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视域下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模式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董 宏，戴 俊，殷 鹏
(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体医融合供给模式的供需两者还缺乏必要的联系，未能形成有效的民众诉求表达机制和反馈通路。理论分析表明，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存在体医融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失衡、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矛盾日益凸显、体医融合的行业协作壁垒严重、民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等现实困境。研究认为，着手从推动体医融合“双轨并行”的资源配置模式、整合“非医疗健康干预”模式、加强体医融合的行业协作共生、畅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优化。这有助于针对性的实现“自上而下”的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并实现监测民众体医融合诉求的动态变化和诉求趋势；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之间的合理均衡满足。
关键词：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非医疗健康干预；供给侧改革；体医融合；供给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同全民健身战略一样，都是将民众对健身和健康需求提升到国家战略位置，也是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和关切。早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的战略任务[2]。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都意味着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健康中国阶段。从对体医融合研究的梳理来看，体医融合在建国之初已初见雏形，但由于当时医疗卫生系统与体育系统尚不健全，加之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没有形成组织化的供给体系，使得融合之势不明显。目前国内一些省域对“体医融合”在实践层面上的健康服务都做了积极的尝试[3-4]，主要集中在运动处方实践效果[5-6]、部门协作[7]、资源配置[8]等体医融合核心要素方面。即针对体医融合不同纬度进行经验介绍、机制分析以及宏观路径构建的研究较多，围绕体医融合模式和供给策略的研究较少。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模式不同于一般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不再局限于满足“生理性健康需求”医疗服务，增加基本医疗服务供给，还需要突破以疾病为中心的健康观念，发展高端私立医疗服务、互联网健康服务创新、健康教育、个性化健康监测等新兴精准的健康服务模式[9]。而且，现阶段的体医融合服务研究还处于宏观发展层面，研究主体多为体育系统，在医学临床应用中的推广和认同较为局限。供需两端还缺乏必要的联系，未能形成有效的民众诉求表达机制和反馈通路。
自2015年11月，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命题提出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研究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10]。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从跨界治理、公共治理以及共生理论扩展至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研究的文献较少。加之，当前健康中国建设面临着疾病谱变化、三医联动改革滞后、健康领域投入不足、体育公共服务配置错位等现实问题，亟需进行多元化综合治理，统筹推进实现新时期健康中国治理的新方法、新模式、新路径。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我国体医融合服务研究的理论动态、地方实践以及热点议题进行学术梳理，总结体医融合服务现有模式和供给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新时代、新形式和新要求的优化路径。这既是需求端的应然之需，也是供给侧的实然之策，以期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体医融合服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1 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目前，公共服务的实现路径有两种：一是政务化供给模式，即政府是一切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和供给者；二是社会化供给模式，即把那些不一定要求政府承担或政府无力承担的公共事务转化为非政府公共事务。即由非政府公共组织、非公共组织来承担和处理，或政府公共事务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社会化、市场化管理[11]。为民众提供健康公共服务的领域主要涉及公共卫生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在这种卫生服务体系和体育服务体系不断结合发展的今天，体医融合服务模式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地方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四种体医融合服务模式(表1)。
表1 体医融合服务模式类型特征一览表
第一种是体育俱乐部模式。如上海市长白新村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体医融合项目活动成效显著[12]。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基础上，参与社区“健康屋”的建设，围绕全社区民众的体质监测调查，对各类人群体质健康状况作出评估，提出阶段性的健身处方，提高民众对于自身体质健康状况的了解，加深了对体医融合项目的认知。第二种是医院健康指导中心模式。如北京市体检中心试点运行的运动健康管理项目，就围绕体医融合的适宜运动健康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13]。在注重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及转型升级的黑龙江省，省体育局和省卫计委依托建构的体育医院，通过开设运动处方门诊窗口，将运动是良医理念与现代中西医理念相融合，打造出黑龙江体医融合的地方特色[14]。另外，江苏省首家体育医院通过构建以体育医院和三级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为龙头，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参与，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的体医融合服务组织网络，形成“2+2”社区工作模式，推动体医融合直达群众身边。实现了慢病管理与运动干预相结合的长效慢性病防控新机制[15]。第三种是社区体质监测中心模式。如合肥庐阳区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放给市场进行管理，通过第三方运营机构对庐阳区社区国民体质监测站进行运营，也是采用健康体检和体质监测相结合的形式，由运动专家和医生共同开具运动处方，同时还通过健康管理平台在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对目标人群进行专业健身指导[16]。第四种产学研医合作模式。如北京大学人口所与泰山体育公司的合作，就形成了高校、企业、医院携手创建“产学研医”合作模式[17]。其合作模式是通过北京大学在运动健康科研成果以及泰山体育公司的健康管理平台形成强强联合，将健康受众群体、体质状况检测设备、健康专业指导、数据分析平台等资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健康受众群体更精准、健康服务更有针对性，是大众群体享受更专业健康服务的有效补充，同时也为体育运动促进健康注入强大动力。这种“产学研医”合作模式是对体医融合在“技术的融合、资源的融合、话语权的融合”的高度体现，同时发挥高校在体医融合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对体医融合模式的梳理可以发现，体医融合服务模式尚未形成固定化的内容和形式，即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健康服务模式，但省域间已经通过地方特色探索出众多的体医融合服务新模式。
