此后20年间涌现出许多阳明学研究学者，而两位华裔学者秦家懿（Julia Ching）和杜维明（Tu Wei-ming）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秦家懿是加拿大华裔汉学家， 师从汉学家柳存仁先生。 1972年她把王阳明的67 封重要书信译为英文（其中有27 封从未被翻译过），一一附加注解，结集以《王阳明的哲学书信》（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为名出版。 这些书信主要体现王阳明对人性及义理等概念的思考， 该译著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王阳明书信研究的空白，灵活的翻译技巧与地道的英语表达使得译文极具可读性。 ⑳后来，秦家懿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获得智慧：王阳明之道》（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一书，附有王阳明7 篇文章及25 首代表性诗文的英译。 该书系统地分析“心”、“格物”、“致良知”、“良知本体”以及“无善无恶”等概念，探讨阳明学与佛、道两家的关系，剖析王阳明思想中的宗教因素。 《获得智慧：王阳明之道》是英语世界研究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其所采取的基本概念阐释方法——既单独讨论，也作为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整体关照， 能够帮助读者从多层面认识核心概念。 
杜维明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师从唐君毅、徐复观。 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1966年，他在美国出版《王阳明——一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的见证者》（Wang Yangming, a Witness of the Confucian Ideal of Inner Saint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这是西方第一部系统诠释王阳明思想的专著，书中评述了中国儒家“内圣外王” 思想的不断发展， 至王阳明时期达到高峰。1971年， 杜维明出版 《新儒家的人》（The Neo-Confucian Concept of Man），比较分析新老儒家人学观的不同。 而其另一部专著《知行合一：王阳明成年思想的研究》（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Formative Years）则是西方第一部探讨“知行合一”的专著，认为“知行合一”的提出凸显王阳明实现“真我”的决心。
西方本土学者为阳明学海外传播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阳明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如费正清（John K.Fairbank）、狄 百 瑞、芮 沃 寿（Arthur F.Wright）等汉学家均活跃于宋明理学及阳明心学研究领域。 狄百瑞1970年发表《晚明思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一文，对当时西方学界采取的阳明学研究方法提出批评， 认为许多论述都停留在理论层次上， 只在抽象的层面比较中西价值观， 并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价值观如何在人类社会的经验中产生。 他建议将阳明学置于其产生的时代与环境中进行理解， 这一提议对阳明学在西方的发展大有裨益。此外，他还身体力行与陈荣捷共同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讨论班，培养优秀的中国哲学学者， 为新儒学在西方落地生根提供助力。
高校内部控制并非“一次性建设“，而是循环往复的闭环式建设过程。植根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建设，通过建立制度保障体系，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理顺内部工作机制，不断规范权力运行，提高风险防控能力，逐步实现大数据风险识别和智能管控，为新时代高校科学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长远战略目标保驾护航。
华裔学者与西方学者的通力合作， 使得阳明学研究在海外蔚然成风。夏威夷大学是20 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场域， 是美国第一所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大学， 在陈荣捷的推动下1938年夏季正式成立哲学系。 此后50 余年间，夏威夷大学先后6 次承办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成为东西方哲学碰撞、交融的世界性平台。 1972年，夏威夷大学举办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及王阳明思想的国际讨论会，引起学界极大反响。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在教材原有实验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组随堂小实验，使学生在感到困惑的地方，能够用实验看清问题实质，以降低学生学习和理解该节知识的难度。
在此之前，红军大部分已行经金川地区，留守部队和后方机关近万人又长期驻扎，主力部队南下和转进康北时更将总医院和各军医院留置于此，1935年前，金川人口七八万左右，红军留驻金川的部队、伤病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约15000人。① 《红军长征过金川》，《中共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11期，1984年9月内部版，第50页。近10万人的粮食需求全靠当地供给，该地区的粮食问题日益突出。
三、多元化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
20 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学已经成为国际上的显学，在既有阳明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启迪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历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比较哲学的学术境域中，关注倡导“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阳明学，探讨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
2)以“协同创新”理论为指导，以移动通信服务行业龙头企业——世纪鼎利为依托、移动通信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为载体，立足区域通信产业，校企共建具有生产性、实习实训功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区域共享型“教、学、产、研”生产性实训基地。
历史早已证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规则系统，各种不同文化的交往、 交流和传播是实现多元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 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与持续发展提供智慧。费孝通曾提出，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在于以“君子之风”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阳明学所蕴涵的思想观念、道德哲学、人文关怀，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所在， 对于解决当下人类共同的问题也具有独特价值。 阳明学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必须要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和传播方式， 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资源， 推动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魅力。
