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我国媒体关于中东问题的报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六十年论文,我国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2-0049-12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媒体属性决定其涉外报道的高度国家化和政治化。中国的媒体均为官办媒体，其功能首先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直接或间接地将所掌握的国内和国际信息采集、整理、汇总并呈报给决策高层的同时，又将高层决策及其意图传达给国内外受众，然后才扮演社会公器角色，进行日常新闻信息采集、发布、评论和传播并进行适度的舆论监督。中国媒体秉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强调新闻具有阶级和政治属性，不承认没有政治导向的所谓纯粹客观的新闻报道取向。所以，中国媒体的报道在任何情况下，首先体现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内政外交政策，强调政治可靠、导向正确和为内政外交服务一直是中国媒体旗帜鲜明的口号。
国际问题报道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晴雨表，长期高度与国家外交、外宣捆绑，近年有所松动，但基本性质与特点未变。中国媒体的中东问题报道，不但与60年来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内外政策基调密切相关，而且深受执政党有关民族、国家、阶级斗争、国际关系和革命理论影响，进而在报道中体现了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革命色彩和情感因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和与美国、苏联实力不对等三角关系中的一极，深刻卷入世界风云，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发展。中东地区民族独立浪潮蓬勃兴旺，是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活跃地带，也是冷战对峙和两霸争夺的重要前沿，更是二战后局部战争与冲突频发之地，自然是中国外交十分重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也必然是中国媒体持续和密切关注的新闻热土，受到关注由来已久，报道力度和比重一直较大。
具体到中东问题报道本身，中国媒体报道60年中的前30年总体亲近阿拉伯疏远以色列，支持阿拉伯抨击以色列，但并非整体反对以色列国家或反对犹太人民。后30年趋于相对中立、平衡和超脱，并大力为和平进程欢呼。自万隆会议后中国中东政策明确向一边倒：媒体一直同情和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摆脱外来势力控制，谴责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为美国战略利益驱使的角色。这个基调显然服务于发展和深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及第三世界外交关系的大局，也服务于中国反对美苏在中东地区争霸的国际战略大局。当然，中国媒体在“亲阿疏以”、“赞阿批以”的同时，也理性体现着中国中东政策的另一面——同情犹太人民的历史遭遇和苦难，反对从根本上否定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存在、将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混为一谈或笼统的排犹主义。
随着冷战进入尾声，中国改革开放及中东和平进程逐步启动，中国又调整地区政策，相对超脱并客观地鼓励双方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以“土地换和平”为原则实现历史和解。
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阿全面建交、中以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的地区政策更加理性务实，且对大国特别是美国介入和平进程持默认甚至公开支持态度。相应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由此前几乎无条件绝对支持阿方逐步转为就事论事的报道和评议，但总体上依然照顾中阿历史友好与现实利益，保持更为亲近阿方的姿态。这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朋友、兄弟加伙伴关系情意的自然延续，也是对中东问题大是大非原则的基本把握和持守，因为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毕竟存在着领土占领与被占领关系。中国媒体人士所受的教育、传统和法理判断均在政策影响之外，对中东报道发挥着另一种支撑作用。不过，2000年以后中东报道的变化几乎颠覆了前50年的报道基调。
一、我国媒体新世纪中东报道的剧烈变化及其成因
21世纪以来，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出现历史性变化，折射着中国和中东所处的时代特征，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此阶段的报道不仅体现为对中东争端固有是非立场与倾向方面的微妙变化，更体现了全球化、网络化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巨大冲击甚至重构，这种革命性的剧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利益调整，将中国媒体推到变革的前沿，也给中东问题的报道带来明显的混乱、撕裂和阵痛。“亲阿”还是“亲以”成为媒体人士或学者经常提到的立场或观点，这种分野甚至在中国媒体受众中引起对立，是前50年报道所未有和不可想象的。
