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主义论文,民主论文,科学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99（2010）02-0001-08
埃尔施泰恩曾经讲过，科学权威和民主、自由“不是对立的两方，而是孪生兄弟”。① 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是与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一致的，进而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精神气质。
我们先探讨一下科学与民主、自由② 的一致性。默顿在论述科学精神气质时就表明，科学和民主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民主的精神气质把普遍性作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原则包括在内。”“科学的普遍性蕴涵的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社会地位的不固定，描绘了民主社会的特征。”[1]波兰尼直接把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相提并论。③ 本-戴维则径直指明科学、民主、自由三位一体的本性：
科学精神气质是寻求真理的方法，从而是引导人的事务的方法。在这种语境中，必须把科学精神气质广泛地理解为以理性的、非权威主义的知识进路为特征。这种摆脱任何先验承诺的进路在它对思想自由的态度方面是自由的和民主的，尤其是支持科学的自主性。[2]
莫兰在阐明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检验原则和事实上的证伪原则，这一切都是按照公认的游戏规则进行的——后得出结论：“科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存在科学特有的民主，它是思想冲突的遵守规则的和建设性的运行。”“现代社会，即使是高度专制的社会，也会尊重这种科学的民主共同体小岛，以便从中得到好处。”[3]B·巴伯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科学精神也大体上与自由社会的普遍价值相吻合”；“在一定的意义上，科学是自由社会精神的典型代表。”[4]布罗诺乌斯基的阐述更为详尽，他强调科学共同体具有自由、民主的气质和稳定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科学共同体，讲他的心智，倾听和反驳。科学共同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没有一个教条的社会能够具有这种稳定性。尽管今天的科学理论与往昔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科学家的社会没有随之倾覆，并依然尊重不再拥有其信念的人。没有一个人被射杀、或被流放、或被宣判有伪证罪；没有一个人在他同事的审问面前卑下地宣布放弃信仰。科学的整个结构改变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丢脸或被废黜。[5]莱维特注意到，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历史的和逻辑的纽带：
一般的规律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中任何一个的热情爱慕者都倾向于以同样的热忱来支持另一个。这两个概念历史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内在逻辑而被联结在一起的。根据定义，民主坚持，在给定的文化中，任何人必须被分配至少最低限度的政治社会权利。这个信条通常是以不可减缩的人类尊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因而与天赋人权的理论缠绕在一起。[6]2
确实，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是互为因果条件的，并且在历史和地理上是巧合的——共时同地成长和确立。中国学人陈立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早就明确指出：“孕育科学与民主的是同一种社会条件，相同的种子长成两连理的大枝。”“政治上失去了民主，科学便失去灵魂。科学与民主真是相依为命的。”[7]莱维特发现，“尽管科学看起来是精英主义的——这是因为它招收新成员的严格程序和发挥才能有所成就的巨大难度，但是人们把它与民主甚至作为文化中的平等氛围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大致看来，这部分地是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的一个意外方面。作为我们文化的政治理想核心的民主观念，与系统的、积累的、扩展的和越来越精确的科学观念一起成长。”他进而表示：民主和科学各自思考世界的方式之间还存在更进一步的联系，只是更难与明确的历史机制相关联，其各自的思考方式一方面认可民主，另一方面则承认科学确认的基本观念。最明显的联系是，这两个观点的出现并得到确立或多或少是在同一地方——西欧，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约在1600—1800年间。它们像是跨上了双座脚踏车似的，被传播到其他文化之中——首先是在欧洲，接着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并且又几乎同时抓住了各种人群的想象力。除了它们的历史和地理轨道的相互缠绕，而且在科学观点和民主气质之间存在一种现在还在持续的共生。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相互加强一直是一个微妙的、持续的过程，其历史细节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追踪的，并且大部分被显著的、让人难忘的历史事件所掩盖。[6]5-7当今，一些思想家在科学态度中甚至找到了未来的希望，看到科学共同体为民主的自由和合作提供了健全的模型。科恩甚至宣称，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是“合作共和国的民主伦理”。[8]
