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中国智慧
——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
高申春1侯东辉1,2
(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2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牡丹江 157011)
一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以及作为这个运动百余年历史发展之累积成就的弗洛伊德主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呈现为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妖艳的奇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无论就精神分析所关心的主题而言还是它针对这些主题所形成的诸理论，都还远未能够在批判思维的水平上得到系统的澄清和说明，虽然当我们局限于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层次或以某一成见为立足点时，我们似乎可以自信理解了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同时，它的主题的特殊性，如本体论意义上的潜（无）意识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病理人格，以及它的理论内容的特殊性，典型者如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等，还特别强化了它自身作为一个思想传统与人类思想作为整体之主流之间的疏离效应，从而使它自身失去经由批判思维的审视得以进入人类思想主流的机会。所以我们发现，在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背景中，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特别是针对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成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评价态度，如肯定者颂扬弗洛伊德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一样，以他们各自的理论和思想“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而否定的意见则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原来是20世纪“最惊人的狂妄的智力骗局”，或是把弗洛伊德斥为“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这一切，既决定于作为精神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主题之晦暗不明，亦决定于它的理论内容的特殊性，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我们关于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解的有限和窘境。
我们最好是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来审视弗洛伊德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领会精神分析运动作为人类自我理解事业的一种途径或努力的最内在、最根本的动机，并由此才有可能透过它的特殊的理论内容洞察它所揭示的人类精神的本质结构，进而在相互补充的理解中把握它与其他思想传统同样作为人类自我理解事业的共同指向，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批判地理解，为什么至少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几乎能够对全部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给出自成一体的解释。事实上，虽然精神分析的理论内容表明它构成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典型的表现形态，但从人性论的高度看，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的理论动机是崇高地理性的：通过对潜意识理论的科学建构，来理解意识的心理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如它的倡导者们所愿望的那样真正达到了科学。
微导管超选插管技术在肝癌介入治疗应用中效果显著，能够避开患者正常肝部动脉，进而降低对健康肝细胞的影响。但是，该种方式一般针对早期及中期肝癌的治疗效果尚佳，对于晚期肝癌患者仍具有一定局限性，患者因受到病情的影响，其动脉发生位移及异常供血，因此在实施介入治疗方面效果欠佳，仍需临床中进一步研究。
无疑，精神分析运动不限于弗洛伊德的个人成就。我们知道，甚至在弗洛伊德的有生之年，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了精神分析内部的变革、分裂和发展。事实上，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在学习、钻研和发展精神分析，形成多种作为支脉的新学派，以蔚为壮观的局面展现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个背景中，必须强调，对于理解和评述精神分析的一切后续发展而言，须臾不能忘记弗洛伊德的奠基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历史发展和时间推移，这些作为支脉的新学派，往往沿着不同方向越来越深入到精神分析作为整体的主题的细节中。因此，不仅对于这些新学派自身的发展而言，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和评述它们而言，如果忘记弗洛伊德的奠基作用，必将冒险失去家园而迷失方向。在这个方面，历史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
总之，若得以摆脱一切表面特征对我们思想的制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系统地、批判地阐释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以揭示它以其特殊的理论内容隐含着的人性的真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而且，这样的阐释工作所要求的，远不只是理智的兴趣和热情，更主要地是学术的胆识和能力及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
二
精神分析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思想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20世纪后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得到发展。在它兴起后不久，我国思想文化界很快就有所反应。但是，总体而言，由于社会变革及政治生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早期对精神分析的传播和研究是断续的和零散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被动的，虽然也由此为后来成规模的主题化研究提供了必要背景。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精神分析作为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之一，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一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大规模地涌入我国，在事实上形成各种形式的“弗洛伊德热”，却又在理论上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是一个类似恩格斯说的“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正是在这个背景中，车文博教授以思想家的高度、科学家的态度和心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指出，对弗洛伊德主义必须一分为二地给予正确评价和科学批判。他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厘清了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实质，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弗洛伊德主义，从而不仅奠定了中国精神分析和潜意识理论研究的基础，而且在精神分析作为世界性的思想运动中贡献了中国智慧。他的成就以及通过这些成就产生的影响在事实上证明，在中国，任何关于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都不能不是在他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的代名词，他也被公认为中国“给弗洛伊德‘平反’的第一人”、是中国研究弗洛伊德主义最权威、最系统、贡献最大的人。
