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_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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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阐明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持续发展目标付诸实施的先决条件。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策:(1 )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2)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3)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 生态环境 生产的外部性 政府补贴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增长实现之后才出现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则是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就提出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因此,阐明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将持续发展目标付诸实施的先决条件。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

1.生态环境问题的物理特征

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被称为上游(upstream)层面,即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各种天然资源,人类依赖这些天然资源生存并进行各种生产活动; 第二层面被称为下游(downstream)层面,即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吸收及处理废物的服务,使这些废物对人类的危害降到一个较低的程度。在人口较少及工业生产不甚发达的工业革命前,人类与生态环境以上两个层面的联系比较紧密。

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上述两个层面的联系关系逐渐遭到破坏。表现为:

第一,生态环境上游层面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削弱,如森林、水、矿物、物种和肥沃土地的耗竭与灭绝。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不适当地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开采造成的。例如,人们对耕地的过份使用使土地肥力丧失,对矿藏掠夺性开采造成矿源枯竭,对野生动物任意捕杀使野生动物绝种。

第二,生态环境下游层面处理或吸收废物和污染物质的功能削弱。这种状况既是由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过量的废物和污染物质所造成的,又是由人类某些不适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所引起的。例如,对森林的任意砍伐降低了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燃料废气的排放造成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及臭氧层破坏的问题。

人类与生态环境上述两个层面联系的破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从变化的速度来看,人类使用自然资源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可更新资源(生物)的再生速度和不可更新资源(矿物)的储备速度;人类向生态环境排放废物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生态环境吸收和消化这些废物的速度。因此,未来的人类社会有可能面临一个比目前质量低得多的生态环境。

其次,从变化的中介物来看,人类的活动通常是先影响构成生态环境的基本分子——水、土壤、空气,然后再通过它们作为中介影响其它资源。例如,燃料燃烧排放的污染物质与空气中的水分子结合形成酸雨,酸雨进一步污染森林和海洋生物。

最后,从变化的最终结果看,人类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使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存状况每况愈下,人类既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始作俑者,又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终受害者。

2. 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行为特征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行为所引起的,它必然存在某些人类行为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

第一,人类在知识与科技方面的不完备性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许多在开始被认为有益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和福利改进的科技进步,后来被发现对生态环境有害。例如,氟利昂在十几年前被认为是一项制冷技术的重要技术发明,然而后来却发现它对于保护地球免受紫外线危害的臭氧层有破坏性作用,目前已出现限制氟利昂使用的国际公约。又如,填充低洼地一度被认为对防止蚊蝇病菌的滋生和促进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然而后来却发现低洼地对防洪、水质净化和各种形式的微生物聚集有利。

第二,人类有意识的选择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这种选择或出于人类强烈的时间偏好,或出于人类强烈的目标偏好。时间偏好是指个人、公司或政治家对眼前利益的重视程度超过对长远利益的重视程度,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农民出于紧迫的生存与消费需要,可能没有耐心等候使土地恢复肥力的休耕期而过份耕作土地,从而使土地肥力丧失。木材公司为了保证股东的利益及担心与政府签订的契约是否有效,可能在树木还未成材的时候就急不可待地砍伐。政治家在面临棘手的生态环境的问题时,出于私利的考虑,可能并不急于解决,而是希望把它们拖延到别人的任期来解决。目标偏好是指人们习惯于把环境保护的目标置于次要地位,而将其他目标置于首要地位。例如发达国家时常将环境目标让位于核武器生产的国防目标,计划经济国家习惯于将环境目标让位于生产目标,发展中国家经常将环境目标让位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等等。

3. 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特征

在考察生态环境的经济学特征时,可以把整个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免费物品。这一物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使用上的非排它性。即某一个人对此种物品的使用并不影响或排除其他人对此物品的使用。任何人无法用有效的手段阻止他人对这一物品的使用。