深刻影响中国媒体中东报道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造成三个世界历史划分概念和价值的弱化，中国政府和公众被迫以新的视角看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界线。“敌我友”概念已不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或冷战思维定义，取而代之的是因利益的同异而变化，阵营也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议题的变化中不断分化组合。受制于文化和国家政策的中国媒体，不但是全球化观念的直接接受和发散者，也在日积月累的传播中被潜移默化，日益具有全球视野和意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非传统威胁逐步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体现在报道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新闻观也因之而变。
第二，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和成长，打破原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官方发布、主流来源不再是中国媒体、受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多数网民甚至不再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世界第一次立体、全面和多层次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获得思想解放的受众不但以自己的目光判断包括中东问题在内的国际风云，甚至以逆反、质疑和批评的思维审视官方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及立场。去主流化、去精英化和反传统成为以青年人为核心的网络用户的趋势，他们厌倦了官方媒体说教式的报道，包括“一边倒”的中东报道。
第三，全球化和网络化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导致发达的西方媒体传播快速在中国着陆，而网络带来的媒体竞争压力，加剧了中国传统媒体对西方传媒内容的快餐式摄入，使中国在近10年的国际报道深受西方新闻观、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深刻的渗透必然体现在中国中东问题报道的方方面面，而这个阶段正好是西方妖魔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为鼎盛的时期，与此相对应的以色列，则形象大为改观。网民在论坛、博客里的“无厘头”狂欢或者起哄，也形成巨大的网络压力甚至网络暴力，影响着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
第四，“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也扭曲了中国公众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由于布什政府把反恐矛头指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以将巴以争端妖魔化为恐怖与反恐怖，不但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中国媒体形象转为负面，即使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主流派形象和地位也受到冲击。在所谓的“反恐”时代，主要恐怖组织与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影响力巨大的西方政府、智库和媒体渲染放大，形成巨大的负面辐射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中国媒体，进而对其原有报道风格和价值取向形成明显的烙印。
第五，中东恐怖事件的泛滥，特别是中国公民的无辜受害，使中国公众从情感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甚至伤害，他们朴素而本能地重新思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种情绪化的抉择与官方立场形成剥离。哈马斯等组织的自杀式袭击方式，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公开煽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公众的反感，增加了他们对以色列人安全环境的忧虑和武力弹压的理解，这也必然影响中国媒体的立场取向。中国公民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死伤于自杀性爆炸，或被绑架、杀害，更激起中国公众甚至媒体的愤怒，这种不满也被非理性地转嫁到包括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同样影响对中东问题的报道。
第六，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长期不和与钩心斗角，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裂和无为，导致中国公众的极大失望和媒体的厌倦。中东和平进程久拖不决，加剧了中国公众的厌倦和麻木情绪。这些现实反映到媒体报道和受众方面，表现为对巴勒斯坦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转而同情和钦佩在危机中自强不息的以色列。中东问题日复一日的纠缠，不但让各阶层受众产生心理疲劳，也让天天重复报道的媒体充满厌倦。
