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需率下降的成因及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内需论文,成因论文,长效机制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2)09-0019-13
“扩大内需”战略已经提出多年，但进展不快，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经验中进行研究总结。由于经典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对内需作出明确界定，扩大内需到底指扩大内需总量，还是提高内需占GDP的比例即内需率，现有的理论研究没能说清楚。实践中，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内的内需总量不断扩大，但内需率却不断下降。由于这一时期投资率在提高，内需率下降，研究者多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口年龄结构引起总负担系数下降和储蓄率上升等方面，分析消费需求不足及消费率下降问题。[1][2][3][4][5]这些研究抓住了扩大内需的核心问题，但很少深入研究出口、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没有研究近年来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对消费及内需持续增长的影响，因而不能全面解释影响内需率尤其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这影响到他们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内需和扩大内需的含义，然后在总需求分析框架下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内需率持续下降的原因，最后提出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需要把握的要点、思路和建议。
一、对内需和扩大内需的理解
(一)对内需的理解
理论上可以在总需求和最终需求两个分析框架中理解内外需求。①在基于GDP支出法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中，内需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外需指净出口，投资率与消费率之和就是内需率，净出口率就是外需率，即：
内需率+外需率=(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率=100%
在总需求分析框架中理解内需和外需，逻辑关系清楚，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用净出口表示外需，不能区分相同的净出口下“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也无法区分“不进不出”的平衡和“大进大出”的平衡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此外，由于消费和投资都包含有直接进口的产品，而用支出法核算GDP时仅仅将其从出口中扣除，相当于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高估了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
一些学者还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理解内需和外需。在最终需求分析框架中，内需也指消费和投资，外需则指出口。最终需求分析框架从国内增加值实现的角度，清楚地反映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整体上判断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但由于隐去了进口，难以衡量内外需求的总体状况，因而无法判断一个经济体的贸易是否平衡，宏观经济是否稳定。
(二)对扩大内需的理解
在以上两个分析框架中，内需都指包括进口在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内需都指扩大包括进口商品和劳务在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总需求分析框架中的扩大内需有目标，即扩大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在最终需求分析框架中，扩大内需意味着扩大消费和投资的份额，减少出口的份额，而不论进口是多是少，这显然有违扩大内需的本意，甚至不可能提出扩大内需这一任务。而且，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消费和投资的份额扩大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很难说清，换言之，扩大内需没有明确目标。而用基于GDP支出法的总需求分析框架来理解内需和扩大内需，逻辑关系清楚，目标明确。
从中央提出扩大内需的背景来看，扩大内需不仅是指扩大内需规模，也不仅是指扩大内需的增长速度，更主要的是指提高内需率。从规模来看，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的新一轮增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年年都在扩大，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是1978年的139.1倍，是2003年的3.4倍，7年间净增2.4倍。2010年最终消费总额是1978年的83.5倍，是2003年的2.4倍，7年间翻了一番多。2003-2010年，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为13.3%，二者增长速度在国际经济史上也属罕见。
本文在总需求分析框架中理解内外需求，内需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外需指净出口。扩大内需指扩大投资率或消费率，即扩大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这样理解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降低出口，而是特别强调内外需求协调发展，强调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此外，在总需求分析框架中研究内外需求，并不妨碍用最终需求分析框架来研究投资、消费和出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二、我国内需率持续下降的成因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自始于2003年后半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我国内需率持续大幅下降，由2004年的97.5%下降到2007年的91.2%，3年下降了6.2个百分点，在世界大国经济史上都属罕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外部冲击和应对危机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影响，尽管内需率有所回升，但2010年还处于96.0%的较低水平。内需率持续大幅下降，与这一时期外需增长过快、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仍然存在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等原因有关。
(一)外需增长过快直接导致内需率持续大幅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净出口率及外汇储备变化情况，我国内外需求关系可以分为外需不足(1978-1989年，净出口率年均值为-0.6%)、内外需求基本平衡(1990-2003年，净出口率年均值为2.1%)、内外需求失衡(2004-2010年，净出口率年均值为6.1%)三个阶段。从三个阶段看，各类需求及经济增长速度协调是内外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见表1)。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出口导向战略制定的外贸、外汇、外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投资过快增长造成的过剩产能需要通过出口释放，这造成外需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内需增长速度，并直接导致内需率快速大幅下降。
1.没有及时调整“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受出口创汇、外贸创利指导思想的影响，“奖出限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政策的主基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没有根据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情况及时调整贸易政策，出口退税仍在鼓励低端加工产品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为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风险担保及利率优惠等鼓励性政策一直存在。与此同时，我国对最终消费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水平较高，对部分进口产品加征消费税，并实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和用汇审批制度，抑制了企业和居民的进口需求。
2.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政策以保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和实现贸易盈余为基调，汇率形成机制缺乏灵活性。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浮动区间仍很小，不仅难以有效发挥对内外经济平衡的自动调节功能，而且使人民币难以应对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其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实际汇率不断降低，成为近年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此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未能打消汇率升值预期，大量热钱通过借道贸易的方式流入，使外需也有虚增的可能。