2 体医融合服务模式的现实困境
在新时期经济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能够不断提高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之间的配置效率，实现产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体医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在融合之势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体医融合服务模式出现发展困境和融合瓶颈也是在所难免。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会存在“失灵”状况，存在难以克服的单方面服务缺陷。
2.1 体医融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失衡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明确体育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的体医融合分工与职责。长期以来，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环境的缺失[24]、行业壁垒的存在[25]、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体制机制[26]都是造成体医融合行业协作不足的内在机制。一方面是由于行业分工的不同，使得体育与医学在管理机构、运行体制、服务部门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国民健康体检主要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负责；国家体育总局则主要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开展国民体质测试与监测工作，而且一般的民众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狭隘的观念之中。虽然医疗卫生部门和体育部门都是以国民健康促进为中心，但“体育治体”与“医学治医”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相互独立组织体系，缺乏必要的沟通协作。虽有关体育与医疗卫生部门已经意识到所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管理机制、沟通媒介以及政策支持等，使得部门的协作难以进行。很多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主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官方色彩浓厚[27]。另一方面运动健康促进的法律顶层设计尚未规划，体育融入全民健康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28]。因此，在体育体制改革与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大健康”顶层设计问题，增加社会参与服务全民健康的力量，建立起体育界与医疗界之间融合机构才是破壁之道。
从学理上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有科层制模式、市场模式和治理模式三种。体医融合服务的协同正是基于治理模式下的合作[19]。它不同于科层制模式和市场模式下的合作,主体间既不是责任关系,也不是契约关系,而是组织间合作网络关系。合作的目的不仅仅是整合体医两个服务主体间的系统内资源,而且是出于各方共同的需求,达成各方服务民众健康和健身需求这一共同的目标。体医融合供给矛盾不仅体现在慢性疾病的持续攀升，加大了医疗资源使用比例；还表现在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民众体育需求之间的错位[20]，加之目前研究对于供给模式和服务绩效间作用机制的分析还不完善[21]，使得体医融合供给矛盾仍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当前我国医疗服务供给能力未能与需求同步增长，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尤其缺乏。根据调查结果，我国民众两周患病率由2008年的18.9%提高到2013年的24.1%，健康需求快速上升。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1.8亿人次，是2007年的2.88倍；入院2.44亿人次，是2007年的2.49倍。而医疗资源增长跟不上需求的发展，2007—2017年执业(助理)医师数量的增长仅为68%，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十年时间仅增长了0.88人[22]。健康需求的上升和医疗资源稀缺，供需间鸿沟的加深亟需提高健康服务供给能力来填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每10万人拥有康复医疗师仅为0.4人，欧美发达国家为40～60人；我国每10万人只有2名物理治疗师，而日本为30名；我国每10万人有0.3名营养师，日本每300人就有1名营养师[23]。反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也不乐观，在供需双方信息沟通隔断的情况下，政府盲目的计划供给是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错位的根源。以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为例，村域近76.5%的存在资源闲置浪费情况，使用效率较高的农村仅占23.5%，说明公共体育服务“供需错位”问题普遍存在[20]。
2.2 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矛盾日益凸显