第七，阿以双方对华公关和媒体宣传的强弱，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中国媒体报道立场的变化。22个阿拉伯国家在华拥有强大的外交使团和能量，但一如它们在中东地区的状况，缺乏统一、高效和与时俱进的媒体和公众公关机制和力量，很少主动向中国媒体和公众正面和有序地阐述对中东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对华公众和媒体公关非常成功，不但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妖魔式历史形象，而且日益掌握了主动权。
第八，学者和第三方独立声音的出现，也打破了中国媒体报道一言堂和异口同声的原有格局。近10年以来，随着媒体环境的逐步开放，中国学者针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和声音也逐步多元化。他们在不同议题、不同层面的不同声音，甚至与官方立场相对立的看法，既构成中东研究的成果，也成为丰富和影响中东报道的不同纬度和角度，并借助媒体特别是网络、电视与中国公众形成相互支撑的持续互动。
第九，中国官方政策的倾向性色彩蜕化和角色后退给了媒体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由于中国与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相对较远，中国与阿以关系保持相对超脱与平衡，在韬光养晦和全面和平外交理念主导下，中东政策对媒体的干预力度明显减弱或后退，使媒体报道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发挥尺度，也使21世纪前十年的中东报道呈现大原则下的多元化。
二、前三十年中国媒体中东报道案例分析(1949-1978年)
建国之后至万隆会议前，中国媒体亲近以色列，疏远阿拉伯。然而，考虑到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和承认，建国前那种明显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表态和措辞逐渐消失。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色列于1950年1月9日宣布承认新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中东国家。由于以色列的犹豫不决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以未能把相互承认转化为外交关系。因此，万隆会议前，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普遍对中国采取冷漠和敌视政策，中国又受困于朝鲜战争，中国媒体仍延续着新中国建立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的外交政策。
1956年战争至1978年埃以媾和，中国开始亲近阿拉伯，抛弃以色列，对中东争端的双方界限明显，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此时的报道充满了革命和战斗色彩，具有浓烈的世界革命特征。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决定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在此次会议上高调亮相的中国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国际孤立，中东政策天平开始向阿拉伯一方倾斜，但仍对中以关系正常化抱有希望。然而，这一政策由于1956年以色列伙同英法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而终止，中国媒体将以色列斥责为“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1]，由此确立对以媒体形象的地位并持续几十年。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一直是中国媒体的不二选择，也必然由于阿以之间的严重敌对而不利于以色列。“亲阿疏以”、“赞阿批以”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政治基因和本能选择。
在这个时期，中国媒体的话语体系沿用了革命时代的语言和色彩，侵略、野蛮、残忍、卑鄙、罪行、粗暴、公然、掠夺、极端残暴、挑衅、疯狂、嚣张、杀害等贬义词基本上属于以色列的专用标签。英勇、无畏、牺牲、革命群众、人民、完全正义等褒义表述总是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相联系。情绪化、革命化、脸谱化和程式化的语言长期主宰着中东报道，这从197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针对以色列的一篇述评可以看到。[2]同时，对巴勒斯坦人民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包括在以色列本土进行的武装袭击进行赞扬，并以“敌人”形容以色列。[3]
三、近三十年中国媒体中东问题报道案例分析(1979-1999年)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埃及同以色列媾和，阿拉伯国家提出和平倡议，以色列继续接近中国。这些内外变化促动中国在新外交战略框架下开始调整中东政策，为中以关系正常化做准备。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则能体现这一变化。
