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起源论文,论文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地理学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但不只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还可以研究文学的起源、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历史、文学的构成、文学的传播等问题。从前我们对于文学的研究，往往是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特别是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而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存在严重的不足。空间当然不等同于地理，但与人类所生存的地理环境与地理空间存在很大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是不可想象的，而所谓“空间”，主要就是由地理(文学地理学所谓的“地理”，本质上就是“天地之物”，即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见的所有事物，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所构成的，大地、天空、风云、雷电、水文、气象、物候等，都是重要的地理因素。所以，空间对于人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超过时间对人类的影响。时间一般不易把握，从物理学上来说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从哲学来说是一种具象的存在；而空间却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生活在特定的空间之中，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因此，文学对于时间的把握往往可以体现出作家对于生命流逝的感受，而文学对于空间的认知往往体现出作家对于生命存在形态的把握。我们从前的文学研究并不注重文学产生的地理环境、作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文学构成的空间形态和文学传播的区域优势，致使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缺失，甚至影响到文学理论中对文学来源、文学发生、文学产生问题的认识水平。 文学地理学研究自古就有，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论史上，都有比较丰富的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述。但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步较晚，在西方大概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只是最近三十年才真正地丰富和发展起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创见。其中，对于文学的起源、产生与来源问题，文学地理学者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在西方，早在19世纪初叶，法国学者史达尔夫人就把欧洲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认为南北文学之所以存在巨大的差别，其根源在于它们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地理与气候区域，这些环境因素对于南北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史以来就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她并没有全面地论及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等理论问题，但从其主要的文学观点而言，则认为任何国家与民族文学的起源、发生与来源，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地域文化，文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就是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著名学者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里，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其基本内容、基本情调和艺术风格，总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与人种所决定的，这就是有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古代如《淮南子》、《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义》、《隋书文学传序》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只不过论述不太集中、地理意识不强而没有引起后世的特别关注。近代刘师培提出了著名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认为中国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与民风民俗等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见解，程千帆先生在《文论十笺·南北文学不同论》的总评中就曾经指出：“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东晋以来，南服已非荒徼；五代以后，中华更无割据。故学术文艺虽或有南北之分，然其细已甚，与先唐大殊。刘君此论，重在阐明南北之始即有异，而未暇陈说其终则渐同，古则异多同少，异中见同；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此其今古之殊，亦论吾华文学发展之地理因素所不可忽者也。且地理区分，于文学之发展，固不失为重要之因素，然实非决定性之条件。刘君此论，于吾国南北之殊，强调过甚，遂若舍此一篇，即无以解释周、秦以此文运之变迁，此亦一往之见”①。在这里，程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发展之地理因素，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可以唐为分界线，在先唐文学中南北差异较大，而唐以后的文学中，南北差异越来越小。程先生批评刘师培在论文学与地理关系时对南北差别强调过甚。我们觉得程先生的这个观点，是符合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基本事实的。这就说明地理与文学有密切关系，但不宜把地理看作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之条件”。程先生的观点，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重要论述之一。当代学者曾大兴教授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东、西方文学的差别其实比南、北方文学的差别还要大，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别，也是由于地理环境与气候环境之不同，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诗人作家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而学术界还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从以上学者提出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与特定的地理形态与地域文化存在密切的关系，文学产生的主体自然是人，而不同地区的人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不同的文学，是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对人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的文学作品之创作是通过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就是对作家的影响而实现的。