3.不计成本利用外资造成加工贸易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展开招商大比拼，不计成本地引进外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新世纪全球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增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更是猛增，由2003年的535.1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4.0亿美元。外商大多投向加工贸易领域，加工贸易顺差由2003年的789.1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 967.4亿美元。由于加工贸易是产生贸易顺差的主要方式，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不少年份加工贸易顺差甚至大于全部货物贸易顺差(见图1)。
图1 199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同表1。
4.投资快速增长造成一般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快，2001-2008年年均增速达到23.0%(资本形成达到18.8%)，除去外商直接投资外的国内投资年均增速更高(为25.7%)，大大超过消费年均12.0%的增速。投资增长过快造成的过剩产能，在国内不能消化的情况下，需要到海外市场释放。受其影响，一般贸易由2004年的逆差45.4亿美元，2005年转为顺差354.3亿美元，2006-2008年的顺差分别达到831.6亿美元、1106.9亿美元和907.7亿美元。
5.进出口增长速度出现剪刀差推动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在“奖出限进”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5年之后，我国出口增速小幅下滑，货物进口增速大幅下滑，进出口增速出现5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的剪刀差。这一现象在服务贸易、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都不同程度存在，其结果是净出口大幅增长，内需率持续下降。
(二)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既与投资增速远远大于消费增速有关，也与投资结构有关。从资金投向看，投资没有很好地围绕消费进行，相反，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与出口相互推高。高投资、高出口影响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1.投资没有很好地围绕消费进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始终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始终大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2001年的32.6%提高到2010年的42.4%。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追求增加GDP和扩大财政收入，加之我国具有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也很低，各地大多将资金投向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其结果是，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需要通过出口释放，而高档汽车、中高档电子产品等高端消费品依赖进口；大多数工业品供给过剩，而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等服务产品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从第三产业投资构成看，2003年以来，房地产和交通、运输、仓储、水利等基础设施类投资占比接近80%，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类投资占比则从6.8%下降到4.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占比始终处于1.3%-1.5%的低水平(见表2)。这种投资结构既不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不利于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尽管房地产业投资与消费结构升级方向一致，但住宅投资中经济适用房投资占比很小，而且从2003年的6.1%下降到2010年的2.2%，住宅占比提高主要由商品房尤其是中高档商品房投资增加引起(见表3)。由于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位商品房投资供给不足，近年来房价不断攀升，对城市居民消费产生挤压效应。
投资没有很好地围绕消费进行，还表现在对农村投资不足。与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相适应，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投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农村投资增长速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1995年的78.1%提高到2010年的86.8%，农村投资占比则由21.9%下降到13.2%。对农村投资不足，不仅不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而且造成落后地区特别是山区电力供应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家电和电子产品在农村难以普及，农村商贸流通和消费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低劣产品充斥，进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结构升级。
2.投资和出口相互推高影响内需持续增长。在现行政绩考核、财政体制及资源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扩大投资、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条件。出口导向型战略及与之配套的外贸、外汇政策，在促进出口增长的同时，需要大量投资跟进。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因释放过剩产能而提高，投资因出口增加而扩大，投资和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推高。高投资、高出口影响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1)高投资、高出口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2002年、2005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出(见表4)，投资主要带动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出口产品80%以上都是工业品。出口和投资大幅增长，必然引起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过快，对服务业带动作用大的消费增长较慢，从而造成第三产业发育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2002年以来，我国工业占比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比则长期维持不变，未能完成“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既影响消费结构升级，也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增加，最终都影响内需。
笔者重点分析出口对我国产业体系和内需的影响。从最终使用看，我国工业品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002年的41.5%提高到2005年的49.5%，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50.0%，第二产业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8.2%提高到36.9%，2007年达到37.0%(见表5)。可见，目前我国工业体系的一半、第二产业的三分之一是为出口服务的。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出口大幅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外需化，偏离国内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如果国内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产业和行业，其生产环节在国内，消费环节在国外，那么即使投资需求能够扩大，消费需求也会增长缓慢，投资消费不协调，将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2)高投资、高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投入产出模型把最终需求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是分析投资、出口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值结构)的重要工具。根据对进口产品处理方法的不同，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分为竞争型和非竞争型两种。②这里同时利用投入产出表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来研究高投资和高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首先，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投资和出口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通过产业结构传导。由于投资和出口主要拉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因而导致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和收入效应低，加之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尚未建立，劳动者收入份额很难提高。