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中国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支持以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这一立场是1956年以来的第一次。[1]新华社发自开罗的报道援引萨达特讲话强调埃及对和平进程的原则立场，还转发了埃及对阿盟决定迁走其总部之“非法决定”的不满。[4]1980年阿盟非斯会议围绕沙特提出的“土地换和平”主张讨论时，新华社评论称其为“比较现实全面的解决阿以冲突的建议”，虽然文章依旧在抨击以色列特别是贝京政府的顽固立场，抨击美国与苏联的暧昧或插手，但中国媒体在措辞和立场上的调整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5]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中东报道即将翻过历史的一页。
当然，涉及到具体的战争与冲突时，尽管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提法逐步在中国报刊中消失[1]，但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抨击并没有结束，这也是中国媒体的政策底线。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后，新华社发自贝鲁特的一篇通讯标题为《贝鲁特在燃烧》开篇称：“6月4日以来，以色列依仗美国提供的F-5和F-16飞机，多次野蛮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和其他地区。8.5万名侵略军蹂躏了1/3的黎巴嫩国土。黎巴嫩人民的鲜血在流淌，和平的土地上升起滚滚狼烟。”[6]巴解组织被迫撤离黎巴嫩后，新华社继续跟踪报道，并称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和“巴勒斯坦战士”[7]。
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掀起“因提法达”运动，中国媒体给予持续而高调的肯定和赞扬，喻之为“反以抗暴斗争”[8]，并对以军镇压给予无情揭露和强烈谴责，但“巴勒斯坦人民”已经被“巴勒斯坦人”取代。[9]1988年4月，以色列在突尼斯暗杀巴解组织二号领导人阿布·杰哈德后，中国媒体以报道革命领导人遇难的措辞和感情，对其葬礼和生平进行了饱含兄弟和战友情意的报道。如“怀着沉痛的心情”、“脸色显得十分悲痛”，“面对烈士的遗体”，“用坚定的语调说”等，新华社《瞭望》周刊在一篇通讯中大量使用上述词汇描述这场葬礼的场面。[10]这种体现中巴人民友谊和敬重其杰出领袖的深厚情谊，一直延伸到阿拉法特去世，只不过表达更为平和。
20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媒体中东报道比较活跃的时期，由于巴解组织接受和承认了以色列，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也趋于务实，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变化，在阿以之间更加均衡。但在中以关系正常化的微妙阶段，中国媒体中东报道的尺度和立场也不尽相同。而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中国媒体才较为整齐地放开手脚，对阿以和平进程、巴勒斯坦有限自治和巴以最终地位谈判和新邦交国家以色列进行了充分报道，报道总体上相对务实与平衡。
这个阶段是中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大为改善和充分曝光的黄金时期。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十年后在学术和出版两个层面达到发展和繁荣，突出体现了青年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经济、文化、历史、军事传奇的欣赏甚至盲目崇拜，非主流媒体各种宣传以色列自强奇迹与犹太人智慧和杰出贡献的报道非常多，相关出版物不断推出以至于多有重复。“以色列热”的产生，得益于低调开展的中以军事和农业合作。以色列在中国媒体和公众层面一度被神化的现象与中阿政府对中阿友谊的巨大热情投入效果形成鲜明落差。究其原因，是媒体和出版市场的受众选择的结果，也佐证了中国中东报道的受众基础和趣味正在深刻变化。
然而，官方大媒体依然没有改变总体上“亲阿抑以”的基调，因为媒体的官方色彩和政策舆论导向依然十分敏感。以色列首任驻华代表苏福特认为，1988年以后中国媒体仍滞后于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中国官方，至少说指定外交政策的干部和决策人员，正朝着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走去，而且已经走得相当远。但报刊总是落在一些微妙变化的后面。中国的媒体要捕捉住这些变化的苗头还需要时间。在得到明确的指示之前，媒体总是倾向于保持稳定，继续奉行那熟悉的路线，运用那熟悉的语言。”[11]1991年的4月初《北京周报》指出，中东问题的症结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扩张”[11]。4月8日的《人民日报》也因以色列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批评其“顽固立场”[11]。当月的其他媒体评论也基本一样，显示它们仍在坚持中国原有的立场，没有捕捉到中以之间正在提升外交关系级别。[11]
当然，即便是官方媒体也对局势判断、是非评判和口径把握有所不同：一是因为中国媒体规模非常庞大且信息往往不对称；二是因为媒体主管甚至编辑记者个人的把握在发挥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中以之间除军事和贸易的秘密互动外，双方的媒体和学术渠道互动也已展开，为加深两国了解、改善两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1990年，新华社多位记者即到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境内进行访问，他们关于以色列的报道虽然没有在新华社通稿和《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渠道曝光，但也陆续通过新华社《中国记者》、《瞭望》周刊和外交部《世界知识》等媒体和公众见面。[12]1990-1991年，以色列先后邀请了六个批次中国记者去访问。1991年5月，中国期刊组织邀请三名以色列记者访华，它们是第一批来华访问的以色列记者，新华社为他们举行了招待宴会，二十多位外单位记者出席。这是中以媒体首次非常正规和高规格的交流。[11]
