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同时，与时俱进，对其作出发展和创新，使中国外交不断得到充实、调整和提高，在党的十六大上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论体系。
一、坚持和深化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
国际战略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主权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中所采取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谋划和指导。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在此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就是它的对外战略。国际战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认识；二是规定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追求的战略总目标；三是依据国际战略环境，为实现国际战略总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理论。邓小平提出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新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的思想，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作出的科学分析和认识，属于国际战略中最高层次的理论判断，具有统领国际战略全局的作用。它不仅为我们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还为我们制定新时期的中国国际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之时，正值世界形势的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导致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严重失衡，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力图建立以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重点转向我国。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正确分析了新出现的复杂国际环境，在新形势下，坚持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始终保持了对国际战略环境的清醒认识。这为我们继续贯彻执行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勾画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蓝图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反映冷战后世界人民和平与发展的强烈呼声，深化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内涵
在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和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论述的基础上，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他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的表述都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作出新的表述的同时，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冷战对峙的磨难后，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和美国攻打伊拉克而爆发的世界大规模反战游行以及反经济全球化运动中要求平等发展的诉求，都反映了世界人民和平与发展的强烈呼声。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所谓世界主题、时代主题，既是指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又是指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具体特征。江泽民同志对当代世界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具体特征的揭示，不仅深化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内涵，也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变成了具体可操作的政策主张”。[1]
（二）依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重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
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判断，主要是建立在对美苏争霸世界分析的基础上，也是通过对世界大势的分析得出。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同志依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再次作出和反复重申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
1.将战争与和平问题放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纵观冷战后江泽民同志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和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六大报告，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两个突出特点和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两大根本趋势。对这两大趋势的提出和分析，集中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认识。
早在1990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并且认为中国是将来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大国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世界开始了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过渡；多极化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也表现在经济领域；当今世界的多极化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它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有利于遏制战争，促进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999年3-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武力干涉，并于5月8日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使馆。一时间，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单极阻断了多极”等否认多极化的观点，很多人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困惑，认为“和平与发展仅仅是我们良好的主观愿望而已”。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2](P516)在和平与发展遭遇曲折的重要关头，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再次使我们保持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清醒认识。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尽管它主要是由美国推动和主导的，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全球化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即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增大，利益的融会点增多，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意愿增强，这成为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重要保证；同时，它也促进了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由此江泽民同志认为：“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2](P519)总结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发展趋势同时代主题的关系，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2.认为冷战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增多，并不能改变国际局势在总体上趋于缓和的发展大势。冷战结束后，许多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及领土争端浮出水面并激化；同时，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复兴”的旗号走上政治舞台。南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条件。这造成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江泽民同志在揭示这一问题的同时，告诫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国际局势在总体上趋于缓和的发展大势。他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的认识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2](P522)
3.“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3](P1366-1367)
4.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对话、协调与合作增多。美国“9·11”事件后各大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上共同利益增加，促进了相互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依然存在，既合作又竞争，是当前和今后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
（三）提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既包括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含义，又包括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解决的两个重大课题的含义。总结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1.尽管冷战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但世界力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美国利用冷战结束后对其有利的战略时机，以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以西方，实质上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其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和扩张性。这是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表现。为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扩大和强化北约和日美军事同盟，试图将其作为主导世界的工具；企图用西方的人权民主价值观继续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并“重塑第三世界”，利用人权问题，继续干涉他国内政，提出“新干涉主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干涉；单边主义横行，退出世界各国花费了10年之久达成的、旨在保护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和单方面撕毁1972年与前苏联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而这一条约自建立之后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和安全的基石；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一意孤行地推行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小型的“钻地者”原子弹；提出“先发制人”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此举被国际社会批评为“新帝国主义政策”，被认为有着将“武力政策”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危险。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同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构成国际社会深刻的矛盾，“单极”和“多极”的斗争将持续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2](P518-519)
2.在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问题有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之势。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大国，强化了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如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增加国防开支、军事战略评估和军事装备的发展，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等。这将加剧军备竞赛，造成紧张局势。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世界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正在深入进行，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2](P520)同时，非传统安全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袭击、信息战、走私贩毒、环境污染转移和能源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恐怖主义已成为对国际安全的又一重大现实威胁。
3.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西方一些国家借口民族、宗教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更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引起所在地区的动荡，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与稳定构成威胁。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愈加突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总之，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可能长期安宁的。”[2](P519-520)
综观当今国际形势，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尽管和平与发展遇到新的挑战，但“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二、进一步明确我国的国际战略目标