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三者在内涵和精神上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联结，而且也表现在科学与它们的相辅相成的互动上。我们先看民主、自由对科学的推动作用。默顿揭示，科学精神气质为一个暂时性的假设奠定了某些基础：“在与科学精神气质一体化的民主秩序中为科学提供了发展机会。”④ 西博格在审查了自由和科学的关系后指出：
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在自由之上茁壮成长的。人的好奇心、对真理的追求和新观念的应用，似乎在没有束缚的、存在激励和因好工作而受奖赏的环境中才能得以最佳地发展。……在许多方面，自由的本质和科学的本性是平行的。⑤
马尔凯也洞察到：“科学更有可能在民主社会繁荣；这部分是因为科学的价值似乎是民主的，部分是因为民主似乎最不可能向纯粹研究共同体施加直接压力。”[9]当然，正如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所说：“不可能在民主与科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也不能说惟独民主社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然而，科学在民主时代的实际繁荣，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10]默顿在引用这段话后的补充说明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们反过来看科学对民主、自由的促进作用。莱维特对此有精湛的研究，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断发展的科学精神如何设法促使社会朝着自由价值观念——对绝对主义和权威专制的反对，对世袭特权的否定，对更宽范围的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传统的非神圣化——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缓慢扩散的过程，自由主义理想不断传播，它与科学家以及科学修养很好的人的最初联系逐渐断绝。虽然如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成功的科学很少归功于反自由的价值观念。他合理地推测，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这样一些人持续增长。他们精通科学，熟悉科学方法，并理解使科学得到发展的必要思想框架，他们的存在把自由思想的种子传播到欧洲和北美（最终到全世界）受过教育的人口之中。由此产生了看待权威、思想自由以及精英原则的种种态度。自然而然，有一些著名人物，他们对尚未成熟的自由主义的支持与他们对科学的热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想起如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人物、莱辛、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莱维特得出结论：
实际上，在现代政治和文化规范的创造中，科学最重要的角色可能仅仅是使得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创造了繁荣的、有保障的社会环境，这使平等主义观念减少了一些先前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不过，如果说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民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探求及确认真理，如何评价证据，并且最首要的，是关于自然界的哪些先入之见进入这些判断，那么自然科学无疑是它们的源泉和榜样。这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驱散了宗教、传统、国家当局的特殊权威，但是即便如此，民主规范的价值观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科学认识论价值观的巨大影响。科学史家玛格利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真理：“自波义耳以来，实验科学家希望获得相对自主的权利——不论是去教堂还是参加自愿团体——不可避免地为公民社会的进化铺平了道路，并接着为不列颠和美国殖民地的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获得更加平等的形式扫清了道路。”
他基于历史考察重申：“科学价值观体系在历史上一次次倾向于培育自由民主的精神气质。……历史记录表明，科学最终发现自身与专制体制彼此矛盾，尽管这些体制征求、鼓励、奖赏科学家。”⑥
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科学、民主、自由可谓三位一体。西博格一针见血地指明：“我相信，科学社会和民主社会不仅是相容的，而且科学和自由的合作向我们提供了达到我们大多数人今日追求的那类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我也相信，如果自由的人想要生活在现代的科学时代，享受它的好处并控制它的命运，那么他们必须随那个时代成长，他们必须教育他们自己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他们必须通过教育发展他们向着最高理性的、人道的和伦理的行为。”[11]而且，科学与民主（以及自由）这些词语本身似乎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们能够超越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自然而然地自行其是。情况正如莱维特所言：
“民主”和“科学”两词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地抽空意义，并且如果这两个词被骗子频繁地乱用，一般会冒这样的风险，即它会事与愿违地唤起与其含义相一致的共鸣。这两个词是有力的，它们经常会使其滥用者陷于颠覆的危险中。它们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和欺诈深感不安。……如果社会体系用科学与民主的言辞来支持自身，但是没有给予它们真正的尊重，那么它是在磨一件有可能对准自己的武器。[6]1-2