美国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艾文贺 （Philip J.Ivanhoe），师从中国哲学专家倪德卫和李耶立（Lee H.Yearly），长于儒学和新儒学研究。 艾文贺的学术专著《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及王阳明的思想》（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1990）， 通过考察孟子与王阳明对相似命题的思考， 注意到佛教对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影响，描绘了从孔子、孟子再到王阳明的儒家圣人形象嬗变轨迹。 
其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儒家道德修养》（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则选取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及戴震六人为代表， 全面介绍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儒学思想， 关注西方普遍忽视的儒家思想最核心问题——修身。 该书成为西方大学生进入儒学研究的理想入门之作。 2009年，艾文贺出版《“陆王学派” 儒家文献选读》（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选译 《传习录》、《大学问》节选以及部分论学书信、诗歌等。该读本较完整地涵盖了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哲学观点和文学风格，是研究陆王学派的可靠资料，也是英语世界陆王学派研究领域的权威专著。
以上两位学者重点关注阳明学中关于道德修身的内容，深入挖掘阳明学对于人类道德修养的启示作用，将研究推向纵深发展。 而这一时期阳明学传播的另一特点在于研究视角多元，比较研究日趋盛行，尤以比较宗教视角最为常见。
3.福娃欢欢是人和火炬的结合体，头饰是对中国传统火纹图案和敦煌壁画中火焰纹样的提取再加工，最后形成一个对称的火娃娃的形象。火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膜拜，因为火的出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善生产生活的第一次实践，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奥运会的开展，圣火熄灭了一次次的战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象征着团结、友谊、和平。
1996年有两部从比较宗教角度研究王阳明的英文著作， 一部是香港地区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Jason Yeung）的著作《成圣与自由：王阳明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比较》（Sanctification and Freedom: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Wang Yang-ming and Christianity）， 深入比较王阳明与基督教两大代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祈克果（Soren A.Kierkegaard）的思想。该书涉及宗教与哲学两个关键性课题：成圣工夫与主体性自觉。其审慎的研究， 让读者能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重新认识“成圣与自由”这一重要课题。 另一部是韩国江南大学系统神学教授金洽荣（Heup Young Kim）的著作《王阳明与卡尔·巴特：一场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Wang Yang-ming and Karl Barth: A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作者对比分析王阳明和卡尔巴特在人性化问题表达方式、对“恶”的看法以及对激进人类的整体定义等方面的相似之处。 以上著作通过对比分析阳明学与基督教的基本思想，将两者置于平等的位置进行对话与互动，对于拓展双方的发展空间具有促进作用。
新世纪前后，年轻一代的阳明研究学者迅速成长起来， 西方世界涌现出一大批颇具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与学术专著。 加利福尼亚大学吕妙芬（Miaw-fen Lu）的博士论文《实践为知识：十六世纪中国的阳明学与讲会》（Practice as Knowledge:Yangming Learning and Chianghui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1997）考察中国16 世纪的阳明学与讲会，尤为关注个人的思想、行为、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王阳明重视思想学术的传播，无论是在谪居之所、边徼之地，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平乱征途中，都热衷于聚众讲学，以指点良知、倡行心学为务。 宾夕法尼亚大学齐婉先 （Wan-hsian Chi）2001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王阳明思想中的实践观》（The Notion of Practicality in Wang Yangming’s Thought），认为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是儒家实践的成功应用。 人性的实现需要履行各种责任，与各种社会角色相对应，王阳明强调，要彻底实现人性，就不能将自己与家庭和社会分离，应当努力承担家庭责任，实现社会角色。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香槟分校伊莱瑞（George L.Israel）的博士论文《大统一边缘：王阳明美德伦理学中的帝国、暴力、种族及政治实践》（On the Margins of the Grand Unity: Empire,Violence,and Ethnicity in the Virtue Ethics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Wang Yangming（1472-1529））（2008）研究王阳明的政治与军事事业，避开对王阳明官员身份的传统解读，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置于他的职业生涯中进行解读。以上博士论文均侧重于对阳明学的实践性进行分析，研究视角的转变，说明新一代的青年学者已经深切意识到阳明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之学， 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除博士论文研究外， 新世纪推出的阳明学研究专著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景象。 2002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沃伦·弗里西纳 （Warren G.Frisina）的《知行合一：关于一种抽象的知识理论》（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Toward a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Knowledge）一书。 