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社会论文,小说论文,于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现实主义小说自兴起至今已有十五六年，其发展高潮距今也有十年之久。值得思考的是，各种“新”字号小说大都来去匆匆，相继衰微，新现实主义小说至今仍呈发展之势。有报道称，新世纪文学“奔跑在现实主义大道上”，其表现是：一批文学期刊不约而同地将目光从富商巨贾、美女豪宅、写字楼酒吧转向底层民众的生活；《北京文学》、《当代》等文学期刊因发表现实主义作品而发行量回升；一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书籍人气飙升①。然而，文论界评价至今颇多龃龉，虽有人称赞它，但不少人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认为它缺乏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思想浅露，艺术粗糙，是“泡沫的现实主义”、“肤浅的、现实主义”、“煽情主义”。基于此，有必要重新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
一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学根基。新时期二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呈“抛物线”形：20世纪的70年代末有一个短暂的蓄势，发展较缓；80年代前期迅速发展，突飞猛进；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变革的深化，种种矛盾浮出水面，社会进入一个艰难发展的时期。在农业方面，农民收入不仅增长慢，还受工农业产品间“剪刀差”的盘剥，80年代中期以来，“剪刀差”年均量在400亿元左右。还有各种税收②。在工业方面，有资料表明，80年代末，国有企业还是盈利、亏损、暗亏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到1994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1996年，“企业库存上升，生产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故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③。改革中的障碍和矛盾，不仅来自传统的思想和体制，而且来自现代化本身。总之，市场经济在使社会财富获得巨大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效应。
这种曲折的历史进程，必将影响民众的生活、命运、心态，文学艺术也就有责任通过对此反映来透视历史的进程。从改革文学经由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演变，或隐或现地体现着这种历史进程。
改革文学出现于“抛物线”的顶峰阶段，记下了改革初期的辉煌，也记下改革的矛盾和艰辛。它描绘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美好的憧憬，批判了旧体制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还揭示了西方中心性认同与国家民族尊严相矛盾的痛苦心理，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启蒙武器是人们理想中的现代化建构。那时，现代化是美好的理想，是一片光明；启蒙对象则是为旧体制以及旧观念、旧意识束缚的人们。改革小说走出“蒋子龙模式”之后，也开始隐隐约约地对现代化的弊端进行不自觉的批判，它反映着作家对现代化认识的逐步深入。这种认识又在消解着启蒙武器的威力。当作家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现代化承诺的经济“涅槃的时刻”迟迟未能到来，自身的各种矛盾却相继暴露，“现代化”的启蒙武器也就失去了光环和力量，作家们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启蒙武器，于是对改革现实的表现便处在困惑状态。这正是改革小说衰落的原因。
先于改革小说之衰的是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改革文学中“高晓声模式”的延伸，“高晓声模式”是“蒋子龙模式”的深化，蒋子龙无情揭露和抨击改革的“外障”，高晓声则着意揭示前进中的“心魔”，即农民传统的心理痼疾。寻根作家们正是从这里开始进入民族传统文化的隧道。他们的豪语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新镀亮”“民族的自我”。显而易见，当改革小说作家的现代性启蒙面对改革现实逐步失效时，寻根作家又把启蒙对象指向民族文化。寻根文学虽然也塑造了“丙崽”之类的形象，批判了民族的愚昧落后状态和惰性心理，但是，面对祖先和历史神话，更多的作家产生了类似宗教祭奠的非理性膜拜心理。一则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丰富深邃，具有强大的征服力；二则现代化因负面因素显露而逐渐失去启蒙光辉，“现代观念”迅速变得疲软而无力。民族文化传统的征服力与重铸民族文化的目标发生矛盾，这种矛盾逼迫作家们做出抉择：要么放弃启蒙，要么放弃寻根。更多作家选择了前者。作家们的中途倒戈，使他们重新镀亮民族自我的启蒙豪语流于破产。先锋小说则彻底放弃了启蒙精神，对“现代观念”进行了扫荡式的批判和拆解。