从三次产业的增加值率和要素分配结构来看(见表6)，工业增加值率比国民经济42个部门平均水平低，也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水平低；工业投入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三次产业最低，并低于42个部门的平均水平。2002-2007年，工业增加值率下降了6.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国民经济42个部门的下降幅度，也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下降幅度，下降的部分主要是劳动者报酬(下降了4.2个百分点)。以上现象在加工贸易行业更加突出。以通信电子、纺织行业为例，这些行业增加值率、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低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低于国民经济42个部门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工业的平均水平，并处于大幅下降状态。由于出口与我国产业体系关系很大，其通过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其次，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以2002年、2005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将进口分解到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中，测算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及其分项(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企业收入)，据此判断投资和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以上3个年度中，单位投资和出口对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企业收入的带动力见表7。
由表7可以看出，除了2002年外，投资和出口对企业收入的带动力都大于对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带动力。从变化趋势看，2007年投资和出口对劳动者报酬的带动力比2002年低，对企业收入的带动力则比2002年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和出口大幅增加，必然产生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和企业收入份额提高的收入分配效应。
以上实证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相符。2002-2007年，我国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速为32.4%，货物贸易出口年均增速为27.4%，都处于高速增长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由2002年的47.8%下降到2007年的39.7%，企业收入占比由36.7%提高到45.5%。投资、出口高速增长期与收入分配结构剧烈变动期高度吻合，进一步印证了高投资、高出口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提高，居民收入份额下降，与高投资、高出口有很大关系。企业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到位的情况下，政府收入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投资，必然产生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的结果。失去国内消费支撑的投资，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从而影响内需持续增长。而内需中消费率下降部分靠投资率提高来弥补，只会进一步推动出口，促使内需率继续下降。
(三)存在制约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内需率下降主要表现为消费率下降，消费率下降则主要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前者从1998年的59.6%下降到2007年的49.5%，后者从45.3%下降到33.8%。出现这一问题，与仍然存在制约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有很大关系。
1.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收入份额大幅下降，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提高，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总体特征。初次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份额从2000年的48.7%下降到2007年的39.7%，政府收入份额从15.3%降低到14.8%，企业收入份额从36.0%提高到44.5%。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份额从2000年的64.2%下降到2008年的57.1%，政府收入份额从19.2%提高到21.3%，企业收入份额由16.6%提高到21.6%。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既与处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快速推进阶段有关，也与这一时期我国投资、出口高速增长有关，还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要素分配中劳动与资本制衡机制不健全有关。再分配中，现有调节机制既没有矫正居民收入占比低且持续下降的局面，也没能很好地发挥缩小城乡居民、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对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收入分配格局起了“逆向调节”作用，比如，2010年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 091.9元，农村居民为452.92元，相差11.3倍，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人均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4.98倍。此外，现行税制还不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矛盾的作用，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使得普通工薪阶层承担了较多税负，以货物和劳务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造成税收负担由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转嫁，财产税、社会保障税还没有开征。居民收入差距大，高收入阶层拥有消费能力而缺乏相应的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拥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无相应的消费能力，必然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2.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20世纪90年代，我国打破了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教育、社保制度，但迄今为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统筹城乡、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城乡居民自行负担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而且影响其消费预期。在收入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成为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选择，2001-2007年，居民储蓄倾向从27.0%提高到39.4%，居民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6.8%提高到22.5%，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从43.5%下降到43.0%。
3.城市化“双轨运行”不利于扩大城市消费主体。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加之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一直很大，2010年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别为农村居民的3.2倍和3.3倍。加快城镇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尽管1995年来我国城市化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但走的是行政主导、粗放推动、“市民和农民工”双轨运行的道路。当前有2.5亿多进城务工农民加入城市就业队伍，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其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很难成为城市消费主体。
4.现行体制下政府和企业投资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压效应。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00年的19.2%提高到2008年的21.3%，但由于政府转型缓慢，政府收入用于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的15%左右攀升到2008年的38.5%，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财政支出比例由1998年的11.1%提高到2010年的16.3%。此外，地方政府还在利用出让土地等预算外资金及各种融资平台筹集建设资金。政府热衷于投资，将本应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大量用于经营城市、兴建楼堂馆所，必然减少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进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企业利用现行金融制度、户籍制度和资源环境管理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及污染等外部成本社会化的优势，并抓住2003年以来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机遇，扩大投资。在利润动机驱动下，企业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并想方设法降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压效应。
