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制度体系重建中的西学、新政关系——对近世中国政制变迁思想脉络的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中论文,政制论文,近世论文,西学论文,脉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6)11-0042-03
“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近世中国实则是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重建。时至今日，它仍处于探索之中。概而论之，若究其本源，近世中国之历史困境实则是与它在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重建中的话语霸权的建构及其异化紧密相关。若强言它时间上的传承，大致上应是从明开始。特别是明王朝的结束，大清的崛起，原有的知识和制度体系所受到的生存挑战而一度凸显。但因势不同，术虽同，学则不同。拙文试图就此问题的内在脉络作一梳理，并通过对社会转型与社会自身的知识、制度的关系的考察，意在回答近世中国独特“西学”、“新政”之关系。
一、旧知识、制度体系裂变中的传承
至明开始，尤以晚明为最，人们可看到：“西欧绝对王权的兴起，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之传教热潮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希腊罗马文明，甚至是更早之古文献的复兴。”中国则是“继明朝之后大清帝国的崛起与巩固，为了清政权正当化而进行的儒家经典的重构，以及为重整先秦古籍而推动的汉代考据学之复兴，”[1] 也着实体现为“裂变中的传承”。[2] 同时，因西学的传入，中学也就被放置于更大的时空中，并且相较于中学，西学也即是新学。在人们共同构建的文化交流场域中，它却使得中学必须思考自身的知识、制度体系的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学自身的艰难转型，承接先辈学风，表现为以龚、魏为代表的晚清实学的重新崛起。如此，实则表明无论心学或理学对现实似乎都无能为力。即作为知识的学再也不能为社会转型所需的制度支持提供保障。换言之，无新学，无新术，无新制度。在此，当龚自珍按固有思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时，他虽眼界局限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旧的知识、制度体系更新除自身历史源泉之外还有什么？这实际上是对与他同时代的国人有关旧的知识、制度体系及其相关意义体系的拷问。其后，当魏源祖述皇武，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时，作为一个精典的历史镜像，他试图回答此问题。这也仍是社会精英阶层在焦虑意识支配下的自在思考。此后的“天国梦想”、“富强梦想”，尤其是1861年选拔同文馆授业学徒之争，康梁的改制、革命的共和、民主与科学，都依然是这一问题意识下的逻辑顺延。这些问题大都外在地反映为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并多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新旧制度体系的影响产生了各种联系。如此之间，学人却因学术表达或实践于有意或无意中，更可能确是在有意中卷入了近世中国政治。尽管它的实际效果并非尽如人所愿。但其共同特征却是：无论新旧，他们都需面对旧知识、制度体系中的传统。
至五四前后，焦虑的国人曾以“新文化”作为追问自己问题意识的深层来源和归宿。国人也就把他们试图重建的知识和制度体系，集中表述为“民主”和“科学”。流风所及，随着新西学的更强劲输入，其后的“科玄论争”、“社会史大论战”，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接之为继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出笼和“新民主主义论”的高调宣扬等一组组历史镜像不断呈现，它也就为这种表述本身提供了最好的历史事实注脚。即，对现实的思考更直接体现为精神和学理层面的激烈论争及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它把至明，尤其是晚明以来，就提出的问题放置于后世中国的具体空间中。如此这般，一个古老的问题却因时空的变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和内涵。它使在中国环境中发生的地方性事件，或者说近世以来，作为被表达为地方性事件集合的中国，具有了更大的时空背景，从而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说明。它直接体现为旧知识和制度体系在裂变世界中的传承。同时，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时代意义和内涵也直接通过对知识和制度的描述，强行地把有知识感知能力的国人(无论新旧都是如此。一定程度上，所谓“旧”派人物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拖入新时空中，他们也被迫以此视角观察自己，思考自己及其周遭。于此，重建知识、制度体系中的新学因素与旧学传统便是思考的首要命题。但这一切却缘起于一个更久远的历史时空，并自动地与近世中西学之交融相联系。
二、知识、制度体系重建中的新学因素与旧学传统
近世中西学之交融不仅造就了近世中国知识、制度体系重建中新学因素与旧学传统的复杂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建构历史行为本身的连续性。在这一历史画卷中，传教士具有重要影响。且，人们也可从近世中国学术自身的变迁，窥见其中独特的“学”、“政”关系。
早期东来的传教士，通过与中国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结合，虽以反科学的立场传授天文历算等西方技术知识，巧妙地进入了中国的知识和制度系统，从而为中学带来了新学因素，并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具体讲，在知识和制度体系中，中国人必须思考自己的历史观念。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或士人必须把传教的文字所隐含的文化信息与具体的技术知识区别开来，并为自己所用。即在涉及文化意义命题时，他们必须巧妙地处里体用关系。例如，为解决明朝历书中对天体运行的观测及计算的准确性问题，徐光启就请利马窦翻译其师的克拉维斯的Elementorum(欧几里得之几何原本的一种注解版本)。在他督导之下，传教士开始输入了第谷模式的宇宙论——折中了的旧的托勒密式的地球中心论与新的哥白尼式的太阳中心论的一种宇宙模式，以及文字代数(有别于现代符号代数)与球面三角学。对此，有学者指出：被迫与中国知识精英结盟的传教士受到了精英政治的钳制，但是“在中国，耶稣会士作为一个政治派系的崛起，无不关系到明朝的覆亡以及随后清帝国的建立和扩张。”[3] 同时，在西学的名义下，朝廷与传教士协力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介。“到了一七零零年，中国有关欧亚大陆、非洲、印度、东南亚等各地的记载，已累积到了必须重新做整体的理解才能有有效分类的地步。”[4] 尽管中国乡村社会中还依然故我地维持自有的知识和制度体系，能够阅读这些文献的人的范围也很有限，但传教士与中国的知识精英相互接纳，已成功地在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中嵌入了西学因素。中学已开始演变成新学与旧统的复合体。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中“未尝有人挑战过明清帝国道统中所宣示的那一套对于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儒家式理解”，[5] 中国人也未抓住历史机遇以解决世界观或历史观问题。明亡后，试图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清朝及其后世的知识分子。