客观地说，在其实际完成的工作和著作中，郭本禹上述关于“发展逻辑”和“整合逻辑”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至少从内容看，主要涵盖或运用于上述第二项所涉及的那些人物的思想，而没有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同时我们也由此看到，车文博和郭本禹分别作为两代学人的代表，他们的思考方向是相向而行的，并最终在《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中实质统一时，贡献给世界的，必将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所以，车文博在本书“后记”中，中肯地指出了郭本禹在包括“构建全书框架”在内的诸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我国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领域，郭本禹教授是中青年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他对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持续不减的热情和在这个领域取得的同代人难以企及的成就，除其他各种原因外，根源并奠基于他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精湛研究，同时得益于他对史实资料的敏感和叙事能力的发达。我们现在尚难以对他在这个领域内可能的成就或贡献做出系统的总结性评价，但依评论者的印象，可以列出以下几项。第一，他以“百年传播：精神分析在中国”为题，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精神分析在我国的引进、传播、研究及临床实践的历史，将这个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高潮，即“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80年代前后、21世纪初前后，又分别以哲学界、心理学界、文学界、医学界、临床应用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加以说明，从而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勘定了中国关于精神分析及弗洛伊德主义研究的路线图和地形图。第二，对精神分析及其历史的具体研究。这种工作在数量方面构成他到目前为止的成就的主体部分。事实上，前面指出的我国当前精神分析研究的繁荣局面，就个人的贡献量而言，当数他为第一。这个工作就规模而言是相当惊人的，就风格而言是独特的。多年来，在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中，他有计划地对一些国内过去未曾系统介绍过的精神分析代表人物进行了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先以学位论文形式完成，再择其要者发表于学术刊物，最后甚至扩展为13卷本的“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尝试对精神分析进行某种综合的研究，如2009年与王国芳合作完成的两卷本《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第三，分别以“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和“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为题，从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个方向和两个维度，尝试逻辑地把握全部精神分析运动的整体，见解独到，极富创造性。当然，这个工作与上述第二项内容是相互交融地合二为一的，如果没有以上具体研究为基础，也难以形成这样的逻辑概括和理论升华。事实上，《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上、下两卷，就是分别按照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发展及其整合”和“外部发展及其整合”的构思逻辑成书的。
三
由我国三代学人历经近10年的艰苦努力，三卷本皇皇巨著《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终于在人们翘首以盼的期待中出版面世了。本书由车文博和郭本禹担任总主编，其中第一卷由常若松担任分卷主编，第二卷由郭本禹兼任分卷主编，第三卷由郭永玉担任分卷主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出版发行。作者队伍由老中青三代学人共40余位构成，包括博士导师、教授、副教授、博士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或学有所长的青年精英。全书总计300余万字：第一卷78万字，含五编23章，就人物而言专论弗洛伊德，阐明了弗洛伊德主义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弗洛伊德本人思想体系的元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局限和影响等；第二卷124万字，含五编22章，依弗洛伊德主义内部发展逻辑，对精神分析的早期分裂、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及关系精神分析等学派或取向的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和临床实践作较系统的阐述，并进行评析；第三卷98.8万字，含五编16章，依弗洛伊德主义外部发展逻辑，对先后出现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精神分析及神经精神分析等学派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观点作较系统的阐述，并进行评析。除正文外，包含一个总的“导论”刊印于每卷卷首，每卷以“本卷前言”概述本卷构思逻辑和写作思路，最后在第三卷包含一个作为全书总结的“结束语”和一个有关背景说明的“后记”。此外，每卷还包含若干附录，其中要特别强调的是“参考文献”，三卷参考文献累计达85页，几乎涵盖了自精神分析诞生以来到本书书稿交付出版社时的全部文献的索引。
此后，已是耄耋老人的车文博教授依然心系学术，跟踪文献，笔耕不辍。事实上，在《弗洛伊德主义论评》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求新的突破。本书下编将所涉及的那些人物的思想笼统地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虽然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理解，并也符合本书写作的逻辑，但其中不同人物所代表的发展方向及其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如霍妮等人的社会文化学派、安娜·弗洛伊德等人的自我心理学及赖希等人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因此，进一步厘清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发展线索，成了他殚精竭虑的思想主题。至2009年，他领衔并邀请郭本禹教授等人申请获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过近10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一突破，并由此将我国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研究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进一步凸显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中国智慧：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
