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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3)04-0065-04
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是法国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一 位有建树的思想家，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哲学、文学、历史等各领域，致力于缝合“是 与应该”。戈德曼发表于1956年的文学博士论文《隐蔽的上帝》，从整体与部分辩证关 系的新视角，对帕斯卡尔《思想录》和拉辛的悲剧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 的见解。本文撷取一个侧面即对《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笔下的马克思进行了粗浅的分 析。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戈德曼把马克思列入超越传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悲 剧观的伟大的辩证思想家行列，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整体”的马克思
在解读帕斯卡尔《思想录》和拉辛悲剧之前，戈德曼首先致力于探索建立一种超越传 统的、立足于“人的行为始终构成全面的意义结构”的“积极的方法”，这种方法被戈 德曼称之为辩证方法。戈德曼认为，在研究哲学和文学著作方面，辩证方法立足于整体 与部分的相互关联——“整体范畴是辩证思想的核心”——把作品纳入到与作品乃至作 者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总体结构中，同时，在“确定一部著作或者某一个片断的意义 ”时，也将它们纳入与作品相协调的“整体”之中，这样才能超越“一切纯文献学的实 证主义方法”必然会碰到的障碍，也能从根本上超越立足于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所带来 的解读困难。
戈德曼谦虚地说，他只是“试图说明如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1](P4)更好地 理解包括《思想录》和拉辛四部悲剧在内的作品的“内容和结构”，就这一方法的价值 和局限而言，“马克思以来的唯物主义史学家”在一系列研究著述中已经作了部分阐明 。对于辩证思想，哥德曼先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总体来说，围绕着整体与部分 的关系展开，这也是戈德曼对马克思理解的基本视角。
戈德曼认为马克思与帕斯卡尔一样，都主张“思想从来不是独立的，不能靠它自身发 现任何真理。思想是整体的现实中的一个部分的方面……”，[1](P380)马克思的研究 方法从来不局限于一组经验事实。就资本而言，戈德曼指出，马克思就决不停留于对资 本的具体构成物分析的层面，而是要深入分析出资本所有组成部分背后潜藏的一般特质 ，那就是它们“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戈德曼进一步引 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另外一段重要论述：“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 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 本。”[1](P21)以此看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首先着眼于把一组经验事实纳入“所在的 社会和宇宙全体的总体关系”中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区别于从经验主义角度出发的 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方法，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 的方法。
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的确认和推崇，还表现在戈德曼对主客体关系以及世界观问 题的阐述方面。在谈到主客体关系问题时，戈德曼认为，主客体除了“我”和“你”的 关系外，还有一种集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可称之为“我们”，而“我们”是对“自然和 社会客体共同行动的表现”。“我们”在社会生活里表现为各种群体，这些群体与经济 基础相联系，“直到今天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戈德曼进一步指出：“对于群体来说，思想与行为之间是严格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中心论点只限于肯定这种一致，并且要求赋予它具体的内容，直到人最终能够在日常行 为方面实际上摆脱经济需要的控制为止。”[1](P21)戈德曼说，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 础的群体构成社会阶级，并在关于人类、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一系列关系上，表现出共 同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形成世界观，“世界观正是使一个群体(往往一个社会阶 级)的成员聚合起来并使他们与其他诸群体相对抗的全部愿望、感情和思想”[1](P32) 。因此在分析作品时，必须看到“凡是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世界观的表现”，把世 界观运用到文本研究就可以帮助得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主要的方面”，以及“整部作 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戈德曼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也是作为史学家的马克思、黑格尔等人所倡导和遵循的方法。就悲剧的研究而言，也是 如此。戈德曼在分析了17、18和19世纪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的社会意义后，指出， 要能理解悲剧观点，超越这些观点，“并把这些观点纳入完美的整体，我们就必须到伟 大的辩证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契的著作中去寻找”[1](P369)。显然，戈德曼 的思想是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的。
二、“行动”的马克思