第二, 在交易上的非市场性, 即存在“市场缺失(missingmarket)的问题。由于这一物品的产权界定不清楚,无法在市场上依据一定的价格对其进行交易。因此经济中的个人对这一物品的使用态度和对一般免费物品的使用态度一样——不计成本地使用到供给的极限为止。

第三,在生产的外部性。即私人的生产活动易通过对此种物品的破坏构成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并没有作为成本反映在私人的生产成本中。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成本往往超过私人成本,而私人产量则超过社会产量。

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十分特殊,因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更大。

1.经济方面的特殊性

第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属于二元结构经济,即整个经济由一个庞大的传统部门和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部门构成。传统部门或是农业生产部门,或是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它所创造的产值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类部门的生产较易受到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联系比较紧密。

第二,在目前的国际发展环境下,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出于利益考虑和环保呼声的压力,将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物释放地和废物处理厂,不得不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印度博帕尔化工厂的毒气泄漏事件就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资金短缺,因而在目标偏好上更倾向于将环境目标让位于其他目标,在时间偏好上更倾向于用眼前利益取代长远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经常不可能用充分的资金克服环境污染问题。

第四,发展中国家对自然环境的分配不公及对环境影响的分配不公,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普遍不公平现象。在许多国家穷人被推到遭受最恶劣污染的地区和自然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

2.物理方面的特殊性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从物理方面看,所表现的特殊性为上游联系破坏与下游联系破坏并存;工业污染与农业污染并存;由污染源造成的污染与不适当行为造成的污染并存。

从污染源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污染源有:

(1)化学杀虫剂 在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中, 化学杀虫剂被广泛使用。化学杀虫剂虽然减少了作物病虫害,但也产生了环境成本和外部性。杀虫剂增强了有害病虫的抗药性,从而使它们的繁殖存活能力提高;杀虫剂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害虫的天敌,这也增强了害虫的存活率;杀虫剂污染了水、空气和土壤,其污染具有扩散性;杀虫剂的使用也对农民和消费者造成了健康危害。

(2)化肥 化肥具有增强土壤肥力从而增加产量的作用, 因而在过去的20年,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化肥作为增产手段。表1给出了7个发展中国家从1976年到1987年化肥消费的增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化肥的使用是政府大量补贴的结果。化肥的使用也引起了环境污染成本。化肥使用易造成地下水和表层水及空气的污染,有与机肥料相比,化肥在保持土质结构方面也不够有效。

表1 从1976年到1987年发展中国家化肥使用量增长的百分比

国家增长百分比

阿富汗77

孟加拉

191

印度

165

印度尼西亚

360

伊朗

186

巴基斯坦

176

委内瑞拉

280

资料来源:1993年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公共支出政策与环境:回顾与综合”

(3)工业废物 从工业(主要是从煤、电、 煤气的)生产中排放出的工业废物——废水、废渣、废气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污染源。工业“三废”排放的主要恶果是:第一,从燃料燃烧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升入空中产生温室效应。第二,酸雨和燃料不充分燃烧产生的一级污染物——烟灰和粉尘对建筑物、森林、牲畜和海洋生物造成损害。据统计,中国每年由酸雨污染水源造成的损失达30亿美元,由于烧煤而进入大气中的有毒废物每年约达1600万吨。〔1〕第三, 有害废物的排放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以中国为例,中国八十年代的废物排放量比五十年代增长百倍。全国每年有369亿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排入江河。 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癌症死亡率提高,三十年来全国提高1.45倍。〔2〕

除由污染源造成的污染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由不适当的生产行为造成的污染。这方面明显的例子就是灌溉工程与森林砍伐。