1991年7月16日，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明确发出了调整中东问题政策的信号，包括对美国地区角色的认识和定位，一反以前的反对外来干涉立场。当天的《人民日报》援引随同李鹏总理访问中东六国的钱其琛外长所言：强调中国保持一贯的中东问题立场，同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也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态度，对于凡是有利于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各种方案和意见，中国都持积极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对以色列有重大影响的美国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13]中国的立场已由过去的单纯支持阿拉伯转变为支持双方和平解决问题。
1992年中以建交前，新华社在耶路撒冷建立分社，中国主流媒体从此结束了间接报道中东争端核心问题巴以冲突的历史。同年，阿文版《新华社电讯稿》在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中停止使用褒义词“突击队员”，代之以更为中性的“枪手”，为此引起阿拉伯国家使馆交涉，但新华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立场。一些过去常见的感情和倾向色彩比较浓的词汇和表达正陆续淡出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尽管在遭遇极端事件时还偶尔使用。以色列外交官的印象是，新华社在同以色列官方接触方面远比《人民日报》更开放。在新华社记者数次访问以色列之后，《人民日报》仍拒绝同意其记者应邀到以色列采访，在针对中东和会问题上，也明显偏于传统和保守。[11]
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中国媒体给予高度赞扬，体现了中国人对阿以人民一视同仁，希望他们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1994年的加沙自治与阿拉法特回归，新华社等媒体给予详尽报道，颂扬了巴勒斯坦人民获得新生的喜悦。[14]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使中国民众和媒体对以色列友好的情感达到顶峰，对其生平特别是对其推动巴以和平盛赞空前，拉宾成为中国记者心目中的英雄和“硕星”[15]。1999年新华社在加沙地带创建分社后，巴以报道更加平衡、全面，此时已有5家媒体10余位记者派驻以色列。
1999年和2000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相继访问巴以，以色列成为中国中东地区的外交中心，无论从活动时间的安排还有对东道国的态度，以色列都占了上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的不悦开始明显出现。此后，虽然中以关系因为预警飞机事件降温，但中国媒体对以色列的态度未受影响。对照表一和表二两组中国媒体中东报道的标题，可以大致清楚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报道特征及发展脉络：
四、21世纪前十年中国媒体中东问题报道案例分析(2000-2009年)
2000年至今，中国媒体中东报道逐步实现了转型，向常态化、多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进一步脱离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强调人道、和平、法理和就事论事，不再过多纠缠历史恩怨。此外，民间声音、反主流的声音日渐强烈，对固有的亲阿报道施加了强大压力。加沙战争中的媒体表现，几乎使维持近60年的一边倒报道传统瓦解。
2000年9月底，巴以第二次大规模流血冲突爆发(阿克萨起义)，中国媒体的措辞与报道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时大不相同：反映巴以人民苦难，反对暴力和流血冲突，呼吁恢复和平成为主旋律；既抨击和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镇压，也同情以色列平民的安全和正常生活遭到破坏；既支持和声张巴人抗议以色列占领希望结束民族悲剧的正义要求，也批评甚至谴责巴激进分子破坏和平、袭击平民的行为。这种媒体立场不仅反映了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官方立场，也说明中国媒体从业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逐步调整。
2001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穆斯塔法·阿里被以色列导弹炸死后，中国政府对其表示哀悼，对以色列进行了谴责[16]，但中国媒体表现了有所控制的激愤。阿拉法特病逝后，CCTV当天的节目多次宣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唁电，前所未有。媒体和公众层面，虽然对阿拉法特争议、质疑的言论也不少，但颂扬和缅怀的声音依然是主流。
相比之下，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继任者兰提斯相继被炸死后，欧盟和联合国秘书长则表示“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反对和谴责”，并对局势表示忧虑。[17]中国媒体虽然报道充分，但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态度比官方更冷淡。使用了“遭袭身亡”、“被炸身亡”等表述，更多地关注亚辛之死可能引发的报复。2006年哈马斯当选执政后，中国政府呼吁其放弃暴力主张，承认以色列，并接受巴以此前达成的和平协议。由于哈马斯拒绝改变这一立场，受到国际社会孤立，中国也一直没有同哈马斯有任何官方接触。