因此，在文学的起源与发生的过程中，地理或地域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比起所谓的“社会生活”来更加重要，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而现有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对于文学起源、发生与来源的论述，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甚至重大的问题，因为文学产生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社会，作家也不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是文学的唯一来源，文学也不可能只是产生于劳动，更不是产生于游戏，相反，文学产生于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离开了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的支撑，民族的文学与地方的文学就不可能产生，而没有各民族的文学与各地方的文学，就没有所谓人类的文学存在。 在中国现有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学起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文学起源于人类的劳动，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样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几本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里。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批文艺理论家的相关论述。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第一章《文学与社会生活》，讨论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其第一节《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中，集中讨论了文学的起源问题。在列举了古人多种关于文学起源的观点之后，编者明确指出：“上述的事例说明，最初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它们或者是直接产生于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原始人组织劳动、鼓舞劳动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模仿的再现劳动生活的情景，以娱乐和教育本部落成员；或者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表现原始人战胜自然、争取丰收的理想和愿望。”②这里用的“来源于”一词，表明是针对文学的内容而言的，也就是说编者认为人类最初文学的内容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并讨论了这种来源的三种情况或三个方面。是不是原始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劳动生活”，可能需要做出辩证，因为所谓“劳动生活”的内涵比较稳定或固定，那就是原始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活动，原始人类的文学是不是都是来源于“劳动”或“劳动生活”？这个结论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同时，所谓“生产斗争”，则是一种在阶级斗争年代的特有表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时了。编者同时还强调指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原始社会的文学，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极明显的直接关系。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特别是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的联系，就不像原始时代那样表现得直接与简单，而是呈现出复杂曲折的情况。”③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呈现出了如何“曲折与复杂”的情况，编者没有更多的论述，而只是说明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文学与劳动生活的关系了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但是，这里开宗明义地提出“文学起源于劳动”，与刚才说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显然是不一样的表述。 文学是不是起源于“劳动”，下文再做详细的论述；而人类早期的文学是不是都来源于“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编者还明确地指出：“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为全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客观真理。”④编者还引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长段话进行证明。“社会生活”是指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生活形态，而“一切”与“唯一”这两个词，则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气势，它们的含义都是没有例外而全部在此，不需要任何讨论。人类早期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存在疑问的命题，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所谓的“社会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原始阶段是不是存在“社会”也还是一个问题。并且，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许多主题、题材都与自然相关，反而与所谓的“社会”关系不大，比如说中国最早的神话与传说，有哪些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呢？无论是“后羿射日”还是“嫦娥奔月”，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夸父逐日”，反映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的都是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然而，在这本重要的文学理论教材里，关于文学的起源也好、发生也好，文学的来源也好、内容也好，都没有涉及到自然与地理的问题，似乎文学只与所谓的“社会”相关，而与人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等没有任何关系，似乎也没有强调文学与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完全脱离了人所生存的重要基础与基本条件，显然，这样的关于文学起源与来源的论述，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在中国当下另外一本流行的《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教材里，与上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关于文学起源、发生与来源的认识有所不同，似乎表明中国当代学者对于文学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们认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一般的关系。编者这样认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为：文学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既是反映生活的产物，又是超越生活的创造。”⑤这样的表述从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还很辩证、很科学。然而，还是没有脱离所谓的“生活”是文学来源的论调，只是强调“文学”还“高于”生活，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所以，编者认为要认识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思考：“第一个是发生学的角度，思考文学从何而来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作为精神活动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生活，所以人们常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第二个思考的角度是价值论的角度，讨论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或者说，文学对于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是为满足人类审美的精神需求而存在和发展的，生成于主体对人生的审美把握，它要求必须以想象而不是摹写或复制的方式把握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又往往高于生活。”