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范式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2—0076—05
任何理论研究总是要围绕着一定的对象或变量而展开的，因此对于研究范式的探索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手段。这是由于研究范式构建了理论研究所要识别的变量的大框架，研究范式同时又是用来选择理论研究对象的一种基本手段，研究范式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研究构成范式的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往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人文地理等诸多学科领域里，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有所涉及，虽然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内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解说不尽相同，但是都缺乏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范式的深入探讨，特别是缺少对于两者之间异同的细致比较。本文试图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出发，深入探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
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基础：地理环境和区域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其研究过程中也要遵循地理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地理学的研究是“以区域为框架和以地理环境为内涵”的[1]。所以，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同样要牢牢把握区域和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同时在人地关系领域还要准确把握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
地缘政治可以看作是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可以看作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与纯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地理环境是以一个能动的要素出现的，而不是被作为一个静态的常量。虽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内进行的，但是政治学更多地是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地理环境被看作是简单的自然环境。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只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承载体。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地理环境的地位和作用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地理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政治哲学（观念形态的政治学）的研究中，地理环境对于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专制等观念的逻辑发展没有任何影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思想可以同时在法国出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是地理环境被作为描述政治现象的背景，在政治科学（具体政治要素及相互关系的解释和安排）的绝大多数领域内，地理环境只是被用于说明某个或某些政治现象的存在地，地理环境不参与政治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地理环境不能被用来说明某国或某地内部的阶级结构。再一种是地理环境被作为政治权力划分各利益集团势力范围的内容，例如，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微观经济学主要探讨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行为，地理环境要么是企业选择厂址的依据，要么是需要购买的生产要素。地理环境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双向互动关系，而是企业依据自身经营方向和实力单向度选择地理环境，主要表现为对于土地的选择和利用。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政府对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控制与把握，但是地理环境要么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要么是排除经济发展外部性的保护对象。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则要从人地关系，特别是人地关系互动的角度出发，既要将地理环境作为人们活动的场所，又要将地理环境作为人地互动的结果，还要将地理环境作为参与人们之间关系的能动的变量来加以研究。这里主要是依据或然论（可能论）的观点。或然论认为，人能够通过能动的活动利用、调节和改变着自然，并且人类改变自然越深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密切。因此，人地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人在利用资源方面具有选择权，而不是简单地受制于地理环境。法国人文地理学家阿尔贝·德芒戎指出，自然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创造一些新的动物和植物组合，创造从事灌溉种植业的绿洲”，造成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入。因此，地理环境的性质是“从整个以往时期内人类劳动成果的本身构成了这个环境——影响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2]。吴传钧院士认为，人类通过生产有意识的改变着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从而改变着周围的外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和新环境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动态的人地关系，也就是具有社会和历史性质的辩证的关系。可见，随着文明的演进，一方面人与自然日益分离，另一方面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人类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环境，这个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地理环境就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所要探讨的地理环境。由于人们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而不断改变着地理环境的性质和内涵，所以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地理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而是经过人工加工过的地理环境。人既是地理环境中的人，同时又是地理环境的创造者。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着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地理环境，同时又受到已经创造出来的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定利益需求，必定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角逐，即通过保有或控制一定的区域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这种活动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地理环境本身。例如，苏伊士运河的开挖使得中东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而围绕着苏伊士运河管辖权埃及与英法、美苏与英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长远地看，地理环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局部地看，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地理环境是相对固定的。
在一定的区域内研究人地关系是近代以来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框架，全球化带来了区域划分、区际关系的新变化。地理学对区域的研究从来不是孤立地描述和分析某个事物或某种现象，而是系统研究区域内诸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区域性、综合性、整体性、差异性等成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也要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了整个世界生活的深刻变化，对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要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地理区域的关系。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群仍然生活在以往的区域内，国家的领土范围仍然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基本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区域为框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浪潮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区域研究仍然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
不过，由于全球化导致了资源和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往仅仅根据空间位置来划分区域的方法受到了挑战。空间位置虽然仍旧是制约资源和生产流动的根本要素，但是制约的能力大为下降。比如，由于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广泛使用，信息资源在不受到人为阻碍的情况下已经可以不受区域的限制自由流动；又比如，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使得某种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在多个国家内连续完成，经济利益的驱动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再比如，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了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凡此种种，实力区域的问题凸现出来。实力区域是以地理区域为基础，各利益集团（通常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要素组合可以构成不同的空间，国家利益在不同空间内的实现情况是不同的，国家实力的延伸在不同空间内也是各不相同的。探讨各国实力延伸的空间及其变化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一个新范式。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核心指向：国家利益
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里，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这是把人类作为一个利益一致的整体来看待的结果，所以研究人地关系就是寻求人地之间的和谐统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作为利益集团的人群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中，既要考察人们在利益一致前提下的人地关系，更要考察在利益纷争条件下的人地关系，而且应该也必须把后者放在首要位置。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着重研究基于地域原因（相邻、相望、相隔）所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都是探讨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对一定地理区域的控制，当然在控制手段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各有不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地理的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拉采尔借用了这一概念，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来解说社会问题，提出了环境决定论、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说等理论。契伦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拉采尔的主要观点在研究瑞典生存威胁时提出了地缘政治的概念。后来，经过豪斯浩弗的整理加工，契伦的概念与拉采尔的结论融合为一体。与拉采尔和契伦同时代，马汉、麦金德使用政治地理的概念，分别提出了海权说和陆权说。再后来，地缘政治的研究分化为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和西方地缘政治。由于法西斯德国将地缘政治的某些基本结论作为其对外侵略理论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一般使用政治地理的概念，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对外侵略的理论。以斯皮琴科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发展了政治地理学，例如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研究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其阶级、民族和部族的状况，阐明各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3]。