中国政府对巴勒斯坦内部派别的差异化立场自然会影响中国媒体和公众的态度，客观上加剧他们对巴以双方的情感位移。但恐怖袭击泛滥、中国同胞受害和哈马斯负面形象的充分曝光，是促成中国媒体更加超脱、中立的外部深层原因。与此同时，在传媒圈、学术圈开始出现明显的“亲阿”、“亲以”立场标签，公众以自己的是非和好恶以及他们对阿以双方的态度来判断媒体报道和学术观点。这种划分阵营的风气蔓延到传媒和学术队伍之中，直至在官方和外交层面形成一定成见。更为尴尬的是，不同的报道和学术观点，也因为受众经历和年龄的原因，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矛盾结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围绕中东问题特别是巴以冲突，谁对谁错，中国的网民打成一锅粥。褒贬巴以双方的某些有影响力的文章会被人反复转发，持续传播。这些现象足以表明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十字路口，彻底结束了一言堂、一种基调的历史。
2009年的加沙之战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的中国舆论形象已经占了上风。哈马斯不但在地区博弈中成为孤儿，在中国舆论中也无法获得道义支持。中国公众第一次以比较冷漠的心态对待加沙地带的惨重伤亡，甚至以欣赏的口味看以色列如何收拾哈马斯。这很大程度上和地区恐怖主义的负面冲击、巴勒斯坦内部不和及哈马斯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在同年底各大媒体的十大国际新闻评选活动中，造成1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加沙战争居然榜上无名，还不如菲律宾的家族仇杀或伊朗骚乱。
通过2009年有关报导巴以争端的报纸和杂志可见，除部分涉及哈马斯的中性报道外，大量报道具有负面性，这从消息、分析和评论标题的措辞、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不同的情感倾向对比就能得出这一结论。这些报道，有的是媒体记者采写或专家述评的，有的是根据西方或以色列媒体的内容编辑加工而成的。其中加沙之战最为突出。《时代周报》署名文章《哈马斯是一种病》更是抨击哈马斯“挑起战争”和“屠杀平民”，充满了对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难民小富生活的怀念。[18]
网站社区论坛与个人博客中关于哈马斯乃至巴勒斯坦的负面评价更多，也更直接，对以色列的支持和赞扬则更明确。这些网民的博客或跟帖，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的发泄，有的把主流媒体比较平衡的报道篡改标题后，以吸引眼球的方式加以发表，不仅出现在新浪、凤凰、天涯、ChinaRen社区这样流量巨大的商业网站和部分专业论坛社区中，甚至出现在人民网、中国网、新华网、北方网、大众网等官方主流媒体网站上。一部分激进网民指责官方媒体一味偏袒巴勒斯坦，客观上是在纵容恐怖主义。中国网发文《顽强的以色列》称，“哈马斯的强硬政策，在给以色列造成巨大危害的同时，也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哈马斯为逃避以色列军事打击，将许多的军事设施甚至发射火箭的设施隐藏在平民区，他们在不与以色列和平的同时，同样将无情战火强加给了巴勒斯坦人民。因此以色列开展这“铸铅行动”的军事打击，虽然有错，但不全都是以色列的错。”[19]有人盗用知名学者周孝正发表网文《以色列是个好国家》，被两大门户网站放在首页显著位置上，直至其本人出来更正。[20]新浪网、中国网在加沙战争期间甚至在首页热炒以色列人的中国媳妇这样的话题[21]，挂出“以色列女兵生活照”这样柔化以军士兵形象的热门博客图片[22]，都博得巨大人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进行了阅读。此外，有关网络上阿以和巴以的是非之争，从周忠勇归纳的一篇博文《中国“挺以派”横行网络的十大谬论》及其跟帖可窥一斑。[23]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媒体中东报道60年的粗略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巨大的国际国内变化导致的复杂思潮。当我们跳出中东争端时会更清晰地发现：和历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地区冲突媒体和受众表现不同的是，围绕“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朗大选及核危机、巴基斯坦反恐以及全球反恐行动，中国媒体、学者、公众过去铁板一块的立场都开始改变，他们对所有卷入这些冲突的领袖人物、他们所代表的行为体、冲突背后的文化、种族，以及外交、战争或暴力行动的法理、道义、对错、成败、褒贬都产生了深刻分歧和甚至公开化矛盾的具体表现为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公开质疑和指责国家外交政策和主流媒体导向；二是公开对媒体或学者指名道姓地贴标签，并因其一贯表现或某些被放大的观点将对方划入“敌我”阵营；三是公开在网络、论坛、媒体整体攻击某种宗教信仰、种族、人民或文化，煽动族群仇恨，甚至将国际冲突中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抨击国家政体，攻击民族与宗教政策。