⑥首先，编者把从前学者所说的“社会生活”简化为“生活”，让文学所“源于”的对象更加宽泛，这样人们对之的理解也可能更加准确与科学；其二，编者认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生活，但并没有说“一切”与“唯一”，相比之下显然是有所进步了；第三，文学“生成于”主体对人生的“审美把握”，首次点明了在文学发生的过程中，“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价值与意义；第四，文学必须以“想象”的方式而不是以“摹写或复制”的方式反映“生活”，所以文学又“高于生活”，指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 显然，出版于上个世纪末的这本文学理论教材，比起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那本文学理论教材，在文学起源与来源问题的认识上有了很巨大的进步，因为这种论述在文学起源与发生问题的认识上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而也有了更为准确、更加科学与更为辩证的认识。然而，它仍然没有涉及到文学产生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似乎文学只与人有关、与人的生活有关、与人类社会有关、与主体对于人生的审美把握有关，而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气候环境、地理空间、地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显然，这不仅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学产生的根源与文学发生的动因。没有地理环境就没有人类的起源，更不会有人类的发展，文学是由人所创造的，没有人类也就不会有文学，所以地理作为根源与基础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通过人而实现的，具体来说是通过作为个体的诗人与作家而实现的，并且许多文学作品也产生于人对于自然地理的感知与认识，特别是在人类的早期，所谓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文体，首先是产生于人对于自然的感知与对于地理的认识，古希腊的神话以及其他各大洲的原始神话，都一再地说明了这样一点，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基本上找不出反证，对于人类其他成员的认识以及自我的认识，都放在后面，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们的许多文学理论教材却一而再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在一本以“本书编写组”署名的最新《文学理论》教材中，对于文学的起源则有这样的论述：“文学的发生，客观上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生理条件，主观上需要一定的心理条件。劳动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为文学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人类自身的审美意识也首先萌动于劳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⑦前面关于劳动与人的关系的论述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有的观点需要辩证：“劳动”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物质基础都是“劳动”提供的；“劳动”为文学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文学发生的客观条件并不都是“劳动”所创造的。同时，人类自身的“审美意识”也“首先萌动于劳动”，人类在“劳动”中可以有审美活动，但不在“劳动”的时候也许存在更多的审美活动，所谓的“游戏”与“娱乐”中的审美活动与审美内容，也许更加集中与丰富。在随后的“劳动与原始艺术的发生”这一部分，编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了“劳动是原始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因”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劳动为原始艺术的发生准备了生产主体；第二，劳动为原始艺术的发生准备了生产工具；第三，劳动为原始艺术的发生提供了主体需要；第四，劳动为原始艺术创造了形式和内容的早期范型。”⑧编者在这里说的是“艺术”而不是“文学”，显然转移了人们所关注的对象，以“艺术”代替了“文学”。文学是文学，艺术是艺术，虽然是相关的与相近的领域，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为文学离不开语言，而其他艺术则可以离开语言。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艺术”早于“文学”发生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劳动是原始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因”这个观点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劳动”要有专门的定义，因为并不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都是“劳动”。所谓“根本”，也就是说还可能有其他方面的、非根本的动因存在。在这本书中，编者同时也认为，“劳动推动了原始艺术的发生，但劳动本身毕竟与专门的文学形态尚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劳动中产生和发展了语言和审美意识，才为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推动力量。”⑨从“艺术”推及“文学”，承认“文学”并不等同于“劳动”，但在“劳动”中产生的“语言”和“审美意识”，为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这样的论述虽然不十分准确，但相比于从前的论述，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说明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与对于艺术的认识有了分别，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学与劳动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更加符合历史的事实，也符合文学艺术产生的实际。然而，在这本最新的文学理论教材里，也没有提到文学的地方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似乎文学只与劳动相关，只与社会生活相关，只与语言和审美意识相关，而与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生活的场景、人类的母亲自然及其地理基础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认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人类是在哪里“劳动”？原始人类可以在真空中“劳动”吗？他们的生理与心理可以独立产生与成熟吗？他们审美意识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劳动”本身吗？如果他们不“劳动”，他们只是散步与睡觉，人类的文学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呢？作家首先关注的还是自然地理与自然环境，而不是人类自身与人类的劳动，劳动只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与一条途径，而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自然与地理显然是他们生存的首要因素，因此他们不得不关注与探讨，大地天空、风云雷电、风花雪月等，不得不称其为人类早期文学的重要对象与主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影响甚大的一本文学理论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中，第二编《文学活动》第三章《文学作为活动》的第三节《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专门讨论了文学活动的原始发生问题。相比于从前的文学理论教材，这部教材的编者比较客观地认识文学的发生与起源问题，在一一回顾了文学原始发生的几种学说，诸如巫术仪式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发生说之后，还是认为“文学活动在发生学上的根本原因还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活动——劳动。