戈德曼认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悲剧观、辩证思想是人类思想史经历的不同类型 的世界观，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性而言，呈现出由浅到深的态势，后者都是对前者 的超越。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则列入超越前次各种类型世界观的行列。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世俗性”(社会历史视角)，戈德曼从一系列不同的角度作了阐发 。对此，除本文第一部分略有涉及外，哥德曼认为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没 有抛去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传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总是强调它的理性主义 传统”，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断然反对存在着超自然或超历史的超验性的启示宗教的一个 重要原因，同时也与帕斯卡尔所主张的“信仰”区别开来。由于相信理性的能力，马克 思的思想体现了理性“综合”对立物的功能，并诉诸于在现实中把“物质和精神、理论 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理性的能力”。[1](P128—129)第二，马克思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戈 德曼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表达了“人始终是能动者”的思想。 戈德曼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8、11条，证明马克思决不仅仅满足于 凭“事实判断”肯定与否定“上帝”(上帝在戈德曼那里已转化为真理和秩序的化身)的 存在，而是通过建立实践意识克服由此带来的“荒谬性”，最终达到与各种层次的道德 准则相联系。戈德曼认为，在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力求 指明在一切意识事实中，实践的态度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也与皮亚 杰殊途同归。第三，马克思倡导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戈德曼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虽然戈德曼的分析“从关于社会生活本 性的一般假设出发”，而且指明“这种假设包括研究者本身的研究活动”，但显而易见 内含了对被戈德曼称为研究者之一的马克思关于实践活动内涵的“假设”)，即包含： “(1)人类的实践活动；(2)这种行动的有意义性；(3)这种行动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 ”[1](P379)第四，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表达了理论与行动相统一的思想。戈德 曼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从马克思开始，重新建立了“事实与价值，思想 与行动”的统一，两者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意识已经投入 行动的情况下才有真正的意识，只有行动达到理解和意识才有确实的行动”。[1](P122 )需要指出的是，戈德曼有时也把马克思的“行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活动，戈德 曼赞成马克思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类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 实践”的观点，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后到马克思的著作 中，就成为具体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戈德曼认为，正是马克思关于行动的态度，使马克思成为对未来的意义充满“信仰” 的历史主义者，成为许多超越悲剧观的伟大的思想家中的一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是对人类自己创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应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历史未来的信 仰。”[1](P414)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辩证思想家，从辩证思想所体现的两个方面超越了悲剧观，一是由 于辩证思想“仍然拒绝笛卡儿主义的理性主义所主张的逻辑的、线性的秩序”。马克思 是理性主义者，但马克思理性的重要之点体现在其“综合”的功能上，即把宏大的历史 背景和具体的社会结构纳入到考察的视线之内，而且充分体现“整体与部分”的交错互 动，这一点也同时体现了马克思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再超越。二是由于辩证思想的“总体 性范畴”，首先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要求，由此，“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 ，辩证法成为历史的辩证法”[1](P111)，这也是马克思等辩证思想家超越悲剧观也包 括超越帕斯卡尔思想的又一重要原因。
戈德曼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悲剧观“承认理性主义和经验论感觉的世界是最终 不变的”，历史的角度与悲剧观毫不相干，因此，“悲剧思想是根本非历史的”，它缺 少历史中主要的时间尺度——“未来”，这就决定了“悲剧观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的观点 ”。戈德曼认为，帕斯卡尔的思想，奠定了悲剧观的基础。帕斯卡尔后期包括对物理和 数学的研究在内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在戈德曼看来，是一种对“世俗世界”妥协的态 度，但不失为对“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姿态，不过还只是朝着“辩证哲学的诞生和建立 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只有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和卢卡契终于能够“一方面依然保留 悲剧思想的主要要求：即仍是解释人类现实的悖谬和矛盾性质的学说，仍是实现社会准 则的希望；它使矛盾具有意义，并把模棱两可变成有意义的整体的必要因素——用以历 史的未来和人类社会打赌代替就基督教的媒介者和悖谬的上帝打赌”[1](P448)。
三、“打赌”的马克思
戈德曼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发帕斯卡尔关于“打赌”的思想。在戈德曼看来，打赌是 帕斯卡尔思想的“中心”，是贯穿于帕斯卡尔有关上帝、世界与人的各种论点之中的一 条基本的共同的线索，他说他对于帕斯卡尔思想的全部分析都与这个“中心”相联系。 戈德曼认为：“普遍的反论和在物质世界内拒绝世俗生活的概念使我们理解了帕斯卡尔 在一生最后五年中的表现，同时也使我们理解了打赌在全部《思想录》中所占的地位。 ”[1](P433)
具体来说，一方面，人有着追求幸福的天性，但“极端”的上帝，道德的普遍，幸福 的无限都是人所难于企及的，“人不可能把这种追求建立在坚实而不悖谬的基础上”。 因此帕斯卡尔只能把上帝瞬时的“圣宠”、人间的有限幸福和与彼岸的无限幸福相比较 ，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赢局”的机遇和“输局”的冒险的“概率论计算”上[2](P112 )。另一方面，人又是有理智的，“帕斯卡尔承认任何人身上都存在着理智，不论他是 信仰宗教的或是不信教的，通过他的理智可以引导他去寻求上帝，去打赌；但是理智也 总是提醒他，上帝并不是明显的，上帝是不存在而又存在的，是隐蔽着的上帝”[1](P1 30)。这样，理智最终仍然是无能的，永远都无法消除“普遍的反论”。显然，帕斯卡 尔只是看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缺陷，意图加以克服，但又“不得不”陷于另一种“悖谬 ”中。