如前所述，系统地、批判地研究和阐释弗洛伊德主义，不是单凭个人兴趣和热情就能完成的，而需要同样如恩格斯说的那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综合造就的“巨人”。对我国精神分析研究事业而言幸运的是，车文博教授以他特有的、在那个时代别人难以替代的背景优势投入到这一事业中。他之所以能在思想上超越弗洛伊德主义，既决定于他的理论高度，也因为他长期以来对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同时也体现在他坚持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历史、应用相统一的研究范式。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中系统展开关于“无（潜）意识”及其历史、本质、特征、种类、机制、作用等的研究，获得一系列决定性的结论，集中反映在1987年出版的《意识与无意识》一书中，拉开了中国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系统研究的序幕。他的研究工作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地“理论”的，而是坚持史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所以，与他的理论工作相互交融、互相促进的，是他对原始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消化和吸收。1988年，他编辑出版两卷本的《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在当时第一手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中国弗洛伊德主义研究提供了较系统、权威的原始文献。在此基础上，作为史论结合方法论原则的产物，他于1992年主编出版近百万字的《弗洛伊德主义论评》，既客观地刻画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全貌，又科学地评价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并将弗洛伊德主义研究主题化。其中上编专论作为弗洛伊德个人成就的“古典弗洛伊德主义”，下编分论并概括在当时被统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上列人物各自的精神分析思想。学界普遍评价本书是中国“弗洛伊德主义的百科全书”，境外学者则评价本书为“迄今中国学者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最高成果”。1998年，他又编辑出版五卷本的《弗洛伊德文集》。这是汉语学术背景中最系统、最权威的弗氏原典，为中国弗洛伊德主义研究提供了据以工作的最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11卷本繁体字版，又分别于2004年出版8卷本、2014年出版12卷本的修订版。
这里还必须提到本书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袁彬副总编和谢冬华副主任的工作，他们在从策划选题到最后成书的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打动了我们，又和主编们共同经历着每一个阶段的紧张、焦灼、期待和喜悦等复杂心情，已然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片段：他们的贡献不亚于作者队伍。
四
进入21世纪后，无论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还是就科学研究的具体学术环境而言，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外交流的规模、文献获取的途径、学术出版的繁荣等外部条件，都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所可比拟的。就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研究而言，各种翻译作品和研究成果以加速度的方式陆续面世。但是，在这个局面中，相对于这种以“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表面的繁荣来说，对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作为整体的系统把握更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内容广泛的研究资料，若要从中整理出原理性的基本规律绝非易事，它所要求的，同样不只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综合驾驭的智慧和连续地经年累月的、其艰辛的程度怕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探索。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和在这个意义上，令我们感到欣慰和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郭本禹教授：他对学术的献身精神，几乎给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
工程从涝河右岸的涝河灌区干渠引水，分水设施处高程约为529.0 m，引水水位528.5 m。滩地片区高程493.0～510.0 m，采用引水自流灌溉；贤庄村周围片区高程为545～583 m，无法满足自流灌溉要求，采用泵站加压灌溉。
在划分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时，应当本着适当限制政府立法权、慎用政府立法的原则，省级政府制定规章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依据；无依据、无授权、同时又不属于“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情形的，省级政府不应自行立法。
作为《弗洛伊德主义论评》的扩展和深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的写作，自始至终贯彻总主编车文博教授提出的两个高标准要求，他将这两个要求具体解说为本书力求实现的两个主要特点：（1）突出一个“新”字，即推陈出新，开拓创新，有新观点、新资料、新内容，使其体系全新化；（2）贯彻“三结合”，即弗洛伊德主义研究与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相结合，弗洛伊德主义理论阐述与论评相结合，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现在，不仅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两个标准或特点都在书中实现了，而且，我们还惊奇地发现，全书因为这两个标准或特点的实现，在整体上还产生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天，付玉突然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趟。在电话里，付玉露出一股哭腔，像是带刺的爬藤，缠住了他的脖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折磨他。
如果说上述两个特点或标准一开始就规定了本书构思和写作的“精品”意识，那么，本书因此实际成书之后只有以其规模和体系才能显现出来的效果，更突显了它在精神分析运动作为世界文化史背景中的地位和价值。依评论者通览全书的印象，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本书的地位和价值。第一，科学性。全书的写作坚持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广泛收集原著，充分理解作者的本意，同时尊重并广泛参考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手研究文献。当然，每一个思想家或思想趋势的产生或兴起，既有其条件，亦有其个性和结果或影响，所以，对每一个人物或思潮的论评，都是以其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适得其所的位置为背景的，由此产生的总体效果是更加全面而客观地呈现了精神分析运动全史及其每一个环节，从而保证了全书内容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系统性。全书就内容而言几乎涵盖了从弗洛伊德主义诞生起直到21世纪初的当前发展趋势，其中对很多历史环节的挖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如何处理和驾驭如此大规模的研究资料，是需要勇气、智慧和创新精神的，这就是前述两位总主编在各自长期的艰苦努力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本书的构思逻辑和写作框架。以评论者有限的知识背景来判断，无论就规模还是就体系而言，本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从而体现了中国智慧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的特殊贡献。第三，权威性。本书的内容和体系表明它在现时代构成中国弗洛伊德主义研究的百科全书，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是不可替代的。包括主编在内的全部作者队伍的素质也是本书权威性的保障。就像本书是以《弗洛伊德主义论评》为基础、并只有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深化才能取得的成就一样，从此以后，任何关于精神分析或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工作、包括实用性的具体操作，都可以以本书为基础或背景而取得进展和实效。第四，典范性。从前面相关背景的交代可以看到，本书是我国三代学人历经近10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最后成书实属不易。可以想象，如此大规模的著作，单凭个人的力量怕是难以完成的。作为我国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学科科学共同体联合协作的产物，本书不仅从内部体现了我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学科薪火相传的优秀学术传统，而且也为其他科学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协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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