劳动是文学发生的起点。”并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劳动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第二，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第三，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第四，劳动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并且着重指出：“将文学活动发生的劳动说与前已提及的诸说比较，劳动说包含了更多真理性成分”，“劳动说不仅是文学发生学诸说中的一种，并且还能合理说明其他诸说，因此‘劳动’说应受到更高度的重视。”⑩也就是说，本书的编者在比较了文学发生的巫术仪式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发生说之后，还是相对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说”更具有合理性与真理性，而部分地否定了前面的三种学说，这正好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怀疑从前关于文学起源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我们在此只需要辩证文学是不是发生于“劳动”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再去重复地辩驳其他的文学起源论。劳动是不是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称之为“劳动”，那么从哲学上来说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劳动”是不是包括人类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呢？显然并不是这样。吃喝拉撒显然不是“劳动”，谈情说爱显然也不是“劳动”，所以对于这一论断还是大可怀疑的。“劳动产生了文学活动的需要”，似乎是说只有在“劳动”之后人们才有了文学活动的需求，如果没有“劳动”则没有文学活动的需要，显然无论是在人类的早期还是现在，许多文学活动恰好是在没有“劳动”的时候发生的，与劳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在人类的早期还是现在，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也许不是“劳动”，在早期主要是对于自然的观察，在后来主要是人类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生活，说“劳动构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似乎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劳动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早期文学的形式比较简单，并且总是一种综合性的形态，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思维水平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受到限制，并不完全是由于“劳动”所制约的。所以，从这本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进步性与客观性，然而仍然坚持文学活动发生于“劳动”的观点，也没有认识到人所生活的环境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文学活动”的概念，不再像从前的文学理论教材里只是谈“文学”的发生与起源，也许显得更加客观与综合。 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表明，文学的产生与原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时开始，他们首先不是对自我的认识，而是对自然的认识，对于天地风云的感知占据一生中重要的地位。从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可以看出，表现自然的诗篇占了很大的比重，虽然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少，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诗作也不少，但相比之下表现自然本身的诗作更多。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来源”或“唯一来源”的观点是需要认真辨析的。首先什么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即人与人发生关系以后，在人类群体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这个概念和自然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命题，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社会”，显然与中国的自然山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涉及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社会”一词虽然可能包含着时间与空间，然而如果说“社会”与“自然地理”有着什么联系，则不合时俗。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概念中，只是就人类而言，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这是十分清楚的。那么，“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来源”的观点就是存在问题的，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的观点，则存在更大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我们还只是说“来源”的问题，而不是“起源”的问题，因为“来源”与“起源”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是说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从何而来的？一个是说人类的文学是如何起源，即如何发生的？前者是一个文学对象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文学本质存在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文学发生的问题，即最初的文学是如何起源的？是一个文学起源的历史问题。 我们在此要对相关的两个权威观点提出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首先，就文学的发生来说，文学不可能起源于“劳动”；其次，就文学的起源来说，文学也不可能发生于“游戏”。在人类的古代，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可能是反映劳动生活的，如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诗歌之一的《弹歌》，就是写劳动人民狩猎生活的，然而也有许多文学作品与劳动生活无关。如《诗经》的开篇《关雎》就是写爱情的，与“劳动”没有什么关系。屈原的《离骚》写诗人自我被流放的悲惨命运，似乎与“劳动”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劳动”即身体为生存而进行的运动为人类的直立行走提供了机会，“劳动”也促使了语言文字的产生，似乎文学就起源于“劳动”，因为“劳动”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不是所有的内容与方式，“劳动”也不是文学本身，甚至与文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说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劳动”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的发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为人类文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手与脑的条件，也创造了必要的心理条件，但文学并不就是因此而“起源”了，而“发生”了。同时，文学也不可能就发生于“游戏”，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总是为了生存而奔波，恐怕也没有条件进行什么“游戏”，既没有这样的闲心，也没有这样的手段。根据现存人类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来看，也很难看出有多少文学作品是产生于“游戏”。