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赋役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役论文,辽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3)01-0064-06
辽初建国，即制定了赋役制度。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辽代各族人民要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同时还要承担朝廷摊派的各种力役，如兵役、修城役、修河堤等。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辽朝依据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因此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的赋役制度有所差别，轻重有所不同。
一、赋税制度的制定及其依据
辽朝境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三种类型。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为辽的南京道、东京道、中京道、西京道。上京道地区也有农业，但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或半农半牧。
辽代的赋税制度的制定，是在辽建国之初，其后几经厘改，形成有辽一代的赋税制度。《辽史·食货志》记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时，又依据户丁之数重新加以改订。穆宗时“省徭轻赋，人乐其生”（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减轻了原来的税率。对辽赋税制度全面进行厘改的，是辽圣宗。当时因对宋战争，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大臣上言“宜轻税赋以来流民”（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于是对西京道的赋税进行了改订。统和十三年，又“增泰州、遂城等县赋”。泰州在辽上京道，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隶属延昌宫。可能先前所征赋税较轻，因此有所增加。第二年，“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注：《辽史》卷13《圣宗纪》。）。在此前，南京、上京、泰州似乎都增加了税额，但因增加的税额过重而又下令减少。这是对西京、上京、南京等地区的赋税全面加以重新改订，轻者增之，重者减之。之后，辽代税法基本上稳定下来。
辽代赋税征收的依据，一是“计亩出粟以赋公上”（注：《辽史》卷59《食货志》。），即以土地多少出赋税。私田征税，官田收租，土地越多，征税越多。因此，贵族、地主想方设法逃避赋税。统和九年，“复言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从之”（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可见，贵族与地主相互勾结，企图免交或少交赋税，贵族与地主逃避赋税的现象可能经常发生，朝廷因此才有通括户口、检括户籍之举。
征收赋税依据之二为户丁与民产。辽太宗时，曾“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注：《辽史》卷59《食货志》。）。辽圣宗统和年间，曾多次通括户口。统和八年，下诏括民田，次年，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这是由于辽朝以户丁为依据而征收赋税，因此出现隐匿户口不报的逃税现象。朝廷采取通括户口、查验户籍的办法，搜寻隐匿的人户。马人望在南京任警巡使，“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它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可知，检括户口与登记民产相结合，是辽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民产主要为房屋、田产、畜产。辽道宗时检括户口，登记民产，对纳税者重新登记，是为增加赋税而防止隐匿户口、田产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杨遵勖为枢密院都承旨时，曾“奉诏征户部逋钱，得四十余万缗”（注：《辽史》卷105《杨遵勖传》。）。户部主管户籍与人口及征税，也有拖欠不交赋税之事存在。
二、隶属州县民户的赋税
辽朝赋税征收的对象，一是从事农耕的州县民户，二是隶属辽代部族的契丹等族的部民，三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
隶属州县的民户，是从事农耕的汉族、渤海族等州县的农民。朝廷每年征收正税（田地税）两次，即夏六月至九月为一次，秋十月至十一月为第二次。《辽史拾遗》卷15记：“契丹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麹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这说明，辽代税制沿袭后唐旧制，实行夏、秋两税制。
此外，在《三朝北盟会编》等宋人编纂的史书中，对辽代实行夏、秋两税也有记载：“收复之后，番汉一等待遇，民户除二税外，应该差徭科率无名之赋，一切除放。”（注：《三朝北盟会编》卷50。）这是宋朝占领燕地后，当宋朝与金朝议燕地赋税问题时，谈到民户所交的“二税”问题，同样证明了辽朝实行夏、秋二税制。