弗里西纳通过对王阳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John Dewey）以及过程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的哲学比较，充分解释“知行合一”等关键性概念，提出在当代寻求“非代表性理论”的倡议。2010年，瑞士汉学家耿宁（Iso Kern）出版专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Das Wichtigsteim Leben: Wang Yangming und seine Nachfolger über “die Verwirklichung des ursprünglichen Wissens”），围绕王阳明的“致良知”概念展开， 划分王阳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同的“良知”概念，并分别做出阐释。 作者尝试用现象学的方法解读阳明心学， 将现象学作为一种探寻“本心”（即“致良知”）的工具。 2014年，中乔治亚州立大学伊莱瑞出版专著《明代中国的惩恶扬善：王阳明的政治生涯》（Doing Good and Ridding Evil in Ming China: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Wang Yangming）， 探讨王阳明思想与其官员身份之间的联系， 重构其在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生涯图景。 2015年， 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出版专著《“不知之知”抑或“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Wissendes Nichtwissen” oder “Gutes Wissen”?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von Nicolaus Cusanus und Wang Yangming）， 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将德国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与王阳明放在各自的传统思想语境中进行系统比较。 2018年， 伊莱瑞在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与《亚洲哲学》（Asian Philosophy）期刊上发表《发现王阳明：1600-1950年间欧洲和北美的学术研究》（“Discovering Wang Yangming：Scholar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ca.1600-1950”）、《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王阳明学术研究之变迁史》（“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ng Yangming Scholarship in the West， ca.1960-1980：A Historical Essay”） 两篇宏文， 详细分析这两个时期西方学者研究王阳明的缘起与对王阳明思想的解读过程， 将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阳明学西传时间起点向前延伸了几百年，颇具参考价值。
注释：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英语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关注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心理学和中国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家柯雄文（Antonia S.Cua）主要。柯雄文1982年出版个人学术专著《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研究》（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of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通过精细的论证、严密的文本分析及恰当的注释， 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理念具体化，提供对“理”的精彩诠释，解释“儒家视野”、成圣及经验（前瞻性和回顾性）在道德中的作用。该书对阳明学思想进行现代化、创新性诠释的方式效果颇为不错。 
新型的审批模式的平台必须支持电子印章技术的实施与应用，随着电子印章技术的不断成熟，电子印章技术也得到了国家和相关部门的认可和监管，让电子印章技术得以推广与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基础。
20 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阳明学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核心是对中西方哲学思想或观念进行比较。 研究群体以活跃在西方学界的年轻学者为主，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桎梏，在正确理解阳明学内涵的基础上大胆将其置于西方文化视角下接受审视，既有利于阳明学世界经典化的发展，也能够为西方哲学提供所需的养分， 使其更具包容性。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扭曲、被强行同化的异质文化并不是读者所期待且能够接受的，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也不是为了褒此贬彼， 而是为了求同存异。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能够产生思想的活力，这不仅能让阳明思想的优秀品质指导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让其在世界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起到促进作用，于潜移默化中推助西方世界了解并真正接受阳明思想。 阳明学的西传历史中， 不乏文化差异造成的冲击和文明对话产生的交融与共振。 交融与共振是异质文化接触的美好愿景， 文化冲击虽然往往会给接触的双方造成文化阵痛，但也常会化生为一种正面的力量，使人类文化朝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图7：引自htt ps://agrar iantr ust.or g/news/what-coul d-youdo-with-596-acres/；
①Henke, F.G., 1916,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London-Chicago: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p.ix.
尽管2018年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但金丰公社并没有放慢前行的脚步，2019年营销年伊始，金丰公社重拳出击，“千人游学会”吹响了农业服务新的集结号。
②⑬
Chan, Wing-tsit.,“Wang Yang-ming: Western Studies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72, 22（1）, p.91, p.79, p.77.
此句中的“三关”“七返”“九还”是中国道家修炼理论中特有的名词，陈荣捷采取“直译+注释”的方法，在注释中较为详细地解释以上术语，保留中国哲学的本相， 同时也打开西方读者深入探究的通道。
⑧王国强：《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以〈汉学丛书〉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 期。
⑤Anesaki, M.,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1918, 22（4）：95.