戈德曼认为，打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然科学的发生源于打赌，“任何科学都是从 一种最初的打赌开始的”，他断言，物理学家、化学家都是就他们所研究的宇宙领域的 合法性进行打赌开始的，17—18世纪也是如此，而且常新。至于人文科学，则“必须从 双重的打赌开始，这就是关于历史整体的有意义性的打赌，和关于组成历史的相对整体 的相对有意义性的打赌”[1](P129)。同样，马克思也为历史的有意义的未来打赌。在 戈德曼看来，一个必须打赌的思想，“对一切辩证思想来说都是根本的”，马克思主义 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打赌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
戈德曼认为，马克思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论者。哥德曼反对在解释马克思时割裂 两者统一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张“对现实的任何有充分根据的认识只能以实践为基 础——这就是说以明确地或暗含地承认一整套符合历史进步的道德准则为基础”[1](P1 20)。戈德曼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与帕斯卡尔相同的 思想，那就是“不得不赌”，因为我们“已经上了船”[2](P110)。此外，在马克思那 里，“伦理学”与“社会学”是不悖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超验的东 西存在，反对基督教。但在一些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基督教化，或者 至少是想把这种超验性的某些因素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对此，戈德曼断然说道，事 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马克思并不否认信仰的存在。不过，戈德曼认为，马克思的 信仰是对人类自己创造的，以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历史未来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同于 超验，也不在历史之外，这正好使马克思“越过六个世纪的托马斯和笛卡儿理性主义， 和奥古斯丁的传统建立起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与奥古斯丁的超越性是存在着根本区 别的，但在诉诸于理想认识道德准则的“客观现实基础上”是一致的。因此，确切地说 ，马克思主义的打赌是与“我们应当创造的现实的打赌”。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如同一 切为维护一系列道德准则而投入积极斗争的思想家一样，往往存在着一种幻想。戈德曼 说，从中世纪的教会人士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卡契，“他们都把接近成功和 胜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一直到有一天外部的现实戳破了这些幻想”[1](P272)。尽管 如此，戈德曼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屈的打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既然是打赌，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可能证明历史进步的存在。戈德曼认为，对于马克思 来说，是不能证明进步的存在的，尤其是将来进步是否能够延续，“对马克思来说，凭 这样的判断来肯定或否定历史朝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样是荒谬的”[1](P125)。这样 ，马克思主义的打赌与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的打赌就无本质上的区别了，辩证思想 经过了若干超越后在打赌上又与被超越者走到了一起。戈德曼说：“有了辩证思想，情 况就根本改变了。现在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于人类要实现的客观的和外界的理想之中， 而要实现这种理想，并不再简单依靠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这就是帕斯卡尔认为的幸福的 无限，康德所说的至善中德行与幸福的结合，黑格尔的自由，马克思的无阶级的社会。 ”[1](P444—445)戈德曼基于对发生结构学的深入研究，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阐发非常 深刻，其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无疑又丰富了辩证思想。
戈德曼把辩证思想视为世界观的最高类型，在论述辩证思想的超越时，对马克思作为 一个历史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而且给予 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在评述费尔巴哈时曾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 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 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P50)不过，戈德曼的论述最终是为其打赌说 作铺垫的。
戈德曼把马克思列入对未来有意义的“信仰”者行列，并以较高评价触及了马克思辩 证思想的本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戈德曼对实践哲学的深切关注并详细探 讨，包含了富有价值的一系列思想。这种探讨对“革命”道路的曲折的认识、对现代人 心态的揭示，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戈德曼的探讨与戈德曼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所经历的社 会事件息息相关(如五、六十年代西方的“左派”运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等 的兴起与沉寂)。应该说，戈德曼的研究暗含着的对现代人困境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 ，但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仅仅放在打赌上，在实践上是乏力的。
戈德曼在论述辩证思想时，常常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卢卡契等人并列，没有指出而且 甚至混淆了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尽管这种并列是出于戈德曼从世界观类型学高度的考 虑，但在理论上毕竟是粗糙的。
戈德曼把马克思(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列入打赌者行列，即使指明马克思是对历史的有 意义的未来的打赌，也是违反马克思的本意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 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 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4](P40)
收稿日期：200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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