这里也存在表面上的悖论以及反对意见。表面上的悖论在于，一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是普遍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科学也是有社会结构的，有不平等的分层与权威的存在。这二者是怎样一致起来？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权威结构的存在，才能维持科学共同体的意见一致；而只有这种意见一致，才能保证科学中的普遍性原则及民主精神的实现。他们强调指出，科学中的普遍性和民主精神就表现在：在科学评价系统中，以统一的尺度来考察所有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以普遍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科学家的工作质量。[12]
反对意见也不算少，这里仅举数例说明之。雷斯蒂沃坦言：“在其流行的建制的化身中，科学是对民主的威胁，是无政府主义的障碍。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军队、银行和公司领导人的精英阶层结盟，而这些领导人共有关于什么构成‘国家利益’和谁的‘国际主义’和‘全球观点’，没有超越地区和市场的狭隘观点。”[13]69拉维茨也提出类似的批评意见。⑦ 生物学家莱文斯（R.Levins）和莱旺廷（R.Lewontin）的指斥更为具体和详尽：
从某些方面看，科学的命运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命运相似：两者生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自由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但是极大的成功却把它们转变为其青春时期的讽刺画。科学早年那种反权威的勇士姿态变成了温顺的默认，思想的自由斗争让位于赋予那些控制着研究和出版资源的人以垄断权。存取科学信息的自由被军事或商业保密以及技术行话的壁垒逐渐剥夺；随着科学的商品化进程，顾客是否满意取代同行评议成了质量检验的标准。维持客观性的内在机制，在消除了显贵的奉承、同行的嫉妒、狭隘的派系和一国一地观念的最好情况下，也只能排除个人任性的错误和偏见，但是这种机制却强化了科学社群一致认可的偏见。对客观性的需要、把观察和报告与科研人员的主观愿望区分开来（这对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变成把理性思考与个人感情截然分开的需要。这助长了科学家在道德上冷漠超然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专业分化和机构官僚化过程中得到强化，它怂恿科学家从事各种危险有害的科研而不顾及对人体造成的后果。学者社群中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思想表明，该群体本身不过是被整合到社会一般阶级结构并模仿公司模式的科学权威的僵化等级组织。如果说还存在可以追求真理的地方，它也变得日益狭窄了；这表明，实验室里的小科学的精密性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事业的非理性之间，存在日益增多的矛盾。[14]
公正地讲，这些反对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也是值得科学的辩护士和卫道士警惕的。但是，由此而把科学置于民主、自由的对立面，则明显失之偏颇。因为所有这些弊端或是由科学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纠错机制失调、科学共同体监管不力引起的，或是由科学异化导致的，而并非科学本身所固有。更何况，把科学和技术说成是暴政的同盟军，更是无稽之谈。塔利斯的反驳是中肯的：科学在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奥威尔（Owell）的《1984年》的读者可能认为，发达的技术为发达的暴政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塔利斯以对具体事例的分析，驳斥了这种看法。他说，从真理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历史表明，没有遍及全国的电子通讯系统，暴政能够达到骇人听闻的完备。在采邑领主——其绝对权势几乎不能算作丑闻——暴政下的农民几乎没有减缓压迫，没有求助的司法。在更大程度上，被其他民族奴役的民族也是这样。高技术可以被用来帮助压迫，也同样可以用来支持民主。近几十年在科学落后的国家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暴政。最有力的暴政同盟者不是科学，而是束缚于习惯，是作为其最高表达的科学的那种批判传统发展得不够。事实上，高技术很可能像支持暴政那样可以支持民主，信息传送的现代方法对民主、对权力扩散和公正所起的作用至少像它们对暴政一样有效。在当代，国家宣传机器日益精致，但是独裁者要说谎蒙骗民众却变得艰难了，而早期的独裁者从来也不受挑战。[15]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科学的社会建制或科学精神气质的一个综合性的特征——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科学家身上，不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科学毕竟是国际主义的或世界主义的。⑧ 这一特征可以说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公认。萨顿言之凿凿：
从国际主义的观点强调科学的意义是有益的。科学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它是不朽的。它是不能夺取的。它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它是仅有的一个对于全人类都是完全共同的事业。科学不只是最有利的联系，它是惟一真正有力的和无争议的联系。……它是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奉行各种纲领的最有智慧、最广博的头脑联结起来的粘合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从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发展中得到利益。[16]49-50