它的精神指向的虚无主义和文本追求的形式实验使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我国起步不久的现代化进程当作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进行抨击。中西社会现状有很大不同，比如西方现代主义对个性主体和寓意深度极端张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恰恰是否定个性。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武器并不适于我国的社会土壤。先锋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未能融入民族文学整体的“异物”，因此受到民族文化的“排异”。先锋作家一再强调，文学是贵族的，文学从来不是大众的，文学是写给未来人看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大众不理解，因为是“对牛弹琴”，大众接过的话语则是：“对，牛弹琴！”显而易见，寻根小说陷入文化传统，先锋小说陷入文本实验，他们的共同的走向是背离现实生活，疏离广大民众。须知那正是改革“抛物线”的下滑阶段，严峻的社会现实亟须文学做出反应，而文学却闭上了面对现实的眼睛。既然文学无视民众疾苦，民众凭什么关心文学呢？它们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新写实小说回到了当代中国现实，真实地描写了日渐进入现代化矛盾漩涡的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相对贫穷与窘困状态。它看透了现代化的弊端，也就不再抱什么理想和憧憬，不再进行什么启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是一种为生存的现实主义。但是，融入其中的存在主义观念使之陷入非理性泥潭，而中国的社会，还是向现代社会前进的理性社会。其实，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在不断呈现负面性的同时，也显示着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可惜的是，钟情欲望生存，无视历史主义的新写实小说未能看到这一点。
新现实主义小说从新写实出发，以比较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从对日常生活真实而具体的描写中，尽力透视变革的现状和历史的进程。它真实地展示了90年代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描写了底层民众相对贫困的生活状态，以及艰苦卓绝的挣扎与奋争。关心民众的文学，自然受到了民众的关心。如此，它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演进过程，既是对改革文学的赓续和发展，又是对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反拨，更是对新写实小说的超越。如果说改革文学关注的是社会的启蒙而被称为启蒙现实主义，那么，新现实主义则更关注商品大潮中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不妨称为社会分析现实主义。这种分析不是阶级分析，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状况与心路历程的分析。
二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分析体现在人物关系的设计和塑造上。其人物形象大致可归结为三个系列：社会底层民众、基层干部和商品大潮中的“经济台柱”。
1.社会底层民众，包括困顿的农民如九月（《九月还乡》）、黄船师（《蓝脉》）、老顺子（《落魂天》）、余校长（《凤凰琴》）等和贫穷的工人如章荣（《大厂》）、范秀芝（《抉择》）、李小水（《学习微笑》）、金妹（《女工》）、李敏（《年底》）等。这是一个复杂的类别所在：有进城求发展沦为妓女、回乡办企业又遭遇重挫的农村女青年，有靠在旅游点海边打捞尸体挣钱的老渔民，有贫穷困顿的民办教师，有在贫病交困中艰苦生活的工人劳模，有重新寻找出路的下岗职工，有因企业困顿而嫁给残疾人的女工……虽然同二十年前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准未必没有提高，但是正如塞林斯所说：“匮乏与贫穷之所以独独在现代工业世界及其边缘区域广为扩散，不但是由于市场体制的扩散，在手段与目标间产生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更由于这经济中所维系的朝贡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造成了广大生产者的悲惨境遇。”④ 底层群众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相对贫困引起敏感作家的密切关注。他们不矫饰不做作，以描写生活原生态的笔触表现社会的贫穷与困顿。初看起来，这很像新写实派的写法，不同的是，这里的贫穷者并不颓废，而是顽强地持守节操、寻求发展：九月历尽挫折仍在追求，小水顽强实现着自己的价值，患癌症的劳模在贫穷中不失气节……可以说，新现实主义小说起于新写实，又有精神上的超越。