辽朝的赋税主要包括正税、匹帛钱、鞋钱、地钱、榷麹钱、农器钱、户丁税、盐铁钱、义仓税等。上述所列杂税，多为沿袭中原王朝的税法。如匹帛钱，是在纳税以外，每匹帛再纳钱若干文。地钱是在正税外每亩另缴若干文，鞋钱是照地亩数再纳军鞋若干双而规定的钱数叫作鞋钱。盐铁钱为盐税与铁税。盐铁自汉唐以来，始终为国家专卖，辽也不例外。辽境内产盐很多，上京有广济湖盐泺，西京有丰州大盐泺，南京有香河、永济两盐院。上京设盐铁司，用以管理国家盐铁税收事宜。辽朝曾多次下诏严禁私贩盐、铁，但是却屡禁不止。道宗时的宰臣张孝杰，即以“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注：《辽史》卷110《张孝杰传》。）而被革职。铁亦为国家专卖，辽境内产铁地区有沙河、千山、首山、柳湿河、铁州、柳河馆等。《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载：柳河馆“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打造部落馆“惟有蕃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辽史·地理志二》记载，东平县“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文中的300户专事炼铁，但需交纳铁税。辽朝铁禁甚严，私货铁或将铁输于外境，都要治罪。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因被告发私藏兵甲而被杀（注：《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辽朝的酒为官卖，严禁私酿酒。辽在上京、东京、南京设麹院，有麹院使、麹院判官等，以管理麹务。《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条记载：“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辽朝在沿边诸州各设和籴仓，“每岁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石”（注：《辽史》卷59《食货志》。）。文中的“收息二分”，是收取借贷者的钱作为义仓税。
辽代的赋税，各地区间有所差别。东京道原属渤海人聚居的地区，其中的酒税可以免征，盐禁也较松弛。“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麹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以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注：《辽史》卷59《食货志》。）辽东地区为渤海人所居之地，对辽东地区赋税的征收，较其它地区为轻，这是为安抚渤海遗民而采取的特殊政策。辽圣宗时，冯延休、韩绍勋主管辽东地区税务，欲按燕京地区的税率征收，辽东民众不堪重负，大延琳乘机为乱，平叛之后，朝廷免征增加的租税，才使民心安定下来。
头下军州民户的赋税征收，与一般州县有别。关于头下军州的赋税，元好问在《中州集·李晏传》中提到：“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免为民。”即头下军州内的民户要向头下主和官府各交纳其租税。像头下户这样既输租于官，且纳课给其主的，还有寺院二税户。《金史·食货志》谓：“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因此，辽代的二税户，不但指州县头下户，还包括寺院的二税户。辽朝崇佛，皇室贵族乃至地主和普通民众，都尽其所能，把田产、钱财、房舍、人户捐赠给寺院。寺院的田产、房产因此而逐年增多。兰陵郡萧夫人捐资创建的静安寺，“延僧四十人……施地三千倾，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敕赐曰静安寺。”（注：《全辽文》卷8《创建静安寺碑铭》。）其中的“人五十户”，是指随同田产一同捐赠给寺院的民户。他们依附于寺院主，每年收成所得，要输租给官府，还要纳课给寺院主。辽朝的二税户，一直延续到金朝，至金大定初年放免为民，二税户才从历史上消逝。
三、契丹、奚族等部民的赋税
契丹、奚族部民隶属于辽内部族，也承担辽朝的赋税。《辽史·耶律挞烈传》记载，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升为南院大王，他“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这说明契丹部民从事农耕者，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出劳役。应历年间以前，曾有过赋役不均的现象，在耶律挞烈任南院大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均平了赋役，而受到部民的赞誉。
兴宗朝，萧孝穆曾“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注：《辽史》卷87《萧孝穆传》。）。又一次均平徭役与赋税，因而受到契丹诸部的拥护。
对契丹、奚族等部民的赋税征收，除粮食外，还有“俸羊”。《辽史·耶律室鲁传》记载，耶律室鲁任北院大王时，“以本部俸羊多阙，部人空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岁易南中绢，彼此利之”。可知，俸羊为契丹部民每年所缴纳的赋税之一。契丹部民除缴纳“俸羊”外，还要缴纳其它杂畜。《辽史·萧观音奴传》记载：“先是，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观音奴奏罢之。”萧观音奴为奚六部大王。可见，契丹、奚族等部民，不但要承担朝廷官员的俸秩供给，还要担负俸秩外杂畜的供给。直到统和十六年，才部分免除了部民所承担的官俸：“振崇德宫所隶州县民之被水者。丁未，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注：《辽史》卷14《圣宗纪》。）崇德宫为承天太后的斡鲁朵，因水灾才罢免了民输官俸这项税收。
辽朝部民所输租税，要折合钱币计算。“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注：《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耶律抹只为统和年间云内州开远军节度使。他奏请斗粟由折钱五改为折钱六，这对于部民来说，是有益的举措。
四、边远地区的民族及属国、属部的赋税
地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居于辽内地的居民不同，他们每年只须向朝廷提供土特产品——貂皮、马匹、骆驼等，但数额也不小。在东北地区，《辽史·圣宗纪》记，开泰七年三月，“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西北地区阻卜诸部，每年向朝廷的岁贡也有定额。开泰八年七月，“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注：《辽史》卷16《圣宗纪》。）。其它如乌古部、敌烈部、鼻骨德部、于厥里部、室韦部、术不姑部、女直部，每年都要向辽朝进贡数额较大的土特产品。这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部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圣宗因此于统和六年下诏减免部分贡品：“诏乌隈于厥部却贡貂鼠、青鼠皮，止以牛马入贡。”（注：《辽史》卷69《部族表》。）圣宗统和十五年，“罢奚五部岁贡麇鹿”，“罢奚王诸部贡物”（注：《辽史》卷69《部族表》。）。这说明辽朝对少数民族部族的贡赋，时有减免。