怀特海注意到：“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但是却以整个世界为家。……西方给予东方最现成的东西就是科学与科学观点。这类东西只要是有理智的社会，就能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17]李克特宣明：“从一种宏观的观点来看，科学是一种国际的或超国家的行动，它与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或文化内部其他的、非科学的成分明显相反。”[18]作为科学家的萨拉姆深有体会：“科学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她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人类国际主义的最高体现。”[19]J.金甚至断定：“科学是国际的。这不仅仅就概念上和精神上来说是这样，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永远也是这样。”[20]
科学为什么具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特征呢？这是由科学的技术规范和科学方法决定的。它们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似真性、普适性、一致性，是能够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或迟或早乐于接受和利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诚如《科学家宪章》所载：“科学是进行观察，并对观察的结果做正确的推理，从而发现真理。无论是谁，都容易陷入谬误，或是眼界狭窄。为了逐步消除所有的偏见，就只有对各种观察结果以及从中引出的理论或预测这两个方面展开直率的讨论，才有希望获得真理。为此，全世界科学家的合作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科学的这种基本性质，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国际性的事业。”[21]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决议这样写道：“自然科学是国际合作的一个多产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国际性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基本定律是被普遍接受的。”[22]玻尔深知：“科学在阐明我们的知识基础的努力中曾经团结了全人类；科学是无国界的，它的成就是人类的公共财富。”[23]中国学者任鸿隽也有真知灼见：
科学是有国际性的。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公共产品，科学知识应该公开出来为全人类谋幸福，不应由少数国家或个人据为独得之秘，阻碍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本身，须靠国际间学者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若专靠一国学者的努力，不但许多重复，迟缓总是免不了的，有些工作的进展简直是不可能的。[24]
他还表示：“用科学方法获得的真实知识，是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差别”，“无产阶级决无拒绝接受人类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的意思”。[25]
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特征，更多地是由科学的道德规范即科学精神气质决定的，特别是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非牟利性、自主性等价值表达，是支撑它的重要基石。卡梅伦言近旨远：“科学是本世纪人性最共同、最普遍的表达，是人性无国境的最完美的模型。科学家由于接受这些价值，可以作为理想的外交家出现。正如通俗科学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世界上的国家在文化、语言、宗教、趣味、哲学、传统上被分割开来，但是科学无论在哪里存在，都是相同的科学——科学家处处讲相同的语言，接受相同的思维模式，为在争取世界政府的斗争中寻找领导者，我们难道不应该面向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科学家吗？’”[26]布朗言必有中：
现代科学不仅教导我们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看待事物，而且也教导我们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去行动，这在今日是极其宝贵的教训。科学追求独立于种族、肤色和信条的东西，科学事实上是在世界进行国际合作的最成功的范例；它比宗教和体育运动更成功，因为它相对地不受意识形态或竞赛的妨碍。科学的这一国际性特征通过国际科学协会联合会（JCSU）得到明证。[27]
说到科学合作，科学的本性、尤其是它的连续性、继承性以及它的广度之广、深度之深，也决定了科学必定是一种合作的事业。合作可以是无形的、间接的合作：后人与前人、同代人之间在思想上的借鉴与启迪；也可以是有形的、直接的合作——科学中的一些领域和项目决非一人力所能及，甚至决非一国一蹴而就。因此，科学必须合作，科学是一种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事业。萨顿对此了如指掌：“科学工作是国际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组织日趋完善。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就像蜂群中的蜜蜂，把毕生贡献给合作事业，但是科学家的蜂房是整个世界。”[16]36他还洞察到：“人们在科学创造中的国际合作是自发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环境无关。”“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国际的，是不同种族的人共有的，因此它是使世界各民族人民之间联合起来的最强有力的结合物。它追求全体一致，这种一致不是由于任何先入之见，而是由于一种机制，各民族人民在完成一项不由他们自己做主、而且远远超过他们全部欲念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时，他们不自觉地不间断进行合作，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机制，科学所追求的一致性只是由于这种机制。”[28]钱德拉塞卡也把科学的集体合作性视为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科学家往往是国际主义者。[29]也许正是看到科学合作的重大意义，雷斯蒂沃甚至把全球合作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科学共同体合作的示范作用上：