2.基层领导干部，包括城市基层干部与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吕建国（《大厂》）、周天（《年底》）、刘强（《下岗》）、李高成（《生死抉择》）、黄江北（《苍天在上》）、高长河（《中国制造》）等与乡镇干部如李德林（《年前年后》）、孔太平（《分享艰难》）、陈凤珍（《大雪无乡》）等。他们是历史转折时期把握现实社会进程的风云人物，但他们同改革初期的英雄有很大差别。乔光朴们虽然面对的是“文革”后积重难返的破烂摊子，但是，他们有美好的现代化憧憬，因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即使暂时失败，也满含着“难酬蹈海亦英雄”的悲壮。乔光朴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而电机厂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历史却跟乔厂长开了个玩笑：十年之后企业始遭社会转型的挫折，二十年后进一步陷入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漩涡。《大厂》中吕建国上任一年的红旗厂越来越不景气，已经两个月不开支了。前任厂长因贪污让“大盖帽”带走，工人们恨得牙疼。春节前闹出两件大事：厂办室主任老郭陪客户郑主任嫖娼被抓，厂里唯一的高级轿车被偷。继而一系列的矛盾发生，厂里来了一大帮要账的住在招待所不走，自己的账又要不来；总工袁家杰请调，全国劳模生命垂危竟无钱住院；赵明依仗权势不交承包款，愤怒的工人砸了财务科；工厂屡屡失窃，六个偷铁工人被抓。农村的形势也不乐观，《穷县》的常务副县长郑德海面对的困境是：老干部因为工资、医疗费问题要上街游行，县长洽谈业务被港商骗取50万元要去外调却无差旅费，被服厂工人未领到工资上县政府来讨要，申报贫困县的工作还要加紧开展。农民的日子也不好过，《黄昏放牛》写农民应交的税有：茶叶特产税、民兵训练税、村集体统筹税、广播维护费、生猪屠宰税、治安统筹税、道路护理费等共十几种。村民一株茶叶树都没种的，也得缴纳茶叶税。如此困顿的局面，乔光朴、武耕新们当年运用的现代化启蒙法宝已经失去效用，因为现实的矛盾许多就是现代化的弊端，以“历史的代价”期许经济的涅槃已经没有了说服力，纺织女工金妹便质疑“下岗”的合理性：“说省钱，下百号人的岗，一日攒那牛毛儿的钱，够个啥？说积极性，下岗只能下掉职工的积极性……天天说咱是主人翁，其实咱就连自己的主也做不了。”吕建国、李德林们以自身的道德和敬业精神维系着尴尬的局面，以“历史的代价”的无力期许“说服”着群众，于艰难竭蹶之中寻求发展的转机。可以说，吕建国、孔太平等就是社会转型期、世纪之交的乔光朴、武耕新们。
3.商品大潮中的“经济台柱”，即暴发户式的人物，如林萍（《中国制造》）、郑主任（《大厂》）、洪塔山（《分享艰难》）、潘老五（《大雪无乡》）、杨二寡妇（《闰年灯》）等。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自然也体现着现代化的复杂性。他们曾经挣扎过、奋斗过，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正当、不正当的手段在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经济的台柱子”。一旦成为巨富，商品经济的负面性便在他们身上发作起来：他们唯利是图，盘剥工人和底层农民；他们勾结和操纵地方政权，独霸一方；他们放纵欲望，乃至堕落腐朽。他们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形象群体，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重大发现。其实，在改革文学的后期就有了这类形象的萌芽，李心田《流动的人格》中的杨洪山、于德才，《焦大轮子》中的焦炳和即是。他们有着“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复杂性格，不过还没有形成独霸一方的大气候。新现实主义小说才发现了成大气候的经济能人，如潘老五，花一百万从西德进口废塑料却是民用垃圾，索赔又赔上两千元的电话费；雨季里垃圾污染草场，被告上法庭却无人受理；他贷款两个亿，谁接手谁还账，于是潘老五成了爷：退休的公安局长给他做保镖，镇医院专为他派保健医生，偶有小病，各银行的行长都来探望……镇长陈凤珍搞股份制，就必须得到潘的认可和支持。“潘老五”们的形象，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认识价值，现代化的优长劣短，农民意识的正负效应，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映现。商品大潮“经济台柱”的形象系列，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独特贡献。
新现实主义小说描绘的三类形象间有着微妙的联系。“经济台柱”与底层群众看起来相互对立，却也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潘老五、洪塔山们在成为暴发户之前，也是底层社会的一员，一旦暴发并与底层群众建立“朝贡关系”，就发生了质变——即便是此时，也还偶有当年的某些品质。底层群众的许多人梦想并尝试着在市场经济中暴发，成为经济能人，追求中也不免为铜臭腐蚀：九月进城求发展，为赚钱做起出卖肉体的生意；善良的老顺子在雪莲湾办起捞尸公司，市场经济的赚钱目的竟使他盼着死人，甚至建议庞主任启用不大安全的气垫子！基层干部作为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自然和底层群众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他们关注着底层群众的贫穷和困顿，并为改变这种状况殚精竭虑。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经济台柱”，市场经济生出的“经济台柱”如同难以驯服的野马，有巨大的力量也有巨大的野性，基层干部要借助其力量又要控制其野性，并非易事，必要时也表现出妥协和忍让。