在产能持续扩大、市场与技术日趋成熟、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90-2010年，我国磷肥产量年均递增6.6%，在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间，我国高浓度磷复肥产量从年产300万吨跃增到年产1300万吨。2005年，我国磷肥产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国产磷肥实现自给自足。从2007年起，我国一举成为世界磷肥出口第一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资源配置模式[30]。具体到传统的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包括政府预算配置、社会资源配置和商业化配置三种[31]。作为体医融合服务的医疗资源端，也同样存在配置失衡和不公平等问题，而且呈现出“倒三角”模式。“倒三角”模式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近70%农村人口只拥有30%医疗资源，而30%城市人口拥有70%医疗资源。“倒三角”模式也表现于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及同一城市内部。城市医疗资源8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且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之间是竞争关系，缺乏垂直“专业化”分工[32]。因此，推动体医融合“双轨并行”的资源配置模式，无疑成了破解当前体医融合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解决之道。对体医融合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是响应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主旋律号召。市场化配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利益争夺，成为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之一。因此，首先应该从宏观上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作为资源的“仲裁者”或“管理者”这一角色定位，将市场配置的资源归还给市场，最大效能地提供最优的资源服务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性[33]，从而通过资源配置机制创新实现二者的优势融合。另外，由于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在门诊上是竞争关系，使得门诊患者无序地“向上”流动，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供需失衡，而大医院医疗资源利用过度，造成边际成本的升高。此时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与无序，面对医疗服务这种正外部性私人供给方式，政府作为“管理者”理应规制各级医院在门诊上的分工。如采取全科医生制度、双向转诊制度、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制度予以落实[34]。其次，从中观上应该发挥“后发优势”效应。当务之急是解决体医融合部门间条块分割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在体医融合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中，体育主管部门由于较低的话语权，加之执法权的缺失，导致体育部门牵头制定的政策得不到其他部门的认可，执行实施困难重重而且效果不佳。如何配置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在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资源上合理分工的同时，按照“健康生态系统”理论，将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纳入到人群就医行为模式中，缓解医疗供给的不均衡性和不公平性，缓解医疗卫生在健康治理上存在的种种不足，从而摆脱单一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对慢病治理、特别是对亚健康治理能力不利的局面，建立更加积极主动的大健康治理战略的“双轨并行”模式[35]。传统资源配置制度过多的依赖于梯度转移理论，结果是造成了对称性补偿设计的缺失。而“后发优势”效应不仅是对“效率优先”资源配置理念的修正，而且是在“兼顾公平”的资源配置原则下，政府通过政策性转移向制度性转移转变，促进“弱势”体育公共服务资源与“强势”医疗服务资源形成对称性补偿政策。最后，从微观上形成从需求侧市场条件变化进行适应性和匹配性改革。体医融合资源配置是相对静态的，但民众的体医融合资源诉求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资源融资途径，积极吸收民间资本；也可以通过政府参股、政府经济资助、政府购买、合约出租等方式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大力吸取商业资本。在政府、市场、民众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资源配置水平均等化[36]。
2.3 体医融合的行业协作壁垒
在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这一新时期重要论断背景下，如何优化体医融合资源配置显得尤为重要。从医疗资源配置来说，主要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健康需求，而且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在提升民众健康水平方面也是功不可没。但长期以来，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和体育公共服务资源重视程度不够，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根源之一。医疗健康服务市场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诸多导致医疗资源过度使用的特殊性。医生具有供给侧诱导需求的可能性，这会导致不必要的医疗支出。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9]，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所有贫困户里的占比达42%。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任务艰巨，这反映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侧面也说明了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公式的定义看[18]，健康=医疗(8%)+遗传(15%)+环境(17%)+生活方式(60%)。非医疗健康干预可控比例高达60%，这与健康中国2030的理念不谋而合。运动干预属于生活方式干预的一部分，在依靠医疗卫生服务对健康做贡献的同时，加大体育公共服务产出比例和配置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民众合理的使用医疗资源，加大体育公共资源的配套输出，实现分级诊疗与全民健身的有效达成。达到优化体育、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构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民众健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体医融合服务体系。
2.4 民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
在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实现科学、合理、有效的精准供给，如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据需求端的信息通路反馈，但如果需求端表达受阻或者不畅仍然会产生供给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双层驱动下，使得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和固化，民众的分层现象凸显。原因在于民众不是一个同质体，而是一个由不同利益个体组成的整体。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分层背景下，其利益诉求也体现出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以往简单社会结构上的民众利益表达制度则会出现不适应。另外，还应该认识到利益主体往往并非利益表达主体。民众作为利益主体需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社会团体等利益表达主体表达利益诉求。