世界化根植于跨社会的或跨文化的运动，……“国际科学共同体”被认为是这样的跨社会系统和超社会系统，科学家的活动被认为是世界化的关键性力量。科学家被定义为“战略性的人力资本”和“精英人物”，他们的规范取向是全球合作和世界共同体的发展的基础。[13]103
我们强调科学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既不否认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也不否认科学家热爱祖国并为之服务。科学家虽然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科学家毕竟是世界公民。很多近代科学家已经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他的祖国是德国，他最后的落脚地是美国，他本人是犹太种族，但是无论在本能、情感还是理智上，他都坚定地站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谴责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麦卡锡主义，并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狭隘思想，从而赢得“世界公民”的美誉。莱曼（S.H .Lehman）称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世界公民，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巨人之一”。[30]汤川秀树把爱因斯坦比喻为一头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大象。[31]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尤西姆兄弟（John and Ruth Hill Useem）以至于把不同社会的科学家创造、共享和学习的文化式样称为第三种文化，并认为这一式样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决定性力量，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统一。⑩ 诸多学者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科学是人类通向世界性和世界主义的有效途径。雷斯蒂沃把科学视为世界性（ecumene）的前提条件和进步的保障：“世界性——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的一个条件是，适当培育作为人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理智之表达的科学。科学能够被视为构成进步的基础过程。伦斯基（G.Lenski）把进步定义为，提升在适应过程中使能量和信息流通能力的限度。科学的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是关键性的，因为它强调人的探究、或者和进步之间的关系。它能够被看做是科学在其中发展并在世界化过程中传播的系统。理想地，科学的第三种文化培养出‘具有扩大的视野和对期望完成的东西的自信、具有最新知识和技术能力及革新热情的科学家’。但是，这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跨文化活动的后果。”[13]117中国学人穆在批驳张君劢的“近世国家主义也是科学之流弊所致”的言论时申明：“科学并非与世界主义立于恰相反对的地位，人类真心要走向世界主义上去，我虽不说完全要靠科学，科学到底也可以效万一之微劳。”[32]
许多思想家以至把未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希望寄予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亨言之成理：艺术至少部分地被建立在神话、迷信的基础上，基于是人们的鸦片的宗教。这是所谓的“巫术的生活观”的遗风。
相对照，科学在所有事物中是理性的活生生的例子。它把光明——至少把某种程度的乐趣——带给人类。它的历史是理智前进的历史，是一系列对于教会的和政治的蒙昧主义，对于社会的愚蠢、自私和贪婪缓慢而光荣的凯旋。只有它处理在每一阶段证实的事实，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有助于实际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生活、医疗、舒适、速度和运输的标准。科学给予大众以超过所有物质事物的力量。因为它在它的语言和对象方面是国际的，它至少提供了废除战争的希望。[33]
为了使科学能够真正承担和发挥它应该发挥的终战维和的使命和作用，一些人甚至提出撤消国家对科学支持（disestablishment of science）的主张。(11)
科学的竞争是和平的，(12) 科学的传播是和平的，(13) 科学确实也有利于和平。萨顿可以说是“科学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有利于和平”[16]50观点的热情鼓吹者。在他看来，“科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这种程度在其他领域中是前所未闻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学发现基本上同种族条件和国家条件无关，所以它们是团结与和平的主要工具。”[34]不用说，对于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特征及其正面功能，也有人表示怀疑或否定。(14) 但是，科学毕竟是天下之公器，(15) 这一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更何况，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坚如磐石，其发展势如破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势力根本无法抗拒和阻挡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潮流。(16) 否则，定会落个以卵击石、螳臂当车的下场。