如此，底层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关注目标都指向了“经济台柱”，“经济台柱”便成为现实社会的核心。如此，底层群众、基层干部和经济台柱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建立起了以经济台柱为核心，三者虽有矛盾，却更多是联系和依存的复杂关系。经济台柱的核心性，正体现了市场在现实社会中的杠杆作用。不少作品写出这种深层关系。《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是农民企业家，镇经济支柱，却又道德败坏，奸污了镇书记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孔太平“气疯了”，想狠狠处置他，但本镇经济的发展又要靠他！孔在痛打了洪塔山一顿之后无奈地继续起用他。田毛毛的父亲也不再控告洪，让他继续当经理。《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为救活大厂，要跟大客户郑主任签订一千万的合同，但必须满足他嫖娼的要求。郑嫖娼被抓，还得到公安局去疏通放人。《大雪无乡》中的乡长陈凤珍要搞股份制，就必须征得镇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潘老五的同意，潘财大气粗，劣迹斑斑，陈还要与他达成妥协——这是现实生活中历史和道德的悖论，作家们让他们心爱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悖论中进行无法处置的处置，无法解决的解决，读者随着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去困惑迷茫，产生强烈的阅读效果。对这些描写，文论界颇多争议。否定者认为，一是人文关怀欠缺，表现为“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缺失的是“面对流氓、强奸犯和贪污犯作恶时应有的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漠视普通人的尊严、价值和起码的生存权利”；二是历史理性的缺失，从历史理性看，真正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透明”，强调“法制监督”，有很强的“自律性”，洪塔山们“种种违反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正是改革的对象，他们给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不健康的东西是在铲除之列的”⑤。
这些批评并不准确。关于人文关怀，小说确实写了基层干部对洪塔山们的妥协，也写了底层群众对这种妥协的认可，然而，这种做法并不代表作家的态度，也不代表基层干部和底层群众的态度，作家对“洪塔山”们的反感、对干部和群众窘迫处境的关切已融入字里行间，作品中的干部和群众对洪塔山们的痛恨心理也是明确的。刘醒龙在谈写作体会时曾说，当他写到孔太平为了保住全镇经济不崩溃而宽容强奸心爱的表妹的洪塔山时，他的心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他流下了眼泪。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自己面对此事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谁敢这样就宰了谁！其实，描写这种历史和道德的悖论的作品并不少，《李自成》写李自成为了大局稳定，令爱恋张鼐的惠梅嫁给袁时中，惠梅进行着艰难的认同，此段成为《李自成》的优秀篇章。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让心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仇敌蒙古王葛尔丹，后又进行讨伐将葛尔丹杀掉，给女儿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这也成为该剧的精彩部分。新写实作家为什么要受到指责呢？关于历史理性，笔者以为，批评者设想的民主透明、法制、自律的现代市场规律只是理想状态，实际的发展情形要复杂得多，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历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调动的是人们的个体发展欲望，这种欲望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充满了力量也夹带着邪恶。从正面说，市场经济以极快的速度创造着大量财富，从负面说，不仅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常常不择手段，而且资本占有者往往为富不仁，道德沦丧。沃勒斯坦在《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与现实》中说，高度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实际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是国家制定的交易规则，那个著名的供求规律，也受制于政治力量。社会财富的最大获得者是那些在政治上居于有利地位的集团。“在现实的历史资本主义当中，‘成功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成功地摆脱市场竞争约束的垄断商人，‘失败者’才是被迫要活于激烈竞争之中的工人或农民”⑥。