熊禄全等[20]通过对农村地区的诉求表达渠道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有居民“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渠道的村委会仅有4个，而且这些机制制度完全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自上而下”计划决策的回应及执行。民众体医融合需求日益复杂多元的变化，传统的政府“一元”公共服务计划供给方式已然难以承担日趋增大的公共服务财政负担。体医融合的主体从部门分离走向协同，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一模式走向政府、私人机构多部门合作模式。然而在从民众需求端发力，多部门协同是实然中主体间关系的颠覆。供需两者还缺乏必要的联系，未能形成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反馈通路。畅通供需双方的信息沟通渠道，协调解决供需矛盾等关键点。王波等[29]通过对体医融合大众需求调研发现，社区居民对体医融合服务需求总体上处于需要偏上水平。社区居民诉求关注的点主要体现在“医生与体育专家共同指导下锻炼”、“运动处方”和“体质监测”三方面。由于在大部分地区体医融合的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人还不了解体医结合的好处，影响了体医融合的发展。因此，如何解释、应对主体间关系成为指向民众诉求的体医融合服务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3 体医融合供给模式的优化路径
3.1 推动体医融合“双轨并行”的资源配置模式
考虑到ADAMS的实体建模功能不完善，采用Solidworks建立机械手的三维模型，并通过与ADAMS的软件接口，将模型导入至ADAMS。在机械手的关节处添加约束，并观察各个关节受到的驱动力矩大小。设定仿真时间t=30s，步长为0.01。给定手端标记点在笛卡儿空间的轨迹方程为x2+y2=0.9，预计该圆所在平面与连杆5坐标系的z轴方向垂直。假设末端执行器标记点从(0.9，0，0.3)出发做角速度为0.8rad/s的等速回转。
3.2 整合“非医疗健康干预”模式
在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模式的起步阶段，一边是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的数量及分布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37]；另一边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地方财政投入用于全民健身170.21亿元，其中财政拨款105.72亿元，彩票公益金64.49亿元，全国全民健身事业经费人均为6.16元。提示，现在公共财政的投入总量处于偏低水平。另外，在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使用率方面，全国公共体育场馆平均开放率为86%，还有7个省(区、市)开放率在80%以下。全国有15个省(区、市)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率在50%以下，只有5个省(区、市)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率在80%以上[38]，这均凸显出与民众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提示，在整合全民健身、康复就医资源、普及科学健身和卫生知识、推广科学健身方法、提供健身和医疗卫生咨询服务等方面仍然是突出短板。当前，超过70%的卫生总费用投向了医疗卫生服务，相当一部份投向传染性、突发性疾病防控，只有很少费用投向慢病的预防。近十年的“新医改”，单纯以疾病防治为主、单纯依靠医疗卫生等传统服务的干预模式，即“被动、依赖型健康干预”已经不能有效保护我国全体人民的健康[39]。因此，要从医疗资源处发力，通过分级诊疗和分类健康管理模式，将一部分潜在的“患病人群”分流至体育资源端，通过非医疗干预来促进慢性病人和亚健康人群的健康状况(图1)。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社区全民健身服务网络，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医疗服务系统，在功能实现两个系统的共建共享。另外，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通过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积极培育社会力量承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加强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40]。
本研究针对南方典型 Cd污染稻田主要的 Cd污染源（干湿沉降和污水灌溉），结合稻草离田的Cd输出主要途径，设置稻草离田、清洁水灌溉+稻草离田、截断干湿沉降+稻草离田3种消减措施，并以常规稻草还田为对照田间微区试验，揭示 Cd污染稻田系统不同消减措施下土壤和水稻植株 Cd的累积特征，为南方稻田土壤Cd污染防控和治理及水稻中Cd累积的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图1 “非医疗健康干预”模式概念图
3.3 加强体医融合的行业协作共生
从理论上讲，组织间合作一般存在五大障碍,即结构的、过程的、资金的、专业的和合法性方面的障碍[19]。在新的阶段体育不仅需要与医疗、卫生等进行深度融合发展，更需要在深度的基础上实现精准融合发展。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以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清除协作壁垒障碍为改革重点。针对组织间障碍引入共生理论模型，从理念层(融合理念的变革)、结构层(融合结构的变革)、资源层(融合资源的变革)、工具层(融合工具的变革)、目标层(融合目标的变革)进行协作共生。通过共生理论来指导体医融合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作，有助于正向促进体医融合环境的形成和行业间的关联度。建议考虑和选择在特定地区优先介入的领域、战略重点和介入策略,然后通过介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社区体育俱乐部等基层体医融合服务机构,进行具体项目的实践,逐步、逐项地落实到社区。如图2所示，通过体医融合的共生单元(体育系统、医疗系统)和共生基质(资源、技术)来完成信息交换、技术共享、人才流通等资源和技术方面的融合。通过共生环境(政策制度、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来实现互利互惠的融合保障。如前文所述，相对于“强势”的医疗共公共服务，作为“弱势”的体育公共服务不应采用偏利模式或者寄生模式，而是要发挥“后发优势”效应形成强共生关系，以此解决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与布局。还要通过最核心的共生界面(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来满足民众对于体医融合供给的个性化诉求。即构建畅通的多维度共生界面，来实现民众对于信息、能量、物质等共生传递的需求，达到破解行业间壁垒，实现行业间网络化、扁平化、组织化的协作效率。
从抽采效果分析，布置在煤层顶板向上38 m位置的1#～3#钻孔抽采效果良好。经分析，上分层布置在厚层砂岩中，钻孔成孔状态较好；下分层钻孔虽位于砂岩中，但与钻孔下方花斑泥岩较近，存在钻孔塌孔、堵孔等情况。钻孔布置首选岩性较好的层位，以提高钻孔成孔质量和抽采效果。
图2 体医融合服务共生路径概念图
