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研究机构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甘宁边区论文,刍议论文,研究机构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1)06-0050-05
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民族理论的形成期和民族政策的初步实践期，对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延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的形成和民族政策的科学制定，与这一时期党的大批民族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有直接重要的关系，这些民族研究机构艰苦的理论研究为党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研究这些机构的形成和主要理论活动，对于研究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延安时期党的民族研究机构的问题，目前缺少专门论述的文章，但仍有学者将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机构列入民族宗教的总体研究中加以集中表述。如郭林著的《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关系》，青觉著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都介绍了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和成果。本文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着重探究研究机构在建制和人员上的传承关系，分析评价研究成果，从而揭示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在党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一、民族研究机构兴起的背景
延安建立民族研究机构、开展民族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日本占领了内蒙古东部，侵略威胁已深入蒙古西部，特别是还策划对回族地区的侵略，妄图占领整个大西北，从而灭亡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蒙、回民族问题变得十分严峻。而国民党继续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公开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还在“防共反共”的政策下，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后就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做出决议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延安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对这些决议的实现。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深感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开展民族问题研究对党势力的扩大和西北边防都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抗日民族政权的东征和西征，直接面对的是蒙、回民族，同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蒙、回民族共同抗日也成为党中央的首要任务。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1]595～596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抗日民族纲领。研究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民族问题的研究也为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陕甘宁边区复杂的民族地理环境也迫切需要对民族问题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陕甘宁边区区域最大时，北到长城，与内蒙的伊克昭盟相连，西到六盘山，与回族聚居区相连。而且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和陇东分区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三边分区的定边、盐池是蒙回汉民族的杂居地，以及城川、安边、神府等地都有较多的蒙古族人民。自陕北和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边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逐渐增加，除了当地的回族、蒙古族，原来往来边区经商的回民许多居留下来，而大部分还是在抗战后从周围的甘肃、宁夏等地迁入边区的回民，还有许多是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回、藏、彝、苗、瑶等各民族干部、战士和抗战后奔赴延安的各民族青年，再加上抗战期间在延安的印度、朝鲜、日本、美国、苏联、马来西亚、泰国、犹太、日本、安南等外籍人士，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成分多达18种。[2]128这为民族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从局部说，陕甘宁边区不仅和蒙、回民族毗邻，而且主要是蒙、回民族的聚居区；从全局说，大后方的西北五省，几乎尽在回族势力的笼罩之下，内蒙古地区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回、蒙民族的政治倾向和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了陕甘宁边区和整个大后方的安危。研究民族问题，尤其是研究蒙、回民族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虽然国共之间仍有摩擦，但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和平时期。同时，由于对日寇的有效抵御和黄河的阻挡，日本帝国主义也未能进入陕甘宁边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倡导研究历史，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和学校，加之由于战争等原因延安来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求学报国的青年，这些都有利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民族研究机构的组织沿革
延安时期对民族问题研究的开展是伴随着一定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的建立。延安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一是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延安民族学院研究部和西北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其中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存在时间比较短，西北局少数民族研究室附设在延安民族学院内，因此和延安民族学院研究部实为一个机构。这些机构在建制、人员和学术研究上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1938年底，中共中央设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以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等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为了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西工委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和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成员有王铎、周仁山、孔飞、牙含章、秦毅、沈遐熙等。这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系统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开始。[3]452各项工作从无到有，当时参考资料只有一些马、恩、列、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请何干之拟了一个关于研究马、恩、列、斯民族理论问题的大纲，包括马列主义论民族、民族运动、民族问题的提法、民族殖民地问题、基本政策、马列论民族的发展(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是怎么讲的)等，并特派刘春去国民党统治区西安各书店购买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书刊和资料，还组织了三次实地调查研究。1939年5月初，派王铎到伊克昭盟的7旗1县考察，历时半年，1940年5月，又派孔飞等去绥远土默特旗(敌占区)考察。1940年12月，由王铎等率领，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到伊克昭盟一带考察，这次考察后李维汉鼓励大家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4]