收稿日期：2009-08-18
注释：
① 埃尔施泰恩是这样讲的：“一旦人们不再对权威规范和要求抱有信心，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托克维尔的反应：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正快速驶向民主暴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将困难地接受，任何人——或任何权威——都有合法的权利来限制他人的行动，或者实际上是号召我们的行动。……权威和自由不是对立的两方，而是孪生兄弟。如果我们杀害了其中的一个，我们将失去另一个。关于标准、区分、多重机制、规范、要求和反要求的合法权威，它的一切如今都在遭受攻击。”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莱维特所著《被困的普罗米修斯》一书第501页。
② 民主是以个人的平等权利和相互尊重人格为基础的理想与信念，它是在组成和运用社会机构时应当绝对遵守的思想。参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池田大作与贝恰所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一书第105页。至于自由，我们在讨论学术自由已经涉及到了。
③ 波兰尼说：“‘民主精神’引导自由国度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科学精神成为科学共同体所有活动的基础一样，‘民主精神’是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某种形而上信仰的表达。”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波兰尼所著《科学、信仰与社会》一书第75页。
④ 参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默顿所著《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第269页。默顿接着补充说：“这并不是说，科学的追求被局限于民主之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结构都提供了对科学支持的措施。”
⑤ 参见World scientific:Publishing Co.Pte.Ltd.1996年版G.T.Seaborg所著《A Scientific Speaks Out,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Science,Society and Change》一书第112-113页。他接着写道：“自由要求责任，要求负责任的领导和负责任的公民——理智的、受教育的、有远见的、机敏的、适应变化的领导和公民。”
⑥ 莱维特进一步具体论证了科学对民主、自由的促进：“民主给科学以特殊的荣誉，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从科学工作中获得了物质收益，而且还因为它提供了精确、可靠和稳定的标准，其他知识分支必须要以之为理想而加以崇敬。科学处于顶层，不是因为科学家比其他思想家更聪明或更勤奋，而是因为科学代表了知识的顶点，它的标准值得我们服从。准确地说，这是因为成功的民主需要一种成功地过滤证据和理论的手段，所以民主政治的文化必须承认，科学已经创造了这么一种方法，并且在其他经验范围内不存在相似的东西。给科学堆积了这么多的赞美之辞，不过是承认逻辑和合理的证明原理在人类事务中的关键作用。这赋予科学以特殊的社会地位，即它是处理大量具体问题的首要工具。不尊重这种方法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就是欢迎灾难的到来。”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莱维特所著《被困的普罗米修斯》一书第7-11页、第475页。
⑦ 拉维茨说：“以科学的名义，庞大的官僚政治发展起来。最有名的是在军事领域。无论如何，虽然可以把这些官僚政治与通常的学术共同体分离开来，但是它们要求获得明显未卷入的学术教师和研究者，供它们操纵和影响。……科学工作和科学知识的‘民主，现在作为某种抽象的东西被揭示出来。存在对精英建制的不平等的接近；除了极其纯粹的研究之外，所有研究中存在对优先权和标准的政治影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科学中存在对少数派的工作歧视的传统；在许多作为科学的而合法的领域，存在强烈的有偏见态度的残存物（考虑一下生孩子时因循守旧的位置而不是蹲坐位置的意义）。”参见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1990年版J.R.Ravetz所著《The Merger of Knowledge with Power,Essays in Critical Science》一书第16页。
⑧ 梅尔茨认为：“在19世纪，至少科学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了：孤立的和隔离的思想中心已经日益成为凤毛麟角。交往、期刊和学术会社（及其会议和报道）向全世界宣告最细微的发现和最新的发展。民族特性仍然存在，但是主要表现在思想的比较细微而又比较隐蔽的深处。在那里，语言的微妙色彩、无法翻译的惯用语暗示（而不是明确表达），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尚不明确的观念。”参见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梅尔茨所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第18-19页。