3.4 畅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即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作为利益表达理论的一部分，我国于2012年将“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首次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中出现[41]，说明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体医融合服务的供需两端均要有所作为，以供给端为主导，需求端也要发力达到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这条通路，建议先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构建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一是要解构民众诉求表达困境。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利益诉求表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加之体医融合过程中，没有独立的体医融合部门或者机构，使得体育部门和医疗部门这些利益表达主体难当重托，一方面客观上机构设置、权责模糊等体制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与各方利益表达主体不愿为利益主体尽职尽责的主观原因所致。这造成民众很难通过制度渠道表达自身体医融合的诉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随之而来的是单位社会的消解，以往单位性诉求渠道的核心地位逐渐被削弱。民众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居住区(社区)，逐渐成为新社会调控体系的核心环节，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即社区居委会组织集体诉求这种形式的渠道日趋明显。另外，这种社会管理机制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逐步形成了以民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道路，使得社区居委会这种宪法承认的民间自治组织在“上通下达”，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上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和认可。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民众在日常生活场域中一种可随时表达意见或个人需求的渠道。因此，要加强社区居委会这一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对民众体医融合诉求表达的各方主体进行合理地平衡，积极落实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制度。并且要通过社区居委会建立政府与民众互联互通的信息系统，使政府与民众信息经常性互相沟通，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各种政府公务热线、各种民主恳谈会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等对群众利益诉求的内容、方向、尖锐程度等为政府所获知，并且给予群众以当面交流或其他方式协调的机会。二是要重构民众诉求表达运行机制。首先，对众多的民众个性化体医融合诉求进行汇总、整合，找到其中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诉求，为实施利益决策提供基础。其次，完善民众诉求决策机制。诉求决策是诉求实现的关键阶段，并要在具体运行中重点是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好相关制度。另外，还要重构民众诉求反馈机制。建议构建体医融合信息共享和信息反馈平台，形成从诉求表达到利益综合、再到诉求决策、诉求反馈的闭环。三是要畅通民众诉求表达路径。从完善传统渠道和开拓新渠道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完善传统可以从完善传统渠道和开拓新渠道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完善传统利益表达渠道。如县、乡、村领导信箱、政府网站、村民代表大会等客体。其次，开拓新渠道。如社交网络平台及媒体、相关社团组织等客体。在完善体制机制的同时，建立相关的诉求指标体系，一方面是针对性的实现“自上而下”的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并实现监测民众体医融合诉求的动态变化和诉求趋势；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之间的合理均衡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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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Supply Model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Reform
DONG Hong, DAI Jun, YIN Peng,
(School of P.E., Yancheng Teachers Univ.,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supply model lacks the necessary links and fails to form an effective public appeal expression mechanism and feedback channel.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dilemma in the supply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services due to the imbalanc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contradictory supplies of the resourses, the big barriers to cooperation, and the poor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public appeals. This paper held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optimize the “two-track parallel”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 and the “non-medical health intervention” mode, to strengthen the 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tegration, and to build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public interest appeal. The aims were to achieve “top-down” services, and to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s and appeals so that the “bottom-up” demands of the people could be met.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sports for all; supply-side reform;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supply model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9-0015-07
收稿日期： 2019-07-08；修回日期： 2019-08-24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SJZDA099)。
第一作者简介： 董宏(1987-)，男，山东日照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体医融合。
标签：健康中国论文; 全民健身论文; 非医疗健康干预论文; 供给侧改革论文; 体医融合论文; 供给模式论文;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