适量的灌溉工程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通过大量的补贴使对灌溉工程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从而引起外部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本不由其使用者而由纳税人支付,使用者常常浪费水源。过份灌溉造成农用地的盐化和水淹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砍伐通常是出于两种经济活动的需要,一是出口木材,二是为某些工程清除场地,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紧迫,资源有限,以上两种经济活动经常超过应有的限度而变成对森林滥加砍伐。森林砍伐的第一个后果是水土流失,由于缺乏树木的保护,土壤易被风雨侵蚀。第二个后果是泥沙流造成水道沉积和堵塞。泰国1985年由于大量砍伐柚木引起泥沙流,破坏了大片的农田并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第三个后果是增大了火灾的危险性。1983年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地区遭受森林大火,波及影响了相当于比利时一个国家的区域。森林砍伐的第四个后果是导致野生动物的减少和灭绝,并使一些需要森林保护的有经济价值的热带植物灭种。森林砍伐也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因为森林砍伐一方面减少了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另一方面树木燃烧向空气中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据统计,约有13%的潜在温室效应是由非森林化造成的。

3.政策方面的特殊性

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由于政府不适当的补贴政策造成的,因而具有政策方面的特殊性。

发展中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大部分集中于农业要素投入,之所以进行这种补贴,主要理由是:第一,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低价供给粮食,将农产品收购价人为压低。为了防止因此而引起的农业产量下降,政府需要为农业投入提供补贴。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穷人很难从资本市场借贷资金去购买化肥等农业投入,需要政府的补贴政策帮助。第三,农业投入补贴从平等的角度看是有效的,它是一种有利于小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再分配的形式。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提供的补贴分为显性补贴和隐性补贴。隐性补贴的主要形式是:①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农民提供农业投入。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农民只需付出市场零售价的20%就可购买农业杀虫剂。在塞内加尔,政府免费提供90%的农业杀虫剂。②对进口农业投入提供优惠汇价。例如,在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加纳、埃及,政府允许农用杀虫剂零售商以优惠汇价从国外进口杀虫剂。显性补贴的主要形式为:①政府为某些农业投入的使用提供优惠信贷。例如在加纳,一般贷款市场利率为22%,而杀虫剂进口贷款利率仅为9%。 ②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 这种优惠或是为了鼓励使用农业投入而减免销售税和消费税,或是为了鼓励农业投入的进口而减免关税。例如,在塞内加尔,销售农用杀虫剂减免20%的销售税,在埃及农用杀虫剂进口不缴关税,减免5%的销售税。

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提供补贴的后果,是使农民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构成污染源的农业投入,并将产量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由于生态环境恶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损失增大。

三、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1.生态环境问题的一般对策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1)界定私有产权

这种对策是通过加强生态环境资产所有者与这一资产利害关系的方式来避免生态环境恶化的一种方法。例如一条河流被一家化工厂排放的污物污染,以致不能捕鱼,损害了渔民的利益。可以通过界定河流产权的方式来解决。渔民可向化工厂索要污染费用,即化工厂必须从渔民处购买污染河流的权利,由此化工厂必须计算污染的成本。如果将河流产权归属于化工厂,化工厂等于同时经营化工生产和捕鱼两种生产活动,化工厂势必比较化工生产产生的污染成本和渔业生产的收益,从而将河流污染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度的范围内。这是著名的高斯定理〔3〕所阐释的解决外部经济问题的方法。

这种对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以下条件:第一,谈判的成本比较少,即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第二,能够清楚地分辨出造成生态环境外部性的原因并确定受损害程度。第三,产权谈判双方经济实力不相上下。

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一对策可能遇到的较大困难是,如果将产权界定给低收入阶层,他们出于生存的迫切需要,往往不能够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资产。例如,如果将森林产权指定给低收入农民,他们为眼前的生计所迫,会将未成年的树木砍伐出售,而不是加以保护。

(2)承担后果的法规 在这种法规之下, 生态环境外部效果的制造者将对由此造成的对其他人的任何损害负法律责任,例如一家公司的工作场地如果确实有害健康,工人可以对公司提出诉讼,以要求对健康损害的补偿。

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无须政府干预,然而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果不能明确确定损害的程度和原因,或诉讼涉及的当事人太多,就无法采用这种制度。而大部分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恰恰具有上述特点。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制和法规的不健全,采用这种制度亦会遇到很大困难。