通过对历史工程项目造价成本进行综合分选，选取了以下具体参数作为BP神经网络的参考指标：建筑面积、层数、基础类型、层高、门窗、装饰材料、屋面工程、造价指数、室内水暖气电、设备及安装费、弱电系统费用。网络结构选择为11-3-1的单隐层神经网络模型，其构成的BP神经网络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⑥Chiu, S.M.,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5, 24（4）：688.
正准备走进教室收作业的我，被一路狂奔来告状的学生撞了个满怀。我急匆匆地赶往现场，满脸是水的小齐看到我，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小马不知什么时候也乖乖地站在了我的身后，大概是知道这玩笑开大了。看着小马惊慌失措的样子，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心里盘算着该怎么抓住契机，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教育这个捣蛋鬼。我安抚好小齐，让大家都进了教室。全班同学坐得整整齐齐的，像是在等待一场宣判大会。
201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从严核定水域纳污能力，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为推进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的主要目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2015、2020、2030年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均提出了要求。
⑦崔玉军：《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4 期。
④Moore, G.F.,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G.Henke”,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919, 12（1）：116.
⑨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杨宪益翻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 页。
这一阶段西方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盛况。 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对阳明思想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更注重开展中西哲学间的对话， 将王阳明思想与斯宾塞诺（Baruch de Spinoza）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找出中西方哲学间的共性与分野， 以期通过翻译和传播“他者”文化，改变历史与现实的不尽如人意，并在个人所属的世界里予以再造和重组，以获得新的审视与评价。 
至此，阳明学逐步进入西方思想世界的中心，焕发新的生机。也有部分学者将阳明思想视作儒学中的禅学， 将其涂抹上宗教色彩。费正清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合著《东亚：传统与变革》（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认为王阳明的学说与禅宗类似， 非常强调冥思和直觉知识， 是冥思启示之学。陈荣捷则认为，王阳明早年间确曾提到过静坐之事，然而，研习过他的《传习录》就不会得出阳明学近禅学的结论。 《传习录·陈九川录》中有，“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 若只好静， 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阳明学并非一味劝人静坐以求得心灵上的宁静，而是动静一体，不可截然二分，这与禅学有本质上的区别。由此可知，即便在阳明学研究的繁荣阶段， 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文化误读仍然存在。
⑩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 页。
⑪Chang, C.,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55, 5（1）：3.
⑫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 页。
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其中，对话是教师了解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它作为一种平等交流的平台，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并能引导学生说出对于语文学习的自我要求，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及促进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教师通过对话的方式了解学生兴趣之所在，能够让学生更快融入课堂环境。
⑭周炽成：《简论陈荣捷对儒学的世界性贡献》，《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 期。
⑮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32 页。
⑯Chan, Wing-tsit., 1963,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33.
⑰Schirokauer, C.M., “Book Review: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by Wing-tsit Ch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4, 24（1）：151.
⑱Shih, Vincent Y.C., “Book Review: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translated by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by Wing-tsit Ch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65, 15（3/4）：293.
⑲Nivison, D.S., “Book Review: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 -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and Wing-tsit Chan;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by Frederick Goodrich Henk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64, 84（4）：439.
⑳Lau, D.C., “Book 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 by Julia Ching and Wang Yang-ming”,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4,37（2）：492.
Ames, R.T., “Book Review: Julia Ching: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77, 40（2）：419.
2Wienpahl,P., “Spinoza and Wang Yang-Ming”, Religious Studies, 1969,5（1）：19～27.
Ching, J., 1979, “‘Authentic Selfhood’:Wang Yang-Ming and Heidegger”, The Monist, 1, pp.3～27.
辛红娟：《文化旅行视域下的〈道德经〉英译图景剖析》，《山东外语教学》2017年第4 期。
Neville, R.C., “Book Review: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in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by A.S.Cua”,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83, 36（3）：705～706.
Goldman, R., “Book Review: 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 Second Edition by Philip J.Ivanhoe”, Pacific Affairs, 2003, 76（1）：119.
Liu, J.L., “Book Review: 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by Philip J.Ivanho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11, 61（2）：388.
作者费周瑛，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宁波 31521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德经》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14BYY02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洋
标签：《传习录》论文; 阳明学论文; 传播论文;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