另一方面，为服从和服务于前苏联集团对外扩张的需要，苏联学者在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免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法国。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斯皮克曼，他修正了马汉和麦金德的理论，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诠释了美国参加二战的战略意图并成为后来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理论基础。1976年，法国的拉考斯特重新使用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再获新生。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分别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思想，诸如“世界新秩序”、“失控世界”、“文明冲突”等理论。基辛格认为，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它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世界的力量，当今世界既继续分化又走向全球化，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担负起领导整个世界的责任。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地缘政治的真空，西方世界应该去填补；未来世界是复杂的，将出现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等。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东西方文明之间冲突的战线。这些理论在具体结论的构成上确实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但是由于所选取的角度是服从和服务于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需要，所以不能作为我国构建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者最早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这种理论主张，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已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原有的冷战机制和体制已经不再适用；冷战结束带来了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大，即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仅有军事、政治、外交，更重要的还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地缘经济学主张，以影响促变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因此，谁掌握了国际经济命脉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发言权。兰德公司的前政治部主任索罗门认为，人类正在进入地缘经济时代，贸易、资金、技术等的流动变化将决定着这个时代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国家安全观正在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拓展到经济领域，商业力量、技术力量同军事力量一样都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4]。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缘经济研究所教授卢特瓦西可以算作是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卢特瓦西认为，冷战后经济对国家安全有着巨大的影响，国家利益就是经济上的国家利益，所有较量都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主张以经济和生态优势控制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而且随着冷战结束，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已经没有了领土和生存的较量，有的只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经济合作，但是，民族国家的性质无情地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竞争对手，只是它们的竞争方式在冷战后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以领土划界的行为体明确无误地要胜过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行为体[5]。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论。其核心观点在于它强调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是国际政治权力的源泉。他们认为，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中，完全对称的相互依赖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国家处于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衡量是否对称的关键在于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敏感性是一国对它国际政策变化反映速度的快慢，脆弱性是一国因它国政策变化而做出反映时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
可见，不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生存发展需要的。地缘政治曾经长期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和超级大国争霸世界服务；地缘经济则是在综合国力竞争日渐上升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适应西方大国通过抢占世界市场、控制资本流动，达到巩固和强化强权地位的需要而提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当前西方大国都是综合运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实现其国家利益，冷战之后的国际局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体系，进而服务于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国家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战略的实现手段：合作与控制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终极目标都是国家利益，但是两者在探讨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内，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国家利益——控制区域——增大的国家利益；在地缘经济研究领域内，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国家利益——经济、文化、科技合作——控制区域——保有和增大国家利益。
地缘政治学探讨的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就控制手段而言，主要为军事手段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和外交手段。这种控制可以看作是“硬控制”，即没有合作的控制。当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了对一定区域的控制，那么区域内的所有资源都归属于这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支配，军事占领的范围和不平等条约涉及的领域决定了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区域内资源的控制程度。地缘经济探讨的是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通过对国际国内资源的控制来达到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某区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来实现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则处于辅助的位置。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区域范围的大小和控制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对该区域资源控制的种类和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及市场的多层次性，造成了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于市场和资本控制的范围与程度也呈现多层次性的特点，国家利益的实现区域已经不局限于本国疆域之内，也不局限于国际或国家集团军事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这样就出现了实力区域与疆域不对称的现象，一个国家可能在本国疆域内无法保全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在本国疆域之外大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还可能两者并存。探讨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延伸区域及其变化就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重点之一。
那种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已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其实质是以合作掩盖了控制。因为在资源控制问题上既存在着各国资源的相互依存性、又存在着各国对于资源控制的不对称性。资源的相互依存性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资源控制方面的不对称性造成了在经济合作中各国地位事实上不平等。探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互动关系就是要研究一个国家如何综合运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来维护、实现、发展国家利益。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经由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而实现的对于资源的“硬控制”大多集中在本国疆域内或被占领土上，在国际社会中更多的是经由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而实现的对于资源的“软控制”，即通过合作而实现的控制。软控制与硬控制是可能相互转换的，军事打击或军事占领结束之后，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凭借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对某区域实施软控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凭借地缘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对某区域实施全方位的软控制，从而左右该区域的国家关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政策安排，甚至驻扎军队，即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硬控制。
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内部利益关系一般被看作是一致的；国家在制定地缘经济战略时，必须考虑国内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经贸往来、科技文化合作并不都表现为国家层面的往来与合作，大量存在的是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各国的产业、企业、个人都是以利益主体的身份进入市场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它们进入市场的根本驱动力。国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永远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左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国内各利益主体与国家根本或长远利益的关系，就有可能因为国内利益主体自身利益的发展而影响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例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掌控国家命脉的产业或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要求很可能自愿顺应国际市场的形势，选择合作伙伴，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有可能出现发展中国家的某个行业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某些大企业或某个行业，而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影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安排，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甚至达到以影响促变化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就只能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作二等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深入分析、正确把握国家利益实现和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制定有效的地缘经济战略。
［收稿日期］2006—11—18
［基金项目］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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