这种借助媒体通过中东和其他国际问题报道显露的新思潮，是国际形势与格局深刻变化和中国后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嬗变交叉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和公众世界观、价值观、外交观、利益观在最近10年的明显破碎化和多元化，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思想僵化的一种逆反。这种现象是社会与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必然，它不以个人或国家及政府意志为转移，只能正视现实，理性和系统地分析并智慧应对。可见，中国与中东关系在传播层面依靠国家意志和主流新闻管制进而实现方向引导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不能再沿用旧有的思路了。
反之，阿拉伯媒体和公众对新疆“7·5”事件的反应、加沙战争引起的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社团躁动以及阿尔及利亚华人店铺被砸事件，都已经清晰地展示了来自中东彼岸不满的火苗。这些事态表明，中国的中东外交靠吃老本、过于倚重政府和主流社会交往的好日子结束了。中国和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交往新纪元，这种交往不同于中世纪中阿两大文明比肩而立却相安无事近600年的美好历史，因为那些交往是通过有限和可控的使团、商队完成，显然不能适应当代和未来全方位的官民商高频率、高密度的相互渗透和互动。这种交往也不同于冷战时期以民族独立为精神纽带和以第三世界为身份认同的朋友加兄弟情义，因为今天已进入利益交叉、敌友模糊、力量极化和外交多边及强调伙伴关系的时代。此外，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必然伴随着友好国家对中国责任和义务担当的要求，伴随着中国国民心态和情绪的重塑。中国与美国重大利益的增多和接近必然导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心态和情绪的变化与调整，产生新的中国观。这些因素必然使原有的中国中东关系更加微妙和复杂。
基于此，从媒体服务于国家外交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核心责任看，结合中国的政策环境，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加强政府间的文化与民间交往，使中国与中东各国人民宗教、习俗和传统等微观层面加深相互了解、理解，推动不同文明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各国人民的求同存异和彼此适应。过去10年间，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冲突明显升级，这和中东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移民美欧后积累起来的文化消化不良有关，也与美国西方军事力量介入伊斯兰土地引发的文明排异有关，更与美国和西方长期偏袒以色列，不能公正和全面解决中东争端有关。这三大因素将日益明显地逼近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特别是今后必须面对中国和中东公民彼此无障碍迁徙、定居和融入因社区生活变化而引发的文明及习俗适应性问题。
第二，加强政府与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士的互动，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中国的中东政策不同于其他国家，比较微妙，目前的新闻发布会机制并不能解决需要细致沟通的问题，使得官方态度和立场表面化和粗线条，而媒体和公众不知就里。如果与报道中东问题的编辑记者，在某种俱乐部机制下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吹风会、茶叙会，将有助于媒体理解国家利益和中东报道的微妙关系。例如，以色列政府和媒体公关在这个方面有大量经验可资中国和中东其他国家借鉴。
第三，加强智库与媒体的互动。智库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声音，在热点话题的报道方面作用日益凸显，它既可以民间身份解读官方立场，使官方不便明说的观点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并对相关方面和公众产生影响，又可消弭公众对外交辞令缺乏信任度而产生的排斥和误解，还可借助媒体表达与官方差异化的立场进而增加外交的筹码。当然，智库与媒体之间如何默契并服从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好恶或媒体价值取向，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更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工作。
第四，加强中国与中东媒体间的交流与互动。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掌握着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且西方传媒业远远发达于中国与中东媒体；也由于西方新闻观借助教科书和大量海归人士加盟而日益影响着中国与中东媒体的传播思想和操作方式，造成中国与中东媒体日益西化的趋势，从而产生了这样的怪现象——国家和民间友好由来已久，双方媒体却未必友好并彼此日益挑剔。换言之，中国媒体日益明显地在用西方的棒子敲打中东国家，中东媒体也用西方的棒子敲打中国，特别是涉及双方的内部事务和国际形象等问题上。
第五，加强双方智库问的互动。学者是意见领袖，对政府、传媒和民间影响很大。目前，中国的中东研究基础较为坚实，队伍较为庞大，成果也比较丰富。然而，中东国家仍然没有把对华研究摆在与美、俄、欧、日等发达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必然造成智力支持的严重不足和政策建议的偏颇。其结果会对媒体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并反馈到中国媒体和公众上，结果形成更多误解和非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