有学者曾指出：西方近代早期绝对王权国家的兴起，实际上是由于受威胁贵族与新兴中产阶级之间的强大张力，使绝对王权国家成了“受威胁贵族的新政治保护壳”。安德森强调绝对国家只是封建统治体制的再发展与回笼……一开始它是被设计用来钳制和压抑广大农民，目的是让他们留在传统的社会阶级中。[6] 借此视角，人们发现清帝国的统治者则与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通过重建知识与制度体系形成了稳定的政治联盟(政治共同体)。这些精英们不但认同清朝这个国家政权，还积极地为清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辩护。艾尔曼曾以为他们是建立大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建筑师。同时，疆土巩固的清帝国已处于更加复杂的前工业化的商业社会，面临着各种内外挑战。在此背景下，完全迥异的形势，重建知识与制度体系则更直接与国家本身的话语体系相联系。因为要回答清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精英必须重新建构新的知识与制度体系以打破汉、蛮之区别、确立中国与非中国的边界。与此相关，各类精英以此为凭借而追逐政治权力成了清朝政治的独特面相。同时，知识精英与清廷对西学的共同借用，则为说明知识和制度体系重建中的新、旧学因素影响下的学政关系提供了实际例证。反之，它也就为中国知识精英以西学的传播为契机而重建社会知识、制度体系的努力作了历史的注脚。例如，知识精英和朝廷大量使用来自西学的天文历算知识诠释儒家经典。对此，胡明辉先生曾撰文专门论述并指出这其中有一个集体潜意识的“偷天换日”的过程。如此这般，它也附带地作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学科体系的建设工作，从而为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知识保障。以戴震为例，他借鉴西学注释经典，并从对经文的诠释中开发出了诸多学术领域，如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自然科学(研究植物、动物与生物)、古代技术、古代政治体制与仪式器物、仪式程序、文字学、伦理哲学等等。[7]
但无论怎样，他们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与知识和制度体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加之大量传教士一度迫于清廷的国家权威而暂时远离，清廷和它的知识精英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在没有根本否定自己道统的前提下，借用西学巧妙地解决了历史观念问题，并维护了他们联合统治的短暂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从此，后人也就在如此境遇中，沉庆于康乾盛世的虚假光环里，步入了嘉道的混沌，感受了咸同光宣的耻辱和民国的阵痛。也就在此过程中，后人最终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形式，通过重新建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内容的知识和制度体系以打破原来的权贵和精英的政治联盟。在此后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前半期的政治实践中，也正是人们似曾熟悉的传教士的身影及其他西方杂色人等和他们所带来的西学，导致了中国人在重建知识和制度体系过程中问题意识的根本转变。
三、知识、制度体系重建中问题意识的根本转变
时光流入十九世纪后，已是彭慕兰所言的东西方发展的“大分流”时期。此时，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殖民扩张；大清帝国却不得不面临国破家亡及社会动荡、生态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现实危机。同时，大量来自工业世界的传教士及其他西方杂色人等再次来到中国。在“西学”的名义下，与前期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更具侵略性。他们不再仅是传播早期拉丁世界的精英文化，而是大量传播来自西方工业世界的大众科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他们不再必须直接与中国的知识精英形成相互妥协以图相互接纳，而是凭借现代医学和促进新文化事业的建设，直接以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为对象。阅读西学的人的范围再也不如早期那样只是停留于宫廷和知识精英之间。中国的知识精英对西学的采撷似乎已不再如先前那样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同样是面对西学的传播，在前期，知识精英在寻求清统治的合法性时还能大体上有共识存在，并与权贵形成政治联盟。在新的时期，则由于新西学和列强的暴力给国人造成的焦虑感的加深及世界观、历史观念的加速改变，那么原先的共识——清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就开始受到了怀疑。以此为界点，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的冲突成为必然。知识精英的分裂首先开始自我打破先前的政治联盟。由此，新西学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精英重建知识、制度体系的问题意识发生根本转变，并使他们重建知识和制度体系的努力完全处于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时空环境中。