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和认识只是制定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而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国际战略目标，它的确定以国家利益为依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我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江泽民同志在新形势下，多次重申了邓小平确定的我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并强调其正确反映了我国的根本利益。他说：“为国内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以利于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所在。”他还告诫我们，一定要坚持实现这一总目标；不能因为形势好就麻痹大意，也不能因为形势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动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决心”。[2](P528-529)在邓小平搞好国内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政府要更加积极地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机制。深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机制，一方面可以使得现有国际机制朝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有利于我国国际战略总目标的实现，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创造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在江泽民同志看来，新时期我们对国际战略总目标的选择和贯彻实施，表明“中国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2](P531)这有力地驳斥了近些年国际上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解。
江泽民同志在新形势下不断明确我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意义重大：首先，它反映了当前各国更加重视发展经济的世界潮流。江泽民同志说：“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4]其次，它强调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仍然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改革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改革开放的深化，要求我们继续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最后，党的十六大提出，未来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当前，坚持和贯彻执行我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将为我国紧紧抓住未来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中国国际战略政策理论的创新
国际战略不仅要表明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认识，规定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追求的战略总目标，还要紧紧围绕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战略总目标的实现而制定国际战略的政策理论。在邓小平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摒弃冷战思维、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理论创新的国际战略政策理论。
（一）我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基点：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适应新形势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主权和安全
中国人民十分珍惜经过长期奋战才获得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因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强制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权民主价值观，提出新干涉主义，并利用民族、宗教、民主、人权等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面对新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出的新挑战，江泽民同志继续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并确定了其在我国国际战略政策理论中的根本基点的地位。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泽民同志还在1999年3月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以及在党的十六大等重要讲话中，分别阐述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适应新形势的维护国家利益、主权和安全的新安全观。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2)强调了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3)它的概念是综合安全，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各方面安全。(4)它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江泽民同志倡导的新安全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的变化，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的现实，适应当今时代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强调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和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二）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主张：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中国国际战略的总目标，邓小平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和首要任务，并认为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江泽民同志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规定为我国国际战略政策理论的基本主张，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六大报告还对这些基本主张作了充分阐述：(1)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高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高度，认为它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2)提出结合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共同发展，即“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江泽民同志紧紧抓住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指出“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当前，认识和承认多极化的趋势，推动多极化的发展，已成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江泽民同志还紧紧抓住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一种客观进程，我们应该全面审视这一进程，并对它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3)进一步丰富了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总结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方面，还包括文化和安全方面。文化方面提出“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方面提出了新安全观。美国“9·11”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思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时，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处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十六大关于新秩序中文化问题的论述，表明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促进交流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的因素，这就需要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4)针对冷战后美国力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明确“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客观现实，我们不应否认。不同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必须彼此尊重、共同发展，世界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解决。
（三）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全方位外交，稳定大国关系
邓小平在提出真正不结盟思想的同时，从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出发，不计较历史恩怨，以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主张中国要与各种类型国家打交道，以便争取到更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全方位外交，稳定大国关系作为我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
两极格局解体后，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大国关系成为构成世界格局的基础，大国关系稳定，世界就稳定。因此，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大国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大国多为发达国家，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善作为新形势下我国国际战略的一个基本布局，我国政府先后与美、俄、日、欧等大国和大国集团建立起各种各样的“不针对第三者”、求同存异、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重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使大国之间的联动制衡作用加强，有利于牵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也有利于中国运用自身的优势，在大国关系中发挥作用，获取更加主动的战略地位。
除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外，我国的全方位外交还包括：(1)“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国政府大力促进东亚区域合作，推动“10+1”、“10+3”机制取得新突破。(2)“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积极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取得显著成果。(3)“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并决定与北约这一军事同盟开展安全对话。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多边主义外交有利于维护和增强我国的国际利益，对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四、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特征和时代意义
江泽民同志根据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国际战略不同层次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论述，正确地处理了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重要的时代意义。
1.它是和平与发展新阶段的产物。在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认识上，邓小平主要是通过对美苏争霸世界和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分析，即从世界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和涵盖全球的“东西南北”关系中概括和提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思想；江泽民同志不是照搬和套用邓小平的思想，而主要是通过对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发展趋势的分析得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将其表述为世界主题或时代主题。江泽民同志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述反映了和平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它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国际战略领域的体现。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以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当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国家的发展，因而，江泽民同志强调，邓小平制定的中国国际战略总目标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利益进行。同时，他还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历史潮流紧密相联，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从而更好地维护了我国的根本利益。
3.它具有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品格，充满了辩证的思维。如新安全观、关于国际新秩序中的文化和安全问题、大国关系的调整、多边主义外交等一系列国际战略政策理论的提出，都突破了传统的冷战思维模式，充分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代表了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江泽民同志的许多论述，如在看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同时，指出当前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在看到冷战后国际力量严重失衡、美国一家独大的同时，指出多极化趋势的不可逆转，并提出通过推动多极化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分析国际局势时，既看到局部紧张，又指出总体缓和，并认为不能因为局部紧张而否认总体缓和；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既存在挑战又带来机遇，如处理得好机遇大于挑战；提出既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又要坚决反对它们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要认识到国际旧秩序的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以使其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等等，体现了他力图把握事物的不同方面，在全面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在分析世界形势时，透过“形”，把握“势”，“顺势而为”，推动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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