⑨ 例如，被迫放弃丹麦赫文岛主人地位而迁居到波西米亚的鲁道夫宫廷的天文学家第谷在1597年写道：“当政治家或其他人使他不胜烦恼的时候，他就应该坚定地带着他的财产离去。人在各种条件下都应该昂然挺立，无论至何处都是上有青天，下有大地；对于一个具有能力的人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他的祖国。”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儿受雇于一个荷兰将军或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在他的国家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时候生活并工作在巴黎。当英国科学家戴维就要接受法国的一枚奖章时，英国和法国还在打仗。他说：“有些人说我不应该接受这枚奖章，如若接受就有失明智等等。即使两国发生战争，但是两国科学并没有发生战争。说实在的，战争毕竟是再糟糕不过的手段。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科学的媒介来缓和国家间的野蛮战争。”参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戈兰所著《科学和反科学》一书第14页。
⑩ 由于科学和进步之间的关系普遍被认为是积极的和不成问题的，因而毫不奇怪，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国际合作和全球统一对科学家生产的资料、知识和价值的依赖已被广泛确认。对国际科学和社会的研究和沉思强调四个基本问题。（1）卷入科学的第三种文化的平凡活动激励正在出现的以世界化为中心的世界意识，并构成对它的参与。（2）这些活动通过创造不同国家科学家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非私人的纽带，加速主权国家双边和多边合作联系的发展。（3）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是“发达”东道国的访问者，他们的活动有助于他们祖国的“发展”。（4）在科学的第三种文化中的活动把科学家整合到超国家的科学社会系统之中。参见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年版S.Restivo所著《Science,Society,and Values,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一书第103-104页。
(11) 布罗诺乌斯基就坚持这样的主张：时代开始考虑，我们如何导致在所有国家科学和政府之间尽可能完全的分离。我们称之为撤消国家对科学的支持。这样的做法只能由一些卓越的科学家的榜样引起，像卡皮查拒绝俄国斯大林的指挥，劳厄拒绝为德国希特勒工作。显然，研究中的优先权的选择不应当留在政府手中，可是政府部门却不喜欢这样做。科学家要真正获得这样的选择自由，将不得不撤消国家对科学的支持。为此，可以采取两个步骤：拒绝来自政府机构的拨款或方案，要求由科学共同体本身划拨单一的国家拨款。未来还有第三个步骤，即作为单一的国际事业的研究拨款。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公众都正在寻找国际良心，因为民族主义是时代的错误和文明的否定形式。因此，公众处处注意科学家找到表达国际责任和正派感的方式。这种信赖的理由恰恰是，科学被公认是国际的共同参与：在它的原理方面是国际的，作为人的本体是国际的。总之，撤消国家对科学的支持必然意味着从国家政策到国际政策的变化。科学家自己将不得不就这些政策争论、形成和实践——我们所谓的国际组织的经验使这一点变得明白。参见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年版W.Fuller所编《The Social Impact of Modern Biology》一书中J.Bronowski所撰《The Disestablishment of Science》一文。
(12) 波普尔在谈到通过科学知识的自我解放功能时说：“这里有一个和平的竞争领域。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加入这一竞争，我们几乎不会失败。”科学家在这场竞争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是在他自己特定的领域中出色地工作。第二个任务是避免狭隘的专门化的危险。第三是帮助别人理解他的领域和他的工作。参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波普尔所著《走向进化的知识论》一书第87页。
(13) 萨顿说：“科学的传播是最和平的一种，除非它被人为地卷入不相干的争端中，它不引起敌对的反作用。不宽容和不公正可以通过宽宏仁慈的行为来缓和，但是它们只能通过科学精神的慢慢渗透来消除。科学是一部同迷信和谬误不断斗争的历史；它不是一场生动的、场面富丽的斗争，而是一场不为人们注意的、不引人注目的、顽强而缓慢的斗争。科学反对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或疯狂昏乱，它是那么坚定不移而又那么从容平静，以致它就像不抵抗运动那样温和而又不可动摇。”参见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萨顿所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第136-137页。
(14) 林俊义表示，20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把历来认为中立的、客观的、无国界的科学的幻觉打破了。尤其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惟有国家主义的科学存在。科学已经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秘密化、职业化、体制化。参见（臺北）帕米爾書店1989年版林俊義所著《科技文明的反省》一书第8-10，14-16页。
(15) 科学不用说是学术之一，毛子水的下述言论当然适用于科学：“学术是天下古今的公器，正当讲起来，在学术上，有什么国不国？”参见《新潮》第1卷第5号毛子水所著《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
(16) 莫尔注意到，国家和政治对科学的控制能够扩展到基础科学，这样的举措会削弱并可能消灭全球科学共同体，中断它的交流。但是，真正国际的、全球的科学共同体拒绝国家之间的不和破坏科学共同体。参见Springe-Verlay1977年版H.Mohr所著《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一书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