(3)政府法规的控制

这种对策是政府使用直接控制的方法来命令厂商减少污染或其他外部经济效果。例如,依据美国1970年的净化空气法案,汽车被要求把它们的三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减少90%。1977年,发电厂被命令把它们的硫化物排放减少90%。〔4〕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第一,政府很难选择污染标准。政府应当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去确定污染标准。然而在实际中却很少这样做。所以污染标准的确定往往以社会边际损害为零为目标,这样既缺乏效率又不准确。第二,执行监控的成本较大。因而经常难以强制执行。污染者面对随处可钻的法规漏洞和无效轻微的惩罚,具有很强的动力不理睬或逃避法规的限制。第三,污染标准有一视同仁的倾向。它不论对于大厂商还是小厂商,对于城市厂商还是农村厂商,对于剧毒物质还是低毒物质都是相同的。因而无法在厂商之间有效地分配污染成本,从而使那些污染减少的边际成本最低的厂商作出最大的减少。实施政府直接法规控制产生的上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会以更为严重的形式出现。

(4)污染物税 污染物税设计的原则是“外部经济内在化”, 即厂商必须为它们生产中污染物排放付税,其数量等于外部损害的量。这种税又被称为“庇古税”(以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的名字命名)。1972年OECD各国开始实施征收污染税的政策。

然而,污染物税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1989年一项对OECD各国的污染税的研究表明〔5〕, 厂商排放污染物的数量与其所付的污染物税的数量常常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实施污染物税制度像法规一样需要庞大的监控成本。此外,污染物税存在一定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污染物税是一种附加成本,对于低收入阶层不利,这一点使污染税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受到限制。

2.发展中国家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尽管以上种种对策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在克服生态环境恶化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

第一,将生态环境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将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环境统计处主任彼得·巴特姆斯于1989年10月撰写了《持续发展概念模式》一文〔6〕, 在该文中巴特姆斯提出持续发展的概念应包括经济的持续性,即维持自然资源的供给;环境的持续性,即使环境保持提供服务的能力;人口统计的持续性,即用生态环境对人口的承受能力来衡量人口的一定水平或增长率;社会的持续性,即维持对自然资源的环境服务的公平分配。巴特姆斯的观点已得到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重视,预计在联合国的第四个发展10年计划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将成为一个主要战略目标。

第二,减少或取消那些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政府补贴,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发展生产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在这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权衡与取舍的两难选择。许多补贴对于增加产量是有效的,然而对于环境保护是有害的;对于眼前利益是有利的,然而对于长远利益是有害的。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产量增长、基本需要满足的任务又特别迫切,减少补贴十分不易。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作到最小限度地以损害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前利益。

第三,在适度范围内,用界定产权、承担后果的法规、政府直接法规控制和污染物税等形式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可以做的事包括:界定私人产权、建立环保法律诉讼制度、建立环保法规、制定污染税等等。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个仅靠市场经济不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政府行使职能。

第四,依靠国际社会的援助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首先应该减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工业,其次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对一切国家都是利害攸关的。“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和21世纪,不再可能有两个前途——少数富国一个前途,其它大多数穷国一个前途。用一位诗人的话说:‘前途只有一个,否则就根本没有前途。’”〔7〕

注释:

〔1〕《污染严重, 水源不足——中国亟待解决缺水问题》《参考消息》,1994年7月24日。

〔2〕《森林与人类》,《文摘周报》,1985年3月1日。

〔3〕参见罗纳德·H·高斯:《社会成本问题》,《法律和经济学杂志》,1960年10月号,第1—44页。

〔4〕保罗·A·萨缪尔和威廉·D ·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二版),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05页。

〔5〕1993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第9页。

〔6〕武欣:《持续发展模式简介》,《管理世界》1990年第3期,第185页。

〔7〕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译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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