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是初创时期，但也是民族研究机构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政治相对稳定，有利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因此，这一时期民族研究机构所开展各项学术研究活动最多，成果最丰富。1940年4月和7月为党起草关于回蒙民族问题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撰写了7篇论文，发表在《新中华报》、《解放》等报刊上，主要是宣传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观点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批判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压迫政策。还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社会经济》统称为“民族问题丛书”。其中《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1945年山东的鲁南、渤海两地先后翻印，建国后由民族出版社于1958年和1980年两次再版。《蒙古民族问题》一书于1946年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蒙古社会经济》一书由于战乱最终遗失。还有《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宁青》(上、下册)、《抗战中的绥远》、《哥老会与青红帮》等书，介绍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少数民族状况，分析了这些地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这些书都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
除了开展学术研究外，学者们还积极参加民族团结工作。经中央同意，在西工委组织领导下，1939年6月，参与迎接成吉思汗灵柩的活动。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了“回民救国协会”；3月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7月，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举行了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活动；10月份延安清真寺建成，并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延安回民食堂也开业了。1941年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分别在关中、陇东、三边成立分会，回民文化促进会也在关中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关中分会；9月，又组建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
(说明：引自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年)，1994年内部资料，第41页)
1941年7月，西北局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贾拓夫领导，下设研究室，刘春为主任，研究室人员有牙含章、孔飞、克力更、乌兰等，这是在西工委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的。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后，下设研究部(后改为研究处)，刘春及研究室的同志被调到了民族学院研究部，刘春为研究部部长(后改为处长)，人员增加了马寅(回族)、董英(高鲁峰)、韩戈鲁、海明、刘元复(关起义、蒙族)、包彦(包正言、蒙族)、吕林等许多蒙回干部，研究部下设蒙、回、藏三个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宗教、风俗和党的民族政策，并担负教学任务。1942年1月，西北局成立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附设在延安民族学院内，其实和民族学院研究部为一个机构。由贾拓夫负责，这主要是党为了再次加强对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导而设立的机构，负责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主任为刘春，增加了一个副主任乌兰夫，其他的基本和以前一样。
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存在时间短，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也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1942年3月底4月初民族学院进行了一次工作检查，紧接着就是整风运动，加之研究人员承担着一些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所以这一时期虽然订立了六个月的工作计划，(具体情况见表1)但完成的并不多。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计划中有过去已经进行但未完成的工作，也有新的任务，此外，还为东方反法西斯同盟代表大会写了介绍中国的蒙、藏、苗、夷、维、满等民族概况的七篇文章，约两万五千字至三万字，其中五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还编辑了纪念成吉思汗专刊一期，写稿约3万字，保存了少数民族材料48件。
三、民族问题研究机构的影响
延安的民族研究机构在短短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为党的民族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延安时期党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重点突出，涉及面广，具有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特点，这实际上成为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识别工作的先声
延安时期党主要对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蒙、回民族进行了重点调查研究，分别组织了三次对蒙回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写了一大批调研报告和论著，如“伊盟及宁青蒙旗武装调查”、“蒙旗教育现状调查”、“1940年蒙古情况调查”[5]52、《青藏调查记》、《乌审旗调查》、《土默特旗调查》、《回回问题研究》(1940.6)、《回回民族问题》(1941.4)、《蒙古民族问题》(1944年底)等，这主要是适应积极动员地处抗日前线的蒙、回广大人民投入抗战、争取民族解放的迫切需要的。但中国共产党并不只限于这一两个民族，还涉及其他更多的少数民族，如石国保的《简谈中国苗族》[6]，韩晋的《藏族和西藏》[7]，韩戈鲁的《唯吾尔》[8]，朱青的《西康宁属的夷族》[9]等。有学者统计当时他们直接提及的民族称谓已经超过60多种[10]，学者们从少数民族的称谓、种类、人口、分布、族源、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如朱青的《伊斯兰教的婚姻》[11]，何承华的《抗战中的甘宁青》(上、下册)、《抗战中的绥远》都介绍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地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民族识别的先声。