综上分析，由于存在制约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越来越依赖出口来消化，在造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同时，造成外需过大，最终引起内需率下降。
三、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需要把握的要点
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并采取了多种刺激内需的政策措施，然而在新世纪尤其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期内需率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就内需论扩大内需，对外需考虑不够，扩大内需和降低净出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二是扩大内需时主要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抓消费苦于没有抓手，但抓了投资一旦形成生产能力就会变成供给，就不得不求助出口来释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为了避免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长期化给经济健康运行带来不良影响，也为了避免再度为巨大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寻找出路而回到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更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一)扩大内需与降低净出口并重
扩大内需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规模实现，但如果放任净出口快速增长，就很难达到内外需求协调发展的目的，因此，必须降低贸易顺差。这既可以通过降低出口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笔者并不主张降低出口，其原因在于，出口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与经济增长反方向变化变成了同方向变化，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由对内需的补充成为能够独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8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已经与消费、投资形成“三足鼎立”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从表9可以看出，2002-2007年，出口、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分别提高了6个多百分点和2个多百分点，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9个多百分点。短短几年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出现后我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提高。
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及全面参与国际分工、最大限度获取“全球化红利”出发，笔者建议降低外需，而不主张降低出口，但必须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发现2002-2007年，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力下降幅度很大，而出口拉动力下降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引起的(见表10)。这表明在依靠低成本优势换取高出口的发展模式下，拉动同样的增加值，需要的出口量越来越大。无论从避免贸易摩擦，还是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看，都必须加快调整出口结构。
降低外需还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不同于当前出口加工行业主要为出口而进口，今后应实施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进口战略，围绕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国内经济建设的新需要来扩大进口，在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贸易平衡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提高国民福利供给水平，保障国内建设所需能源资源供给及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
(二)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增长质量并重
促进内需长期有效可持续增长，应将扩大内需总量与优化内需结构、提高内需增长质量结合起来。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提高消费占内需和总需求的比例；二是提高投资的质量，优化投资结构。
确保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至少不低于投资增速，是提高消费占内需和总需求的比例即消费率的前提。提高消费率还应加快促进居民消费，除了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完善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制度外，还要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将汽车、住房及休闲旅游、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家庭服务等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并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提升居民的消费品位。
投资质量不高，影响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尚未完成，未来保持较高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前投资高速增长是在投资质量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以规模换效率的结果。图2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百元投资所增加的GDP，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形成效果系数(即投资效率)处于下降状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应将提高投资质量放在重要位置，要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现投资主体逐步从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向民营企业为主转变。
第二产业投资占比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占比小，不仅影响消费结构升级，而且不能实现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最大化。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力，发现近年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领域投资的拉动力在下降，第三产业投资拉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最大且处于上升状态(表11)。这一变化趋势表明，调整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的投资，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可以更好地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图2 投资效果系数图(2010年为基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四、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围绕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基本均衡，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应在扩大内需规模的基础上，以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为目标，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机制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机制四大机制。关于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中短期来看，重点应将净出口率逐步降到2%以下甚至接近于0%，下降部分由消费率填补；为了避免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需要逐步调整投资率。从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看，需求结构出现以内需为主导、内需以消费为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还需一定时间，当务之急是加快完善四大机制。
(一)以改革对外经济体制和促进加工贸易转型为重点，加快形成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