一些文学作品有可能产生于宗教仪式，但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宗教仪式，显然不是所谓的“游戏”。所以，“文学产生于劳动”与“文学产生于游戏”这两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权威的观点，只是揭示了部分文学作品产生的事实，而不可能揭示所有文学的起源。屈原的《离骚》是产生于劳动吗？是产生于他个人的劳动还是集体的劳动呢？《荷马史诗》是产生于劳动吗？是产生于荷马个人的劳动还是集体的劳动呢？显然，不是用一个“劳动”这样的词语就能够说明与概括所有文学产生的形态，揭示所有的文学艺术的本质。人类早期社会文学的发生与起源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 其实，最初的文学产生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人的认识以及对于自我的认识，而首先是对于自然的认识，而在对自然的认识里，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天地之物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于自我的探索。而所有的历史表明，早期人类种种这样的认识，与“劳动”、“游戏”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少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是第一位的，对于人类其他成员的认识是第二位的，对于自我的认识是第三位的。特别是在人类的早期即所谓的原始社会里，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表现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整个人类处于部落时代，所谓“社会”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社会的“边界”也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相反，作为个体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则特别敏感，对于他者的认识只是限于自我的群体，而没有现在所谓的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存在。即使是到了封建社会最发达的唐宋时期，山水诗、田园诗、隐逸诗也还相当出色，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山水游记作品也发展起来，并且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如果我们认为《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注》这样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或文学的早期形态，或者说是西汉以前的文学作品或与文学相关的作品，那就可以更加有力地证明文学的起源与人类对自然的关注存在更为重要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文学产生于“劳动”、文学起源于“游戏”的观点。当然我们所说的“早期”，也并不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原始时期，而是指中国文学历史上所谓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时期，即“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所产生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并不发生于“劳动”，也并不发生于“游戏”，而是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记录，产生于人类对地理的考察与探索。显然，它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品之一，虽经后世学者编注与阐释，但基本的形态却是保存了人类对于自然与地理的观察与思考，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宝贵的文学与地理文献之一。我们如何能够说它们起源于“劳动”呢？我们如何能够说它们起源于“游戏”呢？ 其实就文学发生而言，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有名的关于诗歌(广义的文学)发生的三种主张，即“诗言志”、“诗缘情”和“感物说”中，陆机提出的“感物说”最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诗言志”是指诗歌(也就是“文学”)产生于诗人(也就是“作家”)的胸中之意与心中之志，是诗人(作家)自我情感与思想的表达；“诗缘情”其实与此相似，强调的是诗人(作家)的自我的情感与情意，也包括了诗人(作家)的思想与观念。然而，所谓“志”、“情”是从何而来的呢？从人类早期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它们与诗人(作家)的自我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即它们所表现的自然是诗人(作家)自我心中的“情”与“志”；而每一个作家心中的“志”与“情”之所以产生，则来自于自然、作为他者的人类成员、诗人(作家)的自我三个方面，除此无它。而在这三个方面中，对于自然的感兴与认识则是诗歌(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内容与最直接的途径。“感物说”之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原因在此。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要讨论在文学的产生过程中，作家的自我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即文学产生时的三种形态。“感物说”揭示了作家对于自然的观察及其结果，是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产生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而所谓的“言志”与“缘情”之说，并没有揭示“志”与“情”的来源，而从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事实而言，作家对于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天地之物的观察，是十分重要的、独特的方式。 陆机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这就是“感物说”的最直接表达，表明中国伟大文学理论家之一对于文学产生的最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另一位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如说诗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与陆机的主张是相通的，甚至是相似的。占中国古代诗歌重要地位的山水田园诗，也一再说明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起源于诗人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感觉与体认，而不是起源于所谓的“劳动”。李白与王维的诗作足以说明这一点，李白的山水诗与天地等齐，王维的田园诗与日月齐光，更不用说陶渊明和苏东坡了。而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了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人类对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认识程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个人生下来，最早见到的可能是母亲，也许还有家庭的其他成员，这就是诗人(作家)对人的认识；然而，在一个民族的最古老文学作品里，直接表现父母与家庭成员的作品似乎不多。人类早期文学中对于自我的表现，存在种种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则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而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则是到了魏晋时代了。然而，人类各民族文学中对于自然万物的表现，则是文学中最为古老的主题；就是在表现人类自身命运的作品中，自然与地理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感物”作为人类早期文学起源的重要根据之一。陆机本人的诗作，足以说明他的“感物说”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我们来看一看《赴洛道中》其二：“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这样优美而深厚的自然诗篇如何可能来源于“劳动”？