辽朝赋税征收数额的多少及轻重程度，史书无明文记载。据《辽史·耶律隆运传》记载：“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这当是对分制的田租。由于史书对地亩税率无明确的记载，因此对于辽税是轻还是重，看法分歧较大。现参照北宋的税率，大致估计一下辽代的税率。北宋的北方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平均亩收近一石（即100升），其税收为每亩田秋米八升，约为收成的十分之一弱。而辽朝的税率，据出使辽朝的北宋使者路振的记述：“（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注：《宋朝类苑》76引路振《乘轺录》。）
与此相反，北宋的另一位出使辽朝的使臣苏辙却说，汉人“赋役稀少”，“赋役颇轻”，只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持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多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子女玉帛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注：苏辙：《滦城集》卷41。）。
上述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同是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与苏辙所得的结论完全相反。究竟哪一种说法更附合辽朝历史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后一种说法，相对来说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理由是，在《辽史》中，多处记载辽朝免交或减少租税的史实。如“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注：《辽史》卷59《食货志》。），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统和九年正月，“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注：《辽史》卷13《圣宗纪》。）。统和五年，耶律隆运“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宜轻赋税以来流民，从之”（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大康元年九月，“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注：《辽史》卷23《道宗纪》。）。大康二年，“南京路饥，免租税一年”（注：《辽史》卷23《道宗纪》。）。大安三年，“出钱粟振南京贫民，仍复其租税”（注：《辽史》卷25《道宗纪》。）。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辽朝的赋税相对来说，应该是较轻的。虽然实际税率无记载，但从耕种荒地免交十年租税以及岁饥之年减免赋税的情况看，与苏辙所记“赋役颇轻”的说法正相吻合，是较为符合辽朝的历史实际情况的。
五、徭役及其种类
辽代的徭役，主要有军役、戍守、侦候、治公田、杂役、修堤、筑路、运输、驿传、生产等各种名目繁多的种类。
军役、戍守、侦候 辽代国民有担负军役、戍守、侦候的责任与义务。“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注：《辽史》卷34《兵卫志》。）其中的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即隶属御帐亲军、宫卫骑军。汉人隶兵籍者，被称为“番汉转户”。据《辽史·兵卫志》记载：“三京（指上京、中京、东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番汉转户为多。析津（南京）、大同（西京），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这是契丹、汉族、渤海族等服兵役的情况。辽建国初至辽圣宗时期，战事较多，每户男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辽朝留传的诗中有“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注：《全辽文》卷12《无题佚句》。）之句。
辽朝分派徭役的原则，一是以户丁多少为摊派的依据。“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注：《辽史》卷104《耶律昭传》。）这是以户丁为分派徭役的依据。除年幼和年老者外，每户中的成年男丁大多都要服徭役。
服徭役的另一个原则，是“以贫富为等差”。“诸部皆有补役之法……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脩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纵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这些史料说明，辽朝服徭役“以贫富为等差”。实行先上户，次中户，再次下户的补役之法。无丁之家也要雇旁人代替。同时，选富民防边，贫者侦候。
从上述记载还可看出：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所承担的徭役，要比内地繁重。辽西部边疆的边界线较长，疆域辽阔，戍守的任务较重。“方今最重之段，无过西戍。”为此，耶律唐古曾向兴宗上疏：“自建可敦城以来，西番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注：《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但朝廷没有同意。
驿递 驿递是在各个驿站间传递情报，为较重的徭役之一。由于驿站与驿站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驿递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很远的路程，民众以此为患。《辽史·马人望传》记载：“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
马牛 马牛也是辽朝繁重的徭役之一，尤其是在战时，不但契丹部民、汉人，就连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要括马，以供军需。辽圣宗东征高丽，开泰八年七月下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开泰九年，“括诸道汉民马赐东征军”（注：《辽史》卷16《圣宗纪》。）。