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同样如此，“不管怎样，计划属于强者。IBM可以计划，日本可以计划，但是捷克总的来说只能适应、阻挠和抗衡那些计划”⑦。透明、法制、自律是为着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性而逐步建立的制约措施，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负面性，这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理性。具有复杂性格的洪塔山们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理性。可见，新现实主义小说对历史和道德悖论关系的描写并非抛弃历史理性，恰是历史理性的真实体现。
上述三类人物构成的关系决定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特征。基层干部、经济能人和底层群众虽有矛盾却又相辅相依，连接成稳定的三角形。这种结构与改革小说不同，改革小说的改革者运用现代化思想和改革实绩，一方面战胜反对派，一方面对群众进行启蒙，是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的放射结构。对于新现实主义的基层干部来说，现代化思想已不足以启蒙群众，所依靠的“经济能人”又劣迹斑斑，处于贫困境遇的底层群众既有希望又有困惑。这里已经没有了启蒙，有的是作家以社会分析方法展示的各类人物的社会处境、精神状态。这种社会分析又与“工农兵文学”的阶级分析不同。“工农兵文学”也是放射结构，如《创业史》，梁生宝同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结成的是对立、矛盾关系，或教育或打倒，其目的在于战胜对方，从而取得胜利。在这种结构关系中塑造的梁生宝，就带有了英雄气。新现实主义的三角结构则强调三者间相互依存、联系、渗透的关系，基层干部并不企图也无能力战胜经济能人和启蒙底层群众，而是在矛盾重重现实中稳定各种社会关系，没有了英雄气，显得极其平常。倒是经济能人有几分“牛气”。这便是新现实主义作为社会分析现实主义的特征。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三角形结构比较准确地表现了现实关系，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个很重要的“意味”是：揭示底层群众生活相对贫困的深层原因。对于国有企业的工人来说，贫困的原因便是吕建国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付出的“历史的代价”。工人的贫穷来自企业的困境，企业的困境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重组。这种社会转型是历史的一瞬间，但对社会底层民众来说可能是终生的牺牲。《大厂（续篇）》里，吕建国反驳章东民的“自救”高调时说：“自救？怎么自救？我一直对这句话存有怀疑。工人们离开工厂，真等于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螺丝了。农民可以种田，商人可以经商，可是工人一旦离开工厂，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们红旗厂有上千名干了几十年的翻砂工，他们能出去干什么？黑砂磨走了他们的青春，现在他们老了，除了翻砂，他们一无所长啊！你让他们拿什么去自救？”受到损害的工人不仅生活窘困，而且还要受到人格的污辱。《学习微笑》中写食品厂女工陪舞受辱后，厂办室主任安慰道：“咱们厂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厂长正在广州跟人家港商谈判，急需审计局的审计报告。咱们厂目前的情况是资不抵债，又必须让他们审计出资产雄厚的数字来，这样在谈判桌上才有话说。”对于生活窘迫的女工来说，要想自己翻身，首先要工厂翻身，工厂要翻身，自己就得先受辱。这也是一种悖论。工人的贫穷还来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新的“朝贡关系”，郑主任、洪塔山们成了索贡者，贫穷的工人们则是朝贡者，二者的贫富悬殊使朝贡者受到经济的盘剥和压迫。市场财富的获得者常常是政治上居于有利地位的集团，“成功者”摆脱市场竞争约束的途径便是同当权者相勾结。国有企业的旧体制给这种勾结提供了条件。它存在着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和实际支配权的私人化的矛盾。企业的管理人员享有对企业财产的支配权，而企业的亏损却由“全民”来负责。企业财产的支配者可以跳出市场经济的制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承担损失的就是工人群众。企业管理人员本身就体现着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这便为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经济台柱同当权者勾结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同政府官员的勾结，新现实主义后期的反腐小说便描绘了这种勾结。在《生死抉择》中，中纺集团的正副经理们不仅找到省委副书记作后台老板，还拉拢反贪局长（又是市长的妻子）入伙。有些作品让经济台柱隐居幕后，而把与他们勾结的政府官员推到前台，从而反映政府官员的腐败。这类小说的意义在于，揭露了现代化和旧体制的双重负面性，二者的合谋联手成为日益严重的时代病，这又是新现实主义揭示生活的一大功绩，它的人物关系的“三角形”变得更加复杂。