(二)延安的民族学者为党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并且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延安的民族研究机构是因形势需要而设立，是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中共中央机构的下属单位，其主要任务就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为武器，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研究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情况，从而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从大的方面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总纲领，但针对陕甘宁边区的蒙、回民族的可实现的具体的民族政策则是由民族问题研究室来的制定的。如1940年4月和7月，《关于回回民族问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并付诸实施。其中《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在分析蒙古民族抗战态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的可能条件与基本政策以及10项25条具体的政策。《关于回回民族问的提纲》分析了回民的特点和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团结回民共同抗日的11项24条具体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涉及面广，包括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武装斗争，改善人民生活，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教育等等，而且切实可行，如对蒙回民族都提出了在蒙回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应设置由当地蒙回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与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蒙回汉之间的关系。之后在边区内都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乡，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民族教育中都设立各级学校的政策，从1938年到1945年间，边区内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3所蒙民小学，还创办了民族学院。宗教信仰自由中有保护清真寺的规定，延安专门建立了一个清真寺，还从关中请来了马阿訇，并由毛泽东亲自书写了“清真寺”三个字。这些都表明延安的民族学家针对蒙回民族不仅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而且促进了民族政策的实践与发展。
延安的民族学家还注重选择体现时代要求的课题进行研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助手作用。如海燕的《抗战中的冀中回民》[12]、关烽的《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13]和《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14]，罗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15]，刘春的《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16]和《怎样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图存》[17]等。
(三)开展了民族团结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学者们开展的民族团结工作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典范。当成吉思汗灵柩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近万人举行了盛大的迎灵活动。蒙古文化促进会、成吉思汗的纪念堂、陈列馆的落成，这使延安的蒙古人民有了宗教活动和集会议事的场所，也为延安人民提供了了解蒙古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机会，此后每年在纪念堂都举行成吉思汗的春季公祭，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才停止。在边区，各族各界如此隆重纪念成吉思汗是史无前例的，这是蒙古民族的最大尊重和鼓励，也是边区实现民族平等，推动团结抗日的充分体现，它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争取蒙古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在对待回族的工作上，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回协)、回民文化促进会等等，回协负责争取和团结陕甘宁边区的回族人民，在回族中大力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外，西工委还做了大量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工作。
(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的发展，为新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是党历史上第一次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唯物史观来系统分析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的时期，促进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它从回族的来源、分布、历史状况、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现状、回族解放的出路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和团结回族的各项政策。关于回回问题是否是民族问题，在当时还有过争论，牙含章认为回回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人信了回教，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拿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衡量，回回即使不是汉人也汉化了，不完全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他和刘春各自写了报告，在西北工委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再次肯定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回回民族问题》也是从此问题上立论的。同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针对回族实际的正确的主张，是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该书是全面介绍党对回族问题新认识的比较早期的优秀成果，树立起一座回回民族研究的丰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创新价值。正如尹达在评价西工委工作时所说：“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反过来，它又指导着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进步。”[18]406
(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民族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干部
延安时期培养起来的民族学家成为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骨干力量。李维汉在建国后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民族和宗教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政策，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乌兰夫、刘春、牙含章、王铎、宗群、孔飞、沈遐熙、克力更、高克林、周吉、潘占云等人也长期担任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者，对新中国蒙、回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建立，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与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如藏族的天宝、扎西旺徐、孟特尔、蒙古族的布赫、潮洛蒙、云曙碧、云曙芬、云成烈、云照光、塔拉等。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巨大作用。
处在革命和救亡时期的延安民族研究机构，最大程度的整合了有限的学术资源，集中体现了马列主义民族史学研究的风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正确民族政策的制定，同时也加强了民族团结，在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史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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