运输 运输之役，是把皇室所需的生活用品，运送至行朝，或把军队所需之物，运送至军中。“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瓜以马送之虏廷。”（注：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这是饮食的运送。果、瓜等易腐烂的食品，要求快速到达。在炎热的夏天，是较苦的徭役。此外，还有取暖、炊事所用的官炭。官炭产于神山县与滦河县。两县的县民，承担运送官炭的任务。“岁运泽州官炭，独役松山。（马）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修护河堤之役 辽境内有西拉木伦河、潢河、太子河、混同江等江河，每当汛季，都要修护河堤，预防水灾。《辽史·大公鼎传》：“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全辽文·贾师训墓志》：“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
行在（朝）役 行在役就是供皇帝行朝所需的各种杂役，如衣、食、住、行、渔猎、侍鹰、围场等各种杂役。《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徙同知永州军州事。既上，日夜经画民事利病。奏减其部并邻道龙化降圣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奏课天下第一，上嘉之。”从上文可知，辽朝每年提供契丹皇帝行在的各种徭役就达30余万人次。
诸宫杂役 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两位摄政皇太后各置一宫，皇太弟耶律隆庆置一宫，圣宗时期的宠臣韩德让置一文忠王府，共计十二宫一府。这十二宫一府有自己的民户、兵马，因此也有各种杂役。有时，也会免除部分杂役。耶律仁先“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注：《辽史》96《耶律仁先传》。）。
冶铁之役 冶铁主要为锻造兵器或造钱币，从事冶铁劳作，也是徭役之一种。《全辽文》卷11《丁文逳墓誌铭》：“旋出为景州龙池冶监。其冶铁货岁出数不供课。比来为殿罚者殆且十数人。皆谓公性疏放，况能庀于是耶。身族为累，其兆于此。公泊至，督役勉工，亲时铸炼，所收倍于常绩。复更征商榷酒等务。烦剧皆办，所莅称最。”
丁文逳任景州龙池冶监，“督役勉工，亲时铸炼”，可知冶铁也是辽朝徭役之一。担任此种劳役的多为渤海人。《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记载：“七十里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
筑路修城役 筑路修城为辽朝常见的徭役。室昉任工部尚书，“诏修诸岭路，昉发民夫二十万，一日毕功”（注：《辽史》卷74《康默记传》。）。修城役也是辽朝常设的徭役之一。辽初，汉人康默记任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
建陵役与守陵役 修建皇陵与奉守皇陵，也是辽朝重要的徭役之一。担任建陵与守陵徭役的，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渤海人，其中以汉人、渤海人为多。康默记曾任太祖朝皇都夷离毕，“既破回跋城，归营太祖山陵毕，卒”（注：《辽史》卷74《康默记传》。）。可知，康默记曾负责营建太祖之陵。此外，还有奉守皇陵的徭役。辽兴宗为其父辽圣宗建永庆陵，“置蕃、汉守陵户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改隶山东县的渤海永丰县民，被辽穆宗从永丰县拨出，作为辽世宗陵墓的守陵户，隶属辽世宗的斡鲁朵积庆宫（注：《辽史》卷37《地理志》。）。
承担各种徭役的，多为契丹部民和州县民众。契丹贵族及少数民族部族的首领，可免除徭役或以部曲代行。辽道宗时曾下令：“诏二女古部与世预宰相、节度使之选者，免皮室军役。”（注：《辽史》卷69《部族表》。）除了免除军役，戍边及宫内祇候事也可以部曲代行。《辽史·兴宗纪》：“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祇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祇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对那些契丹部族中摊派的徭役较重而人户又少的，朝廷给予减免，或以富户代出赋役。“统和三年三月乙巳朔，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上因阅诸部籍，涅剌、乌隈两部户少而役重，并量免之。”（注：《辽史》卷10《圣宗纪》。）
辽朝对契丹民户似乎格外优遇。除上述文中记载的可减免赋役外，有时对其它部还要给予“助役”。耶律仁先为北院大王，“奏今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从之”（注：《辽史》96《耶律仁先传》。）。两院是指北、南大王院。隶属北、南大王院的民户，承担的徭役可由别部助役，这是辽朝廷对两大王院人户的特殊待遇。
隶属皇帝斡鲁朵的民户，其承担的徭役也实行赦免或减免。辽道宗对隶属其父辽兴宗斡鲁朵的春州、泰州民户的徭役，给予赦免：“曲赦春州役徒……赦泰州役徒”，“曲赦奉圣州役徒”（注：《辽史》卷25《道宗纪》。）。
除皇帝有权赦免役徒或大臣上奏免赋役外，地方长官也有增加或减免赋役的权力。圣宗朝的于越耶律休哥被任命总南面军务，负责幽燕地区的军政事务。幽州历经战乱，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注：《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休哥有权力“省赋役”，可以推断各地区地方长官也有权决定赋役额度。其赋役额度有较大的伸缩性，地处西北地区的敌烈部，“数为邻部侵扰，民多困弊，命萧乌野为敌烈部节度使，恤困穷，省徭役，不数月，部人以安”（注：《辽史》卷92《萧乌野传》。），说明各地区长官有自行调节赋役额度的权力。免去贫困部民的力役负担，是节省民力、与民休息的正当举措。
也有的地方实行募役之法，年老体弱者和不能承担力役者可出钱，官府为之募役。南院枢密使马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这样，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于国于民都有益。
综上所述，辽代赋役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的。辽代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间几经厘改，而基本内容并无大的变动。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