1.加快外贸、外资政策调整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调整“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下调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制定扩大最终消费品、资源类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政策。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改革企业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为意愿性结售汇制度，放宽并逐步取消用汇限制，合理引导企业和居民的进口需求。
第三，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的各种潜规则，继续引导外资投向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
2.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围绕提高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本地配套、主体本地化比重，引导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由OEM(代工生产)向ODM(原始设计制造)、JEM(与品牌企业共同研发设计)、OBM(代工厂经营自主品牌)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富收入效应。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独立法人企业，鼓励其开拓国内市场，推动产业结构由外需型向内需型转变。
(二)以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为重点，加快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以“投资促进消费”为导向，以增加产业发展的就业和收入效应及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目标，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第一，加快形成以产业升级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探索既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就业弹性又大的工业发展模式，发展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兼容的制造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使产业结构升级步入创造就业和高收入岗位、助推中等收入阶层形成及适应、创造、引领居民消费的轨道。
第二，加快形成投资促进消费的机制。加大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保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关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中低价位商品房、城乡电网改造、农村道路、供水、信息网络、市场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投资。
(三)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完善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提高居民收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挖掘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
1.完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第一，建立要素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制衡机制，健全劳资谈判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探索推行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
第二，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进一步提高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水平，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第三，完善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拓展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城乡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第四，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建立综合申报和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尽快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第五，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全民分享机制。
2.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
第一，国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范围、最低供给规模和质量标准，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加以法定化。
第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进一步调整优化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增加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加快形成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三，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规范多元主体介入公共服务的路径和提供标准。
3.加快形成将农民工培育成为城市消费主体的体制机制。
第一，加快形成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含宅基地)流转，完善进城务工农民退出农村土地的机制；探索农村集体财产股份制改造，允许农民“持股进城”；引导各地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标准，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并逐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
第二，加快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的机制。
第三，开展“人地挂钩”试点。在同一行政区内或地区之间，实行建设用地增加的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挂钩，鼓励各地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四)以要素市场化和政府管理经济现代化为重点，完善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切实减少政府配置资源、控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消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规模投资的体制根源，大力促进民间投资。
第一，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被征用的农村土地回归其合理价值；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利率能够反映资金真实成本；建立切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探索开征环境税，矫正当前环境污染外部性没有合理解决而造成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成本社会化现象。
第二，规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整合地方融资平台，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试点，强化对发债使用和管理的监督；坚决制止国企尤其是央企大规模无边界投资的行为，加快推进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探索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益评价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第三，完善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打破民间投资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切实拓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在经济资源分配、财税等方面赋予民营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同时感谢俞建国研究员提供出宝贵的思想、意见和建议，并感谢刘泉红、郭丽岩、许生、相伟、刘惯超等人给予的大力支持。
①本文最终需求的含义与投入产出表中“最终使用”概念完全一致。
②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各生产部门消耗的中间投入部分没有区分哪些是本国生产，哪些是进口，假定二者完全替代，只在最终需求象限中有一个进口列向量，因而无法反映生产部门与进口产品之间的联系。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中间投入则分为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和进口品中间投入两大部分，反映了二者的不完全替代性。
标签：扩大内需论文; 净出口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长效机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 增长速度论文; 投资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