首先，逐渐改变了历史观念的知识精英因感受外部威胁，潜意识中种族意识的苏醒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和变异。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西学及其制度和实物样本的加速进入国人的视野，也使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民族主义话语表达本身也就成为了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实践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命题。由此，魏源提出的“师夷”命题，以及其后相继发生的早期维新思潮，洋务的富强梦想，康氏的保国、保种、保教，为求宪政建共和的革命、改良之争，都是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发生的。在知识和制度体系的重建中，也就必须回答“体用关系”问题。
其次，在西学加速东渐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具有良好西学素养的知识精英的不断涌现。至此，原有的知识和制度体系按部就班地进行自我重建已不再可能。知识精英内部的斗争、妥协与调和实则演变成两种知识和制度体系的碰撞，并迫使他们进行抉择。在这样的悲情中，近代中国的政治也就随着新西学传播的变化而变化。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变奏也就成了近代中国学、政关系的独特旋律。
第三，随着原有知识、制度体系的加速解体，列强的欺凌和西学随着各种渠道加速流入，以及现实的巨大苦难，中国人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面对纷乱的时势，在思想意识上都产生了茫然和混乱。其固有的意义体系开始崩溃了，国人进入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8]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国人意义体系的重建仍是以知识、制度体系的重建为前提的。也正因如此，它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从微观环节看，一八六一年的同文馆授业学徒之争，应是学制重建之萌芽；从宏观环节看，总理衙门和洋务工厂的出现，以及人们对政改的呼吁和期盼则是国家新式政制和经济制度重建之最初萌动。但其间国人西学知识的增多或素养的加强。以及随之加深的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思考和焦虑感的进一步加剧则成了客观事实。并且，维护道统的知识精英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也不得不面临文化比较问题。于中观环节而言，由于“教育制度和知识谱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中出现了新、旧各呈或新旧兼有三类知识话语共同体。尽管他们的最大公约数都最终指向了或“民族”或“国家”这类话语表述，但由于知识上的根本分歧，使他们相互妥协、共同进行制度建设已没有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尤其是当制度体系本身的建设在特定的时空中是与意义体系(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时，则更是如此。这也就在客观上预示了近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生态和外在的展现形式。
在二十世纪上半页，随着国人在内政和外交双重失败感的加剧，国人重建知识和制度体系的努力的反思聚集到了文化层面。在反思中，国人把“民主”与“科学”理解为近现代西学的核心要素，并以为这也应是自己正在重建中的知识和制度体系的根本特征。至此，对所有的知识精英而言，谁能凭借新的带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对“民主”与“科学”的话语解释权产生影响，谁就能影响中国的政治的形势也就大体厘定。于是，与“民主”与“科学”相关的知识霸权实则异化为西学及其相关制度体系的话语霸权。其中，知识上的分歧也就演变成为知识精英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分歧。在对历史的观察中，人们发现：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的胜出，此后当蒋氏之国民党及其知识精英开始在中学传统与西学新知中间摇摆不定时，激进的中共及其知识精英群体再次借助新西学中的知识表达“民主”与“科学”，以为如此则能建立新的知识和制度体系，并最终胜出，实则都已是大势所定。
四、结语
近世中国的知识和制度体系的重建，是与处理“西学”与“新政”的关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始终事关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生存状态。在此过程中，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其早期阶段大致是在十九世纪之前。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精英大体上还能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处理西学与中国政治之关系。西学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总体上，中国知识精英也没有否定自己的意义体系(道统)。在这之后的第二阶段，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形势迥异，西学所体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制度体系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则成了中国知识精英必须面对的意义体系，也成了重建中国知识和制度体系本身要追求的目标。于是，由新知识导致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分裂，中国知识精英和权贵组成的政治联盟被自我打破，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裂变。它外在地表现为国人追求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体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近世中国的政治生态及外在展现形式。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应是始于明并延续至今。在政治实践中它依然是关于“旧知识和制度体系裂变中的传承”这类思考的再次提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体现了传统在裂变中的自我调适和传承。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它实则是由于近世中国知识精英因西学的介入而被改造，从而产生知识的分裂并导致的制度变迁。即近世中国在制度变迁、文化以及政治上的自我他者化。于此，今日国人更当思先人所言“国无学，必恒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