又如何可能来源于“游戏”呢？它是诗人陆机在赴洛阳途中所见、所感、所悟、所思。 文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类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世界文学史》，对于人类各部分早期文学形态有所描述。《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在《本卷总序》的第三节《语言艺术的产生和早期形式》中指出：“语言艺术的产生大概晚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因为它的材料、它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是言语。当然，一切艺术只有在人们掌握了清晰的言语以后才能产生，但是语言艺术的产生要求语言的交际功能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要求语言具备相当复杂的语法词汇形式。最早出现的大概是造型艺术。”(11)编者在此指出了文学产生的条件之一是语言，并且是比较成熟的、具有表现力量的语言，显然语言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然而每一个有语言的民族往往都生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而他们的语言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存在最直接的关系。文字的发明也同样是如此，世界上存在的几大语系之所以如此，并且总是以地域来命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这本书中，编者并没有直接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可是在下面的篇幅中分别重点分析了人类的各地区、各部落的舞蹈、戏剧、歌谣、史诗、原始抒情诗、神话、童话等是如何产生的，以此说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文体产生于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编者也认为文学与艺术的产生与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它所提供的条件有重要的关系。 在第一编中，编者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这些‘舞台’是三个文化—历史区域：欧—非—亚地区及其三个中心——尼罗河河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间地带、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亚地区及其中心印度河流域；东亚地区及其中心黄河中游地区。这些区域的民族在历史上开始活跃的时间各不相同。第一区域开始形成文化—历史生活为时最早，在公元前4000年；第二区域稍迟，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交；第三个区域更迟，在公元前2000年。”(12)虽然这样的论述对于我们中国是不利的，因为它认为在三个重要的地区中，黄河中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是最迟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我们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文学的起源与发生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是有重要关系的。首先，本书的编者认为艺术的起源比语言文学要早，因为文学的发生需要在语言和文字产生以后，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则需要文字记载下来，所以没有语言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文学，但可以产生艺术；没有文字的时代不可能产生文学，但可以产生艺术。所以原始艺术比原始文学产生要早的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也许有的人认为原始社会肯定有口头文学的存在，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发生情况，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我们也难以认识其真实形态。同时，所谓“口头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一种文学形态，而只是一种文化形态。其二，从世界范围来讲，文学的起源是不可能同步的，各种体式也存在不同的起源方式，编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是根据不同的地区所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地理信息而论述的。其三，人类最早的文学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地区，不仅有时间上的前后，也有内容上的区别。欧、非、亚的三个不同的河谷地区所产生的文学是不一样的，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所带来的结果。由此可说明《世界文学史》第一卷的编者拥有文学地理学的相关观念，并有对于世界古代文学史区域划分的思想，所以本书的论述就有了合理的逻辑结构与科学的叙述方式，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与科学品质。 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于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对文学发展的认识以及对文学构成形态的理解，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产生于“劳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发生于“游戏”被认为是古希腊思想家的观点，长期以来国内很少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也少有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与科学性。然而，我们在研习文学史的过程中，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却发现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神话与传说、散文与诗歌，与人类的“劳动”、“游戏”并没有什么联系。正是因此，我们才提出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与人类早期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的观点，提出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主张，由此而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由各地方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而形成了所谓的世界的文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是相当初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也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作为支撑，期待各位的批评与指正。 注释： ①莫砺锋编：《程千帆选集》(上)，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488页。 ②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③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④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⑤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⑥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⑦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⑧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59页。 ⑨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⑩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1)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2)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