底层农民贫困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城乡关系的不平等。这首先表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祁三娃和麦香们也不知道，就在他们被穷山窝的苦焦日子弄得日夜憋烦的时候，在别处，有人喝金箔酒，洗牛奶澡，灯红酒绿，女人为伴，一个晚上挥霍上万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麦地》）这种将穷困村民同城市新富对比好似不确，但不确中也蕴含着深层的思考：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前文已提到《黄昏放牛》写农民各种税费及资金摊派，都揭示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关系。城乡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农民工所受的歧视和屈辱，最常见的是“打工妹”在城市中的沦落，如《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孙艳，《大树还小》中的“姐姐”等，它较之劳动力的出卖是更大的不平等。此外，《新麦地》写到祁三娃在城市被抢劫，《九月还乡》写到小木匠云舟被“城里人”打折一条腿，白脸厂长声称“农民是万恶之源”等。对于城乡的不平等，乡里人也开始觉悟。《九月还乡》中，兆田村长感慨地说，“外头就那么好混吗……穷些没啥，还处处吃瘪子气。”《大树还小》中的乡里人对知青返城心理提出质疑：“怎么走不了就像在地狱里受罪，那我们前几辈没有走，后几辈也没有走，钉在这里就是理所当然的吗？”由此看来，反映农村生活的三角结构，较写城市生活作品的结构更为复杂。
新现实主义同新写实一样，从普通民众生活的贫穷和窘困入手，甚至也采用展示生活原生态的策略，但作家的主体意向却发生了变化：新写实由个体贫困的描写直接指向人类的命运，指向存在主义的哲学思考，并未探讨贫穷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脱离了民族生活土壤和文化传统；新现实主义则由个体贫困的描写指向社会和民族群体，探讨了贫穷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现代化的负面性、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旧体制的弊端等，从而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激起广大民众的心理共鸣。
三
当我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之后，有必要坦率地指出，它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粗糙，不少作品还处于“毛坯”状态。
从特征性手法层面看，新现实主义文学不乏鲜活的细节，这表明作家们有丰富的生活资源。但是，马恩文论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不仅要真实鲜活，还要有典型性。笔者以为，典型性应当包括三种指向，即艺术结构、人物性格和主题学意义。托马舍斯基曾提出结构细节印证、求实细节印证、艺术细节印证。如此，才能更好展示“社会的总画面”。这就需要精选细节，锤炼细节，发掘细节的深层价值。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细节显然缺乏精选，丰富的生活资源无节制地涌入作品，形成细节的拥挤，挤压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作家的观念、情思、理想就难以渗入其中。加之作家们缺乏锤炼、开掘细节的自觉性，细节的表现手法就显得单一而匮乏。比如，小说叙事学将叙述视角分为全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三种模式。新现实主义经常采用的是全聚焦的客观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虽有包容丰富的长处，却有结构松散的弊端。而且，这又是一种传统的模式，用得不精当就缺乏新鲜感。相对地说，外聚焦和内聚焦是更具新鲜感的视角。”如现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多用第一人称或人物的“内聚焦”展示，更有真切感，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似乎未注意这些。新现实主义还应思考艺术表现的丰富和创新性，现实主义的特征性手法是细节真实的写实手法，但作品中也不一定全用这种手法，在保证特征性手法居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也可掺入其他一些艺术手法，以增加艺术表现的丰富性。从改革文学到新现实主义小说，中间经历了现代派、寻根派、先锋派等小说发展阶段，他们虽然被后来的潮流所否定，却也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否定应是一种扬弃，文学的发展应是滚绣球式的，而不应是狗熊掰棒子式的，我们感到，新现实主义“滚”到身上的东西有点可怜。这从作家的表白中也可见端倪。何申说：“……似我们这样业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文学中较深的内容，只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写出来哪怕是给人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⑧ 作家谦虚的自白中透露着精英意识和学者化意识的缺乏，艺术上深入钻研不足，一味地“拼生活”，是生活资源极大的浪费，作品也难免浅俗。这种浅俗也见诸作家的自白，刘醒龙说：“……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要内容……在鲁迅和张承志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宁为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作家有两种，一种用思想和灵魂写作，一种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前者注重形式，后者注重内容。鲁迅和张承志是属于后者。”⑨ 这段不长的话就有几处问题：1.混淆了生活形式与艺术形式，因为生活的形式和技巧也应是艺术表现的内容。2.“用思想和灵魂写作”何以就不重内容？思想和灵魂本身就是艺术表现的内容。“用灵魂和血肉写作”何以就不重形式？3.鲁迅和张承志何以是“宁为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者？茅盾便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读〈呐喊〉》）。对文学和理论理解的浅薄难免不对创作产生影响。
从思维方式层面看，新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众多真实感人的形象，但难以称得上典型。在上述三类人物中，应当说，洪塔山系列是新现实主义作家的新发现，尤其是洪塔山和潘老五这两个形象，在他们私欲膨胀、为所欲为的背后，蕴含着丰厚的历史和人性的内容。可惜的是，作家们对人物的心路历程缺乏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人物的性格也缺乏整体感。致使有人质问一个强奸犯还能有良心发现？比如潘老五曾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老子打天下。”这句话既体现着现代商品大潮中的垄断意识，又蕴含着封建主义的专制意识，是商品经济由粗放型走向现代科学经营管理型的一种抵制力量。可惜，作家并未沿着这个思路开掘下去，使一个就要成为典型的形象中途夭折。其原因有二：1.创作与生活距离太近，缺乏在较大时空上进行远距离的审美观照。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的创造，生活材料必须通过作家头脑的“窑变”方可成为艺术品，从细节的拥挤中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选料不精，艺术形象的薄弱显示着作家们典型化“窑变”的火候不到。2.环境和人物关系处理失当。新现实主义大概受新写实派的影响，更多地写人在环境挤压下的困惑和无奈。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有相近的男女细节，这种历史和道德的悖论有着历史价值和现实认识意义。但是，不同作家笔下的人物对此却进行了相同的处理，这就形成了创作的雷同，削弱了人物的典型性。
从基本原则层面看，新现实主义虽然真实地再现了现实关系，但是，由于细节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不足，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和开掘就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再者，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现实关系，已将心理描写囊括其中，不过，那主要是理性心理；而今发现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等非理性心理，自然可以纳入现实主义的视野，既可丰富现实主义，又能对现实生活进行整体性把握。可惜，新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过于胶柱鼓瑟。此外，对当代意识及时代精神的发掘，也不无缺陷。有人称之为“肤浅的现实主义”，话虽说过了头，却值得新现实主义作家的警惕。
注释：
① 参见韩小蕙《文坛：现实主义传统强势回归》，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2日。
② 陈桂棣等：《中国农民调查》，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③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④ 塞林斯：《原初丰裕社会·导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 —84页。
⑤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⑥⑦ 沃勒斯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第98页。
⑧ 何申：《放松一点生活》，载《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4期。
⑨ 刘醒龙：《内容与形式》，载《小说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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